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风县教育局被指统一全县作业本印刷收回扣

游艺者88656766

袁兴才留有自己和扶风县教育局十年来的部分往来账目。

陕西省扶风县南阳初中的一处后院里，是一排破旧的教室。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袁兴才一手办起来的扶风县兴财印刷厂就在这里。

凭借这个小小的印刷厂，38岁的袁兴才养活着妻儿老小，也被评为市级“残疾人自主创业标兵”。然而眼下，这个印刷厂已基本停产，厂房里的机器落满厚厚的灰尘，库存的作业本半成品层层堆积。

印刷厂的停产，是由于以前给活儿干的扶风县教育局终止了他生产作业本的资格。“这些年，我该给的都给了，该送的都送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教育局给出了终止资格的理由，但想不明白的袁兴才，仍然在气恼之下找到当地媒体，将县教育局收取高额回扣的内幕翻出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县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11个印刷厂

袁兴才办厂搞印刷已有十多年时间。2000年，扶风县教育局将全县11个印刷厂“统一管理”，承印各自所在地区的各类学生作业本及学校办公用品。

所谓“统一管理”，就是由县教育局统一供给纸张，统一作业本封面图案(但纸张费用、封面版费由印刷厂自己负担)，作业本的价格也由教育局统一定价。每个学期，各个印刷厂按照教育局下达的配套数量，将印制好的作业本发放到各个学校。

作业本的收费，由学校从学生手中统一收取后交到乡镇教育组，而后上交县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最后，由勤俭办和各印刷厂结账。“统一管理期间，勤俭办每年召集各印刷厂厂长开会3到4次，会上分配印刷数量、发放配套表。”

这样的“统一管理”一直持续了9年。2008年12月中旬，袁兴才突然接到勤俭办的电话，通知说要检查印刷厂的全套证件。袁兴才拿着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以及印刷经营许可证的复印件交了上去。

十几天后的2009年1月1日，勤俭办再次召集11家印刷厂厂长开会。会上宣布：5家印刷厂继续取得承印学生作业本的资格，包括袁兴才在内的其余6家“出局”。

勤俭办给出的理由是，这6家印刷厂证件不全，不能继续生产。其中，袁兴才的厂子属于“印刷许可证”过期失效。得到消息后，袁兴才急忙找到教育局领导，表示自己的“印刷许可证”已拿去换领，再过几天就可以拿到。然而，他的申辩最终没有得到认可。

“干了这么多年，说不行就不行了？”袁兴才认为，印刷厂赚的是辛苦钱，教育局却只凭借着“行业垄断”，动动口就获取了相当的利润。证件过期无可否认，但让袁兴才不甘心的还有个原因：几年前，教育局曾出面督促更新设备，自己为此四处借贷贴了近20万元，“直到现在，贷款都还没还上，机器却因为停产成了废铁一堆。”

印刷厂年年被教育局揩油水

认为教育局过于“薄情”的袁兴才，面对媒体摊开了自己和扶风县教育局十年来的部分往来账目，以及受到教育局监管的一些书面材料，用于揭露“区区几元钱作业本后的巨大利益链条”。

“一般情况下，16开大小、5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是1本1元钱，勤俭办给印刷厂付账为0.63到0.65元；32开大小、 40页的作业本，向学生收费为0.45元，勤俭办给印刷厂0.22到0.23元。”袁兴才告诉记者，这中间的差价利润不小。

此外，各个印刷厂通过教育局购进的原材料纸张，价格与市场价相当，“但教育局统管着11家印刷厂的原材料采购权，他们谈的价格肯定要低得多。”

“玄机”不止于此。按照袁兴才算的账，自己的印刷厂在作业本生产过程中，每学期的经营入账为3到4万元，但在和勤俭办结账时，都会少收8000元左右。他出示的与各校结算清单显示：2007年春季，他供给的南阳镇的学生作业本费应收39584.4元，教育局给他的实际结账却为 31000元；2009年春季，南阳镇和法门镇黄堆乡共应收学生作业本费59379.5元，教育局给他的结账为39000元，“这中间的差价被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占有了。”

和袁兴才同样遭遇的还有三家印刷厂的负责人——毕乃贤、强栓平、辛明师，曾分别负责召公、天度、杏林三个乡镇的中小学作业本供应，他们也向记者出示了相应的收据。

强栓平的印刷厂，负责天度乡中小学作业本的供应。2009年春季，天度乡共收取作业本费27809.3元，勤俭办只给他了 19579.89元，少了8229.41元。辛明师负责杏林镇的作业本供应，学生交作业本费为 35384.3元，结账为25500元，9884.3元不知去向。

“仅这四个乡镇一学期收取的作业本费，教育局就要获利38493元。”袁兴才说，这四个乡镇是扶风县学生人数相对少的，其它如城关、法门等镇学生人数更多。

袁兴才向记者出示的一份“2008年秋季扶风县教育局作业本收费标准表”显示：学前班为4.8元，小一、小二8.4元，小三、小四 13.8元，小五、小六14.8元，七年级16元，八年级17元，九年级18元，高中19.5元。“扶风县每年约有十四、五万学生，作业本一项的收费累计数额可不是个小数字。”

按照袁兴才的算法，教育局每学期从每个印刷厂作业本费中抽取8000到10000元，一年约为两万元，原来扶风县有13个乡镇(现合并为11个)，按照保守估算，每年获利将近30万元，“从2000年到2009年，教育局每年强行给各校学生配作业本、试题等，十年获利多少？谁都能算出这个数。”

攥在袁兴才手中的收据有厚厚一摞，几乎每份都盖有“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的公章，还有各个学校校长的签名。强栓平出示的和教育局勤俭办的结算清单更全，从2004年~2009年，每张都详细记录了各学校收取作业本费的情况。

教育局扣留的作业本费去了哪里

在扶风县教育局勤俭办，工作人员王富强证实了取消袁兴才等人作业本生产资格是“因为证件不全”的说法。但对所涉及的作业本差价问题，王富强始终避而不谈。

他告诉记者，袁兴才反映的事已有部门前来调查过，局里对此作出一份专门的“情况说明”。记者提出要看一看内容，手执“情况说明”的王富强却一再坚持“还是别看了”。

“当初，对全县的印刷厂统一管理是为了规范经营。”县教育局主管勤俭办的副局长李新安表示，大约在2000年前后，几个乡镇的教育助理员出了“吃回扣”的事，格局上比较乱，加上这些印刷厂的厂房多是废旧教室，安全问题让人操心。

“全县统一进行管理，不仅作业本价格便宜了，又可以统一规格、质量。”李副局长说，同样的本子，学生从学校买要比超市里还要便宜几角钱。“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没有大的原则问题，教育局干这事起码没有亏老百姓。”

至于收费环节中的差价，李副局长表示的确存在，“每学期有个六、七万吧”。“这些印刷厂，原来基本都在学校里面，包括管理也归学校，后来才归到勤俭办统一管理，这些钱也可以算是印刷厂交给校方的承包费。”

那么，教育局多年获取的钱去了哪里？李副局长表示：具体不清楚，按道理应该是进了县核算中心，入到县财政的综合股账里。然后，再根据计划情况套用。如果不按计划入账，那就是“小金库”。

然而，教育局会计董天海却说：“学校收的本子费肯定进不了教育局的账，就没有作业本费这个收费项目，钱怎么能进会计核算中心？”在扶风县机关会计核算中心，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要入会计核算中心的账务，必须有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学生作业本一般都不开票据，怎么能入到核算中心的账上？

“今年的六七万元，一分也没有花，至于以前的怎么花掉了，我是2009年3月才来教育局的，不清楚。钱的事，还是问一把手局长吧！”

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试图与扶风县教育局长何宗科取得联系，但何局长以“正在开会”等理由未接受采访。教育局每年扣出的作业本费，究竟去了哪里？面对两位局长的避而不谈，这个问题仍然成谜。(本报西安6月17日电 本报记者 孙海华 实习生 张伟)

乡村教育遭遇难解困窘

“作业本的差价，没有任何政策依据，的确是在违规收费。”面对记者，扶风县教育局的副局长李新安的态度算得上是坦诚。但同时，他坚持认为，这种收费的做法“并没有违背良知”。

不管教育局是不是赚了钱，“关键是学生家长没有多掏钱，买本子反而便宜了。”与此同时，乡村教育面临的却是基础薄弱、投入有限的困窘。处处要用钱，钱从哪里来？是个令基层的教育局长们始终头疼的事情。

学生的教育“人头费”，从财政直接下拨到学校，而教育管理部门则需要常常应付些类似“矮马配大鞍”的花销用度。

比如，2009年高考前，要求每个考场都要安装摄像监控设施。“国家的本意是要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市搞试点，结果我们这里地处西部也要搞。”全县200多个考场，安装下来至少得将近200万元！这些钱从哪儿来？财政上不出钱，要教育局自己想办法，直到现在，这一大笔钱还欠着。

“扶风的乡村教育是个啥条件？下去走一走就知道了。”李新安举了个例子，来一场地震，多数校舍都得塌。现在的校舍，多是当年第一次“普九”时农村自己盖的，砖头块子垒起来的，“有的学校的教师宿舍，两隔壁的墙上裂缝大得能够手拉手。”

虽然是这样，还得推进“新农村卫生校园工程”。这个工程，要在农村学校推广一种节能、节水的环保厕所，“有关部门拿着图纸、招标文件来了四五次，市上验收完了省上还要验，回回接待不说，请招标办、组织验收的钱也都得我们掏。”

扶风全县公办学校共计181所，按省上要求，每校需要配备两名保安，“但保安管理得有一套办法，身体条件、基本技能、规范管理等等，一项也不能少，一个月下来全县需要支出30万元。”有关部门只提了要求，但钱从哪儿出却没说法，“要知道，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也只有430万元”。

还有，去年全国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平均每人工资上调600元，仅这一项，全县教师就需要近5000万元。“虽然上面给一部分转移支付，但还有部分资金是需要基层掏的。”

经费再困难，也不能代表作业本差价收费的合理化，同时也挡不住李副局长发出的感慨：“当什么，都比当教育局长强！”无论如何，李副局长面对媒体坚决表示：今年再也不弄这个事，“得不偿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