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八怪》

赵丰

关 中 八 怪

赵 丰

一怪：面条像腰带

　　

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关中人对面条的依赖，仿佛是命运注定。两天吃不到面条，他们就会觉得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舒服。进而，影响到心理和精神。步入关中，你会发现，大到省城，小到镇店，随处可见面馆。面条的做法多到数十种：斜角面、担担面、尖尖面、油泼面、臊子面、摆汤面、凉拌面、浆水面、糁（关中人发zhen音）子面、炸酱面、麻什、扯面……

扯面又叫裤带面。做法是，将面和硬揉软，擀厚、切宽，类似男子汉胯间的皮带。双手扯住两头，在案板上使劲地拌，发出“biang——biang ”的响声。下到锅里煮熟。捞一条在碗里，无论是浇肉臊子，还是泼油辣子，或是番茄鸡蛋做卤，吃着光滑、柔软、热火、有筋性。既可口，又耐饥。吃完，舀一碗面汤下肚，有一个说法，叫“原汤化食”。

模拟裤带面的发音，关中人亲切地称它为biang——biang面。许多面馆，都用这个字作招牌。在文字里泡得久了，我忽然对这个字有了兴趣。但是，查遍古今所有的汉语字典，也没有这个字。揪着头发想，这也许是关中人的别出心裁。他们为这个字编了顺口溜：一点飞上天，黄河两边弯。八字大张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一长，中间加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勾搭挂麻糖；推了车车逛咸阳。这个顺口溜在关中民间流传甚广，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甚至连几岁的娃娃，也当儿歌朗诵。

我的毛病是，喜欢保留一些特别的印象。因此，看到那个笔画异常复杂的“biang”字，总有一种亲切感。在外地出差回来，首要的一件事就是吃一碗“biang—biang面”。

　　

二怪: 锅盔像锅盖

锅盔也是关中最常见的食品。它形如锅盖，草帽大小，轻则四五斤，重则１０斤。传说有少年从外婆家携锅盔回家，中途下冰雹，形如鸡蛋，砸死许多鸡羊，少年头顶锅盔，如佩戴着安全帽，身无伤损，馍无破裂。锅盔还有一个特点：炎夏半月不变味，隆冬百日不变质。它既是关中人的主食，又是出外随身携带的干粮。

关于锅盔的起源，说法众多。我能接受的一种说法是，唐代修干陵时，服役的人多，往往为吃饭而耽误施工进度，受到惩罚。有一名士兵在焦急之中便把面团放进头盔里，把头盔放到火中去烤，烙成了饼子。因为是用头盔烙制而成的，所以叫做锅盔。渐渐的，锅盔就到了老百姓的案头。当然，不是用头盔烙制，换上大号的锅，将饼的尺寸做到了极致。锅有多大，饼就有多大。“锅盔似锅盖”的美誉由此得来。

做锅盔，要将面和得很硬，甚至用手都揉不动，只能借助木杠子，用全身的力量来压揉。压成圆饼以后，放在铁锅里，用麦秸火慢慢烙烤。这样，烙成的锅盔外脆里酥、清香可口。关中农村的铁锅直径一般都在二尺以上，烙出的锅盔大而厚，宛若一个锅盖。吃锅盔，是有讲究的，侧面切开，用筷子加进新鲜的炒辣椒，咬一口，噘一阵。锅盔的伙伴是包谷糁，一家人顶着朝霞或者暮霭，蹲在房檐下，边吃边喝。麻雀在檐头扑棱棱地展翅，它们也许被锅盔的香味诱惑，也许是在享受一种和谐的氛围。

相传，女娲在骊山“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死后被尊为“骊山老母”。为了缅怀这位造福人类的女神，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女娲生日这天，人们都要烙饼纪念。饼烙熟后，先向房上扔一张，叫作“补天”；再往地上扔一张，叫做“补地”。既然担负着补天补地之重任，当然就越烙越大了。

锅盔的种类有乾州锅盔、长武锅盔、岐山锅盔等。最负盛名的要数乾州（今乾县）锅盔。其外观呈圆形，边薄心厚，表面鼓起，馍瓤干酥，馍边压成带辐射状的一高一低的波纹。用手掰开，层层分明；用刀切开，状如板油。闻着香，吃起酥，回味无穷，耐饥，耐贮，携带方便，是关中地区馈赠亲友的佳礼，因而遐迩闻名。

三怪：辣子是道菜

欣赏这样的背景：一个农家小院，屋外的墙上挂满了成串的辣椒。土黄的墙、漆黑的门，木格的窗、烟火缭绕的屋檐……于漆黑中呈现一片红色，一种温馨就沁入心田。火红的辣椒，成为张艺谋导演的影片里关中农村典型的民俗标志。常常，我的目光陶醉在这样的一幅画面上。

关中盛产辣椒。色红，个长，头尖，味辣，当地人俗称“线线辣子”。出口到国外，被称为“秦辣”。关中的辣子富含脂肪、蛋白质和无机盐，具有开胃、下饭、增进食欲之功效。在人们的意识里，好像，湖南人、四川人能吃辣椒。其实，湖南、四川人只是把辣椒当作一种调味品。关中人实在，真正把辣椒当菜吃。我下乡时，大队办公室北邻住着一个叫石水堂的人。他的相貌不太雅观：蒜鼻、秃头。他视辣子为命根子。他吃辣子，不光调在饭里，还撒在开水里，夹在蒸馍里。去地里干活，不忘带一包辣子面，歇工时，他独坐一隅，掏出衣袋里的辣子面，伸出舌头舔。那贪婪的样子，既让人眼红，也让人取笑。辣子吃多了，他的眼球看人时，几乎要喷出火来。他赢得了一个光荣的桂冠：辣子王。

秋天，把地里的辣椒采摘回来，洗净编成串，挂在屋外晾晒。主人敞开衣襟，坐在小院，尽情享受等待的喜悦。枯干之后，袖子挽起，先将辣椒摘去蒂把，碾碎，用文火烘干，用舀子捣碎，筛罗之后，撒上细盐，滚油泼进。这是制作“油泼辣子”的全过程。“关中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油泼辣子，biangbiang面，吃着燎（好）乍咧！”

关中人吃辣子，不是细细地放一点提味儿，而是当菜来食用，吃面条放辣椒，吃搅团放辣椒，就是喝稀饭，也操一筷子进去。平时吃饭，没菜、没油、没肉能行，但要是没了辣子绝对不行。无论吃什么，都是红红的一碗。手里拿半个热蒸馍，也要用辣子抹得红彤彤的。在饭馆里，顾客对老板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辣子多放！”西安传统风味名吃羊肉泡馍，之所以成为“名吃”，关键在于油泼辣子。故有“无辣不下饭，无辣不成席”之说 .

油泼辣子，成全了关中人豪爽的性格和火爆的脾性。

四怪：帕帕头上戴

记得小时，曾经迷恋过隔壁秋花姐头上带的手帕。她大我五岁，就会做针线活了。记忆中有一个细节，她穿着一双绣花鞋，盘了腿，坐在门口的石礅上，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累了时，她就凝望着某个东西（一片树叶、一条蚯蚓、墙头的麻雀……），取下头上的帕帕轻轻地摇晃。那样的动作，是平常不过的，可是那时，我却很羡慕。

其实，不仅关中的妇女头上顶着帕帕，男人也一样。只不过形式有别。男人的帕帕是用白粗布做成的长长的宽布，戴时在头上缠绕几圈，然后将布头别进去。男人的帕帕不仅用作取暖，且具有储藏室的功能，在里边放些烟草、烟袋、钱物什么的。必要时，还可以卸下来捆东西，当腰带，可谓一帕多用。女人的帕帕多为正方形，四周有须。冬天，女人出门时，把帕帕折成三角形，从头顶包到下颌，后面留出个尾巴既挡风，又保暖，进了屋子可当围脖围在脖颈，进了厨房又可围在腰间当厨巾用。

服饰是一种文化。新疆和田维吾尔族姑娘的头上顶着白纱巾，上面扣着一个酒盅形状的小黑帽。有人解释说，帽顶代表天，帽底代表地，象征着一个圆形的地球。而关中妇女头上的帕帕，代表什么呢？我很难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我只注意到它的实用性：防风、防尘、防雨、防晒，擦汗、洁手，还可用来包东西。

关中的妇女喜欢脚上穿着一双绣花鞋，鞋帮上绣着牡丹、梅花或凤凰、鹊雀等吉祥花鸟，绣得精致，一丝不苟。头上带的帕帕，图案颜色多样，有粗布素花的，有丝制刺绣的，带在姑娘的头上，是绝美的搭配。一些少女，手帕前边的两只角打成两个“结儿”用发夹别住，一跑起来，脑袋后面的两只角随风飘拂。帕帕还是青年男女定情的礼物。经媒人辍合，相互中意的小伙和姑娘取下头上的帕帕交换，表达爱慕之意。

五怪：房子半边盖

中国农村的房顶多呈人字形，两边倾斜。可是关中平原的房屋顶只向一边倾斜，如同把双坡形式的房屋从中间一刀切开，只剩下半边，前面的土墙再开门和窗，远看好象是半边屋。背面是从屋顶到地面的一堵高墙。另一面是斜坡的屋面。一般是，房子后墙高5-6米，檐墙高3米，下雨时，雨水朝一边流。在四合院里，不分朝向，房顶都朝院子中间倾斜，这就是“房屋半边盖”。 关中干旱少雨，为了让雨水能流进自家院子，人们便把房子的屋顶修成一个大坡，这样雨水一来，就可以尽情享受这珍贵的湿润了，美其名曰“风水不外流”。

这种—边盖的房子，农村人叫“厦房”。究其原因，主要是省木料，不要大梁、立柱。砌墙主要用“胡基”（夯打成的土坯），取材方便。在关中，老年人一般住在人字型屋顶的正屋，“厦房”住的是娶了媳妇的儿子或者大姑娘。姑娘出嫁的时候，新郎家必须盖新的厦房，红砖青瓦，黑亮的油漆门窗。望着那崭新的厦房，姑娘的心里一片愉悦。仿佛，幸福就盛放在其中。

厦房，有的人家也用作库房，置放农具和生活用具，如织布机、纺线车、竹席、竹筐、担笼、簸箕、筛子、镰刀、扁担、背笼等。一些被淘汰的用具，主人也是敝帚自珍，舍不得扔，保存在厦房里。

关中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少。一般人家都是两到三间宅基，过去生娃不受限制，人口众多，住宅紧张，于是便产生了关中建筑史上的怪胎——房子“半边盖”。现在，这种房子渐渐稀少了，代之而起的是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但在一些山区和贫困村，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半边盖”房子。也许是一种恋旧意识，每每看见这样的房子，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头。

六怪：姑娘不对外

民谣曰：长安建都十几代，人杰地灵春长在。风调雨顺生活好，关中姑娘不对外。

因为地下埋着皇上，关中人就显得牛气。加之土地肥沃，浇灌方便。只要有种子入土，基本上便可不为吃饭而发愁。所以，历史上极少有关中人为生存而奔波于他乡异地。“老不出关（潼关），少不下川（四川）”。关中人在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面，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关中汉子津津乐道的人生乐趣。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制约下，封闭、保守、不思进取就成了他们的性格缺陷。

关中男人不外出远行，就连姑娘们也不远嫁。主要原因是为了和娘家人好互相照应，互为亲戚的双方好走动。从严格意义上说，关中人自家的姑娘只嫁给方圆十里以内的人家，更不愿和外地人通婚。自古以来，河南、四川、湖北、甘肃等地的姑娘纷纷下嫁关中，却很少见到关中的姑娘出嫁到外地。只有那些家境贫寒，兄弟多的人家，迫不得已才会到外地找一个媳妇。这样，是会被街坊邻居小瞧的。对于关中的姑娘来说，结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靠着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关系，四处打听，然后选择一个比较满意的人家将闺女嫁过去。知根知底。姑娘的家人也就放心了。

姑娘不对外，这已经是老黄历了。如今的关中姑娘，甚至和和蓝眼黄发的外国人也谈婚论嫁了。然而，根深蒂固的东西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消逝，它总是潜藏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有机会就显示一番。去年冬天，我的一个远房侄女要嫁给一个四川广元的小伙。虽然，那小伙也在西安工作，她的父母还是闷闷不乐。以至于，那个侄女出嫁前夜和母亲在被窝里相拥而泣。按照关中的风俗，姑娘出嫁前夜，一定要和生身母亲同床共寝，倾诉离别之情。

七怪、不坐蹲起来

关中人“蹲”的工夫很到家。他们在一起聊天，吃饭，下棋，“搭方”，一蹲就是大半天。夏天，热汗淌着，他们穿着大裤衩，蹲在阳光下。冬天，地里没有什么活，他们喜欢蹲在背风向阳的地方“晒暖暖”。抽烟的手里举着烟锅，不抽烟的双手伸进袖筒。有时，他们也会聚在人缘好的一户人家院子，轮番吼一阵秦腔。院子有的是凳子，可是他们不坐，那样蹲着，用他们的话说：受活。这是个方言，舒服的意思。就连大姑娘、小媳妇，围在一块儿时也都蹲着做针线、聊家常。

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关中的男子汉蹲在一起开“老碗会”。端着个大老碗，端上酸菜盘，往场院一蹲，鸟在头顶的树枝上啼叫，朝阳或夕阳映红了脸膛。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伙侃山海经的时候，海湾战争，本拉登搞恐怖，台湾的什么会上议员打架，谁家的母猪下了几个猪娃，谁的儿子媳妇不孝顺，谁收的鸡蛋价格高……天下大大小小的事件，全在这时汇总。

关中人爱蹲，是不是家里没凳子？其实，谁家没有几条凳子？不过，那时留给老人和客人的。年轻人和中年人，你就是搬个凳子放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他们的屁股也不沾，而是把鞋一脱，赤脚蹲在凳子上了。关中人就这习惯，炼就了过硬的蹲功（有人怀疑他们是少林弟子，练过马步之类的基本功）。

文革期间，我们村下放了几个省城来的人。其中一个是省作协的老余。他喜欢和村民唠闲。他吃着纸烟，给村民让。村民摇摇手说你那玩意没劲，不吃。老余就坐在凳子上听他们说话。谁知他们一看老余坐着，就不说话了。后来，老余学他们的样子蹲着。他们才滔滔不绝地聊开了家常。老余在我们村里搜集到不少题材，回到城里后很快就写出了不少作品。我后来去城里看老余，老余说：“我现在养成了蹲的习惯。怪了，一蹲下灵感就来了……”说完，他哈哈大笑。

八怪、唱戏吼起来

秦腔。高昂激越、强烈急促。尤其是花脸的演唱，更是扯开嗓子大声吼，当地人称之为“挣破头”，外地人开玩笑：“唱秦腔，一是舞台要结实，以免震垮了；二是演员身体要好，以免累病了；三是观众胆子要大，以免吓坏了”。

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是以此三地民歌为基础发展而成，又叫陕西梆子，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它盛行于唐代，玄宗李隆基专门为秦腔设立了培养弟子的梨园。梨园的乐师中有位叫李龟年的，本是一位关中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这可能就是最早的秦腔吧。这么说，秦腔是中国戏曲的鼻祖了。清朝乾隆年间，秦腔名角魏长生入京，他酣畅淋漓的唱腔一下子轰动了京城，如今京剧中的西皮流水唱就来源于秦腔。

农闲之季，或者逢年过节，村子里爱唱戏的人们就聚在一起，吼上几段。常常是，只要谁家院子里“弦索”（笛子、胡琴等管弦乐器的俗称）一拉，附近的男女老幼立刻就会聚拢而来，或当演员，或当听众。既不花钱、又不费事，农村人叫“自乐班”。我喜欢清静，但是一回到村子，听见那儿响起秦腔声，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似的往那儿赶。在那里，我纯粹是个观众。注视着唱的人脖子上暴胀的青筋，欣赏着听众那种陶醉其中的神情。他们蹲着，脖子伸着，眼睛眯着，安详，自足。于是，一种久违的乡情在我的心海蔓延，亲切，温暖。

秦腔的脚色行当体制基本上继承了元杂剧与明代传奇“江湖十二脚色”的规模体制。到了清末，老艺人曾有“十三头网子无所不能”、“十三门二十八类”之说。脚色的分类主要是生、旦、净、丑四大行。我喜欢的是“老生”的演唱。老生带白三绺或渐白三绺，主要扮演老壮年人物。白三如《卖画劈门》之白茂林，《走雪山》之老曹福；渐白三如《盗宗卷》之张苍，《三滴血》前部之周仁瑞等。唱时高亢有力，扯破嗓子“喊叫”。在城里，听到这种声音也许我会皱眉，但是到了乡下，目光所及的是土墙、篱笆、石碾、老槐树、辘轳绳、老鸦窝，还有到处乱窜、自由自在的猪羊。在这些背景的衬托下，那种吼声却让我莫名其妙的激动。也许是，我的骨髓里，传承着乡野的血脉。

（全文5825字）

fa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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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昌

翔子

赵叔，我喜欢看您的作品，尤其是关于回忆老家的情感文体，从您的夏天的雨巷散文集到周家祠堂小说都拜读过，我是南正的，希望您能出更多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