天 鉴——小城文革乱象录

夏兰秋菊

          第十六回     女社员惨被批斗     带屎口罩哭天喊地
                    “反革命”横遭折磨   坐尖木橛喊爹叫娘

    诗云：
    农民心性本善良，奈何行凶似虎狼？
    旷古未闻坐尖橛，此情此景足堪伤！
    却说上回说道户县余下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共株连了360多人的“卫国救义军”大案，直到改革开放，方云住雨歇。那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恶贯满盈。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极左阴云终于逐渐消散，“卫国救义军”假案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开始群体多次向中央、省、地、县和惠安化工厂反映，要求对此案彻底平反。这一案件终于引起了省委领导同志的重视，1978年9月21日，在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下，省信访室召开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座谈会，决定对此案彻底平反，研究了对平反和遗留问题处理的具体措施。
        1978年12月22日，户县县委和惠安党委在作了大量的调查和善后工作后，做出了《关于对〈卫国救义军〉现行反革命集团假案的平反昭雪决定》，决定指出：
    一九六九年三月至一九七零年十月清队运动期间，以国营惠安化工厂、户县余下、涝峪等地区为中心，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株连干部、职工、人民群众360余人的所谓《卫国救义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套入此案之中的《肖魏敌台案》和《盗窃九大机密文件案》在内）是由国营惠安化工厂当时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政治纲领，搞清队扩大化的影响下，主观臆造，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现予以彻底的平反。
    《决定》宣布：对于强加给此案受株连的所有人员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因此案遭受迫害、含冤而死的同志，按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逝世予以结论，彻底平反，公开昭雪，并参照因公死亡待遇处理。就连那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陈昆岗也以病故结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了妥善处理；对因此案受迫害而致病、致伤、致残及造成其他遗留问题的，也在确实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政策，妥善、慎重加以解决；对因此案搜查、抄家、隔离审查时，丢失和损毁的财务，要认真查找，如数退还，损毁和找不到的，要追究责任，依据情况，适当补赔。
    《决定》还宣布：对因此案被隔离审查，造成的误工损失，原属职工者，补发工资；是公社社员或无职业居民者，根据实际情况在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助；对因此案形成的一切材料，全部销毁，所谓的本人交待材料一律退还本人；对因此案被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发函或派人去消除影响，清理档案，尽快予以解脱，并做好安慰工作。
    《决定》还庄严宣布：对当时参与办理此案的工作人员中，那些目无法纪，参与策划制造假案、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进行阶级报复、挟嫌报复，及一贯搞打砸抢、残害人民群众、后果严重的坏人，要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其罪恶，绳之以法；对那些犯有错误、轻度违法和尚属年轻无知的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思想教育，提高觉悟，分清路线是非，承认错误，一般不追究个人责任，但对于那些至今仍坚持错误立场、态度顽劣或继续干坏事者，则要严肃处理。
    此后，户县县委和惠安党委组织专门机构，作了大量慎重而细致的工作，对那些制造假案的责任人作了严肃的组织和法纪处置；走访、调查了上千的知情人，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不但对此案的受害者作了平反结论，而且实事求是的为压在这些人身上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因此案冤死的，对家属子女作了妥善的抚恤安置；对受害者已下放农村或赶回原籍的家属子女予以收回，使他们回到了亲人们身边；家属原来有工作的，恢复其原工作；子女无工作、家庭生活有一定困难的，给其子女也妥善的作了安置。那个套入此案的《肖魏敌台案》的主角——肖惠芳，终于真正成了人民的一员，她不但得到了彻底的平反，而且恢复了原在祖庵医院的工作权利，作退休处理。她的所谓“海外关系”后来也得到了澄清，她的那些亲属，在国外的都是些爱国人士；在国内的有好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对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这里我们要提一下此案的另一主角——魏宏钧，他平反以后，调入户县人民银行，后调进西安市农行。他放下了一切政治包袱，焕发了青春，认真钻研金融专业，掌握金融基础理论及专业技能，终于成了一个著名的学者、企业家。
        1978年，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一年，那些受尽冤屈的人们，终于卸下了身上的政治包袱，轻装上阵，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对国家、社会做出回报和贡献。至此，这个曾震动陕西省的特大假案才终于圆满的画上了句号。此是后话，搁下不表。
    却说当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县城各单位进行的是如火如荼，在农村也是十分的闹热。在户县西北方向十来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100多户农家，600多人，种有600多亩地。村子虽小，却历史悠久，相传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前，格姓人居住在此，所以村子就叫格家庄。多少年来，格家庄的人都是勤劳俭朴，民风醇厚，善良好客，邻里和睦。解放以后，不管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还是后来公社化后的大队，全村都是一个大家庭，相安无事。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村子的人们就变了样，你争我斗，乱揪乱批，本来好端端的村子，从此不得安宁。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格家庄也成立了专案组，开始揪斗有历史问题和各种问题的人。夏忙后，运动进入高潮，有人写大字报揭发57岁的女社员吴秀珍偷盗生产队的黄豆和棉花，本来，这事很容易弄明白，即就是这是真的，也就是批评教育的事，但专案组却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吴秀珍揪出，对他进行了多次大小会批斗。大队纠察队长郑志会，给专案组头头阎某某写大字报，说阎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要揪阎某某落实问题。阎某某知道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连夜和大队与自己走得近的其他干部商议，安排部署，第二天早晨，即将郑志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和他母亲49岁的许云芳以“母老虎”罪揪了出来。这“母老虎”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罪名，可算是这个大队的一项特殊发明。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发现社员阎清俊家里的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上的毛主席像被人挖了眼睛，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政治大事，专案组反复追查，追来追去，追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张雪雪的头上，经反复施加压力，这个女孩承认是吴秀诊唆使她干的。专案组立即把吴秀珍抓到大队，严刑逼问。吴秀珍一个老太婆，能有多少扛劲？三下五除二就承认是她叫张雪雪干的。专案组并不满足已取得的重大战果，乘胜追击，迫使他承认了专案组发现的一户社员家里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的毛主席像眼睛被挖也是她干的。战果越来越大，专案组成员个个干劲倍增，兴奋异常。他们继续深挖猛攻，追问吴秀珍她的后台是谁？吴秀珍无奈，只得供出它的后台是许云芳。当时，最能使对方置于死地的办法，无过是发现他（或她）在毛主席身上的“现反”活动，于是，专案组便立即对许云芳进行严刑逼问。后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把这俩名妇女关在村子一个庙里，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此后，这两名妇女便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反复多次批斗，大队专案组和纠察队在批斗时使用了多种手段，罚站、罚跪，用树条条、树棍棍、三角带、扫帚条条和皮鞭等毒打，直打的这两个倒霉女人喊爹叫娘，哭天喊地，但专案组的成员阶级觉悟很高，并不为这俩“阶级敌人”的哭叫和眼泪所迷惑，继续加大力度，穷打落水狗。有的人给许云芳背上压胡基，脖子上挂胡基；有的还给牌子上写侮辱人格的话，挂在吴秀珍的胸前。这些残忍的做法发生在从来纯朴善良的农民身上，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更残酷的做法还在后面。
    一天晚上，月色朦胧，批斗会上的灯光照的刺人眼目，大喇叭高唱着革命歌曲。会场上人头攒动，争着看专案组把原党支部书记和两个“现行反革命”女罪犯押进会场，一场极为野蛮、残酷的批斗会开始了。批斗会上，一个女青年正在批判发言时，突然拿出一个锨把，狠力向许云芳裤裆戳去，当即将许戳倒。原来这个女青年过去在田间劳动时，和许云芳发生过争吵，所以借此机会进行报复。这下会议进入了近乎疯狂、愚昧的批斗进程。在专案组阎某的煽动下，几名男女用白布做了口罩，从污水池和厕所操来青泥和粪便，抹在口罩上，几个人捺住许云芳，把屎口罩给她戴上。又有几个妇女在厕所操了粪便，抹在口罩上，也给吴秀珍戴上。两个被批斗的妇女戴上屎口罩还不够，一个女的高喊：“吴秀珍爱骂人，给她楔个木橛叫坐上！”接着便叫儿子取来木橛插在会场地上，立即有好几个妇女拉吴秀珍向上坐，因木橛没有插稳，倒了。几个人又重新插好，强拉吴秀珍坐上。许云芳也难逃厄运，同样被众人拉住强捺着坐上木橛。在这两名妇女遭受如此酷刑时，大队有一名党员干部不但不制止，还在许云芳屁股上踢了一脚，并用手摇许的肩膀叫坐好。本村一个在国营惠安化工厂当工人的，也来凑热闹，扑上前来在许云芳的肚子上踢了一脚，疼的许在地上打滚。这时会场一下乱了起来，有哭的、喊的、骂的、闹的，会议已开不下去了，会议主持人便紧急宣布散会。那被整的两名妇女已几乎昏倒在地，不能起来。其家人用架子车拉了回去。吴秀珍身子还算硬朗，没有找医生治病，自己买了些补药吃了一下。那许云芳坐木橛可受了亏，当场晕倒不说，而且据说阴道出血。当时，哪有人权和证据之说，吴秀珍和许云芳因坐木橛导致身体到底吃了多大亏，后来怎么也弄不明白。
    格家庄的人怎么了！他们之间到底有多么深的仇恨？为什么使用这样残酷的手法整人。后来调查，在这场批斗会前的预备会上，只是研究了布置发言人和发言批判的问题，并未有什么组织人抹屎口罩和楔木橛的预谋和布置。但整人的蓄意早在一些人的心中存在好长时间了。平心而论，这些整人的人也都是一些好人，并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平时和吴秀珍和许云芳有些过节，但他们都在“革命”的口号下昏了头，借机泄私愤，搞报复，于是便发生了这样残酷整人的事。
    正是：
   “革命”口号嘴上题，正是报复好时机。
    民风凋敝足堪叹，雾遮山暗雨凄凄！
    不知吴秀珍和许云芳到底如何，请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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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十七回    老贫农口无遮拦，    讲真话毫不顾忌
                        “反革命”帽顶扣牢      遭刑罚身陷牢狱

    诗云：
    特殊年代人要活，假话还比真话多。
    堪赞矍铄一老农，敢为真理背不驼！
    上回说道许云芳、吴秀珍被批斗，身体受了大亏，但那是“革命行动”所为，一介村姑，有何办法？只得忍辱含屈苦度时光。不觉到了1978年，那狂乱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对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在户县全面开展，许云芳的家属多次对过去“清队”时发生在许身上的残酷行为进行反映，要求组织处理。这年12月，当时的玉蝉公社党委组织了四位同志，先后两次深入到格家庄，在基本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对许云芳、吴秀珍政治上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在经济上给许云芳、吴秀珍补贴了几十元钱和几百工分。对有关人员如原文革会主任、原专政队长、原专政队员等进行了批判，还分别罚了5元到10钱和几十工分。对参与整人的一些社员也分别罚了几元钱和几十工分。这样处理以后，吴秀珍同意公社处理，但许云芳的家人却认为处理不公，多次向人大常委会和省、地领导提出书面申诉。
    对此案件，户县县委非常重视，决定从县级有关部门抽出三名同志，从公社抽出两名同志，于1979年7月27日再次深入到格家庄进行调查，共用了14天时间，彻底查清了文革中这一整人的全过程，弄清了事实真相。
    这次调查后户县县委常委认真讨论了这一案件，认为：
    ……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践踏党纪国法，对许云芳、吴秀珍在清队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许、吴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迫害，身体上受到摧残，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乱纪案件。
户县县委决定给格家庄大队涉及责任的有关党员干部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留党察看处分，并增罚钱款，用于对许云芳家属补助。至此，这一案件才划上了句号。此是后话不提。
    却说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一个酷热的日子，陕西省户县大王公社卓南大队的戏台下，人头攒动，这里正在召开公捕大会。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汉被押上台来，五花大绑，汗流满面。他叫阎如智，52岁，本大队人。他被宣布犯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
    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阎犯于1966年至1968年6月期间，在本队柿园、办公室等处，竟敢恶毒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破坏大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反，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歌功颂德，阻止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表彰地、富阶级，充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真是反动透顶。
阎如智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是怎样攻击毛泽东主席、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我们不妨沿着阎如智的人生轨迹，回到那一片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去回顾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
    却说这卓日村，乃是晋时东晋大臣习凿齿被前秦符坚掳来，后所住之地，久之自成村落，因名凿齿村，上世纪50年代末，不甚重视其文化渊源，因方言口语之故，后文件中竟称之为卓日村，几十年后方才改正，此乃后话不表。
    却说那阎如智其实是个不知名姓的孤儿，从小从周至县讨饭流落到户县凿齿村，被养父母收留，姓了阎，起一个小名叫“北瓜蛋儿”，解放后才起了个官名叫如智。养父母家里也十分贫苦，他十几岁就被出壮丁，受尽了苦难，也成了作庄稼活的全把式。解放后，他彻底翻了身。因此，他对共产党充满了热爱，处处事事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不管是办互助组，还是办农业合作社，他都积极走在前边。办事公道、为人正派，所以深得群众的信任，一直选他当干部。他也一直把集体的事当自家的事来办，认真负责，毫无私心。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文化，心眼太直，俗话说的是“直杠杠脾气”，不会曲里拐弯，不会看眼色、拍马屁、见风使舵，看到不对的人和事，就要说，而且想说啥就说啥，从不顾忌，人们背后都叫他“老北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阎如智对乱斗、乱批、乱抓，社会一片混乱非常不理解和不满，出于他的秉性，常常不看场合、不顾影响，用他那农民的直率，直言无忌，对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红卫兵“大破四旧”时，把群众扎的红灯都收去烧了，他就很反感地说：“天安门上都挂红灯呢！为啥收社员的？”红卫兵在村子里乱收“地、富”的东西，他气愤地对这些人说道：“红卫兵收人家的东西，给人家退了。不退，小心打你的X着！”他还经常愤愤地说：“毛主席看把世事弄成啥了！”1967年6月18日早晨，公社一干部在卓南大队和许多社员在地里种玉米，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阎如智不平地说：“毛主席为了把中央一些人打下去，把这些学生豁起来胡闹呢！”这名干部严肃地指出这是反动言论，阎如智竟挺起身子，大声说：“把我的锤子咬了！”
    他在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就和当时的宣传完全对立。1967年春，大队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阎如智当会就站起来表示反对，他说：“要批判刘少奇，我看先批判毛主席！毛主席错误比刘少奇还大，我看刘少奇没有啥错误，刘少奇闹啥总得通过你（指毛主席）。”
1967年秋季，阎如智在学校门前当众人面公开说：“毛主席是正的，刘少奇是副的。刘少奇搞错了，你正的也有错！”
        12月的一天，阎如智又在学校门前，当着十几名正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说道：“你这伙光闹刘少奇呢！咋不闹毛主席呢？害怕把你的饭碗拌了？”阎如智在地里劳动时，经常“大放厥词” ：“现在刘少奇倒霉了，都说刘少奇不对！都是刘少奇的错误。我看还是怪毛主席。” 又说：“毛主席也害怕死，一心想把刘少奇弄倒。刘少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把中国叫你一个人掌握了，就心平气和了。” 一些胆小的人劝他再不要胡说了，他竟然用农村粗话骂道：“锤子！你把我拿枪打了！把我锤子咬了！”  他还经常给群众说：“毛主席说来刘少奇游街，我也要去游街。”  这年又有一次，大队在办公室召开干部会，有人提出要批判刘少奇，阎如智在会上即极为反感地说：“瞎咧都是刘少奇来，狗巴的都赖刘少奇巴的。”
        1967年4月初，县上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这个大队召开大小队干部会议，阎如智在会上很公开地说：“现在是青年的嘴，成年的腿，只有地富干的美！” 曾有多次，大小队干部在办公室开会时，会前学习毛主席语录，阎如智就大声反对，说：“再学我就走呀！” 大队给各小队发毛主席语录，阎如智又反对说：“发那作啥呢？就没有人学！”
    我们现在来看阎如智的这些言论，确实有些欠妥，但他说的也确实是大实话，也是许多群众当时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地随声附和，但也都心照不宣，心里是很同意这些话的，所以，阎如智说归说，并没有人私下把他的话反映给上边，队上的干部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人把他怎样。但下边的一件事却使人拉不离手，非得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不可。
    1968年的6月，正是三夏大忙时节，麦子堆在场中，棉田草长老高，许多农活在等着人去做，但县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把所有的青壮年召集在办公室举办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阎如智作为队长，眼见时节不等人，再不抢种抢打，庄稼就要受损失，他已请来了拖拉机在场上准备碾麦，但一伙青年人却坐在凉房下“学习” ，场里、地里都不见人，便气不打一处来，倔脾气就上来了，在街道上、在办公室门口大喊大骂起来：“开他娘的X呢！开会呢！”“把他娘X咧！开X呢，开会呢！”  “办他妈的X呢！把精小伙子放在办公室学习呢！” “办这学习班X他妈！” 老汉这一通骂，虽然把会搅黄了，但也把县上的领导干部惹恼了，认为这是一件拉不离手的重大政治事件，阎如智竟然胆大包天，公然谩骂伟大的领袖，反对群众学习领袖著作，这还了得！必须严加惩处。于是很快就有专案人员对老汉的以往言行进行调查，形成了阎如智“现行反革命”的单行材料。材料把老汉好多事都罗列成了“罪行” ，如老汉在解放前曾因迷信参加过一贯道的事也被追究出来。老汉在抱孙子的时候，常念农村几千年传下来歌谣：
    咪咪猫，上高桥。
    金蹄蹄，银爪爪。
    上树去，逮鸟鸟。
    扑楞楞，都飞了。
    看把老猫气死了。
    这首民谣成了老汉“谩骂”毛主席的严重罪行。
    阎如智还有一条罪状是：
    去年任生产队队长时，大搞副业单干，长年连续派多人去西安拉板，四六开成（收入个人得六，集体得四），大大助长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泛滥。夏收大忙季节，撂挑子不干，秋季抗旱又不很好安排，以致造成农业减产，社员口粮降低，国家公购粮三千二百斤不能入仓。
    但群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群众搞副业给集体交钱，既维护了集体经济，又增加了社员收入，每户都置买了架子车。至于撩挑子，实在是他在无尽的政治干预下不能尽职尽责的无奈之举，但这都成了他的罪。
    材料对阎如智作了这样的评价：
    该阎如智虽系贫农出身，实质上已是变质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反革命。该阎一贯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攻击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实属敌我矛盾。罪大恶极，实应千刀万剐。我们广大群众和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1968年8月17日，户县革委会、军事管制小组批准了户县公安机关临时领导小组将阎如智逮捕的报告，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见老汉绳捆索绑被抓走，满凿齿村的群众都通不过，男女社员都流了泪。好多人都哭着说老汉不应该受法，老汉为啥和人喊，主要是想把生产队搞好。老汉旧社会受可怜，新社会把力出了，还落了这下场。但当时的严峻的政治气氛群众是说不上话的，阎如智锒铛入狱。
        1968年11月6日，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阎如智做出刑事判决：
    阎犯解放前曾参加一贯道反革命组织，思想极为反动。解放后，资产阶级思想未得到改造，混进基层政权后，大干坏事，特别严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公开场合公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毛泽东思想，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喊冤叫屈，表彰地、富阶级有功，实属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严重，依法必须从严惩处。据此，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的教导，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判决如下：
    阎如智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起至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止）。
    判决一下，阎如智即被押赴延安南泥湾一劳改农场服刑，好在他是农民出身，庄稼活不在话下，加上舍得力气，什么活都抢着干，很快就获得了农场干警的信任和尊重，也受到了犯人的爱戴。1977年10月12日，阎如智被提前释放，群众为照顾他，一致选他当饲养员。
    正是：
    老农耿鲁无遮拦，直言时政惹祸端。
    却待春风吹来日，已是牢狱将十年。
     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1 16:16 编辑 ]

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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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十八回  石佛寺革委会开会  遭批斗姚恒祥跳井
                          管坪村崔彦德入狱    东韩村柳林忠进监

    诗云：
    清理斗争乱纷纷，谁是无瑕清白人？
    生不逢时奈若何？恐栗战惕度晨昏。
    上回说到那阎如智的“现行反革命案”直到1978年方有根本转机，彼时改革的春风吹遍大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已提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当年阎如智的“现行反革命案”也受到了户县人民法院的极大重视，组织专人进行复查，于1978年11月12日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新的判决：
    阎如智出身贫苦，解放前一贯务农，解放后长期担任生产队干部。但因学习不够，政治识别能力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罪行，识破不了，错怪了毛主席，说了有损伟大领袖光辉形象的话，但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进行恶毒攻击，属于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于严肃地批评教育，而原判以现行反革命论罪科刑是不对的，现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原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68）户军管刑字第27号判决，对阎如智不以反革命论处，宣布无罪。
    时光到了1980年，人们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户县人民法院在4月4日又对阎如智做出了一个新的刑事裁定书，指出：
    本院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再审以（78）户发刑字第41号判决，撤销原判，宣告阎如智无罪，但对原判认定阎如智“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歌功颂德，阻止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节未作明确纠正，而阎如智为刘少奇同志的问题鸣不平的言行是正确的，故依法裁定如下：
    撤销原判对阎如智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部分。
    至此，这一曾经在户县引起极大影响的所谓“阎如智现行反革命案”才最终得到了彻底纠正。按下不提。
    却说现今南北六号路有一村，名曰石佛寺，相传昔日此处原有石佛寺一座，毛姓人于寺东侧居住，人称毛家庄。后于毛家庄西侧又有人居住成村，因近石佛寺，故以寺取村名，直到如今。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大张旗鼓进行时，这个村子也未甘寂寞，根据道听途说，也紧忙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造成了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名叫姚恒祥的跳井自杀，闹出了严重的后果。
    姚恒祥，当年46岁。五竹公社石佛寺大队第三队人。家庭富农成分，原戴富农分子帽子，1958年摘掉。
    姚恒祥有一个四岁的外孙女，年幼无知，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在玩耍时，念叨：“打倒毛主席。”被几名学生听见，在“清队”时反映给大队革委会，大队革委会非常重视，作了专门研究，认为四岁女孩不会仇恨毛主席，必定是身为富农的外爷教唆。于是决定组织革委会成员，吸收教师参加，对姚恒祥进行审查。
        1968年7月6日，大队革委会召开全大队对姚恒祥的批判大会，姚恒祥在大会上态度恶劣，毫不承认教唆问题，批判的人抬来铡墩，要叫姚跪铡墩。那姚恒祥大喊大闹，扑向铡墩，将头碰破，血流如注，结果闹得大会未开成。
10日，姚恒祥和儿子都被隔离拘押在本村小学，审查三天。参与者有大队革委会主任、副主任、文书、民兵排长等人，还有教师陈某某参加。为了尽快取得突破，还叫来姚的大外孙女陈莉莉、儿子姚平柱（2个都是陈某某班上的学生）。
    在审查中，姚恒祥的态度十分不好，尤其对教师陈某某十分不满，破口大骂。那陈某某气不过，伸手打了姚恒祥一个大嘴巴。
        13日晚，连续批斗三天的人们都休息了，看守杨志杰也疲乏的了不得，打起了瞌睡，姚恒祥趁机逃走。
    第二天一早，发现审查对象不见了，那教师陈某某便追问姚恒祥的儿子他父亲到哪里去了？因认为不老实，朝他身上就是一拳。大队革委会急忙派人四处去找，上午在村东窑场机井边发现姚的衣物。下午打捞上来尸体，一看正是姚恒祥。大队革委会赶紧派人到县，向公安机关军管会报告，让来验尸。大队革委会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姚恒祥“畏罪自杀”。
    那一个大活人，说死就死了，而且是“畏罪自杀”，哪能使家属心服？便多次上告，谁知，这一告就是10年。
        1979年4月，中共五竹公社委员会又派工作组进驻石佛寺大队，对10年前的这桩陈案进行调查，作出了新的结论：
1、关于姚恒祥“现反”问题，原材料丢失，，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构成现行反革命问题，应予以推倒；
2、关于“畏罪自杀”问题，因“现反”问题失实，应予以平反，按正常死亡对待，子女不受株连。在群众大会上予以公布。
3、有打骂行为的原大队负责人，承担责任。向姚的家属赔情道歉。教师陈某某打人问题，责成陈向姚的家属赔情道歉，并向大队写出书面检查。
    一个逼死人命的大事，就这样轻轻松松地了结，真是令人叹息，但那个富农家庭的人们只能接受。此事撂过不提。
    却说进户县太平峪盘旋十余里路后，就来到有名的管坪村，这个村向西延伸到西角峪，连续有管坪口、打儿河、石槽沟、台子上、梯子下、东山、南坡、北坡、大南沟等十几个自然村，每村有七、八户人家，零零落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农业学大寨起，这个村的男女老少就挖山不止，尤其是“斩断龙脖子”行动最为使人叹服。这些零散的人家，每天集中在一座山脚下，将一座山的斜角挖开，以便让水直流过来，可以腾出一大片土地。
        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也在这个大队掀起了一阵风，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叫崔彦德。
    崔彦德当年52岁，他在解放初期，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各项运动，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批准为预备党员。
    上世纪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国民经济与到了严重困难，此时的崔彦德有许多忍不住要说的话，1959年，当彭德怀在庐山对大跃进提出不同的看法时，崔彦德也山洼里说了许多对大跃进不满的话，并提出应提倡单干。谁想到，一阵“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狂风在全国刮了起来，崔彦德被认为是“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单干，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并受批判斗争。
    崔彦德并不接受教训，在劳动中有意无意地就提出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这就成了他日后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崔犯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先后于1967年8月2日在西沟种麦、1968年4月某日在头沟栽洋芋、1968年3月9日在小南沟种地、同年3月20 几在小南沟种包谷时多次公开散布反动言论，攻击、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是猖狂至极。”
       1968年3月，崔彦德在庄窑种地时又“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文化大革命”，他说：
   文化大革命武斗，啥都斗的不见了！不得安宁。要安宁就得玉石大印出来，皇上一立地，世事就平稳了。
   ……龙虎两家相斗呢！鱼鳖跟着遭殃呢！……
   ……文化大革命，革他娘x。成天打，打得要油点都没有！要洋火都没有……
    就根据上边的一些话，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认为：
    崔彦德一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已构成反革命罪。且至今还不能认罪。
    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应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1968年7月2日，将崔彦德绳捆索绑，予以关押。
    崔彦德在坐了一年多的闷监后，1969年8月27日被教育释放，从此背负着“现行反革命”的身份在山里劳动。
    时间又过了10年，实事求是的作风终于又回到祖国大地，户县公安局经过认真的复查，对崔彦德作出了另外的评价：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因家庭生活困难说了一些政治性的错话，并非出于反革命目的，拘留关押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对崔彦德宣布无罪释放。
    崔彦德终于等到了改革开放，等到了他久盼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含笑长眠在山上。按下不提。
    却说户县城东北约2里路处，有一村落，名曰韩村，欲问何以此名？原来，该村西北隅有一冢，不知何时起土，自是由来久矣，人呼之为“韩仙冢”，疑为“八仙”中之韩湘之之墓，未实确耳。村以是得名。村分东、西，西韩村上世纪出了一位农民女画家——李凤兰，闻名遐迩；东韩却出了一位全国劳模——史可训，也是声名远震，现在这个村子又以社会主义新农村闻名于世。
    却说那东韩村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在军宣队的协助下破获了一件现行反革命“案件，引起不小震动。待在下慢慢道来。
    却说文革风起，甚有许多说不通处，时人每每疑惑，有灵巧的，藏在心里，且看山高水低；有那憋不住话的，却时时想向人表述一通，或记于笔记之中，往往就授人以柄，自寻祸端。当年东韩村有一青年，名叫刘林忠，在1965年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开始写学习毛选笔记，并坚持记日记等。
    文革开始，刘林忠对震天般的鼓噪、宣传，都有自己的看法，有的形之于言，有的记入笔记。1968年，刘林忠的一些言行，竟被认为是有意破坏，是现行的“阶级敌人”。刘林忠被抄家，刘平时写的笔记、日记等都搜了出来。这下竟抓住了刘林忠的“罪行”证据，将其连续进行批斗，刑讯逼供，要刘交待问题。一直折腾了10天，办案人员都已人困马乏，也没有问出什么。便在6月21日，以群众扭送之名，说刘写有大量反动日记“罪行”，送户县公安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交看守所关押。
    刘林忠日记中到底有哪些反动言论呢？
    19667年，刘林忠在日记中写道：
    红卫兵不应大肆串联。……
    刘少奇想争权，也不过是为毛主席服务，而忽视了毛主席的名望，也遭彻底的打倒！……
    我要大胆地说“刘、邓、彭、罗、陆、杨好！……
    到处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是虚情假意，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私字泛滥，你道我长，我道你短。……
    毛主席的接班人任领袖，是否一线稳定，要看在什么情况之下。毛主席的逝世，刘少奇的存在，林彪上任，不能服其众。不服的力量，将要摧毁它的政权，必有不测的战乱。在林的上任上，出现的混乱，比是隋唐时期的重演……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我们不得不惊讶，这些言论竟是如此的正确，其中的预言竟也是十分的应验！
刘林忠1967年2月曾就农业学大寨的看法对人说：
    大寨办得好，是和中央挂上了勾，得到中央支持。咱东韩大队，如能和中央挂上勾，得到中央支持，还比他大寨办得好！……
    1967年3月又对人说：
    出口那么多的毛主席著作，顶什么用？你把国家治理好了，人家就会向你学习!
    这样的话，现在看来，也无疑是正确的。
    刘林忠的一些言论受到当时驻队军宣队的批评，他竟在一片碎纸上写道：
    三支两军，拥军爱民，其词、其句，恶毒至极，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感到不平，竟向军宣队贴出大字报，写道：
    ……是解放军的败类……
    说队上的干部是：
    对上是盲目主义，唯命是从，奴颜婢膝，毫无头脑；而对下实行命令主义，是寄生虫，剥削劳动群众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果实，是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刘林忠在大字报中竟然指出：
    农村现在存在的问题严重，特别大！影响甚瞎。农民过的是一种非人的生活！
    刘林忠竟然说出：
    要把这些势利的阶级眼，杀尽灭绝！
    刘林忠写的、说的一些话，有些极端、不妥，但其中还有很多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的这些言论理所当然的使他成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一直被关押了一年之久，才于1970年2月4日被教育释放，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1973年，3月26日，他又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直到1980年，刘林忠的这些所谓“罪行”，才由户县公安局重新复查，作出了新的结论：
    一、撤销原公安机关军管组1970年2月4日对刘林忠“拘留教育释放，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的决定，宣告无罪释放。
    二、对我局1973年3月30日，给刘林忠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决定，予以纠正。
    刘林忠终于讨回了清白。按下不表。
    正是：
    可叹“工贼”刘少奇，偏有群氓语唧唧，
    假话横行称“革命”，真话说出遭雷击！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3 09: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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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十九回  “五七”指示隆重发表  社队企业应运萌生
                           东街一队办厂兴隆    队办人员运营遭灾
    诗云：
    指示莫当乌托邦，农民自有好主张，
    社队企业轰然起，偏逢雨骤风又狂！
    却说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在信中还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这样做。
　　这就是著名的乌托邦式的“五七指示”！在此之前，农村是不许办工业的，这一指示发表后，农村社队借此机会迅速掀起了办工业热，一大批社队企业办了起来。
    户县城关镇东街一队地处城区，地少人多，常有剩余劳力，往年农闲时常抽出一些劳力去搞些临时副业，如短途运输、车站装卸等，只能多少添补队上花用，集体经济乏力，农民生活困难。1968年，队长张满庆（30岁）召集社员聚在一起议论，提出我们为什么不能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起一个工厂？大家一拍即合，经过慎重研究，充分讨论，统一了意见，立即行动起来。当时队上很穷，既无钱，又无技术，他们找了原国营惠安化工厂工人张根臣作技术顾问。很快，这伙年轻人在没有任何物质条件下，白手起家，克服困难，办起了一个小作坊式的工厂，起名叫“户县城关镇东街第一修造厂”。陈连玉任厂长，张振文任贫协代表，翟保省（21岁）任会计，肖乃明（19岁）任出纳，张伯荣（23岁）任保管兼开票员。又请了西安人王浩当采购员，本队社员20多人当工人（农闲时人数增多，农忙时减少或停工）。他们报请大队、公社及县上有关部门，批准成立（当时并无申请领取营业执照之说），干了起来。
    这个厂子，填补了当时僵化的计划体制的不足，很快地就揽来了一批工业加工活，令他们异常兴奋，夜以继日，精工细作，很快地完成了加工合同，有了收入。此后，他们一发不可收拾，仅一年多的时间，先后给西安农药厂加工了“排管冷却器”、振动手推车“等设备，给西安五二厂加工制造了“5吨炼钢炉”2台及其他设备，给铜川铝厂加工了“真空抬包”、“电解质镏子”、“焦炭预热炉”、“真空缸”等40余项设备；还给周围的生产队的农机具修理提供了方便，也给本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收益，当年的劳动日值即达4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惊天的数目，为了不致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商议把当年的工日提高一倍，使工值降低为2元钱。农业上也是锦上添花，修造厂先后给队上买水车3部，手扶拖拉机3台，革新柴油车1辆，柴油机2台，大小电动机34台等，还给队上购买料化肥、农药和其他小型农机具等。本队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社员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时正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行为还是引起了方方面面的注意，县革委会、县税务局、县银行曾3次进驻修造厂调查“经营方向”。“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城关镇也组成工作组进驻修造厂，办学习班、审查、查帐，但未查出什么问题，只认为“方向有问题”，批准继续生产。但还是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不但使这个小厂彻底覆亡了，而且使这些年轻人翻开了他们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
    那个修造厂聘用的采购员王浩，曾在工厂开设之初，介绍过一个西安的青年也来厂做采购员，这个青年名叫李铭，又名李满潮，曾是西安544厂工人，据说后来参军在陕北看守劳教犯人复员后到延安农民银行工作，因患肝炎退职。这个李铭在这个厂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到户县庞光公社化东大队修造厂当采购员。李铭不知怎么认识了铁路上一个姓方的，给他了一张空白的铁道部介绍信。当时，铁路三线建设正在紧张地进行着，大批铁路工人进入山区，急需露营帐篷，这李铭为了把制作帐篷架子的活弄到手，竟把这份铁道部的空白介绍信，填写为铁路三线建设急需的帐篷架子指令叫户县庞光化东和东街一队修造厂制作的介绍信，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去，生产组竟批转到户县革命委员会，同意这批帐篷架子的活叫这两个修造厂制作。事情未及开展，就已暴露，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十分震惊，认为在“一打三反”期间竟出现这样的事情，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反映，其严重性不亚于老舍描写的“西望长安”，是典型的“李万铭”第二。1970年3月，李铭被西安市东风区（现新城区）公安军管组抓了起来，并很快地被以“反革命诈骗罪”提起公诉。
    东风区（现新城区）公安军管组了解到李铭曾经王浩介绍到户县工作，便在3月14日把王浩也抓了起来，后又移交到户县处理。平心而论，李铭的犯罪动机与政治毫无瓜葛，他的动机也只是想把活揽到手而已，而且他的行为户县东街第一修造厂的所有人并不知情，但在当时的严酷的政治气氛下，户县城关镇东街第一修造厂还是受到了牵连，5月，开始被追查，全部设备、原材料都被封存，工厂被以“地下黑工厂”名义被封；队长张满庆、厂长张振文、技工张根臣以及会计、出纳、保管等全部被送进学习班隔离审查。这一案件使全县群众闻之震惊，到处街谈巷议。各级革委会也如临大敌，把全县的队办企业都进行了一次整肃，那庞光公社化丰大队修造厂也被查封，几个当事人也被抓走，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群众办企业的热情。
    东街一队队长张满庆心急如焚，他在被审查期间一方面要安排给已转回户县羁押的王浩送饭，另一方面到处打听事情的真实情况，还要安排即将带来的夏收准备工作。他不顾工厂已被封，指示张振文、翟保省等偷偷用封存的钢材给本队制作大铁门一合及电动碌碡架一个、铁框一个，这些行动后来都成了他的罪行。
        1970年6月10上午，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在组长吴和的带领下进驻东街一队修造厂，要拉走封存的设备和物资，队长张满庆急忙从学习班赶去阻拦，他挡在门外，态度强硬地说：
    厂里的事，谁的事谁拿上！至于这些东西，大部分是贫下中农的血汗，不能拉走！你要拉，咱拿不了这事，等开个贫下中农会，大家叫你拉你就拉，大家说不叫拉，看伢大家咋办！！
    但张满庆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还是未阻止住设备和物资被拉走的命运，而且户县城关镇很快地下达了一份决定：
    张满庆身为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利用职权请客送礼、行贿，勾结坏人，密谋策划成立地下工厂，私刻公章，大量贪污盗窃国家战备物资，非法承包工程，假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决定：撤销张满庆……职务，交群众批判，彻底搞清问题。……
    不但如此，张满庆和厂里的技工张根臣、采购员王浩在8月28日全被拘押收监。
    东街一队修造厂大量的设备和物资到底被拉到那里了呢？原来有一部分被无偿拉到城关农械厂，其中绝大部分被当时86128部队支左担任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组长的吴和在“革命”和“打击投机倒把”的名义下，无偿拉到了部队，作为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物资基础，这真是绝大的讽刺。还有一万元现金，被城关镇办起了拖拉机站。
    被押在西安东风区的李铭被认为罪大恶极，很快被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执行。户县的“地下黑工厂集团案”也在加紧处理，张满庆等人罪行材料被整理了出来，有这么几条：
    一、私刻公章，招摇撞骗；
    二、私包工程；牟取暴利；
    三、大肆盗窃国家战备钢材和其他财产；
    四、采取恶劣手段，大肆进行贪污活动；
    五、套购国家战备钢材及其他物资，非法用国家及其设备；
    六、包庇纵容坏人，大肆进行挥霍浪费。
        1970年10月3日，按照当时的流行作法，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在城关镇东关大队召集贫下中农250多人，讨论对以张满庆为首的“地下黑工厂集团案”的处刑意见，在引导下，处刑意见令人怵目惊心：判处张根臣、王浩死刑，立即执行；判处张满庆有期徒刑20年……
    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有几个人将被杀头的重大案件却被长期搁置了下来，迟迟未予判决，直到1973年3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才下达了刑事判决书，罪名从原来的“地下黑工厂”变成了“投机倒把”：
    罪犯张根臣、王浩，均系前科犯，本应老实遵守国家法律，从事正当职业，重新做人，但该二犯恶习不改，无视国法，大肆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构成犯罪，应依法惩处。
    罪犯张满庆，身为生产队长，不能维护和执行国家法律，反而积极支持、参与同案犯张根臣、王浩等进行投机倒把犯罪活动，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有一定罪责。
    1、判处张根臣投机倒把罪有期徒刑5年；
    2、判处王浩投机倒把罪有期徒刑3年；
    3、判处张满庆关押教育释放。
    ……
    实际上，判决书下达之日，也是那王浩、张满庆释放之日，而东街一队修造厂则彻底垮了。张根臣直到1975年刑满，因无家可归，又回到了东街一队，当了社员。1975年10月，受队上指派到西安办事，不料被火车撞死，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正是：
集体企业何言黑？权力混淆是与非！
可叹业绩横被扫，几时待得春风回？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3 15:21 编辑 ]

夏兰秋菊

张满庆近影

夏兰秋菊

          第二十回    革委会造反派掌权施威   大队长赵宏章被斗遭殴
                                        开大会喊口号威风八面   吊大梁跪铁管沦落一井
    诗云：
    阶级清理风云生，可怜农村最基层。
    愚氓掌权无天理，打击报复竟横行！
    却说上回说到东街一队“黑工厂”一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实事求是作风回到了户县大地，1980年，户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又重新进行了审理，决定撤销原判，不再认为上述几人有“投机倒把”罪；5月25日，新的判决虽仍认为张根臣犯贪污罪判有期徒刑2年，退出赃款169元，但郑重宣告王浩、张满庆无罪。戴在这些人头上多年的“地下黑工厂”、“投机倒把”、“贪污”帽子才摘了下来。按下不表。
    却说1970年的一天，户县最北边的一个村子——宋东村，有两个人，手戴手铐，被公安人员押着望村外走，这两个人，一个叫刘世宏，另一个叫刘世民。他俩因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涉嫌杀害这个大队原大队长赵宏章而被公安部门拘留。
    刘世宏，当年48岁。家庭贫农成份，本人农民出身，住大王公社宋东大队第四生产队，62年至68年任过本队会计，文化革命中任宋东文革会副主任，专政队副队长，1968年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任委员，同年9月大队成立革委会任宋东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刘世民，当年34岁，家庭下中农成份，本人学生  宋东大队第二生产队，64年至65年任本队会计，66年任本大队保管，文化革命中任文革会委员，专政队成员，1968年9月大队成立革委会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那死者原宋东大队队长赵宏章，当年48岁，家庭中农成分，共产党员。这一事件简直就是县城里棉花公司“清理阶级队伍”死人事件的翻版。
    却说那宋村，地虽偏僻，小小一村，却也历史久远，相传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龙台坊宋家堡送行迁居于此，久之成村，故以姓氏得名。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分为东西二堡。
    文化革命开始时，宋东大队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提出要对地、富进行批斗，要大队党支部支持，大队支部书记刘志明，大队长赵宏章、副大队长刘建华、治安主任刘宝贤等人研究，根据阶级斗争的政策，“觉得搞这些人是我们的正点”，而且认为刘宝贤多年就是搞这些人的工作，了解情况，就派刘宝贤和文革会副主任刘世宏、刘世民等在一起搞这些人的问题。刘宝贤在和这些人搞地、富问题时，一再提醒刘世宏等人要注意政策。当时，刘世宏这些造反派已有些近乎疯狂，对凡是被定为地、富成分的家庭，大肆进行劫掠，没收的粮食、物品等财产，装了满满一办公室。刘宝贤怕弄乱了，就多次建议要进行登记，后来也这样办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方向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世宏等造反派也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党支部，原支部、大队成员都被迫靠边站，大队干部都成为批斗对象，大队长赵宏章被认为有经济问题而被批斗；治安主任刘宝贤被诬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被揪出，挂反革命分子大牌子游街。
        1968年3月，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宋东大队原治安主任刘宝贤对宋东文革会的作法深为担忧，便写信向户县革委会反映，但县革委会当时派性正浓，他反映的材料，又被反馈到宋东文革会，引起文革会刘世宏等人的极大不满。
    此后，宋东大队也成了大队革委会，基本上造反派掌权，刘世宏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原大队班子的人几乎全部下台。
        1968年6 月份，县革委会召开了清理阶级队伍会议，提出要搞好清队工作，县、社分别成立了专政指挥部。刘世宏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清队会议，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学习了有关清队文件，宋东大队也成立了专政队，专政队长刘西荣，刘世宏当上了专政队副队长。专政队一共16人。开会研究清队办法，会上决定，将刘世福、孙继先、孙继玉三个四类分子叫来专政队审查。原大队长赵宏章和原治安主任刘保贤竟敢向县上乱写信，污蔑革命行动，搞翻案活动，决定叫来专政队审查。
        6月15日，刘世宏和刘世民把原大队干部刘志明、赵宏章、刘宝贤叫到大队办公室审查。办公室气氛森严，一片恐怖，专政队的16个人一个个怒目相向，一片恐怖。这些老干部被追问如何向县上反映。先将刘宝贤吊在大梁上打了一顿，追问反映一事。刘被打扛不过，只得承认了自己去县上反映之事。专政队又追问和谁商量后去的？刘承认和老书记刘志明商量过。又逼问刘志明，刘也承认此事。专政队又把矛头指向赵宏章，问赵知否此事，刘说赵不知道，赵宏章也不承认。专政队并不罢休，又将刘宝贤痛打一顿。随后放走了刘志明，留下赵宏章和刘宝贤二人，反复毒打和询问。此后几天，对刘宝贤和赵宏章持续高压询问，不断殴打、行刑。
        6月19日，整整殴打赵宏章一个下午，问赵宏章为什么说刘世民有男女关系的问题。还把原大队干部刘子章、刘建华、刘宝贤叫来陪桩。赵宏章说这事在这儿我不敢承认，牵扯有你们革命派内部的问题。专政队又逼问赵宏章的男女关系问题，还说明天要那个妇女来对质。那造反派不知是谁，递给刘子章、刘建华一人一个三角皮带，专政队员刘西井递给刘宝贤一个三角皮带，叫这三人打赵宏章，叫做以毒治毒。刘世宏等人让赵宏章跪翻砂用的铁管，跪上去后又给脖子上挂了一个水车轮子，当下把赵宏章弄得要向前扑倒。这时，专政队员刘西井给赵宏章的脚下支了一个大树根，支好后又给小腿的上边压了一块铁板，刘世宏又端来一个几十斤重的电动水车泵底下隔杂草的生铁帽子，猛地往赵宏章头上一扣，把已整得差不多了的赵宏章一下子砸得向前爬了下来，汗流满面，喘息不止。这才殴打停了下来。此时天已黑了，灯已点着。刘世宏命令赵宏章蹴在前边院子的牛毛毡篷下，叫刘宝贤蹴在后油坊的檐下，造反派在里边开会。那刘宝贤离办公室较近，听到里面在议论晚上再如何整人，刘世宏给专政队的人讲：
    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弄他赵宏章。他赵宏章再不好好交代，就把狗日的往日踏地打！打死一个给人民除一个害！
    那造反派开晚会，就各回各家吃饭去了，留下专政队员刘西井在6间办公室内看守这二人。那刘西井看来是整人整得自己先疲乏了，睡在东三间的一个平织布机上的板上看着两人。那两个罪人蹴在地上，只能互相看着，不能说话。看看人声寂静，赵宏章慢慢地立起来，脚步趔趄着向后边院子厕所走去。开始，刘宝贤以为赵是要上厕所，并未在意，闲着没事，只是用眼看着赵宏章。眼看赵从后院的东南角铁板井盖上过时，把铁井盖踏的“通”地一声响。刘以为赵要跳这口井，但赵并未停步，继续往东南角走了几步，脚踏着房和墙角的翻砂铁架子，抓着很低的墙，爬上了托檐上了低房，又从低房上了大房。刘宝贤感到不对，赶紧向刘西井报告。刘西井去后院转了一圈，叫刘宝贤去给刘世民报告，等人们来了以后，刘宝贤被命令蹲在院子，不许乱动。那刘宝贤心想：今晚不得了，赵宏章跑了，今晚非整自己不行。没想到，一群人乱哄哄寻人寻了一晚上，也没找到人，第二天就把刘宝贤放了。
        1968年6月28日中午，邻村康中大队社员靳丙文、张学成等卸水车时发现井内有人，因已知宋东大队赵宏章失踪，便通知宋东大队文革会来看。众人七手八脚将人捞上来，正是赵宏章。
    赵宏章的死震惊了户县北部，人们议论纷纷。那宋东大队的造反派也像煮熟了的茄子，蔫蔫嗒嗒地，也没有了“革命”的劲头，那些地、富分子和原大队干部也再未受到折磨。
    人死得不明不白，死者家属怀疑赵宏章被人杀害，其理由赵宏章不会自杀，井口跳不下去一个人，人捞上为什么头大，肚内无水，口内无牙，语录本只湿一点，手中拿一个手帕？又联想刘世宏曾因搞投机倒把，被赵宏章没收过自行车1辆，罚税20元。刘世民曾因队上要受他家空庄基而受赵宏章批评，还说过他坏话，从而进行报复。家属不停地向上反映。
    转眼到了1970年，又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三、五、六”运动猛烈开展，赵宏章井内死亡一案引起重视。县上进驻工作队对此案进行调查。怀疑对象就集中在刘西井、刘世宏、刘世民三人身上，于是采取措施，对该三人进行隔离审查，并以刘西井作为打开缺口的主要对象。
    在严密的审查中，刘西井供出他们令人震惊的杀人过程：赵宏章跑后，他马上追到油坊后边，此时赵宏章已跑到荻园，被他抓住。此时刘世宏、刘世民也追了上来，刘世宏用铁锨在赵的头部猛击一下，刘世民用铁冲子在赵迎面猛击一下，赵宏章当场被击毙到地，此后三个人把赵拖到宋东大队和康中大队之间的机井旁，扔入井内。
    这一供词引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极大重视，对刘世民、刘世宏二人加大了审查力度，但刘世民、刘世宏拒不交待。在此情况下县军管组以刘西井口供为依据将刘世民、刘世宏进行拘留。
    在反复的调查中，那刘西井推翻以前全部交待的杀人过程，理由是：
    当时我尿蛋子生了一个疮，疼得很。白天、晚上都叫人交代问题，我妈年老有病给我送饭时又跌到地道里，女人是个傻子，孩子小无人管，心又想：咱是个冷怂，人家刘世宏、刘世民是负责人，现在审查我呢！日他妈！要死都死！因此就横下心编了个框框，
    此事一直到1975年，宋东大队又进驻工作队对此案进行审查，经过严密细致的调查和分析，认为刘西井交待杀人过程矛盾很多，情节不通：
    第一、刘西井交待东西路上赵宏章跑后，他马上追到油坊后边，此时赵宏章已跑到荻园，被他抓住。实践后，赵宏章没有刘西井跑得快，即刘西井至油坊后，赵宏章还下不了房。
    第二，刘西井交待刘世宏用铁锨在赵头上猛击一下，刘世民铁冲子在赵迎面猛击一下，赵宏章被击毙倒地，经咸阳地区法医开棺验尸，全体头骨正常无骨折，口牙完整无缺。
    第三，刘世英、刘井贤证明赵宏章跳房逃走10-20分钟才有人来问他俩见有人由这里跑了没有。从时间讲和刘西井说的不符，另外刘世英和刘井贤坐的地方离刘西井讲的作案地点有7丈多远，他两人未听见说话声，打人的响声，第二天油坊压油的人及刘世英并未发现异常痕迹，说明无作案条件。
    第四、刘世英证明在赵跑的第二天（6月20日）中午，他锄包谷时发现地里有朝东南方向跑得赤脚印，而赵宏章跑时并未穿鞋，有向此方向逃跑的可能。
    还有康中四队社员靳丙恒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在咸阳买蒜回来，走在康中的北十字路口獾窝地跟前，发现井边有一个人，我就喊了一声是谁，人家回答是我。我又问了一句干啥的，人家说是偷马达的。
    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赵宏章很可能自投井中。
    工作队还了解到：
    刘世宏解放前赌钱，做小生意，解放后贩卖大烟、盐碱，猪娃、辣面子，旱烟等。大搞投机倒把活动，走资本主义道路，很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赵宏章担任大队长期间，除对刘世宏的错误行为，进行斥责外，并曾于1961年协同支部收过刘世宏的自行车1辆；1963年社交时又令刘世宏补税，因此刘世宏心怀不满，借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之机进行报复。并以自己文革会副主任的合法身份，领导群众对赵宏章实行逼、供、信，致赵宏章于死地。
    刘世民，出身学生，身为文革会委员，曾参与对赵宏章逼、供、信，但调查发现刘并未亲自或唆使他人打过赵宏章，且系一般成员。关于报复问题，经查在赵宏章担任大队长期间，刘世民就是二队会计。1966年赵又提刘世民为大队出纳，兼保管。
    现在我们可以还原当年赵宏章逃出投井的情况，1968年6月19日晚，经过一天残酷批斗的共产党员、原宋东大队大队长赵宏章身心俱悴，身上的疼痛，心中的屈辱，已使他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趔趄着走向后院，攀上墙头，爬上低房，又走向高房，用悲愤的目光瞭望了一下自己从小长大的村庄，溜下高房，踏着刚收完麦子的麦茬地，向东南方向的康王村走去，终于到了两村交界处的机井边。我们无从知道赵宏章在跳下深井的一霎那间，到底想到了什么，是怎样的一个心情，但他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赵宏章是一个好干部、好党员，当把当年的事实弄清了以后，党和人民政府给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全部推倒，还给了他的清白。
    公安机关虽然最后决定对刘世民无罪释放，对刘世宏给予教育释放。在坐了几年闷监之后，那刘世宏、刘世民终于回到了村子，但几年的监牢生活，和心理上的自责，给他们的惩罚和教训已够他们受用一生的了。
正是：
    争先恐后赴黄泉，井内才是新桃源。
    雾罩青山遮望眼，大地尚是雨潺潺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3 15:34 编辑 ]

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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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子

老人家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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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二十一回  乡村哲人批判中恰逢知己  大学学生外调时欣遇良朋
                                              形势严峻刘景华镣铐入狱  斗争残酷杨伟名夫妻服毒
诗云：
    星殒魂归四十年，涝水悠悠晨风寒。
    卓见真知注一叶，睿思忠言凝笔端！
    知义不愧真扈士，权宜堪羞世佞奸。
    先哲圣灵应无悔，笑看改革花满园。
    却说1968年5月7日早上，在户县县城北街的一条巷子里，传出了一阵悲苦的哭声，人们寻声来到一家门前，竟发现头天被批判的其一大队原文书杨伟名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杀了。
    杨伟名在户县是个有名的人物，就是他，和贾生才、赵振离共三位共产党员在1962年向各级党委写出了著名的《当前形势怀感》的建议信，信中直言：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地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却说这封信的建议信大胆的对当时的计划经济提出不同看法，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胆提法，并提出在当时是禁区的一种全新的“恢复单干”主张。
    这封建议信曾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赏识，将此建议信登载内部刊物上。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看到，指斥为“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毛泽东主席对这封信点名后，户县三名共产党员受到严厉的批判。后来，他们又在社教运动中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又遇到灭顶之灾。
    却说1967年9月，中共中央准备召开“九大”。这次会议决定要给以“刘少奇为首的反革命叛徒集团”定性定案，中央文革要西安红卫兵组成调查团，将刘澜涛的叛徒问题落实清楚。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授命西安冶院学生刘景华等组成调查团，到西北局和长安县的细柳公社姜仁村（刘澜涛搞“四清”运动蹲点的地方）开展工作。刘景华接到任务后，就带着12名团员来到长安县细柳公社的姜仁村，这时，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留。为了配合这次工作，军管会把刘澜涛押到姜仁村，接受调查询问。
    却说刘景华乃一介学生，那时的想法是，自己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就应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自己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自己的信任，应坚决执行。可在翻看刘澜涛的材料时，刘景华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一是刘澜涛早年在绥德师范上学时和同学们闹学潮被抓了起来。地方上有一位绅士同情学生，就找到县长说情。县长居然听了这位绅士的话，把学生们放了。但在揭发材料里却说成是刘澜涛写了悔过书出卖了组织后才被释放的。还有一次是在抗战初期,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北京草岚子胡同监狱。这时候形势起了变化，国共两党为抗日准备再次合作，周恩来和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了国共两党合作宣言，国民党答应释放政治犯。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国民党决定释放他们，条件是他们必须有一个文字东西作保证。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为此事召集大家开会，大家一致决定不能写这个东西，如果写了就是叛变革命。由于当时正是革命的关键时刻，急需大批的同志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工作，而很多党的优秀人才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应该让他们尽快出来，事情紧急，地方党组织便请示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刘少奇又请示中共中央，张闻天和毛泽东商量后，毛泽东签字决定，狱中的同志应该写个东西后尽快出来工作。刘澜涛他们这才写了一个文字性的东西很快出狱了。应该说，他们写的这个东西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也是党的一个策略。可现在的揭发材料硬说他们之所以能出狱是投降国民党叛变了革命的缘故。
    对这些事情，刘景华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些糊涂，就想和谁说说，把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可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那几天刘景华陷入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困窘之中。
又一天，刘景华在翻阅材料时，发现刘澜涛有纵容、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猖狂向党进攻的事。区区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一个农民，竟然敢向党进攻，这样的事竟然能得到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庇护，怎么可能？得好好看看杨伟名的文章。这一看，刘景华震惊了，尤其是那篇刊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上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刘景华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其中分析之深刻、论理之透彻、结构之严谨、文笔之犀利，让人很难相信他出自一个农民之手，刘景华觉得好奇，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
    经过和杨伟名彻夜畅谈后：回到了调查团驻地，刘景华沉浸在一种异样的激动之中，杨伟名的一席话，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红卫兵大串联，领导干部被打倒，工厂停工，农民不生产，到处都在停产闹革命，他觉得不能人云亦云，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于是，他开始思考，这期间写了许多心得笔记，其中一篇日记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为我国革命做出的巨大成就是全党、全国有目共睹的，他在我党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也是全党公认的，似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同志英明正确的领导，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将是很难设想的。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党内就逐渐形成了对毛泽东同志的偶像崇拜，似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绝对正确，秋毫无犯。这种特别优越的地位，造成了毛泽东同志的专横和自信。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到了给刘澜涛结案的时候了。他认为刘澜涛的叛徒材料不够充分，不能定为叛徒，专案组的其他成员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讲，这不是替反动派翻案吗？最后，专案组综合大部分人的意见对他的提议不予采纳，对刘澜涛仍以叛徒定案上报，同时警告他要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问题。
    他不为所惧，把自己的观点写信给杨伟名，并且又来到户县，找到杨伟名，和他当面交流。杨伟名也曾到冶院刘的宿舍，两人就文革中的问题进行了彻夜的讨论。他俩一致认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的结果，1958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1958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就逐渐向“左”的方向发展了。到了现在就发展为一条“左”的政治路线。这一晚的言谈，成了后来红卫兵揪斗刘景华的又一重要证据。
    当刘景华到渭南进行社会调查时，他的宿舍被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统一指挥部查抄，他的一些书信、日记全被搜将出来，上面的言论被视为重要证据，将他打成现行反革命，罪名是用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陕西省公安厅军管会迅即介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觉得真理在胸，正义在手，便理直气壮地回到学校，一踏进学校的大门，造反派就将他抓起来进行批斗，然后送交公安机关。
刘景华日记、信件中许多地方涉及到杨伟名，而杨伟名给刘景华的信也将他推下深渊。此后，冶院的红卫兵又到了户县，对杨伟名进行残酷批斗，他们说刘景华和杨伟名组织了刘杨反革命集团，同时罚杨伟名下跪，打他嘴巴、耳光。杨伟名受不了这种侮辱，5月6日深夜，他和妻子刘淑贞洗净了身子，换上了新衣，饮下了剧毒农药，睡在炕上，盖上被子，双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却说在杨伟名谢世半年后，户县的城关镇七一大队革命委员会在一些人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成立报告这样说：
    忆往昔，斗争激烈，战火弥漫。翻开七一大队的斗争史册，回忆我们激烈斗争的艰苦历程，页页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步步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指引了航道。十六年来七一大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窃踞把持了大队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结党营私，贪污盗窃，招降纳叛，打击和迫害贫下中农。多少人卖儿卖女，多少人沿门讨饭？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多少人满腔怒火，多少人英勇反抗？多少贫下中农“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1962年他们竟敢狗胆包天，上书中央，配合帝、修、反和国内牛鬼蛇神抛出了一株臭名昭著的大毒草《当前形势怀感》，同中国赫鲁晓夫一唱一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怀感》的批判“此件是反动的、纲领性的修正主义观点”，“为什么一叶只能知秋，我看一叶可以知春”的公布，彻底宣判了这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的破产，贫下中农无不欢欣鼓舞，斗志昂扬。但是在党内一小撮大叛徒陆定一、刘澜涛、戴云、王世俊和旧县委何（勤如）、曹（文青）、张（克仁）之流的包庇袒护下，最高指示以党内机密被一压再压，批斗不能群众性的广泛深入进行。面对着强压，贫下中农手挚宝书，无所畏惧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发表，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激励我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板报上呼出了第一支震惊鬼蜮的“造反歌”，支持了第一次威名全县的8.14造反，炮轰杨伟名之流，炮轰旧县委，炮轰西北局的战斗打响了。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说什么：你们造谁的反？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杨伟名之流依然不能深入批斗。1966年8月和12月，《十六条》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草案》相继发表，一切阴谋诡计都被粉碎了。七一大队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迎着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刚一诞生，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随着红卫兵“万山红遍”的出现，一场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的人民战争打响了，旧制度被打的人仰马翻，革命的怒涛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
从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之流，到破获刘、杨反革命案件，从支持8.14造反到9.3、9.4冒险保护我们亲人解放军和革命小将，从参与一中、八中向公安局进行绝食斗争到攻克公检法之顽固不化的反动营垒，从参加批斗一小撮兵团到挖出中国赫鲁晓夫在我县的代理人何、曹、张之流，从粉碎阶级敌人的种种造谣诬蔑到获得革命生产双胜利，从三结合生产班子的建立到革命委员会的诞生。那一夜不是通宵达旦，那一幕不是惊心动魄？七一大队的造反派战士、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在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浴血战斗中，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写出了灿烂的历史。……
    这些和杨伟名朝夕相处、同样也难说不是善良的人们，他们用愚昧、野蛮来对待自己家乡难得的的才子、哲人，对他进行近乎仇恨的诅咒和唾骂。噙着血泪的杨伟名英灵，带着溅在他身上的唾沫，带着痛苦与屈辱，带着对真理的执着，永远离开了这片生他养他、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11年后，1979年6月19日，在县委书记苏耀先的关切和过问下，长眠地下的杨伟名终于等来了户县县委组织部为他平反昭雪的通知：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二十六次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对杨伟名同志予以平反昭雪，并发给埋葬费，适当解决生活补助费，由城关公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予以宣布。
    这虽是一个带有尾巴，并不彻底的平反，但总算给了杨伟名一个清白。
    岁在戊子（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被誉为“改革开放先声”的农民思想家杨伟名先生逝世40周年。戌子清明（4月4日），户县文化界新老领导，县作协、县文体广电局创研室及杨新民一家一行二十余人，携时花鲜果，来到杨伟名先生墓前，缅怀先生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对“三农”问题的理论贡献，诸君如不嫌絮烦，现将当日户县文化局创研室主任耿朝晖所做祭词作一赏析。
    词曰：    南山苍苍     涝水汤汤     先生之德     山高水长     追忆往昔
    “五风”滋长  
    民怨沸腾     瓜菜代粮    先生著文     力主松绑     放开手脚     气和神爽    自由贸易     可补春荒     分田到户     粮丰有望
    烦琐一套     弃之何妨     过退辩证     初期漫长    双程轨道     合民衷肠     其心至忠     其言甚良    其方恰妥     其文堪赏     一叶知秋     闪烁光芒    告慰先生     君可安详     和谐社会     惠风和畅    农税全免     喜气洋洋     种粮直补     保价入仓    务菜植果     自己主张     顺应市场     百业兴旺    乡风文明     民主显彰     多予少取     反哺村乡    中国特色     旗帜高扬     科学发展     道路顺畅    万众一心     共奔小康     先生贡献     学界共仰     三秦名人     君列其榜     我辈慕君     哲者思想     我辈敬君     民本至上     我辈学君     秉炬而亮    持笔勤勉     绘我画乡     孜孜不倦     兴我家邦
    先生之灵     不朽且芳     先生安寝     呜呼尚飨
    正是：
    燕子斜上柳丝黄，荷角出土青泥香。
    细数杨公坟前草，马兰花蕊泛紫光。
   （户县原县图书馆馆长、县文化局创研室副主任刘高明祭诗）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4 11:20 编辑 ]

我的网名是飘落

文化大革命时有没有天安门屠杀大学生的事件啊？只是听说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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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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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二十二回  知青下乡红卫兵匿迹  响应号召生产队落户
                             事故连发几青年罹难  奸污知青张玉汉伏法
     诗云：
    堪叹当年红卫兵，振臂山呼齐折腾。
    待到山河红一片，上山下乡影偬偬。
    却说那1968年是多事之年，彼时文革大胜，“走资派”已是狼狈不堪，全国山河也已是一片红，红色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也已全部成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大批红卫兵却是一大问题摆在领袖面前，又一个大的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运而生。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是“必由之路”的年代，在当时确实是激动人心的伟大号召和满怀激情的豪言壮语。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这场解决“城市人口”运动的“实验”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却说那丰京故地的户县，当年也和全国一样，作了大量工作，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到了农村。1968年9月12日，户县革命委员会根据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决定成立户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全面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工作。经过全面动员，和做过细的工作，到1970年，全县有989名学生上山下乡，分布在182个大队，346个生产队。各级政府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但问题不少，短短的一二年间，“阶级敌人”强奸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就有4起，殴打、迫害下乡知识青年的案件8起；诱婚的15起；逼婚的2起；挪用安置费的5起。到1973年，全县共有知青3361名，问题甚多，据统计各类问题450件，其中奸污女知青56件；猥亵女知青1件；奸污女青年2件；绺窃174件；盗窃90件；行凶打人7件；赌博5件；诈骗1件；政治案件8件。其中有6名“罪恶严重、态度不好”的犯罪知青被逮捕，，被“巡回批斗示众”。
    在知青下乡的头一年，就死去了一名知青。
        1969年3月1日，一封反映信摆在户县安置办公室桌上：
    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
    我叫马景汗，回族，现年70岁，系物资供应站工人。本人家庭成分贫农。年老困难，甚至连自己住的一间房子都没有。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对照顾我家庭生活困难，一直让我继续工作着。实在使我感激不尽，我中年丧妻，家庭贫穷，无法再成家，和自己的兄弟一家在一起生活。大侄女从别处给我抱来一个男孩子，交我抚养。一直抚养到18岁，起名“马文革”。系68年毕业生。68年11月，适逢伟大的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号召，开始动员在校应届毕业生，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户县两名教师到我的住处动员马文革到农村去，当时我给他们一再讲马文革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置之不理，说：“让孩子赶快回来，到农村去，到时候粮户全销。”就这样威胁我，根本就不顾毛主席“除老弱病残者外”的最高指示，肆意篡改党的政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按他们的话，给孩子打电报，将孩子叫回户县。孩子在成都他二姨处料理家务。孩子回来后，就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立即奔赴农业第一线去中农再教育。68年11月20日孩子就到户县祖庵公社甘水坊大队。在生产队孩子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69年春响应党的伟大号召，不回家去，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在正月初三晚上孩子由于饮食不佳，引起心脏病复发，到初五那天，生产队派人拉到县医院，进院半小时，经抢救无效，孩子去世了。孩子死后很长时间，无人过问，我曾找县毕办解决，直到初七晚上我同县毕办，县一中，祖庵公社，共同研究，才给解决了一部分。第二天我们就将孩子拉回西安，按照回民仪式，将孩子安葬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对我来说，一个70岁年迈的人，失去了心中唯一的希望，我是多么的伤悲， ，总是孩子去照料我，我死后有人去掩埋我，我病倒在床也有人给我端饭，端水，照料我的一切，而现在一切孩子死了，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一人，怎么办呢？我实在受不了啊！今后我到底怎么办呢？……
    反映信中说的马文革，当年只有17岁，回族，原籍西安人，家有祖父马景汗，现年七十岁，户县物资供应站职工。该生系户县一中初六八级学生，1968年经学校动员，11月20日分配在户县祖庵公社甘水坊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落户，当时马景汗老汉提出三个问题：“一、少数民族生活和其他人过不到一起。二、马文革有心脏病。三、生活有困难。”但这些并不能成为马文革免于下乡的理由。1968年11月20日，马文革和其他同学到祖庵公社甘水坊大队落户。
    马文革落户第二天，就向队长常炳云反映：“有心脏病，重活干不成。”生活队一直注意照顾，劳动时派轻活。69年2月21日病亡前，没干过任何重活。劳动天数为52天 ，共计共432分。农历正月初一晚上参加演出。正月初四早上，马在杨凤鸣家喝了半碗面汤，就说他肚子疼，大喊大叫，头上冒汗，满脸发青 ，指着胸部左侧。杨凤鸣替他按摩了几下，还是出汗，呻吟不绝。下午五点左右，大队保健员常学礼来看病，诊断心脏杂音过大，嘴唇发青，也没有打针，只开了健胃片等药， 马停止呻吟，只是发烧，发冷，心慌。晚上没吃饭，光想喝水，一晚上喝了一热水瓶和两茶壶开水，大便两次，小便多次。天亮时喝了半碗米汤  又吐了。正月初五清早，队上派社员周群芳，常景明两人把马文革送到县东关他祖父那里，约半小时后，又把马文革送到户县医院。
        1969年2月21日下午一点半（正月初五），马文革神智朦胧，全身青紫，背部可闻及湿鸣，心率快，110次/分，左胸骨第三肋间隙可闻及粗糙之Ⅲ级收缩杂音。诊断结果：先天性心脏病，心衰Ⅲ度，急性胃肠炎。入院后处于病危，医生一边检查，一边抢救，但扁鹊无术，马文革于下午二时死亡。
        1969年6月14日，一名女下乡知青服毒自杀。：
    下乡知识青年贾宗炫，是户县一中67级2班学生，当年19岁。她的父母均为资本家出身，在1952年响应国家号召，由上海支援西北经济建设。当时她才两岁，留给她祖母抚养，1960年来到户县，在惠安职工子弟学校读书，1963年转到县一中。学习较为用功。成绩始终保持中上游，又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求进步，上进心强，曾担任过少先队中队长，学生会文体委员。
        1968年11月20日，贾宗炫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到祖庵公社南元马店生产队安家落户。但贾宗炫身体多病，与劳动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困难很大，做活没劲。贫下中农一再照顾她，干点轻活，如：修河，别人拉车，她光稳架子车 ，也支持不了。手足发肿，肚子常痛，经常抱着肚子，叫别人打药，就叫她拣棉花苗，蹲一会，站起来也吃力。在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波动，对个人前途“未来”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自卑  加深，加之其他诸方面的因素，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活着没有意思，简直是无能为力，陕西省只有一个面向，所以，只好死撑算了”。
    当年5月份贾宗炫割阑尾炎，伤口未愈，就下去参加劳动，不到两天，伤口发炎，经医生检查，又请假回家。她父母对孩子不了解实际情况，又赶上大忙季节，父母都存在着严重的历史问题，怕人说闲话，多次推女儿下去，就在这种情况下，贾宗炫想到了死
    她在“遗书”上写到：
    经过实践证明，下乡已有半年之久，身体简直软到走路都困难的地步，使无法再坚持下去，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表面无病而实际有病者，介绍我进工厂，照样无能为力。看来有心脏病的同学都得不到照顾，何况我呢？在社会上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活着实在没意思，但谁愿意轻易丧命啊！
    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希望对其它有病的同学给予照顾，陕西省一个面向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老弱病残者”都要照顾，难道学生就没有病残者吗？
    贾宗炫将自己五月份在西安，余下，户县等八个医院买的安眠药一共101片，于六月十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服下，并写了两份“遗书”。
    经医院大夫会诊，进行紧急抢救，贾宗炫安全脱险。
        1970年9月3日上午11时，户县东郭家寨生产大队靠河岸空闲地里，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一片肃杀气氛。两名犯人被一连串汽车押解着来到这里，推跪倒在地上。枪声响后，犯人应声倒在地上，流出了污黑的血。被执行死刑的一个人就是奸污女知青的张玉汉。
    张玉汉又叫张顺奎、张奎奎，当年51岁，是户县苍游公社李北大队四小队人。在解放前他10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把一个妹妹送了人，带着另一个妹妹远嫁河北（渭河北），不知去向。他被叔父收养。1944年他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在旧军队中当伙夫。1949年在上海被解放军遣送回家。他回来后，不务正业，整天东游西荡，叔父无奈，只得给他盖了两件厦房，将他分了出去。后来农业合作化后，单身一人的张玉汉在生产队里并不安心劳动，成天到县上西桥集市搞小捣腾，贩卖粮票、布票、土布、粮食等，当黑经记。在集上先后还结识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发生了关系。1957年因在西安偷刻公章（户县第四区丰京乡乡政府），被公安机关拘留劳动教养个月。1958年8月又因破坏农业生产，被劳教3年。
        1970年2月5日（即农历大年三十）下午，张玉汉在县上胡混后来到县东关茶铺，碰见几个熟人在门口坐着，跟前有个女青年，几个人撺掇他说：“这个娃要找对象，你把他引回去找个对象吧！”张玉汉便把这个女孩引回村子他的住处。
    这个女孩名叫杨慧君，当年才18岁，原籍湖北襄阳，父亲张安记在土门建设银行工作；母亲杨辉在西安建工部五局二校任教。1969年元月5日，杨慧君由西安三中68级3班被统一分配到户县太平公社东风大队第3生产队（管坪）插队劳动。当时，政治形势十分严重，杨慧君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感到十分孤独，加上劳动十分艰苦、生活也很窘迫、失恋等原因，产生了精神错乱等症状，不安心在山上劳动，成天胡跑，到处谈恋爱，曾先后被收容教养4次，其中有一次越墙逃跑又被抓了回来继续收容。县安置办公室曾先后将她送户县医院、西安陆军医院等处住院治疗，但均无效果，仍到处乱跑。被张玉汉带回后，当晚即被张以给买衣服、鞋、袜等物为诱饵强行奸污。
    第二天，即大年初一，张玉汉的行为即被给军属拜年的大队干部发现，将两人送往公社，3月1日张被公安机关军官小组拘留，8月18日正式逮捕。
    当时，“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张玉汉案件被认为是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案件而受到咸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重视，他的罪行被印发到全地区各社、队和机关单位，广泛向群众宣示，并采取当时很风行的群众讨论处刑的形式让群众讨论，户县参加讨论的人数达67529人，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达66199人，意见判处无期徒刑的人数1310人，意见判处有期徒刑的人只有20人。咸阳地区还将他押到所属的区县，进行巡回批斗。
        1970年8月13日，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张玉汉做出判决：
    查罪犯张玉汉，解放前就系效忠蒋匪之徒，解放后，一贯道德败坏，不务正业，大干坏事。虽经我政府两次判罪改造，但毫无改悔之意，特别是在1966年以来，反动气焰更为嚣张，到处诈骗奸污，倒贩国家无价票证，破坏社会治安，更加惨无人性的是，张犯竟将患有精神病的插队女知识青年诱骗强奸，致使病情恶化，久治不愈，严重地破坏了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插队的伟大战略部署，实属不堪改造之徒。情节恶劣，罪恶严重，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受其全部财产。
    张玉汉被处死后，他所在的第4生产队给他作了一副棺材埋了，后被军管组发现，被强令挖出，从棺材取出，光身掩埋，其房子也被县上拆除没收。
    张玉汉奸污比自己小30多岁有病的女孩，无论处刑轻重，都是罪有应得，但当时对张的判处，却是基于“为更好的贯彻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及中共中央1970年26号文件精神”，那受害的女知识青年杨慧君，身患精神病，生活极端困难，却不能从当时极为严厉的上山下乡政策中解脱出来，被照顾回到父母身边，因为如果他返了城，按当时理解，也就意味着破坏了上山下乡的政策。她在写出：我今后定要提高警惕，决不上坏人的当，也不胡乱窜，请组织相信我，今后决不犯了”的保证后，被转回湖北襄阳老家继续上山下乡，从此，这个十八岁的女孩，户县再也没有了她的身影，她的命运到底怎样，没有人知道……。
    正是：
    休提当年曾下乡，风雨雪霜实难当，
    挖山挑土还犹可，最叹凄凄夜偏长。
    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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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二十三回  知青顽劣频频偷鸡  社员愤恨时时提防
                        搜房现情李玲吃药  绑身厌世文谦服毒
    诗云：
    下乡学习再教育，学会晚间去偷鸡。
    社干束手俱无策，知青问题成痼疾。
    却说本书原意是按时间顺序写出各件大事，只是知青一节，时期甚长，如一气说完，便说到了1976年发生的一件事，其他事暂且不表。
    却说1976年6月10日，离户县北边偏东方向约10来里路远的一条大路上，熙熙攘攘地走着一群人，拥簇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一个青年，急冲冲向公社走去……
    却说"偷鸡摸狗"这一成语，原指偷窃的行为。也指不正经的勾当。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用一些下乡知青身上，却是再恰当不过。那时，一些知识青年处于农村已久，眼见一些知青陆续离开回城安排工作，自己却丝毫听不到安置的消息，理想破灭，便破罐子破摔，不再听社、队干部指挥，我行我欲，甚至横行无忌。加之，当时生活不佳，个别知青便去偷队上社员的鸡，夜里来煮了吃，有的社员及时发现，对这些知青也无可奈何。久之，这知青偷鸡之风，竟愈刮愈烈，社员恨之入骨，却也没有办法。
        却说那户县东北方向十来里路，有一苍游公社，公社西北与长安县接壤的村子，名叫文艺村。何以叫此村名？居人相传，明初此地有范、风两家富户长期不睦，其后被以文明仁义而结为秦晋，建村后遂取名文艺村。公社化时称为文义大队，地处户县东北角，在现今三号路最东端，西与真华硙大队为邻，东与长安县接壤。
    那文艺大队自知青下乡政策以来，也住进了多名知青，公社干部、大队干部以及知青带队干部为这些知情的生活、生产操了不少心，为他们专门盖了知青点，分男女宿舍。几年来，知青走得也不少，留下来的，也和许多地方的知青一样，开始桀骜不驯起来，不服管理、不参加劳动，小偷小摸，社员家家的鸡都被偷过。社员们对这些知青打心眼里不满，经常向大队党支部、革委会领导反映，大队干部便组织民兵夜里巡逻，防范知青偷鸡。
    文艺大队有个知青特别有名，名叫韩志才，小名"二保子"，经常有外村一些知识青年来寻，一来就在文义村偷鸡，胡闹，大吃大喝，社员意见很大，群众有一句话："二保子"来客，文义村就要丢鸡。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再教育组长多次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对干部产生不满。
    文艺大队还有一名女知青，李玲，当年21岁，原籍陕西丹凤县，该李1974于成都第七中学高中毕业，1974年8月，转回原籍舅家-户县苍游公社文义大队插队落户。父亲在四川成都市无线电一厂工作。任厂革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其母在成都无线电三厂工作。李玲才来的时候，表现尚好，思想比较稳定，劳动表现也不错。他下乡以后，就和几名女知青住在舅舅家，没成想那舅舅却和那几名女知青搞起了"恋爱"，并进而发生了关系，让李玲觉得很反感，便向公社田兵团副书记、带队干部老曹反映并写了解法材料。此时尚未处理，李玲的舅舅又私自领走她的建房费，和那两名女知青鬼混花光，李玲十分气愤，又向上级反映，相关部门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她舅舅进行了处理，由此和她的外婆关系恶化，声言要打断李玲的腿。李玲的妈妈也从城都赶回，让李玲从舅舅家搬出，住到大队知青点。那李玲的外婆不依不饶，大肆诬蔑李玲是什么："杀夫之妇潘金莲。""穿个xx的裤子，把它就都羞走了！""在四川就闹得不象话，现在又胡闹！""这娃在没有男娃的地方呆不了，要呆就得在有男娃的地方呆。和男娃在一起只将交朋友那一套。""作风不好，是个卖x的！"等等，沿街叫骂，只是全村的人人人皆知。李玲被弄得很没面子，加上内心没有依靠，便也谈起了恋爱。
        6月，大地一片金黄色，丰收在望，正是农民一年盼望的夏季收获时节，然而知青们对此无动于衷，终日嬉戏，打牌打闹，不参加夏收。那社员们也顾不上他们，忙着收割、打碾。
        9日下午一点左右，外社几名知青来到文艺大队知青点找王文谦。这王文谦本不是下放文艺大队的知青，何以几个知青到文艺大队来找他呢？这个王文谦，当年只有20岁，原籍东北沈阳市沈河区，他的父亲是惠安化工厂运输科工人，母亲是惠安职工理发馆临时工。王文谦1974年元月在惠安中学毕业，3月18日插队苍游公社振华硙大队安家落户。据说那王文谦此时正和文艺大队女知青李玲谈恋爱，经常在李玲处。
    却说几名知青到知青韩志才处问："王文谦呢？"那二保子回答："在李玲房子睡着呢。"下午5点左右，又有外社几名知青也到文义村。当晚，他们找到王文谦，便和二保子等打扑克。打到凌晨4点左右，王文谦说要回队就走了，其实是溜到女知青李玲房子睡觉去了。剩下几个知青，一个说："吃鸡不？"二保子说："走！偷鸡去。"他们留下一个在家烧水，兵分两路，出去偷鸡。
    两名知青在二保子指点下，毛手毛脚偷偷地到一家农舍后院，翻墙进去，从鸡笼中偷了一只鸡，翻墙出来，拿到二保子屋里。二保子一看嫌少，让他们二次又出去偷。这两名知青照原路又偷了几只鸡，拧掉鸡头往回走。正走着，正碰上民兵巡逻，发现前边有人鬼鬼祟祟，便用手电照，这俩偷鸡的知青就跑，民兵在后大喊：："有偷鸡的！抓贼！"这俩知青不敢再到二保子住处，拐弯抹角跑出村，踏着麦浪去振华卫大队找王文谦，但王没有回来，他们就在王文谦的床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文艺大队社员杨玉玲发现丢了五只鸡，气愤不平，便找大队党支部哭诉。大队党支部也已知道昨夜村里有人偷鸡，认为再不能让这些知识青年在大忙季节乱事，影响三夏战斗。决定以办学习班为名，到知青宿舍搜查。于是党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再教育组长、妇女主任几个人，到知青点去，先叫韩志才的门，几个知青慌了手脚，那两个知青没有回来，大队干部现在叫门，肯定没有好事，赶紧把偷来的鸡藏在锅灶下面，勉勉强强开了门。大队干部一看有外来知情，便有些来气，便仔细搜查，没有查到鸡。大队干部疑疑惑惑出去后，他们又把鸡扔到了韩志才房内的顶棚上去了。大队干部又到女知青处，叫李玲的门，待了很长时间才开门。因是女知青住处，大队男干部便都站外面，妇女主任先进去 ，在屋内大致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鸡，往外走时，顺便把门后缸上的草帽掀了一下，却发现缸后有一个人，妇女主任被吓了一跳，大喊一声："有人"，缸后的人站了起来，门外的人看见有个男人在里边，便喊："不是好人！""绑到公社！"
    大队干部为何大喊要绑人？原来有的大队的知青已闹得不象话，打着谈恋爱的幌子，到处玩弄女知识青年，为此，以前机场带队的干部就说过，如发现他们机场的知识青年到文义村乱搞两性不正当关系，绑了送公社。所以，大队干部见有男知青钻到女知青房中，就认为不是好人。当下，大队副书记、民兵连长和一名社员进去绑人。在绑王文谦时，王文谦大叫:"你为什么绑人"干部问："你干啥来了"，王说："李玲是我爱人，我们订婚了。" 干部问他要合法手续，王说："没有"。干部说："你是非法同居"。王说："那你就绑吧！"大队干部七手八脚在绑王时，那女知青李玲却扑过来，拉住不让绑，一再声称，王文谦是他的男朋友，是在谈恋爱。众民兵那听这些，驳斥他们是在非法同居，几名干部把李玲挡住，另几名干部把王文谦用绳绑了，轰轰嚷嚷将王文谦押送公社，那女知青李玲还有其他知青也跟着一同前往。要知这文艺大队要到公社有五、六里之遥，一行人就这样闹哄哄赶往公社。
    到公社后，公社干部大都不在，只有干部老童一人，大队干部向老董交待了情况，因三夏大忙，便先回去了。公社干部老董和王文谦简单谈了话，王文谦也表示今后不再犯此类错误。因为很忙，老董有事，便派一名民兵看住王文谦，绑王文谦的绳子原就未敢绑得太紧，这时，王文谦就自解其缚，将绳摔在看守民兵面前，同李玲、二保子等人傲然走出公社大门，又回到文义村大队。
    大队干部将王文谦傲傲然又回来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晚上便通知振华硙大队来往回领人。晚上12点左右，振华硙大队派了3名民兵来到文艺大队领人，文艺大队干部便一同去李玲住处，叫开门，里面王文谦、李玲、二保子3人正在用煤油等煮鸡吃。一听叫王文谦回去，这3名知青七口八舌地说，不能回去，杳然文艺大队干部作检讨，……大队干部和振华硙3名民兵无法，只得狼狈退出，3名民兵回振华硙去了。
    谁知这王文谦竟然十分狂妄，随后的几天里，他和那二保子领着外村一些知青到大队干部门前，认人，认门，扬言要提6个头，打断一个腿，放几个血，提着棍子在村子乱转，耀武扬威。可怜那些大队干部又要忙于三夏收碾，又要疲于应付此事，但对待知青，又适应不得，软不得，竟弄得束手无策，人心惶惶。只得向公社汇报。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一天，韩志才门口不知是谁驳了一堆蒜皮，恰巧一女社员路过门口，韩志才张口就骂：“老婊子！”那李玲也插话说：“骂她都便宜了她！”那女社员也不是省油的灯，遭到如此不明不白的骂，怎能咽下这口气？在李玲门口大骂开来：“开窑子了！”“看窑子娘们！”弄得李玲反倒羞愧难当。
    文艺大队知青的事，终于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公社田书记、带队干部老曹、公安局姚局长、大王派出所干警和大队干部都找李玲谈过话。1976年6月20日，咸阳地区知青工作调查组两位同志来到文艺大队，安排布置大队民兵小分队将那李玲的舅舅压到办公室隔离审查。又找知青二保子（韩志才）谈话，然后又找李玲谈话，据李玲自己所谈，她是在3月份通过赵东大队一知识青年介绍认识王文谦的，相识后李和王经常一块到余下王文谦家吃住。4月4日李和王第一次去余下，临走时给王的父母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本人和家庭情况以及她舅家情况，表示要和王谈恋爱，王的父亲不同意此事，觉得孩子年纪还小，过早谈婚事不好，并给李的父母说明了情况，表示了态度。李的父母也不同意过早谈婚事，而且态度很坚决，在双方父母都不同意时，李和王就双双出走，并扬言："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他们不活了"王文谦的父亲怕出事，到处找，找回来后，声明对他们的事不管，但不许以后胡跑，王、李二人不听劝告，仍在不断外出，不参加劳动。
    和李玲谈话时，李玲辩解不参加劳动的理由是没有粮吃，大队干部在侧忍不住驳斥，李玲去年分得粮食548斤，平均每月46.5斤，是够吃的。李玲上半年实际参加劳动才69天。
    下午，李玲找比她早一年下乡的知青韩志才问道："地区同志和你都谈了些什么？"韩说："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鼓励青年扎根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韩问李上午给你谈了些什么，李说："真不象话，谈话时大队干部一直在场，我一说话他就接过去。"
    李玲因王文谦被文义村大队民兵捆绑后，群众对李议论纷纷，有关干部几次找李追问与王"非法同居"问题，加上被人羞辱，一系列的问题压在她的思想上，使李自感孤立，无人同情，活下去没有意义，已有自杀念头，便和韩志才走进医疗站，李玲在药架上找了半瓶冬眠灵要买，医疗站同志说不卖，随手把药瓶夺了过来。这时，韩志才将药瓶又夺过去。交给李玲，李倒了一把，填到口中，便跑到宿舍里，写了两份遗书，一封给王文谦，一份给她的父母。闻听李玲自杀，干部群众急忙赶来，将门踏开，李已感到昏迷，大队书记张汉俊，公社副书记田兵团也赶到现场，立即抽调一辆正在碾麦的手扶拖拉机，将李送往县医院进行抢救。经医院多方抢救脱险。
    王文谦得知李玲服毒住院，怕大队说他与李非法同居，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之同月25日得知李母不同意他俩恋爱，并要带李回成都市，感到失恋，给李写了遗信，写道：
    ……在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你想没有想过，你的朋友王文谦还活在世上？……亲爱的李玲，真正地爱上了一个姑娘，又远走高飞了，思想上难道没有压力吗？……什么人类的理想，自己的前途，这一切没指望了！……药物反映得太慢，我相信'1059'更反映很快的吧？！我相信在你离开陕西以后，你的脑海里，王文谦使用不存在了！
    王文谦下定了自杀决心。
        6月26日下午5时，王文谦从外拿回一个用纸包着的东西，被同宿舍知青看见，问拿的啥东西，王文谦回答说："好吃的"，接着将报纸打开取出一个小瓶子给这位知青看，并说是“1059”农药，说完将瓶子锁到他衣箱内。晚饭后这位知青将此事告诉民兵连长高功立，高大吃一惊，立即报告公社。
        27日早晨，公社领导感到问题严重，田兵团副书记、驻队宣传队的张乾坤赶到振华硙大队，和大队书记何振明一起，将王文谦从麦场叫回谈话，劝他自己将农药拿出来，王不肯，经再三动员无效。一直拖到下午一点，王文谦看不开箱子已推不过去，最后自己动手将锁头用锄头砸开（因把钥匙找不着了）。王一把抓走药瓶，塞进裤子口袋里，并用手将瓶盖拧开，围观的群众张有才夺过药瓶，药瓶已是空的，药液已全部流入裤袋内装的纸上。一位女知青怕王皮肤中毒，赶快端来一盆水给王洗裤子，却被拒绝，一脚将盆踢翻。第二次端来，又被踢翻。团支部书记关树雄拿毛巾肥皂水给洗，又被拒绝。王文谦走进宿舍，用粘满药水的手，抓起一个馒头就吃，被关树雄夺走。王叫知青王建建给他打桶凉水喝，并叫找带队干部老曹，王建建都没去。王文谦在房内转了几圈，把衣裳搭在肩上，向显洛村车站方向走去，王建建、关树雄和韩英全三人跟上刚出村口，就发现王  在吃沾满了毒液的纸，顺手又从裤袋内掏出一把药纸准备吃，被韩英全一把夺了下来，王又向南走了十多米，王建建拉他坐下，他说要回余下。坐下后就口吐白沫，当即送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
        27日晚11时45分，县知青办副主任，大王派出所，苍游主管知青的田兵团副书记，机场带队干部曹智荣、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振明，同死者家长座谈，澄清了两个问题：
    1.王文谦服毒自杀，不是他杀，前因以后再查。
    2.尸体处理办法按振华硙大队党支部意见办理（由生产队买一副棺材，做一身衣服，埋在大队公墓）。
    根据死者家长的要求，县委知青领导小组主管常委赵毅副主任的批示，由知青办组织有公安局，法院，知青代表参加的六人调查组对王文谦的死因作详细调查。于7月7日开始，至7月17 日结束，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从这一事件来看，知青问题已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能丢，拿不住。当时农村的现实使知青们普遍地丧失了初来时的激情，他们的处境令人同情，但有相当的知青不能正确面对，开始表现的桀骜不驯，拉帮结派，不服管理，甚至胡作非为，对抗各级组织对他们的管理。由于突破不了政策的束缚，各级领导对这些走上邪路的青年人也感束手无策。这时，离后来知青大规模返城已是为时不远了，此是后话不表。
   正是：
   战天斗地在农村，噩耗传来惊人魂，
   却看头上朦胧月，已是压山雾沉沉。
   请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6 09:07 编辑 ]

夏兰秋菊

              二十四回 “不吃闲饭”混淆劳动界限  “革命路线”指引居民下乡
                                                  精神病人疯魇四处奔走           返乡居民无房几回呼天
      诗云：
    “革命”口号响叮当，却将居民当群羊。
    服务行业非劳动，迂腐无知贻大方！
    却说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右侧，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没有作者署名的消息，标题的引题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接着是大号字的主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这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立刻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人到甘肃会宁县，实地核实这篇文章的真实性，然后转发全国。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了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消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据说"城"字后面那个"市"字，是毛泽东亲自修改时加上去的。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把在城市里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统称为“吃闲饭”，实是大错特错！从此，大批在城市里从事服务、商业、手工的居民被迫到农村去，成了当时的一个大运动。这个运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最愚蠢、最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一次运动，发动者不承认家务劳动也是劳动，不承认服务行业也是劳动，甚至不成小手工业也是劳动！成千上万的家庭弱妻幼子和从事服务行业以及小手工业者被赶往农村；而城市里由于缺少了这些人员，住宿难、吃饭难、修车难、修鞋难，缝纫难甚至理发难，成了多年的痼疾。
    那户县在1969年3月19日，发出《关于精简城镇人口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认为：
    动员城镇居民上山下乡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城镇斗、批、改的重要内容；是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镇居民思想革命化，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积极贯彻落实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支援农业，改变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措施，因此，各级革委会要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切实做好此项工作，迅速落实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
    《意见》确定的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是：
    有劳动能力的干部、职工家属；
    家庭主要劳力在农村工作或劳动，留居在城镇的家属；
    社会青年及其他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无固定职业的闲散人员；
    个体工商户和部分合作商店人员，小手工业生产者；
    盲目流入城镇的无户口人员。
    到1970年，户县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动力，动员下放居民600多户，2400多人，被迫迁回原籍道外省、县的140多户，550多人。下放后又回收城镇的50户，留居户县农村的420户，2000多人，分布在除涝峪、太平以外的10几个公社，200多个大队。
    这些人到了农村，名曰支援农村，实则增加了农村负担，一些居民本来经济底子就差，到农村后，随政府给了些补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时之间盖不了房，不安心在农村，据当年在秦镇、五竹两个公社的调查，下放居民38户，欠款14100多元，户均370多元；这些下放户，多数老、弱、病、残，拖儿带女，劳少、劳弱，或根本无劳。因生活经济困难，不少许长期木料备不齐，盖不了房，没房住。全县有180多户一时盖不起房子，无奈只得长期住在队上的车房、场房、保管室、记工室，还有的住的是破庙，烂草棚，多数是有前门，没后门，缺厕少院；有的长期租住私人房子，不交房租房主不让住，关系很紧张。有些每月房租3、4元，居民不住不行，住了交不起，带来负担。
    一些原本在城镇靠手艺生活的人，到农村后，农活做不来，收入也微薄，便找一切机会出去做零工，搞单干副业。秦镇下放到禹王庙大队的铁匠宋宝章，下放后长期不在队上劳动，到处打铁搞单干。据在秦镇、五竹、余下了解，倒流回城的就有10多户，这些人还很有理，他们说：在城镇是参加居民生产组织的，有工作。不是吃闲饭，不该下方，要求回城工作。有些下放居民是少数民族，说他们民族习惯不同，具体问题多，要求回城；还有些经常打探消息，要求将子女安知识青年对待，给安排工作。因之，有的本来就不打算盖房，有的虽盖了房，也不安心农村，想回城，说是么：“宁舍三间房，不舍商品粮！”
    严重的是不少地方领导，对居民下放采取漠视的态度，有的根本无人管，有的当捎带工作；有的当成包袱互相推诿。有的公社干部说：“下放居民既可憎，又可怜！”认为居民问题多，而且复杂，不愿沾手，采取应付了事，一推二拖、三不管的态度，对下乡居民缺乏应有的支持，从而有些下乡居民受到歧视、排斥等问题不断发生。有些地方以“人多地少”为理由，对下乡居民不欢迎；有的对居民不能同工同酬，在粮、物、建房木材分配、划拨庄基、建房支助等方面，刁难克扣，甚至用搞副业的办法对待居民建房，普工也给算工、算钱，一垒胡基给算7、8元。对少数民族下放居民，有的不尊重民族习惯，生活上不给方便。还有更严重的是，不少地方封建户族势力猖獗，排外思想严重，千方百计找岔子，有的离间居民和社员的关系；有的蛮横辱骂殴打下放居民，造成后果严重；有的利用职权威胁和用订婚等欺骗手段，多次奸污下放居民女青年，造成不良后果；有的因安置不当被歧视而跳井自杀等。由于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经常到处上访告状。也有个别下放居民户相串联，聚众闹事，拦路阻挡县、社干部，蛮横纠缠。下放居民们都没有长期在农村的心理准备，时刻渴望着回城。
    这里有一份下放到天桥公社卫东大队（割耳庄）的居民女孩李宝英的一封反映信：
    我家是下放居民，原来在户县南街住，父亲在建筑社工作。我家共6口人，我妈从67年就得了精神病。我妈有病后，我就不能上学，在加照管妈妈和弟弟、妹妹。
1970年元月，我妈妈和四个孩子下放来到天桥公社卫东大队落户，下放一年来，我妈从没有参加过一天劳动，而病却一天天严重，闹得我不能下地干活，父亲也不能安心上班。还经常打我们几个孩子，我们从外面回家一进门，她拿起什么，就用什么往我们身上打。一次，我小弟弟从面回来，她抓住就打，把握小弟弟按倒在地上，几个人拉也拉不住，在小弟弟肚子上猛踏一脚，打得我小弟弟病了好多天。还有一次，我干活回来，刚走进门，她就拿起一个凳子仍在我的肩臂上，痛得我几天都不能动，这些都是常事。
    她的病厉害的时候，我们连饭也吃不成，经常把锅碗都扔到外面，把面都倒了。我们干活回来，把饭做好，她就端起锅把饭一倒，把锅仍了。经常把屋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把我做好的新鞋也用刀剁烂。晚上闹得连觉也睡不成。成天打这个、骂那个，到处乱跑，闹得四邻都不安，晚上去打别人家的门，闹得人家睡不成觉。经常夜间在街道上来回乱喊乱骂，经常和社员打架、吵架。别人从我家门口路过，她也骂别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有时候大白天只穿条短裤就在街道上转来转去，光身往大门口一睡，我妹妹用单子给她盖上，她把单子一揭，就用砖头打我妹妹；有时就是么也不知道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真是难受极了，但光是难受有什么用处呢？
有时候一跑出去，就好多天不回来，去年冬天，又一次她跑了7、8天没有回来，我和爸爸、弟弟找了几天都没找着。白天找一天，晚上回来，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几个孩子都急得哭。爸爸看我们苦，心里也难受得不敢看我们，老师低着头坐着发愁。后来显洛村车站打电话来说有个神经病妇女，我们一听，连早饭也没吃就赶快跑去了，到车站一问就是她。车站的人告诉我们，她昨天晚上就睡在铁路上，晚上开往西安的火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开到离车站有一里多远的地方，发现铁路上睡的有一个人，就停住车。人们下车拉她，她不起来，硬要睡在那里。几个人硬把他拉起来，别人从他说话中发现是个精神病人，就把他送到苍游公社去了。我们一听，就又赶到苍游公社，公社的人说，我们昨天把他安排到老乡家住了一晚上，她今天早晨一起来就走了，听老乡有的说往西安去了，有的说往余下去了。我们找他好几天，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结果跑到这里又扑了空，把我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再到别处去找。
    有时候晚上睡觉还在，第二天早上一看，她不只什么时间又走了，我们就到处找，找了5、6天没见影。后来，我们村有人说在电厂见她了，我一听，便赶快去电厂找，结果，电厂附近的村子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不只有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看天快黑了，就往回走，走到涝河，刚下过雨，河里的水到了人膝盖那么深，我看到河西河水里有个人坐着，就过河去看，正是我妈。她身上的衣服都湿了。我到跟前叫她，她不上来，我拉也拉不上来，还拿石头打我。天已黑了，路上没有人，我怎么办呢？找了她几天，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但又没办法把她叫回去。往她跟前走，她就打，把我能急死。天黑了，河滩上没有人，我又把她拉不上来，当时把我急得没办法，真想跳到河里死了。正在这时，幸好有两个人路过这里，我向他们说明情况，他们就帮我把我妈拉上来，我才硬把她拉回家来。
    有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一看她不在，黑天半夜的我们没办法找她，把爸爸叫回来，我爸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找着，第二天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爸爸只得上班去了，就我们几个在家，饭做好没人吃，都不睡觉，光是坐在那里哭，我看着这种情况，心里比刀绞还难受。到深夜十一点的时候，丈南有位老大爷跑来说，我妈在他们村子。我就和弟弟赶快跟着老大爷去叫她，大爷告诉我们，她上午就来了，在商店和人家胡闹，几个人叫她回去，她就骂人家、打人家。我们不知她家在那里，后来听说她是割耳庄的下放居民，就跑来告诉你们。我们赶到那里，只见她头发乱蓬蓬的，满身是泥，坐在商店门口，我和弟弟走到跟前叫她，她就打我们，打得我们没有办法。丈南的人都劝他，她不但不听，还骂别人。那位老大爷看我们没办法，就找来一个架子车，5、6个人硬把她拉到车上，我和弟弟把她按住，那位老大爷和另一个人拉着车，才把我们送回来。
    她老是这样，不是在家打我们、扔东西，就是和我们对的人吵架、打架，经常跑到外面和人家胡闹。她的病越来越重，我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我爸爸工作也安不下心，迫使上学的弟弟也不能上学，我也成天干不成活。我家去年欠队上七、八十元钱，借队上300多斤粮，借私人90多斤，共400多斤。今年由于我妈病犯的厉害、打闹的厉害，我一直没有上工，这一来不但没有劳动多少，相反却给贫下中农带来不少负担，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会给贫下中农带来更大的困难。
一年多来，家里生活实在困难，我妈一直不愿在村子住，经常不是到处乱跑，就是跑到县上，住到别人家里不回家来，一住就是好长时间，谁去叫就打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向上级反映和提出我的要求。我希望上级能到我队上调查，同时我希望上级好好研究一下我家的这个问题，对我家重新以适当的安排。
    从这封信里，我们约略可以窥见当时部分下放居民的窘境。
    户县大王镇居民荣百臣回到原籍，在挣扎了几年之后，还向中央发出了控告书：
    中共中央国务院周总理，邓副总理和各位领导首长钧鉴：
    战士，我荣百臣根据这次四届人大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策，颁布的决议、指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第二十七条：“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控告内容如下：
    我是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参加了三边分区警三旅九团一营一连当战士。44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入党（现在脱离组织关系）。同年又调营部担任英文书工作。……
    我在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3月份）我们三边部队南下陇东分区打x县时，那天夜里部队退却，一时不小心，跌到深沟，左大腿跌坏，不能行走。但是上边还有敌人，不敢出来。钻到山洞里整整三天三夜，饥了吃点炒米和炒面，可疗爬到沟里喝点凉水。就这样在山洞里住了三天三夜，直至干粮吃完再没办法可想，忍着疼痛爬出洞口。爬到了老百姓家里，给人家讲了多少好话，在那家整整修养了多天，腿伤比较好些，道谢了老百姓一家老小对我的关照，柱着拐杖向北边x县方面找寻部队，但是每天只能走20里路，共计走了5、6天到了x县西边的李家营李冬子家，腿伤又发作起来，疼痛不能行走。由此就住到李冬子家休养腿伤，连打听部队的去向。但是整整打听了多天，没有打听着踪影。我自己想这次要是真找不到部队，脱离了党，一定要犯严重的错误，真成为一个没娘的孩子了！
    由此，我没法可想，到x县寻政府给我找个教育工作干干，后来我腿伤又整天发作，疼痛不能工作，又老父身染重病，请长期假，回陕西户县大王镇探父。由此又脱离革命工作岗位。到大王后，老父病故，我腿整天疼痛，请医生治疗无效，花费了很多也治不好，现在还是每天疼着，想看看经济非常困难，又没人管管。
    1969年毛主席对城镇居民发出伟大号召之后，因为我自己是个革命军人，受过党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一定要积极报名，带头由陕西户县大王镇回河南原籍参加农业第一线劳动生产，支援国家建设而奋斗。
    我在陕西未下放前，有下放居民工作队负责人李国英给我谈，下放安家费每人250元，我一家3口人，计算750元。回家每人拿50元，共150元，下余600元给我兑到河南老家。另一方面又给我谈如果咱陕西不给你兑钱的话，回原籍交当地政府给你安家费，那时我相信政府工作队干部，第二天无就带粮全家三口人回到河南老家。回家的原因：家里有房住，但是回家之后，我在1933年所继承我大娘的几间房子，都被我的叔、伯侄儿荣国元给我卖了，只丢下一座三间街房还不给我住。我想他要房他不给，经小队、大队、公社、县法院处理了几年，结果都是偏向人家。其原因人家有钱，在家日多人熟。因我才回家人生，对人家有偏向。结果这个官司整整打了5、6年，总没打赢。没有房，寻找别人一座破房住，今年住这里，明年住那里，经常搬家。69年到75年当中，整整搬了3次家。住人家的房总是不气长，同时住人家的房子都是破烂房子，如果一下雨，我全家都发开愁了，外边大下，里边小下，连个立的地方都没有，政府都不管一下。
    1970年，我住荣益国那个破房子，我正睡着觉，半夜由房上塌下一个洞，连土带瓦落到我的床前，错一尺之远，没有砸着人，幸亏没有出意外问题。
    我女人是离乡之人，就为住房问题整天给我吵嘴升起，哭哭啼啼，要到外边去逃荒，不在家住了。我不准出外去，其原因我今年整整六十岁了，身体不好，精神衰弱，腿伤整天疼痛难忍，又没有男孩，有个女孩，到外边去没人管，又加我自己是个革命军人，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家参加农业第一线劳动生产，在陕甘宁边区受过党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再苦一定坚持下去，最后才是胜利。
    但是我回家没房住，心想盖上两间小房住住，经济十分困难，没法可想，才给陕西户县大王公社李国英去几封信，要安家费。但是李国英连个信就不给我回答，所以，我今年2月去陕西一次，我女孩7月又去一次，连找李国英两次，对我不理不睬。最后李说你们的安家费由你河南当地政府付给。没有办法，回来连去沁阳县民政局多次，人家又是不管，现在还是没钱盖房，我的房子又要不回来。腿伤整天疼痛，请个医生看看有没有钱。现在我失去劳动力，在农业社不能劳动，挣不下工分，全家三口人生活就没有保证。为此我根据四届人大会议精神，修改宪法颁布各项政策第三章二十七条的指示原则，以上几个控告内容，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我这几个问题解决是荷。
    荣百臣是不是革命军人，无从得知，但他响应号召回乡参加农业生产，自然应当欢迎，并给与支持，然而多年在原籍挣扎，却得不到任何帮助，却大大有违当时的政策，并且是极不人道了。后来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了下放居民回城风，几乎当年下放的居民又全部回到城镇，但再也没有看到荣百臣的影子，不知他是死了还是什么原因没有回到户县。
    正是：
    居城怎是吃闲饭，一鞭驱赶下农田。
    妻离子散万般苦，却贻笑话至今传。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6 10:28 编辑 ]

关中子

章回小说呀！！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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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子

每一回都收藏了。。。。
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