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改革：“央企高管”该当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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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还是阻碍改革？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原则性和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有专家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点”，最关键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而收入分配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垄断行业的央企高管”。另有专家认为，光讲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但触及不到“根源的问题”，不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制度改革，在根本上要靠扩大民主、建立法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大方向要明确。当然具体事要一步一步来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通过渐进改革方式，克服阻力，逐步推进。
由此看来，“垄断行业的央企高管”，只是“渐进改革”在现阶段的主要阻力。“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无疑还将有更多更大的阻碍。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改革的标的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目前以“发达国家”为摹本给中国改革开药方的知识精英专家们，肯定是在推进改革。而“垄断行业的央企高管”，则是在阻碍改革。
那么，假定按照佐利克《世行报告》给中国开具的“改革药方”，将所有垄断行业都彻底市场化、国际化和私有化之后，这个“垄断行业的央企高管”阻力便应该就不复存在了。接下来，假定“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也接轨至“发达国家”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准之后，中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改革标的便应彻底达到了。假若能果真如此，且不说“发达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就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所暴露出的1%与99%贫富不公问题，算不算“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呢？如果说不算“分配不公”，那么中国改革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有美国那样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贫富不公”吗？如果说这还算是“分配不公平的问题”，那么当今美国改革的阻力又是什么呢？难道美国改革的阻碍也是来自美国“垄断行业的央企高管”吗？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假如中国的精英专家们不能把这些问题交待不清楚，却偏偏执迷于拿“发达国家”的“洋药方”给中国改革治病，则无异于是在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哗众取宠。
我们不妨先浏览几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人大调研组:收入分配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央企高管
据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2月28日报道，《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原定2012年6月底出台，后被推迟到10月底，之后又推迟到12月底。最近有消息说可能再度延期。据多方了解，阻力主要来自垄断行业。
12月18日，“2013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在北京举行。蓝皮书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改变和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否则简单的收入翻番也不能叫做收入分配改革。“应加快调节收入和利益分配结构步伐，但是也应该注重顶层设计”。该书主编之一，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计划在12月底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方案》)可能再度延期，“主要是因为某些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无法达成共识。”一位不愿具名的《方案》起草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阻力来自垄断行业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简单再分配，所涉多个部门。为此，2010年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曾组建了一个名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调研组”，并在全国各地进行相关调研。上述参与调研人员表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调研组”为以后《方案》制定提供了一手材料，但在关键领域却屡屡受阻，始终未达成共识。“阻力主要来自于垄断企业的抵制，尤其是一些央企高管的反对。”上述人员说。
根据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2007年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曾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早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更是直陈，具有资源垄断、行政权力、市场独占、特殊身份的少数单位、部门或行业，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他们通过非劳动因素，捞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拉开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差距，形成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
“控高”是突破口
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国家发改委正根据‘倍增计划’对《方案》做出调整，并增加一些具体落实的政策。这也是《方案》推迟出台的另一个原因，这些将更体现高层顶层设计意图”。上述《方案》起草者分析说。
但在11月24日的中国改革论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长刘浩提出疑问：过去的决定、规划、法律等“顶层设计”都对收入分配具有正面作用，但至今未能体现效果。依靠顶层设计去推进改革，行不行？“这值得深入思考。目前，许多部门、地方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也积极主动地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改革公务用车、促进经济转型，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可能错过改革时机。”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长刘浩说。
对于如何“控高”，苏海南开出的药方是，首先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一些可以开放的领域，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更好的良性竞争；其次，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第三，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
【2】王小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靠“全面改革”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12月28日报道，身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作为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王小鲁见证和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多个关键节点，无论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未定稿》杂志，或者是1989年出国留学，等等，这也使得他对现实世界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就收入分配改革、经济改革等问题专访王小鲁，王小鲁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不是短期问题，而是中长期问题，而中国改革的关键点，最首要的是解决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几年大家都在关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以说千呼万唤出不来。您不久前讲过一句话，说现在不是出台收入分配方案的好时机。怎么理解您的这句话？怎样才算是成熟的时机？
王小鲁：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一个推动更全面体制改革的阶段。收入分配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它是各方面体制问题造成的。要改善收入分配，就要从全局着眼，改革这些不合理的体制。这需要形成政治决心，不是靠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小修小补能解决的。你说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是什么问题？是靠提工资和限制高收入能解决的吗？不是这么简单。
涨工资主要还是要靠市场。市场环境改善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劳动力需求旺盛了，才有涨工资的前提条件。现在中国是市场经济，不可能政府下一个命令，大家就都涨工资。在适当范围内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把这个看作唯一的手段。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得太快，超过企业承受能力，有些企业就会垮掉，就会造成失业，减少就业机会，反过来还是对收入分配造成不利影响。另外也不应简单地讲限制高收入，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应该鼓励，不应该限制。要限制的是腐败，是非法收入、幕后交易，是通过改善制度来限制灰色收入。
现在最关键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这涉及到公共资金的合理使用，减少流失、腐败和挥霍浪费，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把政府资金的主要部分用于给老百姓提供服务，也涉及减少垄断，合理分配垄断收入，例如进一步改革资源税和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和促进公平竞争。发达国家政府超过一半的收入都用在民生上，用在医疗、教育、社保上，中国公共资金用在民生上的比重相对发达国家低太多了。
因此光讲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但触及不到这些根源的问题，不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这些制度改革，在根本上要靠扩大民主、建立法制，让老百姓监督政府，大方向要明确。当然具体事要一步一步来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通过渐进改革方式，克服阻力，逐步推进。在这些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要指望制定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最后，改革必须促进民生的改善，让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要扩大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这些都需要从制度上来解决。过去三十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变，一两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无法改变身份，很多人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这不利于启动内需，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对未来继续推进城市化造成阻碍。这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和结构失衡一个重要原因。
【3】网闻博评：“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究竟路在何方？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垄断行业的央企高管”的高收入高福利，固然是“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现象的重要方面。公务员阶层与平民大众阶层的社会保障“双轨制”，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方面。资本阶层与工薪阶层的劳资回报“双轨制”及“官商勾结”的腐败，则更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方面。但若回避全民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差别，模糊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与私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而蓄意将“收入分配不公”混淆为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分配”，这本身就是精英专家以改革的名义在浑水摸鱼。若真要说“收入分配不公”与“贫富等级分化”的根源性问题，或便是在于此。因为，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在于，这些“贫富等级分化”的危机，难道不正是这些年企改、房改、教改、医改及社保改革的衍生物吗？
亦如作者此前《汉承秦制：“后战国时代”谁数风流？》、《春秋演义：东亚峰会拷问“选边站”？》、《东亚峰会：美国战略退却已现端倪》、《债务危机：美国凭甚豪赌钓鱼岛？》、《莫言获奖：“个人的事”与中国无关？》、《QE3来袭：朝鲜“射乱”了谁的规矩？》、《美国枪响：反思《旧制度与大革命》》、《民主之殇：谁在阻碍美国改革？》、《IMF自曝：“钱和钱”为何不一样》、《贫富分化：“鸡吃药人有权知道！”》、《财政悬崖：美媒叫卖阿州是冷笑话》、《谈食色变：“亚健康”标签要贴多久？》、《反弹琵琶：“中国圣诞”的文化思考》及《战略推进：美国为何会“步步为赢”？》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人文探秘系列文章所述，若按照美国要求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与民主法治“普世价值”进行体制改革，会否正是在帮助美国继续进行“步步为赢”的战略推进呢？这是一个攸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命题。美欧日及整个西方世界，目前正深陷其市场经济“国际惯例”与民主法治“普世价值”的债务危机之中。而我们接轨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过程，是不是一个被“剪羊毛”的过程？是不是一个被输入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的过程？美国肢解灭亡前苏联的鲜活案例，的确值得我们在体制改革中汲取教训！

关中草

{:soso_e181:}根源在政府的身上,治度不完善也是一方面.

晴天天天

根源在政府的身上,治度不完善也是一方面.

瞧瞧你吧

这些年企改、房改、教改、医改及社保改革的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