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推行乡规民约评议制度

唐伯虎

在传统与现实交织、问题与矛盾聚集的中国农村，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基层民主建设等等，需要克服大量困难。同时，农村社会也有自己的资源——中国5000年悠久历史留下的乡村治理传统，它们能否继续发挥作用？这是“三农”学界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农村的实践也在不断探索和回答。
  　近年来，陕西西安市文明办在全市农村建立了乡规民约评议制度，有效促进了农村乡风文明和民主管理，也为激活、利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资源提供了新思路。

　　  化解“难缠事”、封堵“恶人”……乡规民约评议大有可为
　　“随意乱倒垃圾、婚丧嫁娶攀比、不尊老养老、不按规定使用宅基地”等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这些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经常是行政管不好、法律不好管，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记者近日走访发现，在西安市的乡村，随着乡规民约评议制度的实行，这些农村“疑难问题”已经做到了有人管、有办法管。
　　在西安市户县大王镇凿齿南村，一对小夫妻闹矛盾，媳妇一气之下回到娘家住了8个多月，闹到了离婚的边缘，两个孩子眼看就要遭受家庭破裂之苦。在村干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凿齿南村乡规民约评议会会长闫德林出面，对夫妻俩多次好言相劝，并亲自从娘家把媳妇叫回到婆家。如今两年过去了，这个家庭不仅十分和睦，而且走上了致富路。
　　今年81岁的闫德林说：“我们村的乡规民约评议会是2006年成立的，有8名会员。我们的宗旨是不怕跑腿、不怕拌嘴、不怕劳神，到现在已经为村里解决了20多件难缠事。”
　　在西安市户县的乡规民约评议试点中曾出现这样一件事：有位老人因儿子不赡养而自杀，村上的评议会就责令儿子在出殡时跪在父亲灵前作检讨，让人们看到不赡养老人是不道德的行为，并且要受到惩罚。同时，给做得好的村民挂红表扬。户县文明办主任黄会云说：“这就形成一种强烈的道德氛围约束，起到警示和教化作用。这样的效果，法律就很难做到。民间教化的办法，对农村的传统美德、乡风民俗起着很好的传承作用。”
　　在西安市灞桥区秦家村，过去村上每逢红白事都相互攀比，没钱的主家要借钱办事，打肿脸充胖子。不论谁家过事，乡亲都得送礼搭份子，原来五块十块说得过去，如今20元、50元都垫底，大家把事当成了负担。乡规民约评议会定下规矩，各家过事一律由评议会操办，酒席每桌不超过150元，搭礼不论贫富一律10元，既替主家节约了开支，又使乡亲减轻了人情债。许多村民说，乡规民约评议会改了社会风气，真是做到咱心坎上了。
　　当前在少数地方，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操纵村民直选，当选了村委会主任，令县乡两级很无奈。为此，雁塔区曲江街道裴家埪村在200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乡规民约评议会积极协调村换届选举委员会，研究制定参选候选人应具备的7条补充条件，如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无违法犯罪记录，不能拉帮结派干预村上正常工作，模范遵守村规民约等等。最终，公道正派、群众需要的候选人顺利当选。

　　乡规民约评议不仅是道德劝诫，更是和谐治理
　　西安市文明办主任杨毅波介绍，乡规民约评议会具有群众性、社团性特点，有自己的章程，实行自主管理，按照全体成员的共同愿望，服务群众。评议会成员选举产生，主要是村中威信较高、公道正派、说话管用的人，如退休老干部、老教师、村内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各方代表等。他们都是“志愿者”，没有工资及补贴，评议不收报酬，体现了互益性，有亲和力。
　　乡规民约评议会对评议程序和方法做了灵活规定，如各村普遍实施的集中评议、现场评议、上门评议、跟踪评议等4种评议形式，因时、因事、因人等不同可以灵活应对，评议方法简单快捷，办事效率高。加之评议会成员都是居住在本村的农民，对村子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不论大事小事，只要群众提出评议要求，评议会都能迅速介入，及时处理。
　　杨毅波介绍，西安市目前开展的乡规民约评议会，利用的是道德手段，但其在实践中所介入的治理领域，却远远超出了诸如赡养老人、婆媳矛盾、子女教育、夫妻和睦等道德范畴。对乡村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问题，乡规民约评议会也能够积极介入，前者如民事赔偿、征地拆迁、集体利益分配、产业结构调整等，后者包括农村选举、村务管理、维护稳定等。
　　记者在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街道办观音庙村看到，村里的乡规民约有社会治安、村风民俗、相邻关系、婚姻关系、环境卫生5大类28条，几乎涵盖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观音庙村主任陈维学说，村里的乡规民约贴到了各家各户的墙上，可以说是村里的“宪法”，这些条文的宣传、执行，可以在村里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乡规民约评议有望成为法治社会有益补充
　　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军说，管理农村主要有三种手段：法治、行政、道德。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之前，主要是用行政手段管理农村事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后，一些地方由过去的“行政崇拜”、“权力崇拜”，变成了消极的“法律崇拜”。农民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是正确的，也应该鼓励，但是如果大小事情都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一是成本太高，二是容易小事拖大，大事变“炸”，积累加重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农村还有法律不能完全涵盖或没有明确的具体问题，比如老人赡养、邻里摩擦、地畔纠纷等等。王军认为，解决农村矛盾的方式方法，既需要低成本，又要实用有效，还不能留后患。因此，不能什么事情都推到法院去。有些矛盾可以选择用乡规民约的办法、用道德的力量来解决，用“活血化瘀”的中医办法来化解农村矛盾，解决小事无人管的问题。
　　其实，当前中国农村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既有传统的一面——建立在村民彼此间深厚的乡情亲情和家族关系上，也有现实的一面——建立在遵从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准则基础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大有可为。据西安市文明办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已有3010个村子建立了乡规民约评议制度，占全市村子总数的95%，乡规民约评议会化解的大矛盾、大纠纷就有1200余起。《半月谈内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