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农民工受邀看世界杯 61岁老者遭受女孩诡异眼神

户县小伙

大屏幕上，葡萄牙队与朝鲜队激战正酣。
　　下半场开赛仅8分钟，葡队球员西芒接队友一记传球，迅速起脚，球进了！坐在七十米开外的杨武顿时跳起来，兴奋地举起双手，如同大力神杯上那个熟悉的造型。
　　世界杯开赛以来，61岁的杨武已经记不清这样跳起来过多少次了。作为极少数因工作关系得以在“狂欢节”上看球的农民工，他觉得运气好得有些不可思议。“进来要20元一张门票，谁舍得看啊？”
　　在他与大屏幕之间，上千平米的大唐西市广场上整齐摆放着一排排木制桌椅，卖烤肉的服务员，长相靓丽的啤酒女孩穿梭在球迷中间。啤酒，呐喊，喝彩，斑斓的霓虹，让世界杯在这里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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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块大屏幕悬在劳动南路大唐西市尚未完工的楼宇上，不算高，但足够大。屏幕上下端，打着“大唐西市 相约世园会 共享世界杯”的字样。在世界杯开赛前，这里被“中国××2010年球迷狂欢节”的一块块高大挡板围了起来，要看球得购票入场。
　　由于要看管公司在广场地下室存放的装潢材料，杨武只能坐在距离消费者——球迷身后三四十米远的地方看球，虽然距离大屏幕远了一些，但他已非常满足。杨武说，年龄大了，视力不太好，要是没有这些字，屏幕还能再大些，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作为保管员，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晚7时半工作到次日清晨。晚上值班，白天蜷在广场的小屋里呼呼大睡。从巴西对朝鲜到美国对澳大利亚，加上6月21日晚间的朝葡之战，接连看了好几场精彩比赛——“能坐在这儿看上球就不错了，你看这里面哪有一个农民工？”
　　的确，场内的工作人员吴建平证实，啤酒节开始至今，还没发现有附近工地上的工人入场看球。“收票的不管你是谁，要进来就得买票。”吴建平晃晃自己胸前的工作牌说，要不是为“狂欢节”服务，让他“有幸”能看球，他自己是不会掏钱来这里看球的，“一张票20元，最便宜的酒6块，贵的一百，咱咋消费得起？”
　　由于每隔半小时要下到广场地下室查看公司放在库房内的装潢材料，杨武错过了一些进球。为了加快上下台阶的速度，开赛第二天他就换下皮鞋，穿上了布鞋。“庄稼人穿布鞋几下子就上来了，穿皮鞋跑不快。”语速很快的他指着远处的大屏幕说。这几天，每有漂亮进球，他都会大声喊“美”，也会给队员加油，甚至比前面坐的球迷还疯狂。有时有女孩从他身边经过，还会诧异地瞅瞅他。
　　杨武的老家在富平薛镇，前不久才来这里为深圳某装潢公司看管库房。
　　在他人生的前二十多年里压根就没见过足球什么样儿。直到1970年在铜川打工的时候，一位工友因同乡在川口镇19中任体育老师，让去看足球比赛，便把他也拉去了。不料坐在看台上没几分钟，他就看得入了迷。
　　“两边都拼命地踢，你追我撵，看得啥事都忘了，太刺激了……”杨武说，那一次看球让他彻底喜欢上了足球。但在外打工，挣钱是第一，没条件的时候，只能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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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狂欢节”创造更好的看球条件，主办方还在原有的大屏幕下方装了两个特大电子显示屏幕。另外还在两旁酒廊里摆放了4台大屏幕彩电，不过因为有挡板遮着，外面的人只能在某些角度看到楼宇上的大屏幕。
　　千昌利就是在过西工大西门天桥的时候，望见了其中的一块。
　　6月17日上午，家住户县秦渡镇的农民千昌利被朋友邀到大唐西市二期工地上做安装活儿，当天刚来就上工，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才休息。18日下午，千昌利吃完晚饭，从生活区出来准备去买点日用品。生活区在大唐西市南边一条路的西头，四周除了工地什么也没有，更听不到大屏幕转播的声音。走了十多分钟，他来到电子市场，见马路对面灯火通明，便上了天桥，等买了东西从天桥上往回走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处的大屏幕。
　　屏幕上正直播德国队与塞尔维亚的比赛。这让他加快了脚步，可是来到挡板跟前他才发现，要想进去看球得先购票，可他身上只剩下一块钱了，忍了忍，他回去了。
　　“要是兜里当时有20元，我肯定就进去了。”千昌利说回来后郁闷了一晚上，到第二天加班加累了，看球的事也忘了。
　　忙了两天，晚上没事的千昌利还是想到了大屏幕。他在挡板北边找到了一处缺口，缺口正对着最北边一块大屏幕，且距离有二三百米远，对他而言，缺口的位置远除了看不清球员是谁，没什么大问题。
　　可问题是，当他有时间去缺口外看直播时，往往因下班晚，等走到缺口，地方常被别人占了。而且，在缺口上看球赛的最佳位置是距离挡板十多米远的古树下面的座椅，座椅上一旦有人坐，要站在座椅与挡板缺口之间看球，就会有些不好意思。
　　今年39岁的千昌利已打工多年。小学在村里念完后，又在牛东中学念初中，1985年毕业后，在县上水泥厂上班，一干就是8年。印象中，他到初二才第一次接触到了足球。他记得那天体育老师扔来了一个足球，他和同学们瞎踢了一下午，开心极了。“当时以为谁能把球踢得越高就是踢得好，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千昌利说，从那次以后，他再未碰过足球。
　　199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村里麦场上忽然多了很多踢球的中学生，他们在烈日下踢得热火朝天，满头大汗，兴奋的神情让千昌利猛然记起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踢球经历。当他发现踢球还需要守门员，还可以罚角球时，他觉得其中的乐趣比他经历过的要多很多。那天，他在麦场边整整看了一下午，很想上去踢一脚，可最终还是羞怯地没有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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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晃十年，再与足球接触，已是2002年夏天。当年年初他来到安徽马鞍山市某地做工程，工地地处深山，只有项目部办公室有一台电视，就是在经理的办公室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杯，也第一次为罗纳尔多的进球着了迷。
　　那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二十多个工人涌进去，几乎再也没有下脚的地方。看过几场后，千昌利的大脑几乎都被绿茵场上的足球占据，虽然看不太懂，但看到比赛双方都那么奋力踢球，而变化却在一瞬间发生，那种紧张后强烈释放的感受，像大热天喝凉水一样痛快。然而，由于经理常有事出门，一出门办公室就锁了，看球就成了有一搭没一搭的事。“看个球真不容易。”说起看球，工友们总是显得很无奈。与千昌利同在二期工地干活的吴明说，工地上球迷不多，知道贝克汉姆、齐达内的没有几个。“他可是我们这儿的准球迷，以前的国力后来的利君，好几次比赛他都看过。”
　　吴明也爱看球，他做电工，今年26岁，已看了2002和2006两届世界杯。足球在他眼里，“刺激”、“热闹”，他特别喜欢的球星是法国的齐达内。
　　吴明宿舍住了8位工人，与其他生活区民工宿舍不同，里面有一台21英寸的长虹彩电。彩电是小包工头郭刚从户县老家搬来的。
　　但电视上只能收几个台，还没有中央5台。
　　好心没派上用场，郭刚觉得有些歉意。所幸马马虎虎能收到中央1台借着“午间半小时”，大伙儿倒也能将前一晚上的进球看个大概。郭刚说，“只能这样了，工地就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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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算在户县家里，千昌利看球也有点困难。他家有五亩麦子，南非世界杯开幕式的时候，他还在地里收麦子。麦子打回来要晒要晾，到了晚上10时多，他才跟同样累得直不起腰的老婆说，我去看球呀！妻子拿眼一瞥他，去呗，想去就去看呗。
　　在千昌利眼里，老婆还是很够意思的。因为村里没有装有线的条件，自己装又要多花二百多元，所以大多数村民还都没装有线。为此，他看世界杯得到邻
　　村的朋友家。但
　　也只能看12时以前的两场比赛，凌晨2时30分的比赛，想也别想，因为人家要睡觉，自己也不好意思。
　　正是考虑到他爱看球，千昌利来工地没两天，郭刚就把千昌利分到了工友何锋利住的库房住。库房只住了三个工人，而且靠近“淋浴间”。最重要的是，郭刚曾听何锋利的弟弟何红利说，他哥最近为看球买了台7英寸的移动电视，可是千昌利去了才知道，何锋利的电视设备也是样子货，除了西安2台偶尔能收到，中央1台全是雪花点。“一天累得一身臭汗，想洗个澡都很难，就别说看球了。”
　　正是因为太累，鲜有工人到晚上下班了，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上近千米，去挡板“缺口”上看球赛的。对大多数工人而言，选择在床上休息或是上网打游戏，抑或几个人打个一二块，似乎都比看球来得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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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欢节”上的大屏幕从一路之隔的马路对面依然能看个大概。斜对着大唐西市开商店的糜家桥张大嫂说，村子里现在大部分住的是房客，房客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大唐西市上班的人，有的是几个人合租。世界杯开赛以来，“经常都是一箱一箱地往楼上搬啤酒”，就是到了深更半夜，还有下楼到店里来买烟的。
　　显然，糜家桥这个城中村内还无法具备与“狂欢节”热度相匹配的世界杯气氛。在村内，一到晚间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可没有几家餐馆的电视在放着球赛。对于到底有多少人能在村子里的出租房看球，在村里住了四个多月的杨启民嗤之以鼻：少之又少。
　　杨启民在华阴务农，今年52岁，因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他和唱“迷胡”（华阴的一种传统戏剧）的同乡陈昭亮一同被一家公司招来为游客展演绝活儿。杨启民说，虽然名义上是演员，可每月千元月薪远没有工地上的工人工资高，连房都租不起。现在公司包住，不要说没钱拉有线买电视看球，能给个电扇就算不错了。
　　世界杯开赛前，每到晚上，杨启民和陈昭亮都会和公司其他人到西市的广场上吹拉弹唱一番，消磨时光。世界杯开赛后，广场要进去得买门票，两个人的乐子就断了。在开赛的第二天晚上，两人到广场“狂欢节”挡板外乘凉，无意间正好坐在“缺口”位置，当时大屏幕上正直播阿根廷对尼日利亚。陈昭亮在十年前看过一次球赛，对马拉多纳印象最深，只看了一会儿，久违的熟悉的快感很快到来，而从不看球的杨启民此时也被激烈的比赛吸引了。随后几天晚上，他俩成了古树下的常客，即便来的时候“座位”被占了，他们也会挤到挡板的“缺口”边上看球。
　　“球赛很刺激，让人兴奋，尤其跟‘迷胡’和‘老腔’表演很像。‘老腔’节奏快，声音高亢；‘迷胡’慢，音调婉转。球场也是，快的时候跟潮水一样，慢的时候，真像‘迷胡’曲子。”
　　“刚又进球了？咋进的么？”在老杨老陈住的村子北边，包工头张师傅趿拉着一双拖鞋，一边走，一边打手机问“战况”。今年48岁的张师傅手下有二十多位工人，白天他们在西钞广场干活，晚上都租住在糜家桥。由于干的工程都是高空作业，“看不成，也不允许，为了安全工人必须晚上11点前睡觉。”
　　在张师傅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济科、马拉多纳、老米拉、伊基塔都印象深刻，最喜欢的还是“荷兰三剑客”。不过这些年忙工作，踢球没有条件，看吧，又没时间，只有偶尔有条件了才能“迷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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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杯带来的巨大欢乐从挡板内的呐喊助威声就可以听得到。
　　在场内做巡视工作的吴建平虽不是球迷，但也喜欢看球。按照工作规定，他除了要保证场内设施的安全，还要处理球迷走后留下的大堆垃圾。尽管收集垃圾对于他和同事而言并不轻松，可每晚都能看球，实在是不易遇到的“特殊待遇”。
　　“狂欢节”上，每晚从第一场球赛开始，到晚上12时就基本结束了。在这期间，吴建平和其他巡视员需要不间断地来回查看。在走动的间隙中，他可以随意选择位置观看比赛，甚至在清场之后，他还可以从“酒廊”内的液晶电视上继续看球。
　　“晚上看球，白天基本上就是休息。”吴建平在“狂欢节”工作数日来，从未要过一瓶啤酒，虽然他也想过坐下来，要一些啤酒慢慢看球喝酒，但对他来说，工作上不允许，而且啤酒的价钱太贵，“根本消费不起”。
　　吴建平说，能在场子里面看球就不错了，好些工人都进不来呢。他的老家在商州，自己月薪虽接近两千，但大部分都要寄回家里，所以生活上必须节省着花。
　　偌大的“狂欢节”上，喝着啤酒掏了钱的球迷在狂欢。在他们身后，有可以随意看球的吴建平、王录成。几十米开外，坐在角落里的杨武在看，还有在更远的挡板外面的老陈、老杨以及千昌利也在看。世界杯，欢乐无界。
　　按说，千昌利和吴明每月近3000元的工资，就算拿出几百元来进场，近距离享受一下世界杯，也未尝不能，可是千昌利办不到，吴明也办不到。吴明家里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看病要花钱，孩子才4岁，妻子照看老小没法挣钱，吴明的父亲打零工收入又不稳定。因而工资一发，直接就由郭刚交给了吴明的家人。郭刚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工资给到吴明手里，花超了，不好向他家里交代。
　　每月除了抽烟、吃饭、买日用品的300多元零用钱，吴明身上便没什么钱了，因而也就没法“奢侈一把”。一起在工地上干活儿的43岁的宜昌人老肖说，“家里情况不好才出来打工，这么热的天，要是家里情况好，谁出来啊，出来干活还不就是为了钱吗？”老肖在老家的时候也看球，但在这里每天6时20分起床，一直要干到晚上。尤其是打水泥的活儿，常常还要熬通宵，有时中午11时半下班吃饭，12时35分就跑到工地上工。尽管夜间干活儿的间隙也能偶尔听到“狂欢节”上传来的呐喊声，但对他来说，是来不及多想的。
　　除了挣钱！还有啥重要？再喜欢看球，也得吃饭啊！老肖说自己还不算拼命做工挣钱的人。他说工地有两对搭模板支架的夫妻工经常都是“连轴转”，别说娱乐了，就是睡觉时间都短得不能再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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