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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李茀苐,字康伯,1901年生于户县北牛东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爷爷的爸爸是一个忠厚老实,刻苦节俭的农民,一心想的是勤劳过日子。当时我家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但是却并没有什么实力,这一点可以通过村子里给我们家起的外号得到证明,当时村里乡党们叫我们家为“老牛烂车疙瘩绳家”。 老牛烂车的意思不用解释大家都清楚,疙瘩绳的意思是说我们家用的农具里的绳索是用一小段一小段的绳索对接起来的,用来说明我们家经济的窘迫。 ¬
我爷爷就读于西北大学数学系,他毕业后就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并把他的一生精力贡献给了他视为神圣的教育事业。当时西北地区经济和教育十分落后,只有西北大学一所大学。户县在陕西省是个经济相对比较好的县城,因而被称为“银户县”。即便如此,户县也只有寥寥无几的几所小学,甚至没有一所中学。我爷爷先后在当时陕西省为数不多的几所中学教书,如三原中学,凤翔中学,安康中学,兴国中学,西安师范等学校。抗日战争期间西安师范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而迁到户县秦岭山脚下的华阳庙,并且改名叫户县师范,我爷爷就在那里教书。当时户县准备在户县县城东关一个叫做“忠烈祠”的烈士陵园处建立户县的第一所中学。由于我爷爷在陕西教育界的崇高威望,在各方人士的竭力推荐下,由他出任户县中学的第一任校长,出面组建户县中学。在我爷爷多方奔波和不懈努力下,终于在1941年成立起了户县的第一所中学。在我爷爷主政户县中学期间,发生过一次进步学生闹学潮,用大便泼洒户县三青团团部的事件。爷爷的政敌利用这次事件说我爷爷同情学生,暗中支持学生闹事。加上我爷爷看不惯当时户县政界的黑暗和官僚们的尔虞我诈,他不久就辞去了户县中学校长的职位,到位于长安县杨虎成陵墓西边的兴国中学任教。解放后他回家务农,未几又被新的人民政府聘任为户县师范教师。这时户县师范已经迁到中国敏感词过滤陆军总司令关麟征将军的家乡真花硙村,不久户县师范又迁回西安市书院门街关中书院的原址,并且恢复校名为西安师范,我爷爷也就跟随学校到西安工作。五十年代末,户县中学由初级中学升级为完全中学,有了高中部。为了加强高中部的师资力量,提高升学率和学校知名度,户县中学校长杨瑞安多次去西安动员我爷爷,极力恳求我爷爷回户县中学任教。在杨的盛情邀请下,为了支援户县老家的教育事业,我爷爷又回到他创办的户县中学任教,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斗死在他终生为之奉献的教育岗位上。更可悲的是置他于死地的正是他教育培养的学生,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那时最大的不幸。 ¬
我爷爷为人正直侠义,教书认真负责,所以在当时的教育界和社会上有很好的声誉和威望。由于他的许多学生参加了地下CPC,解放以后,他的这些学生都担任了各地政府的不同职务。这些人考虑到在当学生时我爷爷对他们的教诲和照顾,所以对我爷爷十分尊重并经常去看望他。作为教育界的代表,我爷爷被任命为户县政协委员。当时户县的县级领导经常到我爷爷在户县中学的宿舍里聊天和了解民情。
我爷爷不但教书认真效果好,学生十分欢迎,而且他还是务农的行家。我爷爷在外教书,就由我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八爷在家主持农活和家务。可惜八爷去世太早,所以爷爷不但要在外面教书,还要操心主持家里的农活。尤其是到了寒暑假,他就亲自在田里劳作,一些技术农活也难不倒他,比如撒种子,扬场,旋筛子,农具修理,果树嫁接等,他都能应付自如。 ¬
爷爷喜欢喝茶,喝酒和吸烟。爷爷喝茶是喝的很浓的红茶。爷爷喝酒是喝陕西凤翔出产的西凤酒,那时候西凤酒的酒精含量很高,他喝酒时先给一个下面是圆锥形,上面带有喇叭开口的金属小酒壶里斟满酒,再给一个小酒杯里斟满酒,用火柴点燃小酒杯里的酒,小酒杯就冒出蓝色的火焰,在燃烧的蓝色火焰上面加热小酒壶里的酒,小酒杯里的酒燃烧完了以后,再向小酒杯里倒满加热好的酒喝。
爷爷什么烟都吸:纸烟,旱烟,卷烟,水烟。不过他最喜欢吸的烟还是卷烟,烟叶是买四川成都金堂县出产的卷烟叶,自己卷着吸。他很少吸水烟,吸水烟时要用煤子不停的点烟,煤子是用一种特殊的厚厚的黄色的纸卷起一个小纸管。他也吸自己家地里面种的旱烟。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纸烟是凭票供应的,但是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却可以自由的买得到。1965年初放寒假,我从哈尔滨回家路过北京换火车时,在王府井百货大楼给我爷爷买了一条中华牌香烟,虽然买香烟的钱还是他寄给我的,但是他却十分高兴。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孝敬他给他买东西,后来他的去世让我彻底的失去了孝敬他的机会,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悲痛。 ¬
让爷爷引以自豪的是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他是国营709厂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爷爷十分疼爱我,因为我是他的长孙。特别是在我的伯父于1960年去世之后,他就更加把他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他曾经给别人讲过:“我供给了儿子,现在又要供给孙子了”。 现在我回想起他的这句话还使我阵阵心痛,因为我知道他说这句话时内心肯定在流泪。由于他对我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我也一直视他为我的人生楷模。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也只能拼命努力,刻苦学习,才能“杀出一条血路”,跳出“农门”,改变我的人生。好在工夫不负有心人,我于1963年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按照当时村子里邻居的说法,我是在踩我伯父的脚窝子(走我伯父的道路),我那时也是满腔热血,希望将来毕业后能报效国家,光宗耀祖,不辜负爷爷对我的期望,并且将来能回报他对我的养育之恩。可惜的是还没有等到我毕业,我爷爷却在1968年秋天被红卫兵批斗致死,使我再也没有机会来回报爷爷对我的大爱。在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却不能回家见他一面,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和不幸。 ¬
脑电波效应在科学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我在爷爷去世时却有过下面这样的经历。1968年是我离开家上大学的第五个年头了,按说我也已经习惯了远离亲人的学校生活。1968年秋天,也就是在我爷爷去世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十分想家,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候学校里两派在打派仗,我就写信给我父亲,说我十分想回家。父亲马上回信给我,他在信里说全家和爷爷一切都很好,希望我能安心在校学习并叮咛我千万不要回家。其实那时候爷爷已经刚刚去世,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爸爸怕我回家影响我的前途,所以就没有告诉我爷爷去世的实际情况,直到1968年年底我毕业后回家才知道我爷爷那时候已经去世了。在我爷爷在弥留之际,我祖母曾经问我爷爷有什么事情要交待和想见什么人,我爷爷告诉她说非常想念我并且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见到我。也许那时候他的脑电波已经发到了千里之外并传递给了我,使我坐卧不宁,十分思念家乡想回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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