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鉴——小城文革乱象录

夏兰秋菊

                  第七回  王司令运筹帷幄  竖旗杆大闹“革命”
                          捍卫军困兽犹斗  抢武器泾阳卖命

    诗云：
    红潮涌处晚风腥，左调高腔怪有声。
    处处争斗时时闹，只为掌权拼性命！。
    却说那1966年文革乍起，风狂雨骤，户县却也出了几个人物，那王顺山团长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顺山，1913年生，户县玉蝉公社南新大队人。小的时候，家境贫寒，1938年从兴平出卖壮丁到徐州给国民党当兵。后部队辗转被八路军改编，在八路军黄河支队第二大队当兵，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滨海军区一分区、东北兵工厂、南昌军分区、军委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工作，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大队长等职，为正团级干部。1965年6月退休，回到户县，住北街任家巷赋闲。当时军队团级以上干部退休回户的极少，真是凤毛麟角，户县只有两位，一位是著名的智取华山的英雄马华亭，另一位就是王顺山。
    王顺山才回来的时候，很受政府部门的尊重，经常请他去给干部作报告，他也讲得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街上人们经常看到他身穿一身黄尼军衣，对他很是敬仰。
    文革乍起，风狂雨骤，时年53岁的王顺山也耐不住寂寞，在一中学生的“8.14革命行动”以后，他也给街上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一张是指责户县县委为什么把离退休干部搁在一边不让革命。此后，他就和几个转业军人酝酿要“造反”。1966年12月，西安成立了“西安地区复转军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王积极挂钩，竖起了“户县地区复转军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旗帜，得到西安“工总”派的支待。此后招兵买马，扩充人员，多次到县委提出要求，得到县委领导同意，在县委有专门的办公室，配有打字机、摩托车等办公设备，办公人员达15人，还得到县委领导批给的500元经费。“捍卫军”很快得到大批扩充，王顺山任司令，还设有政委、参谋长等，在多数公社设有战团，战团下辖中队。其成员都佩戴印有“户县地区捍卫军”字样的红袖章，还有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批斗的中层领导干部也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来，成份非常复杂。中央不允许跨行业成立组织的文件下发以后，改名为：“户县地区工农联合毛泽东思想捍卫军”，通称“捍卫军”，又有大量的农民参加，好多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杨言有六、七万人之众。
    “捍卫军”先后于1967年1月初在县体育场召开了“全县捍卫军批斗何勤如、曹文清大会”，在西街小学召开了批斗县长何勤如大会。
    1967年1月20日晚，以县人委机关“红色暴动队”、“12·18战斗队”、一中“造委”等为首的80个文革群众组织以“捍卫军”是“大杂烩”、“马蜂窝”、“牛鬼蛇神避难所”为由，砸了“捍卫军”城关战团的摊子，后又到县委，捣毁了户县“捍卫军”司令部，还成立了“户县红色造反者摧毁户县捍卫军联合指挥部”，先后摧垮了“捍卫军”各个战团，并将“捍卫军”王顺山等七、八个大小头目进行游街示众和批斗。不久，“户县红色造反者摧毁户县捍卫军联合指挥部”又分化为“户兵团”和“户红联”两对立派，在以后近一年时间里，这两派互相攻击，揪斗对方阵营内的“坏头头”。
    户县“捍卫军”被摧毁后的第三天（元月22日），其所辖原甘河战团、涝店战团、大王战团、苍游战团等2000多成员在县城举行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强烈抗议”捣毁“捍卫军”司令部的行径，并揪出县委领导何勤如、曹文清，要求何、曹二人答复“捍卫军”被砸事件。何勤如当场答复“对幕后策划者、带头砸捍卫军司令部者进行批判教育，对其中首要分子，可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建议12.18造反队及红色暴动队审查自己组织内成员的历史和政治面目”。可是，当晚县委在一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在几十名摧毁“捍卫军”指挥部的头目骨干的威逼挟制下，对“捍卫军”被砸事件向全社会（印发数千份传单）作出了与何勤如口头答复完全相反的公开表态：
    一、户县“捍卫军”司令部不是革命的，理由是该组织是跨行业跨地区的，其领导人不是群众选举的；
    二、参加“捍卫军”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革命的或者是愿意革命的；三、撤销何勤如元月22日所作的答复；
    四、革命群众砸捍卫军司令部是合法的；
    五、捍卫军司令部不得在广播站发表言论和在印刷厂印刷文件。
    “捍卫军”领导人对县委“出尔反尔”的答复提出抗议，随后便挟持安生高、何勤如数次去省军区、省支左委员会，还三次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冤情”，要求为捍卫军平反。
        1968年2月，县上在办“三结合促进会”期间，捍卫军向县人武部用书面提出了质问，提出了5个为什么：
    1、人家砸我们组织的摊子，我们向你们报告，你们不管，这是为什么
    2、省军区多次写信、打电话叫你们为我们组织平反，你们压住不理，这是为什么？
    3、你们不主持公道，为我们平反，，反而勒令我们解散，这是为什么？
    4、我们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请求你们支持和指导，你们说“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5、我们要和县上其他农民组织联合办学习班，你们又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捍卫军出于对县人武部的强烈不满，贴了一张大字报对人武部进行讽刺：
    我们的“光头”就是户县最大的山头，光芒万丈、前程似锦……
    言下之意，是说人武部在搞派委会，所谓“光头”就是指人武部李部长。
        1968年2月，捍卫军在县街道贴出了一张很惊人的“王八图”，图上以曹文青为中心人物，罗列了近百名“乌龟、王八，羽翼爪牙”，绝大部分是县上党、政、公、检、法机关部、局长领导干部，污蔑他们都是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地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捍卫军对原县委书记安生高作为三结合对象极为不满，在筹建户县革委会期间，出了不少大字报，说：
    户县“盖子”没揭开，“王八”走出来，成立“勾”委会，究竟该不该？！
    户县“三结合”促进会是人武部一手包办、户兵团一派独抡的组织……
    筹备工作“不明不白”，玩的是欺上瞒下的把戏……
    还画了一幅题作“好”的漫画，一个黑色的手的五个指头中间攥着一个伞式的毒草，拇指上写XXXX”,实指户县人武部，食指上写“县委”，中指上写“人委”，细小的无名指上写“工人”，更细的小指上写“农民”，在草叶上写是带引号的“户县革命委员会”。用这张画像象征“三结合”促进会及其正在筹建的革委会，是不民主、不公开、不合理的，不会有好结果的“三凑合”！
    与此同时，捍卫军还到人武部问理，又在县委楼下举办所谓的“学习班”，与余下“农总会”等农民组织开了一个所谓的“农代会”用以和“三结合”促进会、学习班大唱对台戏！在这之前，捍卫军就住在县委大楼以办学习班为名，跟“三结合促进会”唱对台戏，企图阻止和推迟革委会的成立，自己另搞一套，至少也要把自己这派组织插进去。
    捍卫军闹了很多名堂 ，如走访省支左委员会，在县街道出大字报，贴漫画，开所谓“农代会”等等，但都无济于事。眼看革委会要成立了，捍卫军干着急再无好法可想，有些人就提议：软的、文的不行来硬的、武的 ，如樊云明、屈彦、屈振明、王崇义、姚凌辉等人，都曾谈过多次，有的不同意，认为这样无济于事，即使把“三结合筹备处”，大会会台轰了，不等于把革委会轰了，捍卫军顶多只能推迟开大会的日期，而动武轰炸必然造成严重恶果，适足以暴露捍卫军的凶恶嘴脸，争议不定。先听说省支左委员会已批准革委会成立，捍卫军绝望了。3月4日早晨，不知道谁得到的消息，说是省上并没有批准户县革委会，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呢。捍卫军就认为还有“挽救”的“一线希望”，也就是说，还可以在阻挠革委会成立的道路上再挣扎一下。于是，就在原县委一楼西头北首的一个房子里（捍卫军的“办公室”）开了个临时会议。传达了省上没批的消息，研究捍卫军下步应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共有二、三十名，其中有王崇本、姚凌辉、孙德才、王天运、王炳元、屈彦、屈振明、屈善让、何允文、张德祥、李某某（永安滩文革会主任）、孙姑村几个负责人，樊云明等。会上大家一致提议动武，事不容迟，再犹豫就是坐失良机，动武的目标是轰“三结合筹备处”和体育场大会台。原则是抢材料，破坏大会设备，尽可能不要炸死炸伤人，目的是进一步造成舆论，表明户县广大革命群众对“三结合促进会” 搞的革委会很不满意 ，一则引起群众的怀疑和反对，二则引起省支左委员会的重视和调查，从而达到捍卫军的目的。
        4 号晚上，捍卫军骨干又在原县委一楼，一号房间（南大门东首 ）进一步作了研究，具体分了工。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轰“三结合筹备处”,其中有樊云明、屈振明、张发财、王炳元、王崇本。另一个组轰体育场大会台，其中有吴安民、孙德才、樊云明、屈振明、姚凌辉、李德印（太平口人）。
    当晚，捍卫军的骨干分子纷纷翻墙到王顺山家准备，带的有手枪、手榴弹、炸药包等。并约定：先轰体育场；体育场炸响后，“筹备处”这边再干。边研究，边包炸药包，到准备好，已经东方发白了（这些工作，王顺山不知，他当时在“陕工总”住着，但他原来也有这个意思）。就先后出发行动。
    到体育场去的这个组，都后发现会台上睡着十几名解放军，旁边还有几名游动哨，根本没法接近下手，就给台子一边没人处投了一颗手榴弹，（没响），绕着体育场南侧，到原县委南墙外，给原县委后院撂了一个炸药包（响了）。“筹备处”的人这边等体育场的响声等不见，看看天明了，再也等不下去，就给“筹备处”房子山墙外撂了一个炸药包（响了），撤了回来。
        1968年3月6日，县城锣鼓喧天，在召开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捍卫军骨干就在大街上散发了几百份传单，在传单中“揭露”所谓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底底”，还准备利用大会作讲坛，当众“揭露所谓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底”，因周围警戒严密，未能得逞。大会还未结束，捍卫军就在街道几处贴出了第二天要揪斗“三反分子安生高”的海报，有意给革委会脸上抹黑。捍卫军还详详细细、周到备至地列了所谓十个问题，写成大字报，公开地向革委会提了出来。
    捍卫军的行为遭到反击，街道出现了多幅反击的大字报，巨幅标语， 23个系统举行反击大游行。捍卫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这一干人死不收心，进一步写了《向……还击》、《问有关安生高五个问题》、《……再说一气子》、《避难声明》、《户境言法》、《答记者问》、《连珠炮》等东西，向围剿者还击。
    那《户境言法》这样写道：
    开场白：察言观色，必须神会，代圣言法，冀君免罪。
    一、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革命委员会好，好得很！决不能有任何不满，任何腹诽，任何意见。连提出疑问，例如，问户县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几个腿子？怎么个来历？现在是怎样个样子？有些什么人手？等等，都是完全不适当的。否则，便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就是反对新生事物——红色政权，就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刮右倾翻案妖风，替何勤如、曹文青翻案！
    二、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武装部和伟大的驻户031部队支左支得好！支的特好！一点没支派，没支一点派！只许相信、学习、依靠、拥戴他们，决不准有任何不满情绪或意见！即使它们不给你们平反，叫你们解散，用宣传车放毒，用枪托打人，用皮鞋踢嘴，也应该顺之、从之，叫之爱之，泰然处之，死都不要吭声！否则，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是蓄谋毁坏我们伟大的长城。
    三、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安生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干部，是户县革命三结合的第一号良种，见了他要毕恭毕敬，提起他要满口称颂。至于为什么要打倒他，现在又要结合他的道理，它究竟是一个什么货色的问题，根本是问不得的！否则谁若还敢对这位第一书记、兼主任有所不满，……那他就是不知好歹，无法无天，就是反对革命领导干部，就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四、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的全县大联合搞得好，好的太！一点没凑合！秩序说现在户县革命委员会里的组织都是革命左派。不管他们的作为怎样，都是响当当！如若他们向谁发动进攻，谁就是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谁就只有服服帖帖的义务，绝没有辩论的权利！否则便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便是你垂死的挣扎，便是破坏大联合，重新造分裂……
    五、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的形势大好，特好！没有一点不好！户县是一个红彤彤的角落，是一个不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的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了，乌龟、王八一个不剩地揪出来了！决不能有不同的看法！……否则，他自己就是乌龟、王八、残渣余孽、孝子贤孙、走狗爪牙，就是大逆不道的匪类、非砸不可的狗头，就是一股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
    捍卫军前后坚持了20来天，寡不敌众，加之城关镇及全县的群专部成立了，看风头不对，捍卫军一干人跑到西安，找靠山西安工总。
    1968年6月，捍卫军内仍坚持活动的头目与户县地区处于弱势的另外七个“革命组织”（“户县工造司”、“户县农造司”、“户县中革联”、“森工临”、惠安“统指”、余下三工区“大联委”、地质八队“红色造反队”）相互串联，借地交大西安工总司令部成立了“户县地区联防指挥部”，简称“户联指”，设有正付司令，指挥部驻西安交大。“户联指”成立后，提出“杀回户县、杀回惠安，彻底打破户兵团、惠安工联一派独霸的局面”的斗争口号，先后策化和参与了县内外几次抢枪和武斗事件。
    捍卫军头头及一些骨干王顺山、吴安民、王炳元、仝成林、王天运、姚凌辉、屈善让、尚德权等，在西安“陕工总”楼下王顺山所住的房子里开会，总结了捍卫军失败的“教训”，认为是：
    捍卫军太右倾，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对方砸自己，自己不敢反砸，人家动武，自己不敢还手，参照西安、外地的经验“敢”字当头，才有前途，“怕”字当头，万事俱休。干革命，要“听话”，还要“不听话”，一些有名的组织从弱到强，从一无所有到掌握大权，都是硬干、大干出来的。
    捍卫军骨干们认为，现在想“像样的” 回到户县，只有武装斗争一条“明路” ，而当务之急就是弄武器，弄武器主要靠在户县地区民兵手里弄，但先得有一批“引子”，在外地或借、或挣，搞一批枪支弹药，以作在户县抢枪时壮胆、护身之用。为此，捍卫军曾向“陕工总”、“兴平联总”，乾县一个农民组织伸手借过，但都一无所得。后来，听说永乐店军火库被打开，当地武器很多，便也想去捞一把。“侦察”了一回，摸不着门路，随后便以“临潼农总司”名义，投奔“泾阳红指”帐下，通过卖命搞武器，向对方表示愿尽力卖命，遂被收留。
    捍卫军去泾阳去参加武斗的人，共有十多名，第一批去的有：吴安民、姚凌辉、王炳元、王崇本、赵忠义、唐成林……；后来先后个别去的有：卫平、王中南、王顺山、张济元、王天运、孙德才、訾玉、宁振海（太平公社煤场大队人）等人。
    王顺山在“泾阳红指”担任参谋工作，负责审查俘虏，监修防御工事。王炳元、姚凌辉、王崇本、吴安民在三支队当队员。后来，户县地区几个组织在泾阳合伙成立了一个武斗班子。王炳元当了这个班子的头目，其他成员给人家站岗放哨混饭吃。
    此后，这一干人便随“泾阳红指”参加了泾阳县“一打金柳村，再打金柳村，三打永乐店”的武斗。6月10日晚，首次攻打县城附近的金柳村，结果大败而逃，捍卫军骨干姚凌辉大腿中一弹，未死，对立派冲上来后又向其后脑打了一枪，姚凌辉当场毙命（24岁，户县大王东人）。
    参加泾阳武斗后，捍卫军以一条人命换回的武器弹药共计有：手枪5把、步枪、冲锋枪七、八支，手榴弹五、六十枚（多数不响），
    上边说了捍卫军到泾阳去参加武斗的目的，是给自己搞一些武器，好在户县地区抢武器、搞武斗，夺取政权。在泾阳干了四十多天，随后根据“户联指”的指令，成立了武斗班子——“户县支队”，头头为王炳文。带着武器，转至兴平，在渭河对岸的陈皮村住下，开始挑起武斗，先后制造了在永安滩打伤民兵，在渭丰公社抢枪，在永安滩打宣传队的事件。
        1968年7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户县支队”头头王炳文为了摸摸县上在渭河滩一线的防御布置情况，抖抖户联指以及他本人的威风，同时也为了看看家（永安滩），到兴平的第二天，便领着吴治水、屈善玲和张济元，到永安滩进行所谓“侦察”，携带的武器有：冲锋枪一支，手枪三支。把在泾阳捞到的药品，白糖及姚凌辉的安家费带回家里。
    这四个人到永安滩后，就住在王炳元的家里。第二天没有发生什么事。第二天晚上的半夜，涝店公社组织的二、三百名民兵，将王炳文的家包围了起来。王炳文、吴治水被民兵截到二队的场里。民兵呐喊叫王炳文缴械投降，王炳文要民兵给自己留路脱身，并警告说，如果硬要为难，他就要开枪了。民兵不让，并用铁锨向王炳文的身上铲来。王炳文便向民兵开了枪。吴治水也打了一枪，各打伤民兵一名。民兵闪开，他们急忙狼狈逃窜。屈善玲在民兵包围后，钻到玉米地里，在一个坟堆后藏身，民兵发现他后，他也开了枪，但没有打响，把扳机扣了又扣，终于响了一枪，没有打伤人，民兵闪开，便也脱身逃回。张济元钻到玉米地里，被吓瘫痪了，被民兵连人带枪抓获。
    民兵还从王炳文家里搜出了一支手枪（连张济元带的一支，共两支）。据事后了解，被打伤的两名民兵是谭家滩人。
    接着又发生了“七–二八”到渭丰公社抢枪事件。1968年7月28日上午，“森工临”成员李根旺由他村渭曲坊过河去向”户县支队”报告说：渭丰公社住有民兵，人数只有十数八个，有三、四支步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他是就地人，所得消息是可靠的，既然准备抢枪，这就是好目标，不要失去机会。王炳元，王炳元又给”户县支队”“政委”吴安民说了。吴安民便和王炳元、孙德才一起，把李根旺叫到跟前，仔细问了一遍，觉得这情报可靠，机会不错。加之，武斗成员们“求战”心切，要求速干。武斗班子便召集各武斗小组组长（杨明权、李富科、吴治水、王汉章、王清风、訾玉、何允文、王崇本等）开了个会，正式做了讨论决定，为了取得兴平“联总”的支援，会后由王炳元去“联总”司令部（扎阜寨）报告。半下午，王炳元回来说，他去见到“联总”头头之一——王志刚，“联总”同意并支持这个活动，他们的人手天黑前就来，于是，捍卫军武斗班子又召集各组长，传达了“联总”的意见，确定当晚就干。出动的人员，由队员自报，各组确定。除“联总”人员外，“户联指”武斗班子共出动十五人。指挥员是王炳元、孙德才，“联总”的安崇义，组织形式是：前边一个侦察组，由孙德才、安崇义和李根旺组成。李根旺负责带路，介绍地形。后边是战斗组，由王炳元带队。
    果然，天黑前“联总”支援人员由安崇义、三民带着来了，他们的人数，连弯里村临时加入的人算在一起，共是十名。这样，那晚出动了二十五人。携带的武器有：冲锋机、半自动步枪、冲锋枪、七–六二步枪，七–九步枪，手枪等二十来件。此外，还有十几枚手榴弹，一把马刀。
    临出发，在伙房门前王炳元作了具体布置：吴安民进行了政治动员，说：这次行动是“户联指”的第一次正式行动，要创个“开门红”为今后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大家要争口气，只许干成，不许失败！没料到，结果是恰恰相反，不但没干成，而且被打的落花流水，丢人又折枪！
    原来当时户县风传兴平“武工队”要到渭丰坳河村一带枪抢。公社干部作了严密防守。组成“保卫公社战斗队”，密定了口令，布防于公社机关周围。凌晨一时许，武工队侦察组在离公社所在地不远时，被高度警惕的公社民兵岗哨发现了。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不回答，问了几声，仍不回答。公社里头的人对哨兵说，既然问了几遍不回答，就开枪！孙德才等三人一听这话，认为再不能犹豫，就由孙德才首先开了枪，哨兵接着还了枪。在后边跟进的战斗组听见前边接火了，没等指挥员王炳元发令，就发起冲锋，乱干开了。一部分人越墙进了公社的院子，与房里的民兵对打。大部分人在墙外盲目地乱放枪。由于互相不摸实底，房里民兵不好出来，抢枪的人也不敢进房子；给房里撂了几枚手榴弹，只响了一两枚。民兵们隐蔽于院内桑树林中，发现对方人员爬在围墙上，便向墙上开枪，双方又是一阵对打。元村各大队的干部听见激烈的枪声，立即开起广播，在大喇叭上大喊赶快保卫公社，包围抢枪的人。
    互相对峙了十来分钟，“户县支队”几个人被打死打伤，局面越来越乱，越来越惨。加之县上武卫汽车从南边开来了。“户县支队”见此境况，遂迅速撤离。第二天早晨公社民兵又将受重伤的“户县支队”队员李根旺（渭丰公社渭北村人）抓获，审讯中死亡。公社民兵薄大致和“户县支队”一名队员被打伤，“兴平联总”成员李××（兴平里湾村人）翌日回逃时被民兵捉住，经拷打审问后释放。“户县支队”没有枪到枪械，反而丢失了“七·九步枪”和“七·二六”步枪各一支。
    “户县支队”去抢枪的人就丢下死的，背着伤的，实行撤退。三三两两，各奔西东，有的天明回来，有的半上午回来，还有的一直没回来。兴平“联总”的李济和，向大王镇方向逃走，被革命群众发现，扭送到县。
    这次事件的后果十分严重：公社民兵被打伤一名，“户县支队”被打死两名（何允文、李根旺），打伤一名。
    抢枪第二天的下午，“户县支队”在小学的院子，进行“战斗总结”：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就失败了，下次再干，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失败乃成功之母”。革命就是通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条道路前进的。
        1968年8月10日，“户县支队”根据永安滩来人（可能是王炳元的女人）的报告，得知县上和涝店公社派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永安滩宣传“七–二四”布告。“户县支队”认为宣传“七–二四”布告是幌子，实际是专门跟捍卫军作对的。于是，便决定将他们赶走以便夺取和巩固永安滩这个滩头陈地。王炳元带着吴治水、王清风、安崇义等一干人，荷枪实弹，扑过河来，宣传队的同志，听说“户县支队”来了，便隐藏起来。当王炳元等人向西边几个生产队走去之后，宣传队决定主动撤走，队长何艾珠和另一个同志正推着自行车往村外走，被王炳元等发现了。王炳元便向他们头顶上放枪，他们只好撂下车子和行李，钻进玉米地里。车子和行李，被当作战利品推到安家堡口。得悉永安滩有武斗的报告，户县和咸阳专区遂派出部队包围了永安滩抓捕武斗分子时，“户县支队”已撤离。
    正是：
    懵懂莽撞闹“革命”，枪林弹雨去撞风！
    舍得一身蛾扑火，回首望时却是空！
    未知捍卫军人员命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25 15:47 编辑 ]

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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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捍卫军”司令王顺山

老农民

感谢春兰秋菊先生，好人！好文！功德无量。像这样真实记录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开我县文学创作之先河，可喜可贺！: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夏兰秋菊

                  第八回    捍卫军曲终人散   王司令身陷囹圄
                                                    省革委登台组阁   女社员平步青云
    诗云：
    文革十年折腾多，却将岁月空蹉跎。
    待到曲终人散尽，方醒一支梦南柯。
    却说那户县革委会在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过程中，加大了对“户县支队”的追捕，8月15日早晨，兴平支左部队来到“户县支队”后来转移的安家堡，宣传《七二三布告》，户县031部队也在当日过河，捍卫军骨干基本被抓获。那司令王顺山8月17日跑到沈阳市避难，被当地专政指挥部拘留，最终也被抓了回来。捍卫军及“户县支队”全部解体。
    捍卫军一些头头并不服软，那吴安民还在1969年4月8日在监狱写下所谓《三点要求》：                  
                             毛主席语录
                     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豆、皮、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三点要求
    公安机关机关军管小组并转有关领导部门：
    我谨代表户联指、捍卫军，郑重提出下列要求，望及时予以答复和解决。
    一、立即恢复我组织在押成员的自由，以便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二、公开将名将我组织成员多名非法拘捕、长期关押、刑讯逼供、大会斗争（有的人还被抄家、示众）得道理及结论；
    三、认真为我组织和我个人进行平反，偿还损失，处理有关问题。

                                               户联指、捍卫军负责人之一
                                                         吴安民
    这些人被长期关押，但罪名难定，那王顺山在被关押近3年之久，1971年教育释放，但申述不断，1973年5月8日，户县革委会政法组又决定改“教育释放”为“无罪释放”；王仍申述，1979年3月3日，户县公安局又作出复查处理决定：
    王顺山同志，男，现年66岁，现住户县城关北街，系退休革命军人。
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曾因对抗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罪被原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依法拘留。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教育释放，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改为无罪释放，恢复党籍，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除未在原范围内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外，拘留时和多次批斗中，强加在王顺山同志身上的“日伪汉奸”、“宪兵队长”、“黑协军”、“叛徒”、“特务”、“兵痞”、“流氓”等不实之词也未彻底澄清，给王顺山同志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经复查研究决定：
    1、王顺山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受资产阶级派性影响，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属批评教育问题，依法拘留、多次批斗是错误的。
    2、对拘留和多次批斗中给王顺山同志强加的“日伪汉奸”、“宪兵队长”、“黑协军”、“叛徒”、“特务”、“兵痞”、“流氓”等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装入本人档案的一切诬蔑不实材料，应予清理销毁。
    3、在原来所涉及的范围给与公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那捍卫军干将吴安民，1968年8月16日被户县革委会群众专政指挥部先行“专政”，后又转送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关押，一直到1971年3月11日，作了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的处理；3月22日，才给他补办了拘留手续。吴安民是甘河公社元驾村人，回村后，元驾大队革委会作出了《关于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安民的六条规定》：
    一、必须规规矩矩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并限四月二十八日晚饭前订出改造计划，交大队革委会监督执行；
    二、必须老老实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许无故旷工；
    三、必须严格执行请假制度，又要使需外出着，要向大队革委会请假，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出外，假满必须按时回家，并向大队报告；
    四、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汇报制度，每五天向大队革委会主管人员口头汇报一次，每月向大队革委会写出书面汇报材料；
    五、不许走门串户，不许私自会客，如若来客，必须向大队革委会报告，未经批准，不许会见；
    六、以上五条必须严格遵守，如若违者，以抗拒改造论处！
    但吴安民并不屈服，不断申述，户县公安局于1979年3月3日决定：撤销了给吴安民所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但吴安民还不服，继续申诉，户县公安局又在1980年9月18日重新作出决定，认为：
    除对吴安民元代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确属不当，予以撤销外；吴安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有一般性错误，但未构成犯罪。原公安机关军管组1968年8月16日接受群专部对吴的专政、关押，及在1971年3月11日决定释放后，又给吴安民补办拘留手续，进行释放，也是错误的。
故决定：除维持对吴安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予以撤销外，因对吴安民的接收关押，违反国家政策规定，故应宣布无效。
    其他被关押过的捍卫军人员，也程度不同的进行了平反。至此，捍卫军案件才最终尘埃落定。
就在那各帮各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开交的时候，一位农村劳动妇女却悄然走入人们的视线，他就是户县苍游公社双永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凤琴，1968 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凤琴的名字赫然在副主任的名单中，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七十年代，王凤琴在陕西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朴实、勤劳，刚好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女性，一跃登上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而且奇迹般地读过了那复杂、多变的年代，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王凤琴原籍是陕西山阳县，出生于1935年，4岁随父亲王奎一路要饭到了户县，落脚在户县永盛庄（现属苍游乡。50年代，永盛庄、双合庄两村合并，就叫双永大队，现双永村）。
王凤琴小时家庭十分贫困，没上过一天学。1953年，她19岁的时候，父亲以20捆棉花的价格，把她嫁到了大王东村。丈夫李怀仁1954年就到兰州当兵去了。她在家支撑着一切——给人套磨子磨面，做农活，做家务。
    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了王凤琴一个很好的大舞台，当时家庭根本不愿入社，王凤琴坚持要加入，家庭内部一直在斗争，终于在1957年入了社。入社以后，王凤琴一心扑在了集体的事业上，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修河网、在炉丹村炼铁，做饭、被石头，什么活累她都扑着、抢着干，被评为模范。在这期间，她还坚持参加文化学习。很快就渐露头脚，引起党组织和政府的注意。1959年，在大兴水利的又一运动中，户县承担着修运渠河的任务（现在来看，这是一个浪费大量劳力、物力的工程，要把运渠河挖开，一直挖到西安），实行了高度的军事化管理，大王是四营，营长是史学礼，王凤琴担任副营长。
    在那艰苦的劳动中，王凤琴从不叫苦，总是扑着头干活。在这一年，经史学礼介绍，户县县委副书记王效维主持，她在火热的工地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程结束后，王凤琴回到大王东大队，担任大队监察主任，1960年转正后担任大王东大队副书记。
    此后，在面对三年困难的斗争中，王凤琴不断获得各种荣誉——军属模范、妇女模范等，并担任了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省党代表省贫协委员等职。
        1964年，王凤琴继母去世，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她谢绝了大王东村干部的挽留，回到了苍游人民公社双永大队，这时候又一场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她随即被任命为大队社教工作组成员，1965年社教后期担任了双永大队书记。
    如果历史就这样下去，王凤琴就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然而一场长达十年的历史浩劫一下子就把她推向风口浪尖。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卷来的时候，王凤琴像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一样，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但时间不长，她又担任了“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的组长，这年冬天，她拼着命带领大家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起早摸黑，把三百亩地的一个大深坑平成了5块旱涝保收的好地，能种水稻。这使她一下子出了名，省上领导苏锦章（军区副司令员）和徐山林（省委秘书长）亲自带领干部来参观。一天，王凤琴正在地里拉粪，被紧急派来的专车拉到西安，省上连夜成立写作班子，由王凤琴口述，进行录音，写作班子进行记录整理，将王凤琴如何带领大家进行平整土地的事迹整理成一篇报告，在召开的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作为重要文件下发全省。《人民日报》还作了专门报道。
        1967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华大地一片混乱，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波及陕西，到处都在夺权，全省特别是西安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在夺权的混乱中，出现了造反派夺权、争权的局面，使动乱情况更加严重。
        1967年1月到3月，西安地区两派大中院校学生及工人、农民、干部，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地区性联合组织——工联和工总，这两大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宣传车、传单、报纸、有线广播喇叭、召开大会、游行等方式，互相攻击、谩骂，甚至发展到武斗，有的学生组织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局面混乱不堪。
    此后，陕西各地不断发生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火、破坏交通，抢银行、仓库、档案机要文件库等违法事件，使两派之间的打、砸、抢等武斗行为，日益蔓延和扩大。到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能有效地制止武斗，而且更加升级，直到1968年9月以后，才逐渐平息。武斗持续长达22个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这个时候，王凤琴已成为未来的陕西省革委会备用人选，但他未有半点的升任高官时的欣喜感觉，而是感到十分压抑和颤惕。1968年2月，王凤琴和省上领导胡炜、李瑞山、黄经跃、肖纯以及两派的头头到北京，准备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调解，但受到派性阻挠，上不上飞机，只得改坐火车。车到孟塬车站又逢武斗，车上保护的部队只得下车阻止，才勉强通过，到达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一直在北京21天，期间，周总理几次接见陕西领导和两派代表。在北京这20多天的日子里，两派争论斗争十分激烈。23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一派组织代表时指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是错误的！”3月2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两派组织赴京代表时，一个个点名，不准搞派性。他再一次指出：“打、砸、抢是错误的！” 在周总理的强力干预下，在第21天，两派才终于达成“革命的大联合”协议。期间，王凤琴曾三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亲切地对她说：你叫王风琴。你是劳动人民，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1968年，全国各地“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一大批“火箭干部”和闹派人物当上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王凤琴也遇上了这个历史机遇，3月份户县革委会成立，她当上了户县革委会常委。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凤琴顺利地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工总和工联这两派在多方协调下，两派头头如工总的李世英、马希圣、工联的张培信、杨梦云、孙富林等都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但他们仍是水火不容，斗争特别厉害。王凤琴一下子和这些人站在了一起，心一下子揪紧了，感到非常压抑和不安，常常不知所措。但她牢牢记住不能搞派性、不能脱离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原则，从不多说一句话。一次，省上通知她到西安开会，但当她到达的时候，却发现是派性会，就急忙离开会场。好在他在省革委会并没有具体分管的工作，还在大队劳动，只是省上开会采取参加，避免了许多麻烦。
    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是王凤琴一生最为风光的时期，但更多的是不安。他在1968年10月日国庆19周年的时候，作为陕西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进行观礼活动； 1969年 “文革”正激烈进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全国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王凤琴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九大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通过了林彪所作的主要鼓吹、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论证的政治报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这个报告歪曲事实，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会通过的党章，竟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可见当时极“左”狂潮已发展到何种地步。王凤琴在战栗和不安的心情下，接受和参与了大会的全部进程。大会结束后，5月1日，王凤琴和所有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国际劳动节。这期间，她还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李先念亲切地送他两句话：“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成为她终身的座右铭。
       1972年，王凤琴虽然身任省革命委员副主任一职，但她又被任命为户县县委副书记，主要在基层工作。此后，他已不安的目光，注视着文化大革命不断发生的不测事件，惊人心魄地感触了庐山会议和林彪叛逃事件地震震波。
       1974年中法通航，王凤琴荣幸地被选中作为副带队，带领51人坐首航班机到法国巴黎访问，这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她回国以后不久，就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狂飙之中，也身不由己地说过一些错误的话，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
       1975年，王凤琴又被任命为咸阳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后还分管了一年多的组织和政法工作，他一直兢兢业业，谦虚请教、认真学习，工作还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乱子。
        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王凤琴感到既惊既喜，而又困惑不安。随着对过去极左路线的批判，她也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和不适应。
        1978年冬，全国都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进行清查，户县县委也成立了清查办公室。经省委同意，王凤琴也被召回户县做检查。在20多天的清查会议时间里，王凤琴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反思，它深刻地对自己多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的一些左的言行作了检查，并作了诚挚的检讨。取得了户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谅解。此后，在1979年春地委的清查会议上，她再次诚恳地作了检查，一次过关。会后，她向地委领导余明提出请求，希望回农村基层工作，经过地委同意，她卸掉了省、地、县所有职务，重新回到户县双永大队党支部书记。
    从天上一下子掉到地上，王凤琴没有感到一点失落，而是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从新操起了老本行——务棉花。
    诗云：
    狂风恶雨浪正犹，也思热血写春秋。
    谁知劳苦农家女，一朝登台傍龙头？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26 16:00 编辑 ]

夏兰秋菊

王凤琴

夏兰秋菊

                第九回  “东方红”飞扬跋扈  老队长饮弹命陨
                          革委会犹疑难决，   石永相获罪伏法


    诗云：
    满口“革命”逞凶狂，忘乎所以似恶狼。
    待到枷锁牢狱后，却似一枕梦黄梁 。
    前会说到王凤琴回到家乡，一年后，组织终于对她有了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要给她从新安排工作，经过蕴酿，准备派她到咸阳地区种籽公司任职，在征询她意见时，她坚决不同意做正职，最终被任命为副经理。
    王凤琴终于从那风云变幻、云谲波诡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以轻松的心情努力干着她比较熟悉的工作，尊重同志，团结同志，热心帮助他人，获得了公司同志的好评。
王凤琴退休后，并没有闲着，仍热情地关心公司工作，在党支部非常活跃，帮助困难通知生活，调节家庭、同志之间的纠纷，同志们有大小事也都喜欢去找她。在市场经济大大潮中，她如鱼得水，并没有被曾是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个身份所羁绊，亲自在咸阳租了门面房，请了秦镇把式阎振海买秦镇凉皮，给没有工作的儿媳带了一个个体劳动的好头，引得咸阳群众相约去参观品尝，一时传为美谈。
王凤琴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经历了太多太多，她的个人历史和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从一个角度来说，她的历史也可说是共和国的历史见证，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我们的共和国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王凤琴也从虚无缥缈的天上回到了人间，她并没有被它所身所处的年代的政治风云所撕裂，所粉碎，脚踏在了实地上，是非常幸运的。她现在过着幸福的晚年。此是后话。
    闲言少叙，却说户县也有几个驻户单位，文革时期，很有几个闹腾得厉害，其中驻户陕西省森林工程第一处（以下简称森工一处）在当时就最有影响。森工一处在“文革”中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森工东方红”和“森工临”。“森工临”的成员主要是当地人，组织松散；而“东方红”的成员大多是陕北人，远离家乡，比较抱团，势力强悍，和一中“造委”结成联盟。
    驻户“森工东方红”为了打垮对立派“森工临”，抓住“革命”的枪杆子和印把子，想方设法抢夺、购买、自制武器，先后锻造短刀100把、铁矛500支，还在绥德县购得一批枪支。“森工东方红”头头石永相还曾带领“革命”战士到县人委、秦镇公社、县武装部等处抢枪，又在绥德县买了一批枪，还自造武器，先后打刀子100把、瞄子500把，把本派武装了起来。
    在1968年1月6日晚，森工“东方红”成员在县人委某些造反派配合下，翻越县人委大门，爬到人委大楼三楼，砸烂文教局门窗，将县体委保存在文教局的用于射击训练的10支小口径步枪和数百发子弹抢走，将本派武装起来，在几次武斗中，把“森工临”打得七零八落，纷纷逃离单位，多数成员跑到西安，同西安“工总司”联手。
    为了抓捕“森工临”的人，森工“东方红”无所不用其极，一次，他们开着吉普车在县东街追人，往车下撂炸药包，未想，包还未出手，却突然爆炸了，反把自己炸得面目全非，死于非命。
1968年元月7日（农历腊月初八）石永相主持本派开会，决定并分两路，一路人马去西安抓“森工临”的人，一路由他带领去余下张家堡抓“森工临”的党忠智。
    7日深夜，石永相带领本派成员15人，到达张家堡党某家门口。党某闭门不开，石永相先用枪照后门乱扫，后门被枪打了几十个窟窿，党某仍不开门。石永相便从前门破门而入，用手电筒照明，将党某从被窝中拉起，党某在炕上抓自己自卫用的手雷，黑夜中抓不着，被石永相等人拉下炕来拳打脚踢，党某拼命挣扎。党某隔壁的两个兄弟闻声急忙赶来，其兄手持一把短铁掀乱抡，其弟也上了手。情急中，石永相掏出“二八”盒子枪，朝党某大腿就是一枪，党某被击伤，光着身子被石永相等人抬出门外，撂在汽车上，用军大衣裹住，押回单位（现森工医院驻地）。
    在张家堡事件的当天晚上，森工“东方红”另一路人马持枪直扑西安，也大获全胜，抓回“森工临”另一批成员。 “森工临”的人跑的跑，抓得抓，没有了元气。
    第二天，党某的家属和张家堡几百名村民蜂拥至县城找森工“东方红”要人。县城里的群众也赶来为村民助威，一时人山人海，群情激昂。森工“东方红”早在其驻地周围栽上了铁丝网，其成员手持刀枪心惊胆颤地守卫在楼上。县武装部派人现场调解无效。石永相在楼前沙包上架起机枪，慌忙中却没有压子弹，便跑到楼上命人向楼前摔炸药包，吓唬村民。一连摔了几个炸药包。僵持了大半天，午后村民们才离去。
    1968年3月6日户县革委会成立，与森工“东方红”观点相同的“户兵团”掌权，森工“东方红”头头石永相有持无恐，任意胡来，更加狂妄。
    石永相是陕北佳县金明寺公社石家湾大队人，时年32岁。他生性顽劣，1958年10月在铜川市徐家沟建井队当工人，在1964年因行凶打人被开除公职回家。1965年又到地处户县的陕西省森林工业第一工程处（简称森工一处）当临时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永相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以他的敢打敢闹、敢造反，很快就当上了造反组织—森工“东方红”的副主任。这下子石永相更加如鱼得水，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横行无忌、无所不为，在批斗“走资派”和打击另一派组织——“森工临”时，非常坚决和勇敢。
       1968年6月12日，石永相带领派“革命”战士携带枪支，在户县城郊公社东关大队第四生产队（南宅村）麦茬地里学开汽车，将兰字931部队一根专用电话线杆撞斜，致上边一根线脱担。此时被正在麦场上碾收麦子的生产队长王忠贤发现，便将汽车挡住，要求赔修公物，许多社员也围拢来要求赔偿。石永相面对农民群众，革命威风无法发泄，便急叫人回处求援，一下子叫来了30多人，企图以武力逼社员就范。但农民社员更多，纷纷指责他们，争执中还将他手下人叫薛应生的打伤。见讨不到便宜，石永相只得带领手下人狼狈退回。社员群众将汽车推回办公室扣押，由于害怕“东方红”来抢，将汽车分线合、打火头、电瓶等零件卸掉分别存放。
    石永相等人回去后，气不打一处来，先去找公社协商未果。14日上午，听人说东关大队社员群众忙于收麦，村内无人，趁机带领30余人到村去抢汽车，见无人看守，便推到墙强行将汽车拖回。发现零件被卸，石永相觉得大大丢了面子，便向大队下了一份强硬照会，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文化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越是尖锐、越是激烈。
                                                                      照     会
    南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们：你们听着！“六一二”事件是你们一手策划安排的。所以，你们应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一、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并承认扣押我们的汽车、扣押殴打我们的人是违反“六六”、“九五”通令、违反西安市、省革委会、西安警备区第一号通令，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二、你们打伤的我方薛应生同志，你们应当负担全部的药费和工资，并向其道歉。
    三、赔偿一切汽车上损失和私人损失。
    以上三条限你们与今晚十一点前做出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有力的革命行动措施。
     这个照会毫无结果，石永相便在下午纠集30余名“革命“战士，全部武装，气势汹汹来到东关大队，窜街进巷，持枪大喊要找队长。青年社员张天成、年近七十岁的社员康丙彦因未给找队长，均遭到石永相毒打。石永相大声叫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告诉你们队长，把汽车零件如送不回来，把你们村子要炸平！”在他的带领下，逢人就打，社员范文中、韩清林、曹户记、徐青莲等都被无辜毒打。
    这时，几十名社员群众从远处赶来，队长王忠贤手举“红宝书”（指《毛主席语录》），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一面大喊不要打人，向他们跑来。石永相凶相毕露，抬手用“五四”式手枪就打，将王忠贤打到在水渠边的麦茬地里，腹部穿通而死。社员群众见状气怒万分，蜂拥而上与这些“革命”战士打在一起，此间，社员赵满堂从这些人中夺得自造小口径手枪一支，在反夺枪时，石永相带来的“革命战士”陈魁玉又开枪将赵打倒在麦地里，左胸上侧穿通，后经急送医院抢救，方才保住生命。石永相带领众人狼狈撤回。
    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社员群众极大气愤，自发抬尸游行，冲击刚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要求严惩凶手。14日下午，东关大队上千群众抬着王忠贤的尸体，乱哄哄闯进县革委会，与准备外出的革委会主任安生高相遇，便抓住不放，涌进革委会保卫组房子，要求处理打死人事件。一直闹到傍晚，东关大队等派出代表，其他人全退出，在革委会二楼会议室研究处理此事。群众去后，但尸体仍在一楼中间放着。当晚，达成以下几点：
    1、对“森工东方红”打死王忠贤生产队长之事，县革委要派人查究，待弄清事实后，实事求是的处理；
    2、王忠贤尸体由县革委会出钱，东关大队出面埋葬。
    第二天，县革委会在县木器社借到一副棺木，在百货公司买了一些衣服，东关大队把人埋了。但县革委会掌权的造反派却对把死者拉到革委会十分反感，认为这一事件是南宅（东关大队）一小撮坏人挑起来的，是把矛头对准红色政权——户县革命委员会，将此事定为冲击红色政权的“六.一四”事件，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宣布，明确提出要在该队抓坏人。革委会一个造反起家的副主任第二天到城郊公社召开全社社、队干部会，传达县革委会的决定，并提出要抓出“六.一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要抓坏人。广大干部对这一做法十分气愤，公开反对和质问，但革委会还是派宣传队两次去东关大队找坏人，遭到干部、群众的冷遇。由于找不出什么坏人，就把此事放下，拖延不办。还因此事罢了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的官，让去祖庵公社当社员，后又让其进了五、七干校进行审查。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处于相当的混乱局面，石永相一时逃脱了惩罚。
       1968年下半年，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下发，省革命委员会也向森工一处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石永相的问题也开始被追究，但一直未作出处理，直到1970年“一批双打”运动“开始后，石永相才被作为杀人凶手逮捕入监。
    在监中石永相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称自己打死人是无意的，是在武斗中打死人等，但这些理由都被痛加驳斥：
    打死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打死人命是客观存在；属于武斗中打死人的问题，不是事实，因为你所在单位和南宅大队没有发生武斗；同时你们去后，生产队长王忠贤没有持枪，而是手举红宝书口喊：“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向你，也没有向你们的人武斗，你说的武斗中打死人，不是事实，这点向你指出，不能成立！
    石永相又辩解说，它是组织派去的。但又被驳斥得哑口无言：组织没有叫你去后开枪打人！
1970年11月24日，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作了这样的判决：
    杀人犯石永相，思想极端反动，前因毒打群众，被开除回家，但不思悔改，后又混进我革命队伍。1968年以来，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竟在光天之下，开枪杀害我手举红宝书、口喊毛主席万岁的贫农生产队长王忠贤，实属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依法判处杀人犯石永相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2月13日，是一个寒冷凛冽的日子，户县县城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时近中午，体育场外，人头攒动，等着公判大会后将罪犯拉出行刑。会后，警笛大作，一辆辆警车鱼贯而出，中间大车上押着一名30多岁的年轻犯人，在武警护持下，形容惨淡，面无人色。警车向南走了有二里多路，在吕公寨西的战备路口，设下了刑场。一声清脆的枪声，罪犯倒在了地上，黑色的污血沾染在绿色的麦苗上，这个死刑犯就是石永相。
    石永相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倒在潮湿的土地上，在那贫穷的年代，他脚上穿的一双翻毛皮靴还被人扒了下来。他是罪有应得，但又有些冤枉，他是那个特殊年代培育并葬送掉的一个人。
    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在旧窝池。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26 16:08 编辑 ]

关中子

小城演义！！！
让人回味无穷！！！

夏兰秋菊

                 第十回  红色政权屡出重拳  社镇学习干部受难
                         阶级斗争鸣锣开道  补订成份百姓遭殃

    诗曰：
    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红旗舞东风。
    运动迭起雪搅雨，兴无灭资“敌人”惊。
    却说1968年3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户县革命委员会暨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下设秘书组、政工组、文革组、生产组、后勤组、保卫组。1968年3月，在成立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同时，成立了中共户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此后，各社镇和县级事企业单位也相继建立起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两大“革命组织”迅速归于云烟，武斗事件也渐平息，然而，革委会的建立却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一些打、砸、抢分子也侧身其中。其成立后，结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连续进行许多极左之事，如举行社镇学习班、迫害老干部、诬蔑地下党，大规模补订成分等等，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文革风云变幻，事件迭起，述一事，欲其完整，必拉前扯后，多有重复，在下文笔又拙，深恐各位看不明白，在此向各位预先道歉了。
    户县革委会成立后的大事如下：
    4月30日，县革委会开展向贫下中农、烈军属、农村基层干部赠发“红宝书”活动，月余时间给全县54380户贫下中农赠发《毛主席语录》54800册、“老三篇”54830册；给农村基层干部赠发《毛泽东选集》28250册。各单位及农村社对都设有“忠”字堂，每日早晚，会前，上工前，家家户户都要进行“敬祝”活动，称为：“早请示，晚汇报”。
    5月 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有贫下中农管理，中学交公社管理。小学教师待遇改为工分加补贴，实行民办公助，吃农业粮。
    5月25日 ，县上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公社、大队和事企业单位也都成了“专政队”或“专政组”，对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和原定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当作“死老虎”统统揪出，采取罚、关、打、骂等手段，进行逼、供、信。
    6月27日至30日，县革委会召开第4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在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8月至9月中旬，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的社镇学习班，一些已结合的老干部又重新被批斗。
    6月8日 户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革组主持革命批判展览，绘制了县、社镇七十多位领导干部的所谓“群丑图”进行展览。
    秋，将补订漏划地主、富农成分，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全县掀起补订地主、富农成分突击运动。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七人组成的审批小组（有时组内二、三人也可以进行审批）。仅54天时间，全县就补订地主、富农1540户。
    10月中旬 干部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在户县革命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分别建立了桦林湾、腊家滩两个连队，共计280人，其中批斗对象64人。
    12月5日 “户县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干校在腊家滩集中“整修”后，全面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怀疑、审查和专政的对象，占到总人数的30％左右。
    先说说“社镇干部学习班”。1968年8月下旬，县革委会在县人民会场（即文庙）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的所谓的“社镇干部学习班”，又一轮迫害开始进行，这次学习班虽没有文革初期教师集训班那样的规模和戒备森严，但也是阶级斗争气息浓厚，令人心惊胆战。学习班办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参加的人员全是公社干部，要求全县每个公社除留2名被认为是工作好的同志外，其余全体干部（包括各社已经在本社揪出的所谓“走资派”、“坏头头”等）全部参加。
    这期学习班，按当时的说法，主要解决三个指向（斗争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报刊上的提法）和对中共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态度。要在斗争中树立刚诞生不久的红色政权的权威。
学习班划分为大约十个组，（两社为一组）此前各社自己已揪出的同志全部集中在一起，没有参加各组的活动。所编的组，就是按照县上掌握各社主要领导成员的态度和问题大小搭配编组。
    这次学习班由县革委会领导成员之一，靠造反起家的那位副主任负责。是一次划线站队的学习班，名为学习中央文件，实是打击一大片，保护帮派利益，户县22个社镇，成立革委会21个，就有 11个公社的12名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被揪出进行批斗，其中有几个都是原公社老党委书记。有秦渡公社杨志新、祖庵公社张省德、牛东公社王存孝，五竹公社黄云龙、红旗公社程尚斌等等。
    光明公社武装干事赵志恒在学习班受到严格审查，他的问题主要是把枪交给了已结合的领导张炳林保管，这次会上张炳林又成了走资派，给抢一事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并指责南阳村有私藏枪支问题，而赵不及时上报等等，给其造成极大的压力，10月3日，跳井自杀。造成的恶果十分严重。
    牛东公社革委会主任王存孝在会上被揪出，给他的罪状是：队站错了，全公社24个大队除张五桥大队少数人队站对外，其余全公社都站错队；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指向解放军。穿新鞋走老路。混进红色政权的恶棍等等。王存孝对这些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自然是不承认，并讲了历史是无情的，会给每个人做出结论等，那位副主任则恼羞成怒，多次在大小会上批评王存孝态度顽固，要王存孝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律明投降书”等。把王存孝当阶级敌人对待。并指使其他人对王连续批斗，罚站、弯腰、拳打、不让睡觉等。采取逼、压、诱的手段，要王存孝承认错误。由于多方折磨，加之生气，王存孝胃病发作，但不准看病，致胃病越来越严重，痛的不能吃饭，过了五、六天吃早饭时，王存孝的胃终于大发作，导致胃穿孔，疼的王存孝在地上打滚，在场的同志都不忍看，又不敢管。有同志给那位副主任汇报，他还认为是装病。上午好心的同志将王存孝用架子车拉到医院检查，那位副主任又指使人给医生说王存孝装病，把王存孝拉回会场，继续批判斗争，王存孝都休克了，还说王存孝耍死狗，直到晚上，王存孝女人才把王存孝硬拉到医院，经检查穿孔化脓，生命危险。给西安送已来不及，县医院那时很少作开腹手术，又无血源。大夫说，反正给西安送肯定死在路上，咱就当学手术呢。才给王存孝动了手术，算把王存孝给救下了。但后遗症很大，致王存孝终身残废，更可憎的是王存孝都动了手术那位副主任还不相信，派人到医院了解王存孝真的有病还是装病。住院期间，该用的药不给用，也不给输血。
    这次学习班使全县形势再次发生混乱。紧接着，户县革委会又在全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给户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恶果。
    所谓“民主补课”，是来源于60年代在陕西影响为深广的一个论点：“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是作为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大罪状而提出来的，并不断强化、升级。早在1963年的社教运动中，全省就进行过一次“民主补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一论调，又甚嚣尘上，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
    1968年9月，林彪、四人帮在陕西的死党胡炜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炮制了所谓“潼关县清队经验”，随后又利用省革委会名义，于12月12日至15日召开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潼关现场会议”，并在《陕西日报》作了报道和推广，广泛宣传和号召“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把混入人民内部的地、富清理出来，是农村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项重要内容。……没进行过点上“四清”的县、社，都可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进行。“民主补课”运动很快在全省开展起来。
    1968年10月，为了取得“民主补课”的经验，户县革命委员会选定五竹公社周店大队为试点单位，组成了以县革委会领导成员之一，靠造反起家的那位副主任为队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进村后，正逢毛泽东主席关于“吐故知新”的指示发表，即马上进行整党，分为大学习、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等几个阶段。在思想整顿中，宣传他提出“火线练兵、火线整党”，要求村里每个党员都要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否则就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宣传队在会上大讲：“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搞‘民主补课’，咱们大家在此运动中要先走一步，给全县拿出典型。”由此又转入“民主补课”。宣传队引导大家学习“农村各阶级分析”，特别是构成地、富的有关章节，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发动群众大胆怀疑、大胆揭发，并在村子专案组，分工包户、调查摸底，将全大队15户中农家庭财产进行了查封。在准备就绪后，宣传队的启发引导下，大队书记赵海云、大队长化振清“打击贫下中农、维护‘高成分’利益”等问题被揭发出来。有人还揭发赵海云的父亲赵成才解放前给地主李大收租子的问题以及他公开为彭德怀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现行反动言论问题；还有人揭发赵海云的母亲也有现行反动言论等问题。会议结束时，县革委会那位副主任讲话，他说：
    听了贫下中农的揭发很受教育，周店阶级斗争盖子很厚，看来一些人不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本来就是混进干部队伍的阶级敌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在于民主革命的不彻底，使一些坏人披着好人的外衣钻进干部队伍，以合法的身份大干坏事，使贫下中农遭受残酷打击和迫害。这个苦头我们吃够了……
    第二天，那位副主任对宣传队说：
    现在看来整党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和清队结合起来，在清队中整党。清队一很重要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清理漏划了的地主、富农。
    他还提出了大队书记赵海云家的成分问题，强调“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要抓住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才使贫下中农吃苦头这个要害问题”。他还说：“要组织‘忆苦’，增强贫下中农对旧社会，对地主、富农的阶级仇恨”。在他的强力操纵下，宣传队人员有所增强。村里连续召开了批斗会，大队书记赵海云、大队长化振清以及被揭露出来的漏划地、富人员被押上会场接受批斗。个别宣传队员在批斗会上用手捺受批斗者头，踢受批斗者的脚。宣传队又组织召开了贫下中农座谈会，组织外调，大会小会和本人对质落实。那位副主任经常亲临“指导”，抓得很紧。很快，周店大队整理出了6户漏划的地、富家庭材料，上报县委审批。
    1968年12月5日，在户县革委会第41次常委会上，那位副主任在会上大讲：“准备在周店召开现场会，‘民主革命补课’在12月掀起高潮，解决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好人民战争。”在这次会上，他还讲了“民主补课”划定农村阶级成分的土地“扛子”问题，大大的提高了土改时划定成分的标准，如小土地出租成分的土地“扛子”为旱地50亩（土改时为65亩）。水地一亩顶二亩（土改时一亩顶一亩半），坡地二亩顶一亩半，山地三至四亩顶一亩（土改时山地、河滩地三至五亩折一亩）。会上当场审批了周店大队化振海、化振清、化现，化义林、李世杰、赵成才共6户为地、富成分，原大队书记赵海云被订为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其家被订为地主，其父赵成才虽然已死，难逃罪责，被订为地主分子；其母虽已年迈，也被订为地主分子。
    1968年12月8日，户县革委会那位副主任，亲临五竹公社周店村，召开了全县“清理阶级队伍民主补课现声会”，他在会上大讲：“户县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漏划了大批地富成分，要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报告，办学习班，突出民主补课，大揭盖子，会内外要结合”。他强调说：“周店搞出了地主、富农，你们那里就没有？我就不相信！”“周店是这样，全县各队也不例外，必须进行‘民主补课’。”
    会后，周店大队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宗族派性的干扰，补订成分还在继续进行，又补订了化三亭家为地主成分；原大队长化振清家也被补订为地主成分，其本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此后，各衬、队陆续来周店参观、学习，周店也组织了“整党讲用团”，巡回宣讲，介绍经验。清查漏划地、富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在全县开展起来。
    1968年12月16日，户县革委会在常委会上，成立了“户县农村阶级成分审批小组”，正式在户县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
    在林彪、四人帮“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了大批地、富成分”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在户县革命造反派头头的极力鼓动和周店现场会推动下，“民主补课”运动的高潮很快在全县形成。
    在“地、富成分一定要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六、七、八”的规定下，补订成分可谓雷厉风行，从1968年12月底，全县共补订地、富成分1723户，连同以后个别零星定的，共为1743户（其中地主955户，富农779户）占土改及文化大革命前地、富成分总数1089户的159.2%。共没收补订地、富衣物、家具等财产价值约4600多元，房屋191间。真是时间短，成绩大，“民主补课”取统计表巨大的“胜利”。
这种“胜利”，在突击进行中陷藏了大量的问题。
    比较普遍存在大搞逼、供、信现象，如玉蝉公社北斑、西伦大队，在和补订地、富对象谈话时，连打带骂。名曰让出去考虑问题，实为在室外受罚挨冻；有的搞假材料整人。如玉蝉公社玉蝉大队为给任树升补订成分，到三旗大队去找长工金文娃索取证明，结果调查人根本没见到金本人，就自写张证明材料，由三旗大队盖章入卷定案；还有的是帮派操纵，大打派仗，互相在对方组织里找地、富成分。如玉蝉大队的群众组织，均把对方帮派的一个头头家里订为地主和富农。还有的滥定地、富成份，县审批组将渭丰公社西大队刘吉通家补订为资本家成份，只有一份大队写的材料和公社的简单报告，既无本人交代、口供，又无任何证明材料；在审批中滥放审批权限。审批成份中，多数会议不够规定人数，补订的地富成份中，经县革委会常委会审批的有16户，县审批小组四人以上参加会议审批的有225户，共241户，占补订地、富成分总数的13.8%。1969年1月以后，审批小组分为两个组，深入农村巡审批，在这期间，审批组三人参加审批的有123户；二人参加审批的有858户，一人直接审批的有401户，如审批组有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一人一次就审批地、富成分44户；不是审批组成员的一名解放军干部也直接审批了地、富成分3户，以上不够规定人数参加审批的地、富成分共1389户，占补定地、富成分总数的79.87%。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次“民主补课”运动补订的地、富成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补订的成分绝大部分是错订的，如周店大他所补订的地、富成分全为错订，这就把大批劳动人民，甚至许多贫雇农推到地、富一边去了。有些土改、合作化时的老模范、老党员、老干部补错戴上地、富分子帽子。 “民主补课”运动中，补划地、富成分工作直比例，撵进度，搞突击，随意降低政策界限，造成了扩大化，致使被补划家庭的亲属、子女数万人受到株连，有的补开除公职遣回生产队，有的甚至被迫含冤而死许多子女入学、参军、提干、婚姻因此受到影响，如宋村公社南坡大队一户被批为地主后，四个儿子多年问不下媳妇；再如，余下公社安善坊哑巴王功生，家先被补订为地主，后又改订为富农，妻子被打为富农分子。儿子王丁旺1965年毕业于西工大，安排到西安东风仪表厂工作，1969年因申诉自己家不应补订为富农，被坚持反动家庭而开除回家，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才恢复工作。这次“民主补课”运动大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许多干部在运动中挨整，不少好的干部由于家庭被错定为地、富成分而受到株连，有的被错订为地主或富农分子。许多干部心有余悸，精神不振，不敢大胆工作。这些问题，对户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正是：
   当年革命醉欲狂，左拳屡出万民伤。
   最是子女株连罪，泪流无语空彷徨。
   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27 14:03 编辑 ]

夏兰秋菊

          第十一回  地下奋争浴血冒死  立国建设带头争先
                    残酷审查叛徒特务  殴打批斗残渣余孽
    诗云：

    浴血奋战几十秋，白区工作手提头，

　　步危履险几番死，燃火撒种此身留；

　　艰苦换来新世界，老将甘为儒子牛，

　　文革风起黑白倒，心海浊泪滂沱流！
    却说中共户县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那严酷的工作条件下，为党和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作了大量的工作，建国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吃苦流汗，作出了独有的贡献。但在解放19年后，新成立的户县革命委员会却对老地下党员以及整个地下党组织成立专案组，严密审查，把老地下党员、户县解放后首位老县长曹希文从西安挟回、把老地下党员、原县公安局局长，已调甘肃的王振林也强行迫回，接受审查，在审查中，对这些老地下党员，进行了残酷的殴打、批斗，用了罚站、车轮战等多种刑罚。作出了地下党是百分之百的国民党打进共产党内的特务、奸细、叛徒的结论。户县革委会专案组对户县地下党的评价：
    ……从户县地下党组织情况看，反革命分子、叛徒三曹（曹希文、曹文青、曹治中）掌握着领导权，屈膝投降国民党，和国民党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使党的组织从四零年起遭到四次破坏，上级派来工作的负责人和当地一些党员被捕叛变自首。解放后，除了跑台湾的，剩余留下来了……
全县共有国民党残渣余孽2757名，其中叛徒69名（属户县地下党叛徒46名）……
    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取得了很大成绩，运动中共清理混入革命队伍内部中的各种阶级敌人2987名，其中叛徒83名，特务90名，顽固不化走资派224名，国民党残渣余孽751名，其他631名……
彻底批判差不多论，坚决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进行到底！
    县委成立以来，狠抓了解阶级队伍清理工作，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充分发动了群众，大挖了混入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形形色色阶级敌人，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目前，共清理出各种阶级敌人4309名，其中叛徒60名，特务128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38名，资产阶级分子63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3408名，现行反革命分子328名，其他184名……。
    另外，补订漏划地、富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胜利，目前，补订地主、富农1099户，补带地、富分子帽子有513名。
    在清理地下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截至现在初步清理出叛徒103名，混入党内的假党员128名。
    户县地下党遭受过敌人三次破坏，先后有三任地下组织负责人投敌叛变，两人当了特务。所谓地下党负责人曹希文是一个担任重庆办事处主任等十一种伪职的反革命分子；另一个负责人曹文青担任过通信科主任科员、兵役委员会的委员，又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还有一个负责人王震林，加入户县地下党后，又按照三青团干事长李营指挥，组织三青团大王区队，任分队长……以后出买了地下组织。这些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在户县都有一定的社会势力。
    1968年12月23日户县革委会专案组的《关于清理假党员的简要报告》这样结论：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户县地下党组织开展了群众性大审查、大清理，揭示了户县地下党被国民党操纵，被反革命、叛徒、特务、内奸把持领导权，叛卖革命的罪恶面目。挖出了一批叛徒、特务，清理出一大批混进党内20多年左右的假党员，为整党、建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户县地下党到底是个什么面目？广大革命群众以大揭发、大批判的革命有力形势，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首先对户县地下党组织的几个头头，用查历史、查身份、查活动、查和国民党的关系……终于查明了户县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县党部操纵，权力被叛徒、反革命分子、内奸所把持，他们窃取领导权后，效忠于国民党，公开武装进攻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积极为伪党团发展力量，大量出卖地下党员，定期为伪警审局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况。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国民党打进共产党的奸细。
    这几个头头的面目是：
    一九四零年任县工委书记的邓慎祥，在叛徒宋继堂叛变革命后，思想动摇，亲自在伪省党部自首叛变并向敌人出卖边区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致使户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长期处于“睡眠状态”。
    担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反革命分子曹希文，一九四六年回到户县，他靠后台“国大代”赵某某（长安人）充任伪县党团合并统一委员、伪敌科长职务。这个反革命分子借户县地下党组织破坏后瘫痪之际，以两面派手法，窃取我党组织领导权。他与国民党亲如兄弟，和伪党部书记长李营结为“干亲”，1947年胡宗南匪部向我革命圣地—延安发动反革命进攻时，曹希文伙同内奸曹文青积极策划，通过为参议长杨干青向伪县长刘瑀献策，杨派党员刘庆民等带领五百多民夫，持枪配合胡宗南攻打我延安，后得到伪县长表扬。一九四八年雷文钦带领六名同伙叛徒爬出狗洞，给曹希文说明情况后，他又和曹文青东奔西跑，给其安排职业。
    伪县三青团干事长郑炳南，当着伪县长刘瑀的面说：“共产党来了你不要紧，你手下还有些共产党呢！”
    反革命分子曹希文控制了地下党领导权后，为了效忠国民党，便在县北第一个吸收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营派回户县、开展组织三青团反革命活动的王振林加入共产党，曹并指派王为县北地下党负责人。该王入党后按照其主子李营指示，在大王地区积极筹备、组织伪三青团区队，并充任分队长。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以“苦肉计”的办法将王振林逮捕，该王便立即出买了边区派回户县的地下负责人康行等。出狱后，王还定期给伪警审局报告边区地下工作人员来往情况等。
    所谓户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曹治中，入党后，于一九四零年在其主子曹希文的带领下参加国民党，同年去国民党特务机关——省战干团接受反共训练。回县后，亲自带领辛垦小学一班高年级学生，在伪三青团县团部参加了三青团。
    户县另一个地下党“负责人”曹文青，一九三九年就参加了国民党“情报网”，并亲自书写“拥蒋反共”壁报。一九四一年后充当伪乡长朱德青走狗——文书。解放战争时充任国民党县府建设科主任科员、伪县兵役协会会员。一九四七年曹希文指派共产党员刘庆民等攻打延安，一九四八年收纳叛徒雷文钦等。
    这几个坏家伙，自从控制我县地下党领导权后，一贯效忠于国民党，仇视反对共产党。解放后，它们披着户县地下党负责人的外衣，窃取了县长、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等重要职务，大搞反革命复辟活动，他们极力保护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营逃避镇压，多次给县府秘书说情，为李开路条，均遭到秘书反对。曹后供秘书吃饭之机，偷盖县府印章，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开了路条，指示外逃。
    一九五六年，湖北省公安厅把血债累累的刘瑀解回户县查办，但这时窃取县委副书记的曹文青（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利用职权，多方包庇，最后白白的把这个伪县长“无罪释放”。解放初曹、王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所有的武装大权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的伪军长、土匪、地痞、流氓，武装大队里好人极微。
    另外在解放初，这些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为了保护伪国民党的组织，便利用开黑会、个别串联、订立攻守同盟、伪造入党日期等办法，以单线发展为借口，曹、王装出两派争权夺利、拉拢私人势力的假象，把罪恶累累的伪县府科长魏俊清、伪营长任玉泉和大王地区的三青团区队班子全部伪报成“地下党员”。他们解放后，以捎话入党、拿“出日”作入党时间的办法，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等伪报成“地下党员”。就在这几个国民党的忠实走狗把持领导下，使户县地下党组织变成了国民党。在党组织里混进了不少坏人，出现了真的地下党员少，假的地下党员多，真假党员混乱不堪的局面。混进党内的坏家伙和大量假党员长期以来，以“地下党员”欺骗组织和群众，其中绝大多数骗取了县书、县长、部局长等重要党政大权。
……在解放初拉进一百二十八名假地下党员。……
  
    原县委宣传部副主任，时任户县七中的副校长的王生孝第一个因“假党员”问题惨死。1968年的7月，天气酷热难耐，在秦岭山脚下一个偏僻的中学校园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已进行好多天了。这天午后，在校东边的一座空学生宿舍里，散布着浓烈的农药气味，一个躺在床板上穿着整齐但遍体鳞伤的中年人，口吐白沫，满脸痛苦绝望地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就是这个学校——陕西省户县第七中学的副校长王生孝。                                
    王生孝是户县西街五魁巷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全家共有15人，仅他兄弟姐妹就有8个。父亲王如升靠务农和杀猪养活一家人，在那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生活的重担压的他一家人喘不过气来。王生孝的大哥、二哥和六弟不得不失学在家，挑起帮扶家庭的担子；他的三哥、四哥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被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康当学徒。王生孝却还算幸运，在夹缝中勉强上完了小学和中学（私立周至民主中学）。继在1942年8月考入陕西省立户县师范学校（地址户县化羊庙）。   
    1945年8月户师毕业后，王生孝到户县西小教书两年多时间。青年的王生孝怀着极大的继续深造报效国家的热情，于1948年6月前往兰州投考兰州大学。虽未能如继续上学深造的初愿，但却接触到了一群进步青年，他积极地参加了这群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期日学习研究会”，学习进步书籍，讨论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议论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腐化，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丑恶面目。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发展和巨大的进步领导作用，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与思想。在这年冬天回到了户县。
    回到户县后，王生孝就经相知同学介绍和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振林的介绍下，在1949年2月2日参加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几乎同时，他终于活动到了户县玉蝉台小学校长一职，从此，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学校为掩护，为迎接户县的解放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王生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党员穆相林、马瑞麟成立了户县城关党支部，积极发展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优秀青年入党，先后吸收周彦英、黄金瀛、罗春秀、高登云、张乐天、谭志忍、杨伟名（解放后在1962年向各级党委上书《当前形势怀感》的三个共产党员之一）等加入党组织。还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通过封锁线，向边区输送干部，先后输送的干部有周璋、王作、李明柱、夏希彦、吴永锡等，这些同志后来都在解放战争中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联络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生孝还打进了伪学兵团，任团部政治主任职务，为迎接解放做准备。户县解放前夕，胡宗南匪军向南山窜逃，中小学都先后停课解散，王生孝却坚持团结进步教师，稳定学生情绪，未予停课，迎接解放，并相机从敌人手里弄到机枪一挺、长枪50枝。户县初解放，边区干部还未赶到，王生孝经组织指示从学校到县上工作，首要任务是解除沿山一带的敌人武装，他不避危险，说服伪乡公所敌伪人员投诚，缴获长短枪五十多枝。还说服敌自卫军一个连投降，缴获敌汽车一辆。为解放户县做出了贡献。1952年9月，王生孝担任户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积极忘我地投身于工作，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1957年，王生孝的政治生涯开始蒙上了阴影。一是这年的5月，户县涝峪内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乱前，曾有人向他反映过，他却忙于事务，未能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也诚恳地作了检查，但此事最终给他埋下了隐患。二是伪乡长张荣绅在交代敌伪党团关系时曾说过他在玉蝉台小学当校长时曾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一职。户县县委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曾组织作过详细的调查，在敌伪档案中没有发现有他任伪职的纪录，众多的人证均证明他解放前积极参加革命，没参加过敌伪组织。再次向那个伪乡长张荣绅取证时，他解释说：“前所说各机关首长、各校校长负责区分部书记，乃系我推测之说……各学校党团直属是党部领导，我没有委派过。”户县县委据此对王生孝这一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但他还有在上中学的时候，曾被以集体名义宣布参加过伪三青团，以及他妻子家是地主成分、岳父王伦伯曾在旧社会当过陕西省田赋粮食处主任等所谓“问题”，这些问题都给他造成不利影响，1958年他被调任文教卫生局副局长。    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响遍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已普遍地开展了起来，这时，已担任户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生孝“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旧话又有人提了出来。面对新的审查，王生孝积极、坦诚地向组织提供调查线索，开诚布公地向组织阐明：    我没担任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也没有担任过国民党和为三青团的其他职务。
    王生孝并诚恳地说明他其所以既当了校长却又未担任伪职的原因，他说：    我在国民党时期曾担任过小学校长，为什么却没有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或委员职务呢？就我考虑有以下原因：一是我担任国民党小学校长是1949年1月下旬的事情，到学校已是旧历年后。户县解放是同年4、5月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内部已经慌乱了，可能顾不来这事情，同时我担任校长总共只不到3、4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就跑了，时间很短。二是我是在1949年1月下旬任校长职务的，经地下党组织接收为党员是2月2日，即在我担任国民党小学校长不几天就入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不可能再去担任国民党的职务。
    对王生孝的调查没有新的进展，他的辩白虽入情入理，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支配下，却不能受到实事求是的采纳，他的问题被搁置了下来。   
    1965年，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激烈，王生孝的问题使户县县委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便将他调离县委，任户县七中的副校长。他在内心充满痛苦，但坚决服从组织调动的同时，再次请求县委尽快弄清他的问题。但他的问题仍被搁置了下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党的基层组织都被冲垮瘫痪，各级领导同志都被以“走资派”名义揪斗。王生孝更自然难逃厄运，他被造反派戴高帽、挂牌游街，反复批斗，折腾了近两年时间。他在痛苦和迷惘中苦苦期盼动乱尽快结束，还他以清白。但没有想到，又一场席卷全国的滔天巨浪正向他袭来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猛烈开展起来，户县和全国一样，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大批老干部和一些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人被揪了出来，刑讯逼供，反复批斗。5月，他发展的党员杨伟名因1962年上书问题被迫饮毒身亡。王生孝因兼有“走资派”、“假党员”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3顶帽子，成为了重点受批斗的人物。他在1957年因麻痹而未能及时向上级汇报暴乱的事被说成是根本立场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王生孝的亲密战友，解放前夕，曾在玉蝉台小学任教导主任，被王生孝发展成党员，现在南京空军气象处工作的高登云却有板有眼地证明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他百口莫辩，受尽了学校“革命师生”各种酷刑和残酷折磨。
    我们来看看他从6月以后所受到的折磨过程：游街：每次都是由一伙雄赳赳的“革命师生”手拿木枪押着。临走时，都用黑、兰油墨在王生孝头上、脸上乱画，再用红油墨在脸上打叉，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在重约十多斤的黑板上拴上20号铁丝，挂在王生孝的脖子上。
    第一次游街是在6月3日，他被簇拥押着出了校门向南，走过下新城、高寨、南元、雷家寨、叶寨、半个城、白庙、付家庄、八什村、四马村、庄元等11个村庄。
    第二次游街是在6月4日，出校北门，经北元、三旗、水磨三个村庄，到达县城，游了县城4条大街。
    第三次游街是在6月5日，出校门东去，经南元、丈八寺、斑竹园。
    第四次游街是在6月6日，出校门西去，经庄元、石佛寺、蔡村、庄头、养老宫，游了祖庵镇四条街。返回游了洪庵、蒋村、四马村的罗堡。
    这几次游街，除第三次路途稍短些外，都有很长的路。王生孝手执铜锣，边走边敲，每走一个村子都要向群众宣读已准备好的“罪行”材料。每次都是汗流浃背，不成人型，几乎昏倒在地。长时间的游街，脖项被磨出了血口子，不但不能停下，有人还用枪托从背后打他。路上不准休息，不准喝水。回校后又被锁在房子内，严密看管。  
    6月中旬的几天晚上，学校连续召开批斗会，所有教师和少数学生参加。王生孝和几个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押上会场接受批斗，被罚跪在砖头上,砖头有的平放，有的立放。第三晚罚跪升级，被逼跪在床凳子上，脖子上挂小黑板。为了跪在床凳上平衡，在脚后跟压砖三、四块又给脖子上挂铃，正挂之际，王生孝从凳子上摔下，摔得鼻青脸肿。    7月18日（农历6月23日），七中周围下新城、鲁村等几个村子过古会，一些“革命”教工和部分学生押着王生孝和其他“牛鬼蛇神”游街。在北元村遇到白庙公社的一群“革命群众”押着万勤轩、李治安、王亭山、史志刚等所谓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游街，两支队伍汇合一处，游完后共同进了七中操场。有几名“革命欲”极强的教工将李治安用绳子吊在栏杆上，绳断了取绳又吊，还拳打脚踢，用鼓锤打了一顿。打后放下李治安，给王生孝等训话说：“王生孝看见了没有？！若不老实交代，比这还要厉害！”还要叫他谈感想。这次游街加批斗结束已是下午1点多了，这些“革命派”教工和学生吃了饭都去睡觉了。汗流满面、身心交瘁的王生孝躺在床板上，痛苦的进行着回忆和思想斗争，他想大呼：“我没有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
    他想叫生他、育他的秦岭、渭水作证，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除过窗外树上蝉的凄厉嘶鸣外，没有任何回声，他彻底绝望了。
    正是：
    地下工作历风云，出死入生何处陈。
   虽有丹心昭日月，全无余力对阴沉。
    欲知王生孝生死如何，且看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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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十二回  遭批斗饮农药“分部书记”含冤屈死
              清阶级搞运动“阶级敌人”倒霉遭殃
    诗云：
    当年清理阶级事，人性灭绝兽欲狂。
    残酷无情淆敌我，回首多宗净荒唐。
    却说1968年7月18日下午4点左右，那户县七中“革命派”教工叫被批斗的对象去劳动，却发现王生孝不见了，于是叫起全体师生，分头寻找。有两人在校内由北门向东找，在学校东边一个学生宿舍从窗子破口看进去，发现王生孝躺在床板上。窗子用床板挡着，门用桌子顶着。他们急忙叫来其他人，用力将门推开，一股农药气味扑面而来，只见王生孝仰面躺在门对面靠窗口的床板上，两手向两边直伸，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口吐白沫，手指发青，身上也有青斑，但衣服穿的整整齐齐。床边、地上有呕吐物。众人急忙叫来庄元村的医生，发现人已死了，断定是服药王（农药1059）而死。但奇怪的是，这个宿舍靠门的一屋梁上吊有手指粗的绳子，但却未发现任何盛药液的器具。
    王生孝就这样地走了，并且带着遗恨永远地走了，他只活了45岁。事后，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他写的一张纸条，写着：    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既没有人选我，我又没见任何委任状之类的东西，我真正不知道这回事。共产党员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只能这样向大家最后交代。
    王生孝死后，家属子女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对他的死因抱有极大的怀疑。他们多次找县革委会讨要说法，但在阶级斗争观念支配下，县革委会个别领导人对一个“自绝于人民”的“阶级敌人”的死，抱着极为冷漠、无情的态度，厉声斥责王生孝家属，要求限期埋人。王生孝的遗体最后只能被草草埋葬，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屈辱地埋在了地下。   
    1973年，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倒台，邓小平重新执政，开始落实政策，王生孝的死因才得到重视，县革委会组织对其死因进行了调查，认为是本人属于对运动不理解而服毒自杀，按正常死亡对待。但对原七中少数教工用各种酷刑迫害王生孝以及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均未涉及，王生孝仍然冤沉海底。
    直到1978年，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王生孝案件作为文革中重大案件，受到户县县委的极大重视，指示县教育局组织专门队伍对王生孝的死因、历史问题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到他确受到残酷迫害而走上绝路，并非是对运动不理解而自杀。调查组除对敌伪档案作了全面的查阅外，对所有还活着的知情人逐一走访，大量的事实证实王生孝历史清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人凄婉悲愤不已的是当年指证他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那个战友，此时才说出原委，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战友也曾受难，被送进“五七干校”达三年之久，在长期地集中检查交代中，“为了走坦白道路，不再受‘太离奇、不合逻辑’的指责，避免长期没有自由的痛苦，在记忆不清的情况下，曾推测想象地交代，张荣绅在学校请教师吃饭前的会上，指定王生孝为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这位战友痛切地说：“我以为组织上会客观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但1972年我被复员回家后，听说……有严重的逼供现象，这使我很失望，很悲观、很吃惊。”原来如此，关于王生孝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传言自此才真相大白。      
    1978年10月19日，县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上报了《关于王生孝同志历史问题的调查结论》，10月24日，户县县委组织部批复：同意教育局给王生孝同志所作的结论。1979年元月20日户县县委在县剧院召开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公开为王生孝平反，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还他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面目，恢复了他的名誉，对其家属子女作了妥善的安置，王生孝的在天之灵才终于得到了安息。               
    却说户县自7月后，“斗、批、改”（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运动开始，其中又套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革委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何谓“清理阶级队伍”？
    一是清理历史上经典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些人在文革初期战战兢兢，但未受到大的打击，现在开始倒大霉了。
    二是清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这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已没有什么权，在“三结合”时被抛弃，变成了清理的对象；所谓叛徒、特务，却往往是有些干部在解放前那风云变幻中的遭遇，说不清道不明，此时都成了问题，本人成了清理对象。
    三是清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坏头头，他们大都是原对立组织的大小头头，都在被扣上“小爬虫”、“变色龙”等帽子后被揪出；还有所谓有劣行的群众、打砸抢分子、犯有重案和命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其实，上述集中清理对象往往涉及所有人，每个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人都是内心恐惧，因为大帽子随时都会扣到自己头上，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工厂，还是机关，都成立了专案组，对有问题的人或者将对立面的一派群众进行审查。
    采取的方法是，召开大会，台下众人屏息无声，听会议主持人点名。那主持人声嘶力竭高呼：将埋藏得很深很深的大鲨鱼某某揪出来！已准备好的“革命群众”就会立即拿来高帽、大牌给被点名的人戴上，那人就立即成了“阶级敌人”，听凭别人摆布，面色惨白地被拉去游街，回来就被实行“群众专政”。所谓专政，就是各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牛棚”，用来关押监禁本单位的被审查人员；采取揭发批判、核实材料、当堂对质相结合；采取大会（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
    采取的形式有：各单位肃清流毒、批深批透的批判会，斗倒斗臭的斗争会，揭发、审讯、核实其罪恶的审讯会。
    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把阶级敌人批深、批臭。
    在这场“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的运动中，在连续审讯、刑讯逼供之下，绝大多数人是屈打成招，被逼认罪的。
    时人有诗，单说这清理阶级队伍之事：
    牛头马面系传闻，     人首蛇身乃妖魅。
    原本虚构事乌有,　　　散见古今怪异志。
    迨夫煌煌社论出，　　 横扫牛蛇无遗类。
    敢问宏论何所指，　　 大抵阶级敌人辈。
    地富反坏资本家，　　 右派走资派连袂。
    叛徒特务及现反，　　 恶攻分子亦其次。
    反动学术权威者，　　 三反分子同匹配。
    尚有封资修余孽，　　 兼括社会之渣滓。
    于时罗网弥天地，　　 牛蛇顷为“法外罪”。
    高帽游街众共识，　　 白套缠臂人皆弃。
    鞭挞捶楚深桎梏，　　 还被恶少当马骑。
    连日更做“喷气式”， 彪汉命作鹤闪翅。
    揪发扭臂按其首，　　 此功做罢魂欲逝。
    哀哀棚友谁苟免，　　 老者因之横泗涕。
    剥权扣薪服劳役，　　 夜夜都入牛棚睡。
    批斗受辱写检查，　　 认识不深屡罚跪。
    家人咫尺隔生死,　　　月冷秋宵棚门闭。
    棚规森严等牢狱，　　 夜深棚民泪如水。
    牛蛇赐号狗屎堆，　　 革命群众所不齿。
    扫地出门身萧条，　　 惶惑不知逢何世。
    窃闻牛棚私刑繁，　　 一一道来匪夷思。
    磕头鞭股扇耳光，　　 抹墨涂漆遭突刺。
    烈日曝晒跪炭渣，　　 冷水浇身作儿戏。
    开水洗澡骇听闻，　　 伤哉牛鬼命如蚁。
    钢钳夹鼻烧眉发，　　 硬扯胡须断指臂。
    胸背自贴大字报，　　 鸣锣示众假枪毙。
    刀捅棍击命对打，　　 求生不能欲求死。
    旧棚昨添新蛇神，　　 剃成阴阳发式贰。
    右边头皮独锃亮，　　 左侧留发花容废。
    路人见状不忍睹，　　 儿女惊泣却相背。
    人生到此无生理，　　 芳魂夜半逝靡靡。
    满棚牛鬼共向隅，　　 谁家黄犬隔墙吠。
    生人一旦遭剃度，　　 知他是人还是鬼。
    众鬼生前哀怨多，　　 死去犹为斯世鄙。
    茫茫大限难不止，　　 牛鬼遭遇谁所使。
    清夜恍见牛鬼影，　　 我歌未竟泪湿纸。

    欲知“清理阶级队伍”究有何等旧事，且看下回道来。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27 14:22 编辑 ]

夏兰秋菊

                第十三回  造反起家小人得志  陷害打击逞凶疯狂
                          厂长逃外乞讨存命  经理陷井含冤身亡
    诗云：
    不堪回首六八年，清理阶级遍地冤，
    泪看棉花公司院，戾气冲天血迹斑！
    却说1968年9月7日清晨，在陕西省户县棉花公司那贴满大字报的院内，人们争着奔向厕所旁边的水井处，水井边围着一群人向上打捞，不一时，手忙脚乱地打捞上一个浑身湿透的人来。这个人背部青伤一片，口唇发青，嘴里流血，已无有了气息，他就是户县棉花公司原经理徐纯杰。
    户县棉花公司在1964年时，根据国家组建棉花托拉斯的安排，划归了陕西省棉花公司管辖，徐纯杰任公司经理。
    徐纯杰是户县玉蝉公社陂头大队人，学生出身，1949年7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西北军区军械员、县银行科员、商业局副股长、县财贸部干事、县供销社秘书股长等职。徐纯杰平时为人艰苦朴素，工作中积极负责。他任户县棉花公司经理后，严格贯彻执行了国家当时制定的“棉绒加工四十八条”，多有建树，因而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奖励和表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纯杰开始了厄运，他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革命造反派”的批斗。当时的大字报这样对他揭发批判：
    我们棉花公司近几年来，一直被以徐纯杰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他们一贯抵制毛泽东思想，大搞经济主义，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大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害怕职工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封官许愿，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心中有鬼，害怕革命职工揭露他们的罪恶，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挑起群众都群众，公开压制群众运动，给革命职工拨冷水，转移斗争目标，总之他们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不把这些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我们誓不罢休！
实际上大字报上这种说法恰恰是这些“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他们编造了许多徐纯杰的所谓罪行，以求达到打倒他的目的。除污蔑徐家是漏划富农外，还网罗“事实”，攻击徐反对毛泽东思想、反攻倒算，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还说什么徐结党营私，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同志，在棉花公司搞独立王国、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罪行。
    户县棉花公司“革命组织”的头头叫兰希孝，是渭南县白杨公社张义村西大队第五生产队人，1955年参军，后转业到户县，在棉花公司当警卫。文革开始后，兰希孝积极参加“造反”，很快就当上了棉花公司造反组织“文革会”主任。
    兰希孝对“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立场非常坚决，手段也非常强硬，毫不手软，他经常组织对“走资派”触及皮肉的批斗会，带头打人，致这个单位打人成风，逐步上升。在对“走资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们都靠边站的时候，兰希孝疯狂地转入了派性斗争，他拼命抢权，砸门扭锁，搜材料和公章 ，制造停电停产事故；1967年农历腊月初七晚，和森工（东方红）强抢县体委小口径步枪10支、子弹29900发、军用步枪子弹305发，自己分的小口径步枪2支，子弹1千发；1968年4—5月，参与盗窃森工母子坪炸药20余箱，用质换回手枪、冲锋枪各1支；，并自制枪支6支，用作武斗之用。
    1968年3月，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兰希孝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县革委会委员；7月，棉花公司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又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革委会成立后，立即在“一元化”领导之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凡是未结合的老干部、地富反坏右、历史上的“残渣余孽”、未结合进革委会班子的反派组织头头，以及各等名目的人等都在“清理”之列，所谓的“清理”，就是将他们残酷批斗，施以各种刑罚，逼他们交待各种“罪行”，棉花公司在兰希孝的带领下，是全县打人、整人最凶的一个单位。先后被打19人，次数难于计数。 刑罚有：罚站、罚跪、 游街、抹黑脸、推光头、拳打、脚踢、打耳光、弯腰、喷气式等十多种；刑具有 ：挂木牌、铁牌，条子把、毛弹把、草绳、皮绳、皮子、三角带、木杠子、鞋底子、头顶喇叭壳、跪砖、跪板凳、跪三角铁、脖项挂砖头、挂砝码等20多种。常常把人打得血流满面，汗流浃背，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如一次批斗会上，兰希孝一伙“造反派”厉声质问徐纯洁和棉绒厂厂长白鸿治：“你们主子刘少奇、邓小平是如何给你二人面授机宜去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徐答：“我还没资格见刘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这一答不得了，立即引起“造反派”的怒吼：“这两只狗不老实，争着狗眼放狗屁！”有人喊：“打！不打就不是左派！”一群人围上来，拳脚齐上，劈头盖脑地乱打乱踢，把徐纯杰打的鼻口流血，脸青眼腫，腰直不起来，还不准去医院疗伤。会后把二人关进窗子被多层报纸糊着分不清白天黑夜的黑房子内，一关就是半个多月，不准出房门一步，上厕所也有人端着枪跟着。其后的批斗，至今回忆起都令人心惊肉跳。每次批开会批斗时，倒是在喧嚣的“造反有理，造反万岁”喊声中和伴奏声中开始的，徐纯洁和白鸿治等人每次都被双手背后抬高、腰弯90度推至台前。批斗中往往叫跪立砖（双膝跪在立放的两块砖上，双足不能着地，头顶一满盆水）或戴大黑板或铁法码（重约50斤到100斤，用细铁丝挂在他们的脖项上，往往铁丝勒入肉中，鲜血直流）。
    棉绒厂厂长白鸿治实在受不了那残酷的批斗，趁人不备，逃了出去，到宝鸡北山一带，装聋卖哑，讨饭乞食，给人打工才逃脱了活命。
    那个家庭是“漏划富农”的“走资派”徐纯杰此时是重点批斗“清理对象”，他饱尝了兰希孝一伙“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厉害，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毒打。兰希孝等在批斗徐时，无所不用其极，不是拳打脚踢，就是用扫把、三角带、胶皮带、传动带、麻绳等多次对其猛烈抽击。9月初上，殴打更加升级，徐纯杰实在受不了那法西斯的折磨，趁人不备带着浑身的伤逃了出去，但那时到处都是在揪人、整人，根本无藏身之地，经亲属劝说，在9月2日又自动回到单位。这下子兰希孝兽性大发，决心教训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日晚，兰集中全部人马，开会批斗徐纯杰，会上兰希孝吼声如雷，指挥打手对徐连推带打；4日晚，批判武斗升级，兰希孝组织20多人审查所谓徐“逃跑事件”，他们用胶皮带、传动带、麻绳、扫把围住徐不分上下乱打，将灯泡都打坏了。他们又叫徐跪砖头，脖子上挂5公斤重的砝码，头顶喇叭壳，连问连打。徐纯杰汗水直流，浑身血迹斑斑，又被人用钢丝鞭连打，还有人用脚踢，致徐跌爬在地。5日晚，又是全武行的批斗；6日晚，仍是以毒打至终的批斗……
    7日清晨，棉司职工邱俊民到井边提水时发现井内有个人，头上脚下，头朝东南向下弯，全部入水，人们七手八脚将人打捞上来后，一看是徐纯杰，已经死亡。当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经常有人上吊、跳井，已不是什么惊人的事，“畏罪自杀”是处理这样事的最轻松办法。徐纯杰的家属也被通知到了现场，他们虽然对徐身上的伤痕和死因多有怀疑，但不敢发问，连哭都不能哭出声，只能埋人了事。他死的时候才39岁。
    转瞬到了1969年春，户县棉花公司进驻了工宣队，许多职工和徐的家属向工宣队纷纷反映徐纯杰死因不明，工宣队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就停止了。1970年4月下旬，户县革命委员会又给棉花公司派驻了宣传队，对徐的死因继续进行审查，给公司领导班子举办了学习班。5月4日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兰希孝开始作了他和宋某某、阎某某三人将徐拖到井边推入井内致死的交待。宣传队十分重视，第二天，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隔离审查，也都承认将人打死背到井边投入井内；宣传队通过当时参与打捞人员了解到，徐被打捞上来后，肚内无水（说明不是淹死的），脚只穿一只鞋，手握纸旦，口唇发青等。徐的家属反映，徐打捞上来后，他们看到徐的面部、额部、手腕、背部有外伤，舌头被割断等。
    宣传队感到案情重大，立即上报，经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研究决定，于1970年8月13日将兰希孝、宋某、阎某、李某等4人以“私设公堂，致死人命”罪拘留收监。
    在监狱中，又查出了兰希孝破坏军婚、奸污妇女的罪行，但兰希孝等人很快都推翻了在学习班“将人打死，投入井内”的供述，加之，徐从井内捞起时并未作法医检验，身上外伤众说不一，舌头被割更是众说纷纭，虽能证实徐确实曾遭到残酷殴打，对他的死因却不能作出确切结论，兰希孝等人被长期羁押。
有戏剧性变化的是、也令兰希孝意想不到的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使他又成了“人民的功臣”。8月23日，中共户县第十五次扩大会议召开，会上一些闹派人物重翻“三批一清”的案，针对棉花公司徐纯杰案件，大放“这个案子是有意整‘造反派’、压‘造反派’的”舆论，质问：“把‘造反派’长期关押是何道理？”在这些人“打开监狱放战友”的鼓噪下，兰希孝被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不但参加了县委十五次扩大会，而且恢复了县革委会委员职务。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清查“三种人”的开始，兰希孝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1977年县组织部批复县供销社党的核心小组：
    兰希孝奸污妇女，破坏军婚，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报经地委组织部批准，对兰希孝开除党籍，撤销县革委会委员职务。
    1978年对徐纯杰的死因又作了一番调查。
    正是：
    莫谓天道终滞迟，
    善恶得报正有时。
    欲知徐纯杰死因究竟如何，请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27 15:24 编辑 ]

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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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子

历史天可鉴！！！！

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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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兰秋菊

            第十四回  打人成风前所未有  砸钉入脑自古未闻                      反标事件二人被查  残酷殴打一双出逃
    诗云：
    拳打脚踢凶焰高，小命虽微怎不逃？
    可怜冤魂何所依，悲愤不过奈何桥！
    却说驻户县棉司工作组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在1978年9月26日写出《关于棉司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砸、抢情况及徐纯杰同志之死的调查报告》，报告写道：
    徐自1966年底以来，先后挨打近20次，被打的地方有在室内，有在室外，有在单位内部，有在公路旁边；有在会内打，有在会外打。其中近10次都属私设公堂进行毒打的，尤其是最后5天中挨打5次，9月4日最为严重。
这个调查报告作出了徐纯杰“因多次遭受毒打而逼死”的结论。1978年12月5日兰希孝又被逮入狱中。
    1979年6月29日，中共户县委员会组织部专门作出决定：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在一九六八年对徐的批斗中兰希孝等人给徐纯杰同志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多次进行毒打逼死。故经中共户县县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
    对逼死徐的兰希孝、王某某依法捕办；
    对强加给徐纯杰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召开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5月11日，户县县委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强加在徐纯杰身上的不实之词彻底推倒，给于了彻底的平反。并给其子徐延安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那兰希孝坐监直至1980年，虽因种种原因未被正式判刑，释放出狱，但他毕竟被两次入狱关押，坐闷监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也算得到了报应。按下不提。
    却说1968年6月23日，位于现在画展街中段的户县采购经理部内人们神情紧张、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忙碌着，抬头的抬头，抬腿的抬腿，把人往医院送……
    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叫李兰亭，陕西省神木县人，生于1909年9月24日，1968年7月1日死亡，生年58岁，死前系户县原采购经理部干部。
    这李兰亭曾在192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脱离关系。为谋生先后参加过伪陕北骑兵师一团任文书，差遣、神木模范小学校长、伪甘泉县政府会计，科长、伪千阳县政府会计、甘泉县政府科长、西安中华书局交际员、陕西省兴国中学事务主任、伪财政部汉口直接税局事务股长等职。解放后1951年1月在西北贸易部财务处任科员，1954年调至西北土产出口公司，1962年8月在陕西省对外贸易局任会计，1966年调至户县采购经理部任管理员。
    李兰亭的政治历史问题，1956年陕西省土产出口公司曾进行审查，结论为：
    该李以上历史阶段之证明查对，非国民党员，历史交待与查证相符，其交待1926年10月参加
师范召集各校运动大会，加入青年团组织并发有团证，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镇压青年运动，逮捕革命同志，由于李方向不明，在我革命受到反动派势力压力时，李即意志动摇，脱离组织。综上所述，经审干分小组讨论研究，认为李兰亭同志历史交待清楚，予以结论。
    却说这户县采购经理部虽是个小单位，却也十分复杂，1967年时也分为两派，曾经彼此为“革命”纠缠不休，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个单位一派掌权，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月，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1968年清队运动中，主要对象就是传统以上的阶级敌人—凡是在解放前给国民党政府作过一些事，有些蛛丝马迹的人都在揪出之列，那李兰亭身份复杂，自是“清理”对象。革委会怀疑该李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并决定对李进行审查。原采经部革委会的头头在李兰亭政治历史问题已作结论且在无新的线索的情况下，无端要李承认是国民党员，曾代理过伪县长及担任过伪自卫分队长。要李交待如何背叛革命，并罗织其它罪行（攻击革命组织，反对毛泽东思想，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等），无中生有，无限上纲。
    从1968年6月4日，革委会限制了李兰亭的人身自由，不准接见家属。每天除接受批判外强迫其从事力所不及的体力劳动，工资由65元降为34元。
    一直到6月22日长达18天的多次批判会上，对李兰亭这个“阶级敌人”采取了惨无人道的批斗，其手段之恶劣非今人所能想象，罚站、车轮战、肆意打骂，使李经常满头大汗、疲惫不堪。21日，李在被批斗时遭到连续不断的痛打，在巨大的压力下，李兰亭已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6月22日，又是连续1天的批斗，李在批斗的间隙写了遗书，准备自杀。
    遗书中写到：
    今天晚上的会战实在害怕，不能克服我的恐惧心理，怕象昨天的挨打，还是死好，免得痛苦。
    这封遗书被革委会发现后，革委会的头头们非但没有警觉，给其很好的做思想工作，反而雷霆大发，立即召集革委会扩大会议，认为李给西安发遗书是求援信，是发动亲友来采经部闹事的。会议作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决定当晚召开批斗李兰亭职工大会。
    当晚，会议室灯光齐明，气氛森严，一派恐怖气氛，那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兰亭被人搀着押上台来，在“李兰亭老实交待”、“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叫嚣声中，李兰亭已面无人色，90度弯腰，汗流浃背。会场上打手们声色俱厉，拳脚齐上，变本加厉的对李实行责打逼供。那革委会的头头又煞有介事地上纲上线，把遗书说成是求援信。说：“你李兰亭发求援信是叫西安来人搞武斗杀人：用酒放火烧国家仓库！”
    这两条罪名，十分可怕，当时正值毛主席在公安六条中关于“除杀人放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律不捕”的指示发表，这两条罪名无疑是说李想杀人放火，这样更加重了李的恐惧心理，坚定了李死的念头，加速了李死的进程。
    但是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李兰亭的身边无时无刻守着专政他的人，当时很普遍的自杀办法跳井、上吊、触电都是不可能的，但李兰亭在自己口袋里不知什是么时候放了一枚4寸长的铁钉，他要用这枚铁钉结束自己的生命。
    6月23日下午，李兰亭借看守人员去伙房打饭之机，将这枚4寸长钉用砖头狠命砸入自己的头部，在巨大的疼痛中，他在地上翻滚。当看守人员进来后，慌了手脚，急忙叫人来看。当时李还能讲话，对看守人员及急忙奔来的革委会头头说：“我牺牲了，我头上钉了个钉子。”这时，那些十分“革命”的头头也慌了手脚，急忙七手八脚把李兰亭送到户县医院抢救。
    那李兰亭在拔钉子前还对医生讲：“我于12分钟前给自己头部打入4寸长钉一个”，“有些想不通”。说明李当时神志清楚。由于伤势严重，6月26日转至西安市中心医院，经治疗无效，于1968年7月1日死亡。
用钉子打入头部的这种自杀方法在历史上闻所未闻，令人震撼。如果没有抱着十分求死的决心，是如何也下不了这手的。李兰亭所经受的痛苦和撕心裂肺的疼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但李兰亭的死，却似死了一只蚂蚁，除了那把眼泪往肚里流的家属及对他充满同情之心而又不敢表露的同事外，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们对他的“畏罪自杀”充满了蔑视，死了一个“阶级敌人”、“叛徒”、“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那是活该，没有什么了不起。
    户县采购经理部突然冷寂了下来，革委会的头头们深感余兴未尽，“革命”的力量好像无处使了，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扫描着单位的角角落落，他们把眼光停留在一个年轻的女性身上……
    这个女职工名叫袁秀琴，当年刚满30岁，是河南省郑州市向阳区人，1953年至1966年10月在咸阳国棉三厂工作。因丈夫在户县一中学教书，她于1966年10月份文革进入高潮时调入户县采购经理部，任出纳、统计员。
    转眼到了1967年，厄运开始降临在袁秀琴身上。3月2日，在他的房子门外出现了一份反革命传单，传单上写着“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引起单位震动，公安机关也住在这个单位进行调查，当时有人就怀疑是袁秀琴所为，对她反复进行追问，并隔离审查。由于无有任何证据，加之当时派性正浓，“革命”的两派正在争权夺利，一时也顾不上再追查下去，半年以后，“反标”事件便搁置下来。
    李兰亭死后，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下来，7月5日，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们召开会议，会上提出了要继续追查去年的“反标”事件，确定袁秀琴为重点追查对象，安排部署了追查的时间、步骤。在会上，头头们的“阶级斗争”眼光十分犀利，敏锐地感到袁秀琴身后有人，这人就是原户县采购经理部的副主任郭裕。
    郭裕，武功县城关公社五塔生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1950年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户县工作。当年36岁。上年查“反标”案件时，在发言中袒护袁秀琴。袁当时压力很大，郭裕一方面公开在会上表态不是袁做的案，一方面私下给袁秀琴做工作，两人关系日渐亲密，据说有暧昧关系。
    据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后来说：
    经理部袁秀琴房出了反单，而郭和袁秀琴经常来信，同志们在会上也好，在底下也好，都对郭有议论，并和他家联系起来。郭的父亲给郭写过一封反动的信件，本人在解放武功，第一次参加革命；第二次敌人来，郭又到敌人那边去；二次又解放武功，郭又参加革命，经武功县清理解除。郭后托熟人到咸阳，由咸阳到户县；并在西安上学参加反动组织。这都是同志们意见和揭发。到了清队时过一段，郭采购回单位，我以个人名义问郭，谈了一次话，当时谈的思想：你不要和袁一天过来过去，因袁的房发生反单，公安正在搞，不要冲断破案工作。郭说，我今后再不会犯原来的错误。我说：那好。你继续外出采购。我当时内心，叫郭出去一个月时间，那问题也逐个解决。结果郭说我贴的钱太多，我不出去。而自己想的好心无法给郭说明，自己就走了。
    郭裕并没有领这位头头的情，不但不离开，而且写了一张为自己辩解的大字报，贴了出去。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那位好心的头头很快就作出了专政郭的决定。
    7月9日，针对袁秀琴的追查“反标”会议在单位召开，会议气氛森严，杀气腾腾，那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的袁秀琴低头立在会议室台上。会议的主持者声色俱厉的追问声使她肝胆欲裂，她反复申辩，但却被认为是“在介绍发案情节时，多次说法不一，制造混乱，影响破案工作”。
    在会上，那位头头宣布限制郭裕的自由，劳动改造。
    10日，又召开职工会议，反复让袁秀琴交代问题，那已8个月身孕的袁秀琴，汗流浃背，痛苦不堪。跌到地上，不省人事，人们紧急送往医院。那可怜的不足月的小孩，生下来身体就十分不好，被放在温箱中。
    到了晚上，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在文革会讲，袁秀芹现在要生小孩，事要推后，现在关于袁秀琴的事暂推放一边，斗争矛头要集中到郭裕身上，要对郭裕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批斗。
    14日晚，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们开会，具体研究了如何对郭裕进行批斗。除要严格追查他和袁秀琴的关系外，要把他按现行反革命进行批斗，主要问题是：
    1、侮辱毛主席，郭将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
    2、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
    3、坚持反动立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4、反对红色政权，7月9日在大字报中公开攻击革委会，包庇反革命分子；
    5、幕后策划破坏（反单）破案工作；
    6、反对学习“老三篇”；
    7、污蔑党的政策为反革命李兰亭喊冤叫屈，说：唉！党的政策伟大！（指不叫李兰亭的小孩去见）。
    7月15日晚，开始批斗郭裕。在所谓的揭发之后，革委会的头头宣布：
    根据同志们的揭发，和材料的证据，在大字报中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个现行反革命。有关问题都属实。郭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反动，他暴露的很好，今晚要和他拚刺刀！
    革委会的头头还运用毛泽东的文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某些段落：“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

    在狂吼声中，巴掌、拳头，不时向郭裕的身上、脸上打来。那些“革命”的头头和“革命”群众对郭裕和袁秀琴的男女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反复施加压力，进行追问。
    连续9天至24日的时间里，先后召开批斗郭的职工大会12次，每次批斗会议都对郭进行体罚和毒打，毒打的狠劲和批斗的规模远远大于对李兰亭的批斗。拳打脚踢、打耳朵、拧耳朵、扭胳膊、架飞机，强扭着双膝下跪请罪。用条子把，木板、木棍、扎钢丝的麻鞭等进行毒打，常将郭裕打的来回转，大声呼喊，惊动隔壁另一单位户县木材公司很多人坐在东墙上看。一天，又将一、二十斤重的木牌用细铁丝挂在郭的脖子上，头低下，手不能动，不时有人把头往下按，把牌子往下拉，让铁丝拉入郭脖子的肉里。打的郭遍体鳞伤，一次竟用扎钢丝麻鞭将其白衬衣抽烂 ，晚上脱不下来。革委会的头头还派专人将郭一切行动严加看守。
    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是不能自由出售的，都要交给国家有关部门收购，户县采购经理部正是这样的一个部门，7月下旬，大量的西瓜已经成熟，急需收购外运，7月24日，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在批斗会结束后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集中力量收西瓜，组成了15人的收购小组，包括郭裕。要郭好好考虑问题，待西瓜结束后继续搞。郭才暂时恢复了有限的自由，在火车站收西瓜。
    一天，天下着小雨，收西瓜暂有空闲，郭裕请假到医院去看满身的伤痛，在医院却意外地遇到正在刚生了小孩的袁秀琴。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定是谁首先提出，但可确定的是受到残殴打的郭裕和亲眼见到李兰亭之死的袁秀琴两人迅速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跑！于是两人商定了具体的办法，时间、地点和要准备的东西等，就分手了。
    此后，袁秀琴准备了700多元钱和400斤粮票，8月8日，带上他那10岁的大女儿，抱着刚生不久尚未满月的小女儿，假说回娘家，坐火车向东而去。8月的天气，酷热难耐，车上人多拥挤，使人汗流浃背。那小女儿怎受此等折磨，快到洛阳，便已奄奄待毙，袁秀琴无奈，只得含泪在洛阳下车，住进了金谷园旅社，将孩子送往洛阳医院抢救，终因孩子先天不足，又过度颠簸，病势危重，医生回天无术，离开了这个世界。袁秀琴托人把孩子裹了几块破枕席给埋了。处理完这些事，他又坐车到郑州，把大女儿安排到娘家，动身奔武昌而去。
    那郭裕自医院和袁分手之后，急速准备好现金和粮票、衣物等，装上原采购出差的介绍信3张，以作外逃证件；还带上“冬眠灵”等药物，准备必要时自杀。8月11日，趁人不备，悄然坐车东遁，直达武昌。每天在火车站缩头缩脑地看望，等候袁秀琴的到来。
        9 月7日，郭裕和袁秀琴终于在武昌火车站会面料，悲喜之余，二人详细地商量了行走路线，开始了漫长的外逃路程，“从此，他们便过上了资产阶级流氓、阿飞的污浊糜烂生活，竟置“八.二八” 命令于不顾，先后流窜于河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我沿海的舟山群岛，深圳、宁波、上海、南平、杭州一带，非法奸居长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
    郭裕“带罪潜逃期间，竟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手段为其开脱，向户县革委会挖空心思，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书写长达六千余字的控告信一封，谩骂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攻击红色政权，以泄私愤。同时还给其表姐的一封信中写道：‘风云突变，我单位一小撮坏蛋，给我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于七月份开展了对我的斗争……这一口气我是吃不下去的’，并对其地主分子父亲关怀备至，信中称：‘……儿应在父面前尽父子之情’”。
    那袁秀琴“为了隐瞒事实真相，颠倒是非，在给其爱人的信中，把它的逃跑、‘自杀’及孩子的夭亡嫁祸于革命组织，说什么：‘我再无力忍受种种压力，离开了可爱的世界，我明白一些别有用心的坏蛋们，会给我加上许多帽子，捏造罪名’。唆使其爱人与组织闹事’”。同时与郭合谋，以‘遗书’的伎俩向县革委会、供销社领导小组写控告信，谩骂原采经部革委会‘和国民党一样’，‘一切权力为一小撮灭绝人性的恶霸所操纵、所掌握。他们在控制群众、在压制群众上有一套手段’，恶毒之极。“
    外逃的日子决不是浪漫的，文化大革命远远看不到尽头，郭裕和袁秀琴惶惶不可终日，随着他们所带的粮票和钱越来越少，时时感到紧张和压力。尤其是作为合法证明的介绍信用完，更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感到害怕和紧张。1969年2月，郭裕无法，只得尝试用肥皂刻制“陕西省户县革命委员会“假公章，“伪造证件，到处流窜。后来眼看钱越来越少，在上海“骗索得国棉三厂女工俞某的居民户口本，寄卖衣物”。
    正是：
    一纸反单惹祸端，浪迹天涯泪轻弹。
    西望茫茫无归路，漂泊四海何时还？
    欲知郭、袁二人如何拮据，且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1-30 15:05 编辑 ]

n5885

看后感觉,GCD真无聊.

夏兰秋菊

              第十五回  工人受批随口乱攀，无辜遭牵祸罹凶缠
                                              残渣余孽自戕逃罪，阶级敌人历刑呼天
     诗云：
    逼供突出反革案，雪球翻滚大如山。
    一朝阳出冰融后，泪飞如雨洒江天！
    却说郭裕和袁秀琴东奔西走，茫无目的，诺大一个中国，竟无容其之地，时光荏苒，二人在外流荡，已有一年两个月之久，正不知何处是归宿，一次意外，终使外逃之路走到尽头。1969年10月22日，郭裕在杭州西湖边百无聊赖、茫无目的的走着，被杭州群众专政指挥部盘查，两人都被抓。此后被解押回户县，分别关押在户县看守所。那户县采购经理部的头头怀疑袁死去的婴儿时被他二人杀害的，还派人到洛阳调查，无功而返。郭裕和袁秀勤在监狱中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百般抵赖”，后来在办案人员的“教育”下，袁秀琴终于表示和郭裕划清界限，交待和检举了和郭裕外逃时的经过。在长达近半年的关押之后，他们终于在1971年3月26日教育释放，但仍未逃脱惩罚，双双被开除公职。此时的他俩，已无缘走到一起，那郭裕回到家乡，得到妻子的宽恕，作了农民。改革开放之后，他率先利用自己长期从商的长处，办起了商店，生活得到了保障。
    那袁秀琴的遭遇却是惨而又惨，被开除以后，爱人也和她离了婚。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悲惨的事还在后面，她已不能拥有城市户口，只能回到原籍的农村，这使她走途无路，匆忙嫁给了一个工人，以求保住户口。谁知，那个工人并不把他当人看，她的那些事情令工人恨之入骨，经常打骂，袁秀琴终于忍受不了长期的屈辱，饮下农药，离开了这个世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时间到了80年代，那屈死的李兰亭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平反，而那外逃的二人却因种种原因沉沦海底……他们的事情也渐渐被人们忘却了。此是后话，搁过不提。
    却说文化大革命中，在所谓的“清队”运动狂潮下，在户县余下地区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所谓“‘卫国救义军’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套入此案之中的《肖魏敌台案》和《盗窃“九大”会议机密文件案》）。但这一案件却纯属假案，曾给许多无辜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伤害，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却说那户县余下，原为一个小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援建中国的一个大项目在此落户，惠安化工厂开始兴建，铁路还专门修到此处，形成一个小城市，从此闻名遐迩。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了所谓“斗批改”阶段，“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猛烈展开。三月份，国营惠安化工厂二车间一个名叫高存才的一个老“伪军工”被揪了出来，所谓的“伪军工”，是指一些解放前曾在东北敌伪军工厂干过的老工人。这些人解放后在苏联援建惠安化工厂时调来，历史早有结论，但这次又被以“历史反革命”身份被“清理”了出来。在当时弥漫全国的刑讯逼供、残酷批斗风潮的影响下，高存才多次遭到毒打，逼其招认“反革命罪行”。高受刑不过，终于招出了一个令专案人员十分震惊和欣喜的“大案”。
    高存才交待说：他参加了余下以陈昆刚为首的一个反革命组织——“卫国救义军”。这个组织又叫“反共大党”，下面设了“一七五”、“七二四”、“终南”、“沙窝”、“三一五”、“敬仰”六个暴动队，原来准备在1969年春节暴动，因故未成，二次又准备在五月暴动。
    惠安化工厂革委会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听到这一“重大敌情”后，如临大敌，一方面部署将高存才透露出的“案嫌分子”强行关押，严厉追查；一方面紧急将此情况上报陕西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独立师司令员黄传龙不分青红皂白，提笔批示叫“急办此案”。得此指示，惠安化工厂专案组织立即成立起来。
        4月7日，全厂召开了对敌斗争体现政策大会，一方面由高存才在广播上交待问题，然后宣布对其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其供出的一些“案嫌分子”如电器车间的老“伪军工”徐得成等都被宣布“专政”，这些人被施以各种毒刑，毒打后都非常“老实”，专案组指向那里，这些人就只得供向那里，越供线索越多。接着，专案组未通知户县方面，即将余下市场隶属于户县余下零售公司合作组织的陈昆刚、董元森、王再治、徐永华、刘新学等多人抓走关押审查，户县此时并未参与。
        4月下旬，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派张东森来到余下，在惠安15号楼召开了有惠安化工厂军宣队、革委会和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负责人参加的碰头会，定性此案为“反革命集团案”， 决定涉及到惠安化工厂和余下市场的嫌疑分子由惠安负责审查，涉及到户县、涝峪、草堂寺、城关等地的嫌疑分子由户县负责审查。碰头会后，惠安化工厂立即成立了工宣队，进驻余下市场，把一部分审查对象弄到原余下面粉厂，后又移至惠安化校，成立专案，办“学习班”。户县也陆续在涝峪公社、宋村公社草堂营两地办“学习班”。另外，还对涉及到城关等地的个别“案嫌分子”通知单位进行审查，共计审查三十多人。
    在审查中，陈昆岗是重点人物，陈是隶属于余下零售公司牛羊肉合作组的采购员。这个合作组在1961年从余下综合服务站分开单独营业，全组共有7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阶级斗争的大形势下，这个组就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认为这些人大都历史复杂，如据说陈在解放前曾任过伪国防部二厅二五六组便衣特务；另一个采购员虎进忠曾给郑州市大特务头子尚志于当过便衣特务；营业员虎尊义解放前曾任过郑州伪便衣特务；出纳赵昆是国民党员，曾任过伪59师中尉连长等。还查出这个组的几个人互相勾结，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牛羊肉，搞投机倒把活动的事实，“根据该组人员严重不纯，对社会主义不满，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党进行了猖狂进攻，性质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情况，1966年10月24日，这个组的营业执照被宣布收回，予以停业处理。这次专案，陈昆岗等人被抓走审查时，正处于无业状态。
    陈昆岗是明显的“阶级敌人”，而且是反革命组织“卫国救义军”的头目，专案组对他自然不能轻饶，进行了高压审查手段，残酷殴打，轮番审讯，指供套供，严刑逼供。陈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只得胡咬乱攀，致使一些无辜群众陆续被诬攀而抓起审查，同样受到酷刑逼问，又有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就像滚雪球一样，“案嫌分子”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户县扩大到99人，惠安和余下市场扩大到100多人，外省外县也扩大到100多人。
    除《盗窃“九大”会议机密文件案》属惠安化工厂内部的一个假案不再赘述外，这里要说一说套入此案中的所谓《肖魏敌台案》，其中的肖指的是肖惠芳；魏指的是魏宏钧。
    肖惠芳是户县牛东乡南待诏村人，1949年毕业于西安陕西省助产士学校，是新中国第一代助产士，她先后在西安、临潼、长安杜曲、斗门、牛犊镇、汤峪、户县祖庵等地基层卫生院当助产士，曾经风里来，雨里去，翻山越岭，常年奔波在农村山野村庄，为群众服务，助产看病，在他手中诞生的孩子上百上千，从未出过事故。肖惠芳的丈夫名叫李天胜，陕北绥德人，是1946年入党的老干部，曾为解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1962年6月任西安市建设银行户县办事处主任，常年驻在余下，为国营惠安化工厂等企业提供资金服务。肖惠芳按理应生活、工作得很幸福，但她却因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和有“海外关系”问题，经历非常坎坷，她先是被赶出城市，频繁调动于乡间小医院，夫妻常年两地分居，5个孩子无人照顾，但她却毫无怨言，默默地为群众辛劳。但她还是在1963年被所在单位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劳动和工作的权利，只得到户县余下丈夫处当了家属。此后，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政治罪名一直压在他夫妻二人身上，李天胜受不了长期的精神负担，竟至精神失常，在1965年冬的一个大雪天，跑在大街上，大喊大叫，说他的妻子肖惠芳是特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仅有十多人的余下办事处更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李天胜和其它3名干部都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和“地主分子”。肖惠芳自然难逃此劫，她家曾买有一部上海产的“华山”牌电子管收音机，由于质量低劣，听时经常发出嘀嘀声，竟引起革命组织的极大警惕，认为肖惠芳确是特务，是在晚上偷偷向海外发电报。这事又牵涉到了魏宏钧。
    魏宏钧，西安市人，当年32岁，他在1951年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14岁），历任学员、报务员、电台台长、无线电排排长、坦克团指挥排排长等职，1964年转业在建行户县办事处任一般干部。8月份，魏宏钧表姐的一个孩子叫徐苗苗的（惠安九车间工人）到建行户县办事处玩，走时借走了魏一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油印材料，这事竟被说成是“拿走了一部特务用的电台”，加上魏的父亲曾在杨虎城部下当过少校军需（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市人民代表），被认为是有严重的历史政治背景。肖、魏两个毫无关系的人，竟被谎言和臆断联系到了一起，惠安“卫国救义军”一事被抖出以后，他们也被诬攀了进来，被认为都是这个“地下反革命组织”的重要人物。1968年12月，李天胜、肖惠芳、魏宏钧先后被惠安专案组未通知户县方面，隔行业、隔部门抓走，关押在惠安化工厂40号楼地下室，进行所谓的审查。那个“华山牌”收音机也成了重要的罪证，煞有介事的拿到兰州鉴定，还到处展览，炫耀清队“战果”。
    后来，专案组把抓来的人都关押在惠安化校，这个学府早已停课，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集中营。肖淑芳曾被连续审问三天三夜，不准睡觉，她实在受不了了，趁专案组不防，用大头针挑破动脉自杀，血把褥子都凝结成了硬块，还死不了，又用大头钉扎进太阳穴，经急救动手术才救回一命。
    专案组逼魏宏钧承认是余下反革命集团的“司令”，一个姓石的干部是他的“警卫长”，一个姓曹的干部是他手下第一纵队“司令”，一个安装公司职工的家属是他的“秘书”等等。魏宏钧年轻气盛，质问专案组证据何在？为何凭空抓人？专案负责人恼羞成怒，立即脱掉皮鞋打魏的嘴，直打得满嘴流血。他还叫一个女专案人员（这位女专案人员后来火线入党）连续用木头打魏的头部、腰部，问：嘴还硬不硬？魏喊冤枉，这位专案负责人便伙同另外三个专案人员将魏压在一个大木头上，致魏宏钧的脊柱骨被压断，至今成了残废。专案人员还觉得没有充分展示“无产阶级铁拳头”的厉害，又将魏拖到惠安化校的操场，围起用砖头在身上乱打，提起四肢在地上墩。到第二天，魏已经不能站起，要求治疗，那个专案组负责人竟恶狠狠的说：“你咋不死？你不死，我就叫你这样活下去，一直把你斗到死！”
    专案组的刑法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据魏宏钧沉痛回忆，大约有二十二种刑法：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就是捏“案嫌分子”手指头，将人的手指向里狠捏，捏的发青、出血，疼的人浑身汗水直流，叫喊不绝。魏宏钧右手第五手指就是这样被捏断的，筋断裂，至今骨节错位，运用不便。
    第二种是罚“案嫌分子”站正大弯腰，成90度，每次均弯腰长达五、六小时，凡受此刑罚的，过后至少三天之内不能直起腰走路，落下多年残疾，遇有劳动过重或天雨阴季便不能行动，走一步都非常吃力，是一种很简单而“有效”的刑法。
    第三种刑法是“十天一贯制”，就是连续轮番审讯，让受刑人每昼夜只能睡个多小时，过度疲劳，神志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交代“真情”。
    第四种刑法是将两手背绑，吊在大梁上，用木棍周身乱打，打昏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受刑人常常臀部、背部及下身很少有好肉，血连肉，肉烂连衣，血染透衣。这真是一种酷刑。
    第五种是一种艺术刑法，即是让受刑人站正，专案人员用尽全力打受刑人耳光，一打一转圈，姿势非常优美。受刑人往往是满嘴、满脸流血，痛苦不堪。其中一个专案负责人特别垂青于这一刑法，常常不惜力气，亲自动手，越是受刑人痛苦叫喊，他越是得到最大的心理满足。
    第六种是用粗绳结疙瘩打受刑人，打的全身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
    第七种是一种羞辱型的刑法，就是专案人员围站在一起，给受害人吐口水，还不准擦。幸好这时的受刑人早已没有多少尊严和人格了，吐的满脸口水总比一顿痛打来的舒服，所以这还是一种让一些受刑人眼红而求之不得的刑罚。
    第八种无疑是种全武行，就是用木棍和砖头有意打腰部，直至打到站不起才停手，这种刑法除了让受害人永生难忘外，其艺术性就差的远了。
    第九种是给木板钉铁钉子，用其打人，这倒有些创意，这样打，打烂肉，打烂衣服，看受刑人疼的在地上打滚，专案人员则得到极大的满足，哈哈大笑。
    第十种是一种起名叫“苏三起解”的刑罚，其艺术性则超过了第五种，这种刑法是用铁棍夹受刑人脖子，夹的受刑人脖子又粗又肿，不能转动，这时就很容易得到“口供”了。
    第十一种也有些特殊，就是用木凳放在地上，让受刑人躺下去，凳子垫腰，专案人员将其手脚、头部硬压硬踩，在这种情况下，任你是钢身铁汉也要口吐“真言”。
    第十二种是不足为人道的刑罚，就是用棍子专打受刑人的残废处、伤处，让你疼不欲生。专案人员为这种刑法美名曰“治病”。
    第十三种是过去从没有听说过的刑法，就是用钢丸打受刑人。专案人员四、五个人围一个圈，将受刑人推来推去，推倒谁跟前，谁就给一钢丸，直打的你神经痛十分。
    第十四种则是过去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国民党在审讯我地下共产党员时经常用的一种既简单而又往往是随手就能用的刑法，就是用香烟头去烧受刑人的脸部，或用烟锅烧受刑人的手背，直烧的你呲牙咧嘴，手上烟气直冒，方才罢手。
    第十五种也是一种老刑法，就是将受刑人倒吊起来，头部充血，然后打击头部，打一下疼在心里，不怕你不“交代”。
    第十六种却是紧跟“语录”而来的新刑法，就是将受刑人“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实际上却是乱脚齐上，有的还穿着木拖鞋，乱踩乱踢。
    第十七种也是老刑法，就是给戴上手铐，整月整月给带，小便时才给开锁，致受刑人往往手腕磨烂，痛苦不堪。有时还将你五花大绑，让你长久站立，直到站立不住，昏死过去。
    第十八种是干渴法，这也是一种老刑法，就是长时间不给受刑人水喝，每次至少断水一周，直渴的受刑人嘴上起泡，唾沫都吐不出来，求死不得。
    第十九种却有新意，就是让受刑人插上刑标，背上水桶，脖子上挂铁锤，在操场上不住地小跑，跑一下铁锤打一下，水如果到出，那就惨了，乱棍齐打。
    第二十种是一种很“温馨”的刑法，美名曰“晒太阳”，七、八月份的太阳底下，让你一站就是几个钟头，不给水喝，让你汗水直流，头昏眼花，心跳加速，非昏倒不准结束。
    第二十一种是将受刑人蒙上黑布，拉倒操场乱打，有时是专打男性的生殖器，直打的你喊爹叫娘，方才放手。
    第二十二种刑法却也新颖，就是拿粗绳夹手，两边翻绞，致你手部青紫，血不流通，疼痛直到麻木。
    这么多种的刑法，使专案组的革命干将们整人的发明创造达到了极致，在当时一些貌似革命的口号蛊惑下，专案组的个别头头猖狂地向他们的成员宣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就是武斗学校毕业的！”“咱们不是搞逼供信，是阶级敌人逼出来的。”“过去我们偷着搞武斗，现在江青同志给我们撑腰，我们要公开搞，大搞！”他无耻地对受刑人说：“我们逼了，你也招了，信不信由我们。”在专案组的各种刑法逼问下，许多善良无辜的人都受到了及其残酷的刑法。一次，专案组的“干将”们在操场打篮球，玩到兴尽时，叫肖惠芳给他们打水，却无端认为肖惠芳打的水不干净，多人竟拽住肖的头发，拉至操场就是一顿暴打，直打的他满嘴流血才住手。惠安一个名叫栗冠九的土木工程师，他的妻子祥云被诬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竟被装在麻袋中，倒吊了三天三夜。余下零售公司下属综合社的一个职工叫王再治的，在专案组的一次刑讯后，含悲离开了人世。惠安医院中药房药剂师赵克强（石井乡吊庄人），在被多次毒打下，实在受不了百般折磨，上吊自杀。化校的原党委书记关恒，在大雪天被毒打，乘人不备，翻墙跳井自杀。惠安二车间工人李文庆受不了折磨，跳楼自杀。余下零售公司下属的合作组织的那个“祸首”陈昆岗和另一个职工董元森，在酷刑之下，也相继自杀而死。由户县办的涝峪“学习班”也学到了一套刑讯逼问的本领，除整得许多人受伤外，逼死了一个无辜群众张致远，逼的女青年古艳梅跳崖自杀，成了终身残废……。
    这个专案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共株连了360多人，死的不说，一共打残了23人。这些受到百般折磨的无辜群众，不但自己蒙受冤屈痛苦，而且株连妻子儿女，她们大都被强行赶到农村，或者遣送回原籍，举目无亲，衣食无着。李天胜、肖惠芳夫妻在关押期间，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也都被关押，后强制下放农村。还有三个小儿女无人照顾，受尽苦难。17岁的女儿李亚利被强行下放农村后，曾参加修建0702工程，后在给棉花打药时不幸中毒身亡。魏宏钧母亲尚素云也因株连此案被逼含冤而死，父亲、妻子、孩子、岳父均遭牵连受审长达两年多时间。
    在折腾了近一年以后，专案组得到的口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真是五花八门，案情是越来越大，但是却只有口供，并未有一点旁证，连专案组的头头都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办法结案，更没有办法交待。1970年4月11日，陕西省政法组侦破组组长吴怀孝来到户县余下，在惠安15号楼召开碰头会，指示对此案进行甄别。接着，由省政法组高志舟、咸阳地区政法组刘行中、户县政法组高忠仁三人组成甄别小组，对此案进行甄别调查。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认为这个案件最早交待问题的几个重点对象所供材料是在严重的逼供信情况下编造的，根本没有证据，属于假案。1970年10月17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谷凤鸣（21军政委）作出指示，对“卫国救义军”案予以否定。
    这个指示下达后，惠安化工厂原来发端这个案件的头头们，仍然多方隐瞒上级指示，隐瞒事实真相，拒不为受冤群众平反。一些受屈者仍然被以种种借口被关押，直到1971年3月，才在群众多方反映下，在上级的多次催问下，由惠安化工厂、余下公社，户县公安局组成了“卫国救义军”一案否定后的缮后处理小组，专门处理此案，受屈者才恢复了自由。缮后处理小组对在审查中致死的王再治、董元森、陈昆岗、张致远等以及致残的古艳梅，还有隔离时间较长、后果严重的一些成员及其家属进行了抚恤和安置。但是，在当时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有受冤的人及其家属做出公正而彻底的平反和抚恤，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反革命集团”案的阴影之下，一些受冤人的家属子女仍然远离亲人，生活在偏僻农村，生活上的贫穷和政治上的重压，仍然逼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正是：
    云障雾遮铸错案，多少无辜受累牵。
    苍茫大地冰雪冻，却向何处呼苍天？
    欲知此案到底如何，请看下回。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1 10:28 编辑 ]

杨晓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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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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