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9-7-13 09:22 编辑
151# 淡淡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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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回 四贼殃民好了歌 十年乱像近尾声
歌曰:
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载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遍城乡。
钢满箱,帽满箱,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巧伪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三寸舌,却断九回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一层马列外衣裳。
此歌乃赵朴老《红楼梦旧曲新编》之“好了歌”,形容那螃蟹四个,甚为得当。却说1976年10月,人们还沉浸在领袖逝世的悲痛之中之时,突地传来消息,西安到处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大幅标语写着“打倒四人帮”,小县城的人们心头为之一振,争相传告,个个喜笑颜开。很快正式文件传达,从大约10日开始,大街小巷一扫前多天的无不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人们争相走向街头,纷纷参加到游行的队伍,莫不欢欣鼓舞,人民终于扬眉吐气,兴高采烈。
当时处闲的胡耀邦曾向中央提出三策:
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二、冤狱一理,人心大喜;
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耀邦三策”反映了胡耀邦的真知灼见和高瞻远瞩。在全党全国沉浸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胜利的喜悦之中时,胡耀邦敏锐地认识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仅仅是为中国进行伟大历史性转折准备了条件,后面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等待解决:
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江青集团在1976年发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弄得天怒人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都憋了一肚子气。因此,仅仅粉碎江青集团还很不够,只有“停止批邓”,才能“人心大顺”。只有邓小平恢复工作,才能实现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转折。
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十年内乱”,冤案如山。平反冤假错案,是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当务之急。没有蒙受过冤假错案的人,很难理解蒙受冤假错案的人遭受的心理磨难和种种无法述说的苦难。他们渴望平反冤假错案,犹如久旱之渴望云霓。据胡耀邦后来在一个会议上说,当时蒙受冤假错案的有上千万人,牵涉到一亿人。胡耀邦在“十年内乱”中两度蒙冤、两度被打倒,这种“蒙冤实践”,使他深深地理解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紧迫性、不可等待性。只有“冤案一理”,才能“人心大喜”。
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十年内乱”时期,江青集团狠批“唯生产力论”,高叫什么“只要革命抓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搞得火车不行,铁路不通,停工停产,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的生活用品、生产用品极度匮乏,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而江青集团却过着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生活,根本不管广大人民群众的死活。因此,粉碎江青集团后,必须狠抓生产,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创造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只有“生产狠狠抓”,才能“人心乐开花”。这实质上是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粉碎江青集团以后,华国锋提出的指导思想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抓纲治国”。“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意味着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抓纲治国”,即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两相对照,一个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真是泾渭分明。
一九七七年,正是“抓纲治国”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户县开始了对农村集市的大整顿,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堵死资本主义的路,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为建设高标准大寨县而奋斗,要坚决割掉资本主义尾把,任何农副产品都不准上市,任何买卖活动不准进行!
这里说一个小故事,户县涝店三八收购站在3月27日配合涝店市管会管理市场,站里派出6名女工作人员,在涝店至机场一段路上巡查。中午10点左右,在太平村南面发现三过四队社员王奈德(化名)和他的儿子王引夫(化名,户县农械厂工人)拿一只鸡赶集,这6名女工作人员即上前拦住,给作思想工作,要他把这只鸡卖给国家。但王引夫和其父根本不听,硬要将鸡拿走,王奈德并强辩说他儿子在县里工作,鸡是给儿子拿的。那女工作人员说:“你如果确属送人的,回去开证明来,将你的鸡拿走。”王引夫推车子叫其父走,并说:“自己养的鸡不由自己了,我愿意把它拿到哪里就拿到那里!”。当那些女工作人员拿出市管证件时,王引夫说:“别拿那个吓唬人,我见过那个!”便拉他父亲就走,一名女子上前去拦其父时,王引夫便向她胸部打了一拳,那女子喊道:“你为什么打人!”几人纠缠一起,围观的群众赶忙把他们拉开。王奈德就要溜走,一名女工作员就上前阻拦,王抓住她的手指就折,致这名女工作人员手指伤损。被群众拖开后,那些女工作人员叫王和其父一同到市管会解决,可是,王奈德拿着鸡向北走去,王引夫骑车向南走,同时破口大骂那女工作人员:“你这个泼妇就恶劣极了,你妈的!”以后等见你再说,非叫你吃饱不行,我要叫你认得我是谁!等等。后来骑着车子就跑,当这些女工作人员追赶时,王奈德极力逃跑了。
涝店三八收购站是当时才成立的,基本上都是女同志,由于在管理中吃了亏,便向公社汇报,涝店公社领导十分重视,对王奈德作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认为,王引夫身为国家职工,不但不教育其父走社会主义道路,反而打骂市管人员,破坏社会秩序,群众反映极坏,因之向上反映,要求严肃查处。县市场管理委员会也十分重视,将情况上报县革委会并当时的刘锋书记,要求查处,后来此事却不了了之。
9月21日,山西省财贸检查团来户县,要参观太平河治理工程,县委指示县市管会通知庞光市管所,对李家庄自由市场进行管理。当日早上,庞光市管所全体人员前往李家庄,对市场进行管理。发现有人在卖豆芽,便进行管理,要求买卖方将豆芽交给六一八蔬菜门市部收购,但买豆芽的六一八所的一个职工却不服管理,说:“我用钱买的,你们管不着!”不同意将给蔬菜门市部,这些市管人员反复向其讲政策,指出豆芽是粮食复制品,是禁止上市的,不许买卖。但这个职工却说:“不知道,没文件”。市管人员就叫他一同到庞光市管所看文件。当走到六一八所大门口时,围观人越来越多,一些人从中煽动,大肆吵嚷,买豆芽的那个职工硬了起来,不去庞光市管所,声称要找领导批准,还将买来的几斤豆芽撇到大路上。双方争执不休。这时,市管所一工作人员便走进六一八所找所领导人,要求出面解决此事,而此时,刚才参与哄闹的六一八所保卫干事喊叫值班员说:“市管会有何证件?我们的地方,在我们门口,不准他们进去,他们管不了!”
一些工人相继对市管所的市管员以及赶来的李家庄派出所干警和庞光公社副主任进行围斗,这时围观的人很多,造成交通堵塞,车辆无法通行。市管人员一再说:“今天有检查团来参观,不要堵塞交通。”而围着的人们大喊:“你们为什么弄虚作假!”等。
在值班室里的市管员给六一八所保卫干事讲市场管理政策,对方根本不听,反说:“国家粮食都开放,何况豆芽!”市管员重申中央文件说明政策和县委批示关闭李家庄自由市场,而对方却说:“没有中央文件,县委没给我指示,没见布告!”
后来,李家庄派出所所长赶来走进值班室,问六一八所保卫干事为什么不制止工人围斗市管干部,而将给所领导反映情况的市管员拦在值班室呢?六一八所保卫干事说:“是我们厂,我们坚持门禁制度。”派出所所长接着问:“你们是坚持门禁制度,还是故意刁难市管干部?作为保卫干部是协助管理市场,还是聚众闹事,堵塞交通,阻止关闭市场?”这时,六一八所保卫干事发火道:“关闭市场我不知道,县上没给我指示!”市管员说:“县委三令五申除四大镇外,其他一律不开放集市贸易,县委领导在群英会上专门讲过此事。”这时围观的人更多了,双方争执不休,六一八所保卫干事提出找所里领导,使馆人员、派出所干警等随同一同找到六一八所办公室陈副主任,给陈讲了事件经过,明确指出“这是利用特权,煽动群众围斗公安干警、市管干部的事件。是煽动群众,聚众闹事。”而那位六一八所保卫干事却说:“是你们搞特权,你们披共产党外衣,实际是国民党,是你们耍两面派,搞阴谋…….。”在这种情况下,陈副主任说:“以后再谈。”公安干警和市管干部只好走了,外面群众才逐渐散去。
事件平息后,庞光市管所专就此事向县市管会作了汇报,县市管会认为那位六一八所保卫干事:“在我们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中,在严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有意煽动群众,聚众闹事,无理围斗公社干部,公安干警和市管人员的问题是严重的,应给予严肃处理。”因此,专门向六一八所致函,要求查处。但函发后,却似泥牛如海,再无消息,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这两件小故事反映了群众对当时僵化的政策的强烈不满。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未加否定,反而对“文化大革命”加以肯定。在“抓纲治国”的治国方略下, 11月,中央又搞起了一个大的运动,这也是中国最后的一个运动,叫做“一批双打”运动(即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这个运动对“四人帮”的基础进行了彻底的清除,但这个运动和过去所有的运动一样,靠大轰大嗡开展,其中所谓的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就把许多正当的买卖活动当作投机倒把加以打击。
1978年,在户县大地刮起了一股“全购全销”之风,乱像继续,集市贸易继推行“哈尔套大集”之后又遭另一次劫难。
这股风之风源是山西运城地区在七七年大规模地推行了以全购全销代替集市贸易的运动。所谓“全购全销”就是凡是集体和社员需要出售的农副产品,统统由国家全部收购,集体和社会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一全部由国家包下来负责供给,以此来取消和代替集市贸易,在这种政策下,不许社员上集赶会,集体和社员需出售的农副产品必须向供销社交售。在“全购全销”的口号下,集市被当作旧社会遗留下的痕迹,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他们宣扬集市自由价容易诱发资本主义倾向,也给社会上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如果放任自流,就会严重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瓦解集体经济,冲击国家计划,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当时的政策,就是要对集市贸易“加强管理,严格限制,做好工作,逐步代替。”他们鼓吹“全购全销”有很大好处:“一是可以节省劳力,原来每逢集日赶集人成千上万,‘全购全销’后群众就可一心一意参加农业生产;二是可以促进农副产业和壮大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三是通过“全购全销”堵死了资本主义路;四是可以改造小生产,有利于引导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运城地区对集市严厉地实行了关、卡、压,很快地就取得了效果,整治得集市“自茫茫一片真干净”很快以农业学大寨先走一步,“全购全销”工作有成绩而闻名。
陕西省委在1978年初,也发出4号文件,强调“积极下伸商业网点,巩固和发展农村“双代店”,组织发展生产,扩大经营范围,逐步做到“全购全销”,用社会主义商业代替集市贸易。”
咸阳地区也确定在户县试点。先行开展“全购全销”工作。当时咸阳地委书记批示:“可先在户县试办,待有些眉目,就在那里开会向全国推广。”
户县县委在1978年2月16日决定成立全购全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下发了通知,通知要求“各公社也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把全购全销工作列为建设标准大寨县的一项任务认真抓好。”并组织县商业、供销、市管等部门约40余人,于78年2月21日至3月2日到山西运城地区参观学习所谓“全购全销”的经验。
中共户县县委在78年3月22日发出《关于取缔自由市场,代替市贸易,开展“全购全销”工作的通知》,通知认为:
当前城乡市场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十分激烈的,一小撮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利用市场阵地,大搞资本主义活动,不仅使大量劳力耗费于流通渠道,而且助长了集体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诱惑小生产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腐蚀人们的思想,冲击和破坏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此,县委决定今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双全”工作,奋战两年,完成对集市贸易的代替任务,基本实现“全购全销。
通知规定:
坚决取缔粮、棉、油等黑市交易,严禁社队参与集市贸易活动,严禁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等单位到农村采购、换购农副产品。
通知下发以后,在公社统一领导下,组织民兵,开展了长达数月的围、堵、赶、抓的取缔集市、代之为“全购全销”的活动。在此期间,各集镇“双全”组织把街守口,到处设卡,把群众上市商品,强行交供销社收购,反蔬菜、蛋、禽、竹器、木器、粮食等等,统统在强行收购之列,有的群众反抗或态度不好的,物品则予没收。一时间,赶集卖物的,个个象做了贼,到处乱钻。供销部门在收购时,价格自定,不容商议,好的低价收购,难买或不好的,则不收。说到供应,根本满足不了要求。城里摊位杀净赶光,而实际上城里没了集市,城外到处都是集市,有的绵延十几里,一些人乘机抬价,弄得群众怨声载道。
春节时期,各集镇集市都赶到了城外,肉架子等在外边公然摆放,群众上市场成千上万,管理人员也管不了,群众问也解释不了,只能一只眼睁一只眼闭,集市贸易被彻底搞乱了。
同时,在深入农村调查出来的一些所谓投机违法案件,处理也十分严厉。再说一个小故事,1978年8月份,“双全”组织对曹金财等投机倒卖西瓜问题进行了查处。
曹金财是涝店公社东曹大队三小队人,8月23日同队长曹志发、曹铁合等人到县农场,同农场负责人魏克发商定以300元价购买农场100余亩西瓜,7户共凑300元交县农场,拉回西瓜3600余斤,25日在县上零售,还联系单位到地头拉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县革委会还买去110斤,付款5元。共计出售了17780斤西瓜,获款841元。本来这是有利于双方的好事,却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双全”组织作出以下处理:
一、县农场正当抗旱保秋之际,私下交易个体贩运西瓜,支持贩运之车费30元予以没收。”
二、对惯犯曹金财贩瓜本钱100元予以没收。
三、对干部曹金发、曹金升、曹铁合,社员曹志科、曹志茂、马排排等人的资本主义思想应给公社大队写书面检讨,并进行大会批评教育,经济上免于处理。
四、对曹金财等7户贩瓜牟取暴利511元全部予以没收。
从以上案例可看出当时极左现象之一斑。
“全购全销”和“哈尔套大集”一样,是在极左路线下产生的两个怪胎,都是在集市贸易上大做文章,打个“资本主义尾巴。”“哈尔套大集”还有一个“集”而“全购全销”则企图全部代替,连“集”都不要了。令人可笑的是“全购全销”运动是在不断批判“哈尔套大集”情况下进行的。不论是“哈尔套大集”,还是“全购全销”,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极端危害的,它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破坏党和群众关系,堵死了物资交流渠道,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乱像已是强弩之末,各项政策也在逐步调整,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逐步开展,人们欣喜地看到,县委老书记曹文青被平反;户县余下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共株连了360多人的“卫国救义军”大案被平反,一系列的安民措施都在逐渐进行中……
到了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逐步传达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接着,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相反地,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应当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至此不得人心的“全购全销”运动才悄然降下帷幕。集市贸易从此也彻底走上正轨。进入八十年代,户县农民哲人杨伟名早在18年前倡导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全面实行,只一、两年,人们就彻底拜别过去长年挨饿的局面。人们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再也不怕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铝箔热”、“铆焊热”、“锅巴热”相继在户县兴起,一些万元户相继出现,户县的民营工商业开始兴旺发达起来。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的时代悄然到来,在下的《小城文革乱像录》也该乐而收场。
正是:
小县文革夜沉沉,也随时代历风云,
是非沉浮如蝼蚁,功过隐现似粉尘。
终南蒙蒙雨涕泪,涝河汩汩水呜咽。
往事历历如烟去,睁眼已是隔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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