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穷工人自杀：被穷憋死的大活人？

我不想说

国企穷工人自杀：被穷憋死的大活人？
　　王大麻子 2010-07-25
　　（http://lishiba1.blog.tianya.cn 和http://lishiba09.blog.163.com/）
　　
　　有着三十一年工齡，每月税后（交纳各种社保金后）的工资仅有850元，非常老实（老实到不敢下岗游泳）硬气的、独自一人生活的国企工人，因为错误的住房装修决策、儿子高学费的大学教育，最后在贫病交加中自杀而死：这就是一个大活人被穷憋死的故事。

　　拥有三十一年工龄，国企（西安华山厂）四十九岁工人，既贫且病离婚独居的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于夜晚在工厂值更时挥刀自刎而死。死后，除了其工资存折本上仅余的四毛六分钱外，还有一身债务：欠两个工友共计900元，信用卡上欠3000元，欠电话费47元。华商报的新闻标题《国企工人不堪生活压力车间挥刀自杀 存折剩4毛6》，几个关键词“国企工人”“生活压力”“挥刀自杀”“存折剩4毛6”，一下子抓住了很多人的眼球。细读之，才知道“活人被尿憋死”（被穷岗位憋死）这句话的真实性。华商报记者大大的狡猾，以吸引愤青的标题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显然，这个国企应该不是垄断行业国企和特大型垄断国企，垄断国企的正式工人收入高福利更高，垄断国企和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是平均收入的多少倍，是最低行业收入的十多倍。大概属于县区级的、中小企业类型的、竞争性行业的地方国企。这类国企，按十五大当时的意思都应放弃（私有化改造），但是由于后来政治形势变化又中止了私有化过程，目前大多处于国死不活的状态，其职工工资水平基本上接近当地最近工资水平。在当地城市，这类国企工人家庭基本上都是贫困的（九十年代之前也曾风光无限）。
　　
　　想来潘也曾经风光过。十八岁就进入国营企业当了国营企业工人，与其父亲同在一厂工作。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国企非常令人羡慕，父子能同在国企更是幸事（当时好多人走后门都难以进国企）。长相英俊和国企工人的潘，85年又娶了家境条件很好的老婆，其后有了爱情结晶－－长相更英俊的、聪明的儿子。尽管，此国企后来因为形势所迫，有一千多工人下了岗，但是潘所在车间仍然有事做，这样潘幸运的（或是不幸地）没有下岗。当了三十多年工人应该是熟练技术工了，但得了糖尿病的潘计件活效率只及一般工人的60%，车间便照顾潘和另一位工人夜晚值更，而且默许俩一人值一夜轮流（相当于两天只上一天班）。
　　
　　没想到，潘最后竟然在值更岗位上自杀在车间里了。他的一些早已下岗的工友们，如今单干也过得很滋润。就是下岗后与他离婚拿低保的老婆（离婚就是为了能拿低保，离婚后其老婆才符合拿低保的条件），边拿低保边打工每月也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而拥有三十年工作经验的潘，每月只拿着税后的850元（据说也有点可怜的季度和年度奖金）活活被穷憋死。这样看来，潘太老实了，老实得不敢冒半点下岗的风险，只能在穷岗位上憋死。更不用说，也有更多农民工拿着同样的工资却过得很快活的。麻子就有农村里的熟人，在小城里每月拿500多元做环卫工，也做得很幸福的。
　　
　　照理说，单身（离婚后妻子仍然与潘一起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来才回娘家居住）每月805元收入（妻子仍然时常接济一、二百元），即使有个慢性病，仍然能过下去。报道中表明：潘是死在住房和儿子上大学的负担上了，或者说被穷死的潘是因住房和儿子上大学致病的（虽然子儿上大学主要是靠妻子和妻子父母接济的）。潘所在国企也给潘一家分新的福利性质的住房，90多平米。但房改后任何单位再分新房都要交部分房款，为此潘借了几万的债。最不该的是：潘历经几个精心地装修其换成70平米的住房，仅装修费就花了6万多元。追求住大房，高标准装修，真是害死全中国人了。结果，弄得债务缠身，最后只得将房子卖了16万还债，自己租房住。
　　
　　潘的儿子据说比潘更英俊，上大学读的是南方一所军事院校的，高收费的什么代倍生（每年学费是9000多元，一般的学费是4500多元）。其儿子每月的生活费，都在一千多元，比潘的工资还高。当然，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原妻子及儿子的姥姥姥爷支付的，不会给潘造成负担。但却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一个男人，不能顶起个家来，是很痛苦的（更何况同事们说，潘是个很硬气的人，工友婚丧事随礼的时候，别人随礼二百元他也随礼二百元），所以潘的遗言自称其是个孤独者。
　　
　　就这就，一个老实人而硬气的，有着三十一年工龄国企工人，就这样被错误的住房决策、高学费的大学教育，低工资给压死了。华商报的记者很狡猾，以很愤青式的标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

pp997

首先我们来说工资!三金交过850.还有奖金.上一天休一天的晚班看门.有人说少.那环卫工人还不死几回了.而且这正说明国企业的弊病.人闲钱少.要是一个人天天去值班不就快2000了.这种性质的工作拿850真算高工资了.
其次我们来说花费!70平方的房他自己装修竟然花了6W!我的天啊!咋装的!按豪华了搞!天啊!他比我有钱.850一个人竟然活不下来!我家5口人纯生活费也就3000,那是活的相当的好了.
再次我们来说投资!!20平方的房他卖1W,70平方的房加装修他卖16W.我的天他想以一己之力打击高房价吗?而且他究竟欠别人多少钱?房子4.4W+60W-1W=9.4W就是加利息也就不到12W.他卖房子16W竟然还欠银行3W.我不明白不还房贷能卖房子?那7W他花哪去了?我发现他可花的比我多的多啊!
最后我们来说工作!他老婆(应该也40多岁了吧)都能搞到2000-3000,他是男人却不行?干了30年的机床,一点技术都没有?他这30年都干啥了!要是我最不济,晚上值班反正也无聊干点工件,不是也是钱啊!49岁真不老我们厂一半都45+了!

jsgw

华商网：http://news.hsw.cn  来源：  华商网-华商报  2010-07-25 14:48

核心提示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随即发生。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窘迫的日子

　　“他是撑不住了。”耿田刚说。

　　在耿田刚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潘鸿强也有快乐的日子。那时，他没离婚，周围的人，又和他一样——差不多地穷。除了自己的工资，还有父亲的退休金，日子还过得去。

　　2000年，华山厂开始有数百工人下岗，到2005年，前后有几千人下岗。潘鸿强所在的车间因工种特殊，下岗的人不多，加上他是老工人，留了下来。可在耿田刚看来，没有下岗的潘鸿强算不上幸运。

　　他们是20多年的同事、朋友。2004年，同是车间工人的耿田刚和妻子相继下岗。为了生活，耿田刚和妻子一起做生意，折腾了几年，渐渐有了起色。如今，他们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和工厂相比，已经强多了”。大约一个月前，耿田刚装修好了新房。虽然还背着一点债，但生活不会受影响。

　　而潘鸿强依旧围着机器转着。

　　大约三四年前，车间开始实行计件工资，潘鸿强腰有伤，加上患糖尿病，干不动活。别人能出100多个活，他最多出60个。有几个月才拿二三百元工资。最后，还是朋友托人说话，车间照顾他，才有了这个轻松点的“值班”岗位。所有工资加起来，每月能拿850元。

　　可他依旧为钱发愁。在耿田刚的印象里，这几年，潘鸿强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我常接到他的电话，说没饭吃了。有时叫他到家里来吃，有时给他点钱，有时一二百，有时二三百元。作为朋友，哪个月我不给他买两条烟！”

　　潘鸿强平时抽4元钱一包的“延安”。每个月发了工资，先买米面油，再买两条烟。可到月底，往往就“弹尽粮绝”了。

　　耿田刚认为这个老朋友并不是大手大脚的人。“实在是工资低，用钱的窟窿也太多了。别人有家，两个人撑着。他一个人，也没有兄弟姐妹。连个‘混饭’的地方也没有。加上看病、租房、交房贷，确实困难！”他说。

　　潘鸿强所在的车间有互助工会。近一年多来，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向工会借款一二百元。

　　潘鸿强也想过改变，谋划着“干点啥”。可干啥呢？他没本钱，也没有亲戚朋友可借。何况，围着机器转了30多年的他，又会干啥呢？

　　“现在这时代啊，有智吃智，无智吃力。他啥都没有。再说，在工厂呆那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木了。他也想去应聘，但以他的年龄、身体，出去也就是给人看个门。”耿田刚说。

　　这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最终日子越过越拮据。“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去他那里，常常是空空荡荡地，啥都没有。”耿田刚说。

　　而他又好面子。红白喜事，别人要掏二百，他咬咬牙，也要掏。“他爱充大头”，工友的妻子这样说。

　　而在朋友眼中，潘鸿强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心性强，在人跟前从不示弱。谁想在他跟前说风凉话，没门！”耿田刚说，虽然潘鸿强对人都很和气，脾气也好，但并不是嘻嘻哈哈的人。这个在朋友眼中“很硬气”的男人，平时的爱好是喝点酒。

　　今年春节，他们两家人聚了一次，吃烤鸭。那次他看起来还算高兴。“多年没见他开心了！其实有啥开心的事呢，又不像人家有房有车。去年，要分房了，本来是高兴的事，对他，倒成了灾难。买了一屁股债。”耿田刚叹息着。

　　沉重的房子

　　在亲人和朋友的眼中，压垮潘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子。

　　结婚后，潘鸿强一直住在一个叫新立村的厂区宿舍。那是个大杂院，住了大约100多户人家，几乎都是车间的工人。

　　新立村的日子是熟悉而亲切的。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周围都是老邻居、穷朋友，常常，人们下班回来，在门口一站，就能聊半个小时。在大院里，大家都喊他“小民”，那是他的小名。

　　一直到出事前，新立村都是潘鸿强最愿意去的地方。虽然近两年厂里要拆迁，老邻居们都搬走了。可他还是不习惯，常常拐弯到院子里去看看。

　　2004年左右，工厂住房改革。厂里在旁边的车间腾出一块地方盖福利房。这些一辈子住平房、简易楼房的工人们，也可以住商品房了。“虽然是好事，可没有几家不愁的。家里都紧，要买房都差钱啊。”冯萍说。

　　夫妇俩交了房子的4万元首付款。冯萍说，家里没积蓄，全是借的，要付利息，比银行略高一些。收房交钥匙时，实际面积90多平米，比当初登记的大点，又补交了4000多。

　　2009年初，要拆迁了，厂里要收回院子租出去。潘鸿强在附近的韩北村租了一间约25平米的民房。

　　等新房装修时，潘鸿强发现自己根本无能为力。他没和冯萍商量，就和工友换了房子，把90多平米换成了70多平米。人家给他补了1万元。他又借了些钱，开始装修。

　　冯萍能看出，他是用心去装修这个房子的。他自己设计，卧室铺成复合木地板，客厅铺瓷砖。这毕竟是他一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子。可装修太花钱，常常就没钱了，停停装装，一直到去年5月装好，花了约6万元。此时，潘鸿强已经是负债累累。“不知道这段时间他是怎么过的。”等冯萍知道时，潘鸿强已经把房子卖给了同事。70多平米的房子，连房子带装修，总共卖了16万元。“知道房子卖掉了，我心都凉了。”冯萍说，可想着那么多债务逼着他，也实在是没办法啊！

　　卖了房子，他把2004年借的房款和利息、装修款还了，加上还了一些债，填了其他一些“窟窿”。冯萍说，最终，他只是“原吃原，打了个平手。”可在他死后，至今还有3万元的银行房贷。

　　他又住进了租来的房子。卖房的事一直也没给别人说。

　　这个“人生的失败者”，最终没有为儿子，也没有为因贫穷离开的妻子，实现曾经的承诺。他最终没有拥有这套让他付出了心血和梦想的房子。

　　“翻不过身来”

　　傍晚，78岁的苏玉芳在幸福小区的垃圾桶里翻拣瓶子。

　　说起潘鸿强，老太太就抹眼泪。“给他多烧点纸，在这边（活着时）难场，在那边不要也难场。”她拉着冯萍的手，絮叨着。

　　老人是华山厂的老职工，退休了。儿子吕洪生和潘鸿强也是“老兄弟”，老家都是河南的，又是老邻居。潘鸿强活着时，有事没事也爱来他家转。他们都知道彼此的“难场”。

　　2001年，吕洪生也下岗了，妻子也离了婚。19岁的儿子因受到其他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每月都要吃药，一犯病就砸人家车玻璃。如今，一家老少三口指着老太太的退休金每月1030元还有孙子一个月290元的低保过日子。

　　幸福小区砖混结构的房子，一平米998元。这看起来已经极低的房价，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事实上，相当多的普通工人家庭，为买房子都背了债。吕洪生家这套60多平米的两居室，是向姐妹们借钱买下来的。没钱装修，水泥地抹了抹，墙自己刷了刷，就搬进来了。

　　下岗后，吕洪生在外打零工，这么几年，也没有折腾出样子。“我一个大男人，出门脸上都火辣辣的。”他说。

　　不过对潘鸿强的死，他表示想不通。“这不，孩子就要大学毕业了，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啊。”

　　“他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记者问。

　　“他老是有一种翻不了身的感觉。老觉得自己比人低，啥都比别人低。”冯萍说。

　　“他一个人孤独，又不愿示弱。”这是耿田刚的答案。

　　不过耿田刚也认为，潘鸿强的处境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他们工厂，大家的生活都不太好。

　　“工人中午都是买点面或馒头，随便吃点。前些天我有事找工友帮忙，完了请大家吃饭，上两个好菜，几下子全没了。看得我心酸。”耿田刚说。

　　他举例说明工人们的窘况：前年，院子里的“石头哥”和几个人打牌，牌掉地下了去捡，犯脑溢血，送到医院去，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人最终没有救过来。

　　“孤独者”

　　一直到父亲死了，儿子潘琦才觉得自己对他有了一些了解。整理父亲遗物时，他对妈妈说：“我在南京，每月的生活费都比爸爸一个月的工资高。”

　　这个23岁的年轻人，这个夏天刚从大学毕业。从小，他跟随姥姥姥爷长大。上大学后，每个月姥爷要给他寄去1100元的生活费。

　　“那边消费高，儿子个子高，吃的多，我也不能控制他。”冯萍说。多年来，她苦心经营，努力为儿子制造着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如果靠我们两人，压根不可能供孩子上这个大学啊。”

　　上大学后，每次放假回来，潘琦都去看爸爸。爸爸出事前的这半年，他回西安实习，父子俩交流比较多一些。潘琦说，两人在一起，爸爸平时不会讲自己的工作，或许他觉得，天天孤零零上夜班看门，有啥可讲的呢。儿子就给他讲学校的事情，“啥都讲”。

　　在潘琦的印象中，最后这一年多，爸爸住的地方，是最深的巷子里“见不到阳光的角落”。但这并不妨碍父子俩享受他们的生活乐趣。

　　“爸爸做啥饭都好吃，尤其是面。他自己和面、擀面，擀的面特筋道。”潘琦一米八三的个头，高大帅气。他知道，爸爸是以他为骄傲的。他也知道，别人曾调侃爸爸。“就你那点工资，连双鞋都给娃买不起。”

　　今年大年三十晚上，潘琦陪姥姥姥爷吃完饭，去找爸爸。爸爸在车间值班，跑出来两个小时，爷俩一起在家喝了酒。

　　“他值夜班几年了，冬天披个军大衣，揣两个蛋糕就走，他牙不好。夏天穿布鞋，喜欢用矿泉水冻一瓶冰，带着去上班。”这是儿子对父亲的记忆。

　　他知道爸爸没钱，从不向爸爸要钱。潘鸿强呢，每次吃完饭要去上班，总是要塞给儿子一点钱，一般都是五十，还有二三十的，儿子懂事，有时就给他留下了。

　　“我特别难受的是，他老是一个人上夜班，厂房那么大，他一个人，就那么一直孤零零的。”潘琦说。

　　遗书上的“孤独者”几个字，让冯萍想起来就难过。她觉得他命太苦。襁褓中母亲就死了，和父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哥哥也煤气中毒死了。“一生都孤苦伶仃的。”

　　这个49岁的失意男人，一生没到别的地方去过。除了他生活的西安，只在姑姑去世时，回了两次河南。

　　在他死后，冯萍和儿子去与厂里交涉。厂里表示，按照相关法规，潘鸿强的自杀和厂里并没有关系，厂里只能给3000元的丧葬费。厂里同时“纠正”了他一个月只有850元工资的说法，说这些工资是扣掉“三金”之后的。另外，潘鸿强还有半年奖和年终奖等。但冯萍算了一笔账，即使这样，他每月拿到的工资也不过1000元钱左右。

　　厂方并不认为是工资太低造成他的困境。“按说工资还行吧。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一位车间负责人说。

　　7月23日，厂方给出了最后的处理结果：给付潘琦抚慰金3万元。潘琦表示不能接受。

　　“其实我只是想弄明白，压垮我父亲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在父亲死后一直很沉默的年轻人说。

养心斋

美丽的冰雕

可悲……

户县大王农民

企业工人现在是最可怜的

好一哥

法泽尔

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一直在不断创新，并且每一次创新，都为了能满足客户群的需求而进行，因而总能赢得了客户关注和信赖。创新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灵魂，而责任是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创新的动力。
秉承“中国制造让买家轻松找到您！中国创造向世界推广新产品 ”的诚信，中国制造&中国创造通过自身的技术力量和平台优势，负责全程策划和整合，全球首创双网、同步发布，将不断推出适合市场（各类企业）所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和“独家企划”，做一个每家企业都会“用得上”的“领袖型”综合网络品牌，帮助中国中小企业走出一条成功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