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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记高家大院 高启维
我所说的高家大院是原东木头市22号院(现为66号)。-甲子前辛亥革命先贤高又明先生居住于此,虽不敢说车水马龙,但时有军政要员、社会贤达及亲朋好友往来,亦有进步学生、革命青年在此暂住。多年之后,时人常以"高家大院"谓之。这是我出生和幼年生活之寓,特记忆之。
上世纪三十年代,先父高又明由京返陕,在盐店街租人一院房暂住,闻至友柏筱余卧病兴平,处境萧条,旋在西安六谷庄置一院房赠其住用,遂萌在西安置业安家之意。适逢有人荐东木头市22号出卖,而无人敢与问津,因其是镇嵩军一师长之家业。先父曰:我花钱置之又有何惧哉?看过房后,方才买下,这才成了高家的住宅。为了居住的需要,后来先父又先后置办了东木头市19号、20号、21号和23号及太平巷4号(实际上是东木头市23号后院变迁而成之二宅)等院落,连成一片,便于修缮改建使用。我书此,只为更好说清当时高家宅院的状况。
高家院座南向北,三间门面,大门居中,门框上有兰底白字高寓的搪瓷牌子。牌子下有把手,若门关着,来人一拉,门内一小铃铛便响了起来,有人便去开门了。东西两个门房,东边是管家住,西边一间支一大床,住无定人。常以泾原之年青乡党为主。他们在这儿休息、娱乐。我偶尔进去看看。有一次他们管帐的拿出银元让我看真假,我掂一掂,碰碰,听听,多直指不误,他们多惊讶!我其时约五六岁。向里进两边厢房后是前厅房,西厅房似放着友人寄存的油桶杂物之类,东厅房是我长兄启绩结婚的新房。迎亲后要进二门,一群小孩挤在一旁抢要份子。我辈份高,不和他们挤,门开后执事专门给了我二个大份。我放在口袋。我五姐之女,名小雯,年纪与我相仿,却不识数,把我拉在一边,让我给她数一下,说舅你可不要拿我的钱。我一看,她那几个小份,全是百元小钞,计十几张。我才不屑一顾。(当时一万元合一元),待客席面是在端履门口东大街北面正大豫餐厅开的,流水席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中间夹有水果、点心等十几道菜蔬,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婚礼。后来听我启绩兄说,张凤翙要来主婚,伯(父亲)说不惊动,已请李仲三主婚了。都是朋友,不宜变更云云。20号和21号院的深度只到正院的二门子前,实际上21号院已无门牌意义,那是因为初居22号院时有一马车(轿车)放置此备用。后来由洋车代之,21号做为放置材料的仓库,以备修缮各处房屋,门也换成了木板门,需要时可一块一块取下较方便。门面大约是二间门面宽。前厅房后檐和二门之间约三米,西边种一大槐树,东边有一颗金银花树,根深叶茂,顺墙爬上屋顶,极壮观。先父夏天偶然着人折花饮之。我问伯,你喝啥呢?伯说,这是咱前院的金银花,喝了可以清热泻火,防治感冒。我喝了一口,涩涩的,微带甜味,好像有清凉润喉之感。幼时以为是金银之主贵,长大后学医始知乃以花有黄白二色而名之。由前厅后与金银花树之间偏东处有一小门,向东走几步有一厕所,可能是前后院太深,为方便而修的。实际上已到了21号院的后边了。二门门头墙上嵌有"勤俭持家"四字。门不大,两边似有对子,现在已记不清了。走上台阶,进二门,约两米处有两扇屏风门迎在面前,此门没有事不开。人由东西顺着东西厢房屋檐下,用青石板条铺的路行走。院子地略低约十公分,院中有一约直径二米的大瓦鱼缸,放在用石碾子和砖彻着的座子上,小孩捉迷藏可藏人,其中留下不少孩童的回忆。每年开春,由一位留着清朝辫子的杨姓男子,挑着担子来给鱼缸里放金鱼和鱼草、莲花等,并给客厅青花瓷鱼缸中放数条珍贵品种的金鱼。走的时候,由后院柴房搬二三袋洋面担走。冬天前由家人将鱼移至客厅的青花瓷缸中。院中鱼缸就闲置了。几乎年年如此,至我先父去世,复不再有。
西厢房中北一小床,南盘一大坑,是我外婆带我和启纶兄居住之所。东厢房的布局是北边盘一大坑,南隔了一小间房,多是供客人用的。记得1950年前后,我三姐和姐夫由延安随军来西安,或住在八中旁原军装局的大院内,或住在尚友社对面的大院内,我姐夫名胡及,江西人,红军老干部,对我父亲十分尊敬。配有吉普车,当时很希奇。我坐车去过这两个地方。都距家不远。他们常来家看望父亲,父亲和姐夫说话多在客厅。吃饭时父亲不陪他们,是让厨房单做,或炖鸡炒菜吃米饭,或酱渣蒸馍小米稀饭。做好后送到东厢房的小房中,他们自酌,每当其时,我总緾着他们的警卫员,要耍手枪玩,初时警卫还兴趣极高,取出子弹,教我装卸,锚准,或者是我姐夫知道后批评他,他又不便拨我的面子,每緾他时,他不是言他,就是抱着我看鱼缸捉迷藏之类而避之。1981年夏,我专程到兰州看望莲英、葆英二位姐姐,时胡及任生化研究所党委书记,见我话不多,总是亲自出去买些精细蔬菜和鱼肉之类,说知你会做,喜吃什么就做什么,笃实厚道之情至今仍铭记在心。记得有一次买 了两个肘子回来,我问三姐喜吃什么?三姐说出来久了,想吃西安的腊汁肉夹馍。我说好办,遂一个肘子清墩,一个红烧。用高压锅烙了两个锅盔。哥、姐与我并我的两个女儿竟一顿吃了个精光。三姐极高兴,边吃边夸我说,这才是真正的高家风味!并问我,怎么学的,我说,吃多了就自然会做了。饭后,胡及哥沏了两杯上好的清茶,品茗之际,又赠我一张照片,是三姐家的全家福,留着纪念。
庭院东厢房东墙中偏南处,开了一个小门,门台高约十余公分,走到门里是客厅,面积约六十平米,近四方形,是我父亲会客的地方。摆设较为讲究,家俱是明清雕花红木家俱,有太师椅、茶凳、长条桌、方桌和瓷绣罇、插瓶等。墙上经常掛的有仇英的青绿和齐白石的虾,可能是我父亲对他们由民间画匠而终成一代名画师的人品更加赞许的缘故吧。出客厅时门上的墙上有宽二十公分、长约六十公分的精制小木框,内镶嵌国民二军1924年迎于右任到河南开封的纪念照。门右边墙上挂着我父亲与胡笠僧、李仲三、李仪址等六七人视察泾惠渠的照片。这就是说四进四出的庄子从二门进去后,院内由三间房宽,变为五间庄子。
东西厢房与客厅南距上厅房约三米,西边有一约一米高两米长的高台,外面是一个有浮雕花卉的大石板内装有土,种着一爬山虎,顺墙而上极秀美。厢房的南墙用花砖装饰以协调之,高台前有一奇石,管家说是石秀,是活的,可以生长,静而观之,极为幽雅,令人赞叹不已。东厢房与上厅房是空地,很平坦。曾见先父高兴时在此舞过剑。几次是晚上,我听到院子有响动,顺着我住的西厢房窗子向外望,见父亲在月光下穿着白衫子,缓缓地舞动着长剑,真是神奇!
向东是客厅与上厅房之间盖着的一间房,是我母亲(二妈)在此居住并设有神堂。我母亲时已双目失明,吃斋念佛,终年在此有专人为其做清素之斋饭。一进门,地上有数块厚木板棚着。传此下有地道,抗日时躲飞机偶用之。后云先父有珍贵文物珍藏于此,最名者是一汉白玉馬。惜此物件我未见过。此屋常云烟缭绕,伴着母亲的木鱼声,很神秘。我多是从门口向里看看而不敢入内。我母亲逝世我很小,只记得母亲无子,让启伦兄抱着她的遗像,好像墓地在北郊。回来时,坐在馬车上,大人说不让说话,我呆呆的坐在他旁边。车到南柳巷口就停了。下了车排好队,默默地走回家中。
上厅房要上几台青石板彻的台阶,从四扇雕花櫊子门进去,此厅房是先立木,后盖房,木柱是明柱。木柱前有二个半圆形的石蹲,供人坐。东边的一个常被我乃(泾阳人称大妈)用来凉晒吃不完的干蒸馍,掰成小枣大小,晒干后,厨房用葱油一炒,是我辈孩子们极喜吃的饭食。西边石蹲前,我父亲和我们的家人照过多张照片,留下记忆。
上厅房极其宽敞,进入厅房,迎面是用四个整板屏风门拼成的一个木墙(距上厅房的后墙平行约1.5米)最上面悬挂着林森写的"遗德遗风"四大字的木制匾额,匾下掛着我祖母的遗像,孙中山先生给我父亲亲书的"博爱"横幅中堂挂在正中,两边挂有红木框内镶着铁件铸构的宋人山水人物,是我父喜爱之物,板墙前放着一红木长条桌,条桌两边各放着一大彩瓶,内装有裱好的字画和鸡毛掸子等。西侧房门外北挂着一德国制造的八音挂钟,是我父在民国初在北京购买的,因父亲会修钟表,数十年来一直走的正常。父亲去世时灵堂就设在这里,来往吊唁的人不断。
西厅房是我妈住的房间,南边支着一个极其考究的红木雕花并有透花架子的老式床,极其精美珍贵。是在北京拍卖行购得恭亲王府之物。床边有一楠木架子的大穿衣镜,西边墙中央放一楠木方桌配椅子,桌上放一友人送的弄璋之喜的银镜。北边支一床,我是在这间房出生的。时间是1944年农历2月12日下午之三时半多,记得如此精准,是小时候我的几个姐姐常对我说:一天中午吃过饭,听说新娘要生产,她们便挤在房子 北边的窗外看。忽然听到我的哭声,声很大,及见到我又黑又胖,谁知道愈长愈白了。我妈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平凡的人,人漂亮,聪明似演员,一生有许多传奇和故事,其一就是三年前的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先生了我兄启纶。我妈给我说过几次。你和你哥是同一天生的,一个是半夜三点,一个是下午三点。她记不清了,我说我知道。我妈说,怪了,你咋知道?我遂说了以上的话。二人相距三年,都生在同一天,是极罕见的事。命运相关且不必细说。同从极左重灾区走了过来,所幸学医均有所成。不过,兄偏于静,坚守医道,治病救人,著书立说,有著作录入《中国医药卫生学术文库》。我偏于动,又入书画之门耳!
东厅房为餐厅,中间放一核桃木的方桌,有一立柜,放餐具,有父亲专用的几双楠木、象牙筷子,放着二个好椅子,余则是板凳和长凳之类。家中人太多,很少一起吃饭,饿了在厨房用馍夹油泼辣子或咸菜,吃亦是快事。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已和家人不太一样,常傍晚和晚上吃一些他喜好的饭食。有一天中午饭后,父亲很高兴,和启纶在饭桌上摆起了象棋玩,我在旁边又不懂,只是见用象牙做的象棋,很好玩。玩几个他们又要重新摆在棋盘上。我父亲一边下棋,一边手里拿着一个湿毛巾,见有苍蝇飞近,二手一伸,左手一松,右手一抖,只听叭的一声,苍蝇便应声落地,不再害人了。我觉得很好玩,又好奇,闹着让我伯教我,我伯说,不能用此法打人,会很疼的。可能是搅了他们的棋局吧。我伯对启纶说,不下了,你今天下得好,赢了几盘。说完便转身回房去午休。我不明白,跟着伯问,你咋还下不过我哥?我伯说,男孩子给他一点自信,大了才有出息云云。
我伯的房子是在餐厅东边,墙上开了一个门,向东进去是一个大房子,北边放置一新式钢架床,偏古铜色(我启绩兄用的钢架床是湖兰色),床北有一小夹道,是我乃放东西的地方。房的东墙中开了一小门,内有一大夹道,放置一些生活用品,使房子不零乱。东墙门两侧,北放一组楠木柜,南放一老式雕花大衣柜,主要放我父亲的东西。房子南边有一木楼梯,可上二楼。此楼不住人,全放着我父亲的珍玩。楼梯西盘了一个土坑,坑上铺的比较讲究,冬天偶烧坑,常铺一虎皮褥子。老式格子窗内有木隔板,晚上一关,用木板插上,极安全,又隔声。西墙处放一极大的写字台,是新式样。。房子中间极宽敞,冬天放大青铜木炭盆取暖,夏天支一凳子,上放电风扇乘凉。有些常来较熟的客人亦在此接待,如张德枢、周伯敏、姚文卿、窦荫三、贾小候、温良儒等。他们年级都比我父亲小,对我父亲极尊重,来时也随便一些。窦荫三喜吃我家的炸酱面,若遇饭口,多以之待之。时过五十余年,一次我到窦家,窦叔还给我谈起和张希仲一次在我家吃面、喝酒的往事。张希仲是留学高级技术人员,是我父亲的部下。杨虎城将军主陕时欲办西安机器制造局,我父亲给介绍的几位高级技术人员之一。张德枢更是家中的常客,张德枢和余先父是靖国军时的老相识,关系之所以如此之融洽,是1931年时,张德枢开办的西北大饭店(在端履门东大街什字东北路口)遇到困难,请我父出资合股或收购,我父亲答曰,你有困难,我若如此,于情理不合,不是我办事之道,我可以帮你,遂出任总经理并携其三弟成叔帮办约一年余,扭转窘况,日见平和,旋完璧归赵,交由张德枢自理,其后二人合作一心,相得益彰,为西安地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贾小侯是留日学机械的,当时好像是任机器局局长,亦常来看我父亲,并喜逗我玩。有一次来,我便随之到我父亲房中,我父亲正给他在盖碗中放茶叶,他就急冲冲从包中拿出二个物件,对我说,快过来,我给你带了好东西。那是二个用黄铜旋的二个砣螺,用手一转便在写字台上转个不停,极好玩。我便要他教我咋玩。听我父亲对他说,你怎么用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小孩玩,他说是没用的料。我父亲说,你咋能给我说这话。当年我若得此一块小料,要当宝贝呢!其后他再来时,给我带的玩具都是买来的。其实我还是喜欢那小铜砣螺。王子藩逢年过节亦常来看我父亲,手里常提一叠点心盒子等礼品。一进厅房,就大声说,伯,我来看您来了。我知道他的点心装的少,不知是那时的习俗,还是他好面子,每次他把点心放到写字台后,我偷空就要拿起来摇一揺。我父亲只是笑笑。他忙说,济生,甭摇了,又出大哥的洋相。长大了,每当提到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时,我便想到这一幕。看来还是实在好,这也是人生的一种领悟吧。传我王大哥做生意,一次做了两个礼帽给我父亲,说让我父亲给他评评。我父亲看了看说,工艺还可以,就是料子不行。王大哥说便宜,我父亲郑重的给他说,不能图便宜,一定要货直价实。多年后常见到他,他多次都要给我说,"伯好""伯好"云云。还有一件记忆很深的是,我四、五岁时秋冬之季的一个傍晚,我到父亲房中去,走到房门口忽然看见房中吊的电灯晃来晃去,偶停又摆了起来。我有点害怕,忙说,伯,你看电灯咋动呢?我伯回头看说,不用害怕,那是地震,是西边很远的地方,这里不要紧。我不解,什么是地震?又问伯,伯说那是一种自然现象,地震的地方是很可怕的,损失很大,你长大了就会知道的。可能幼时有此经历吧。总之1965年邢台余震我在太原,1976年西安闹地震荒,我虽也准备,但心态平和优于常人。姚文卿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几无记忆,只知道他是泾阳人,极富而经商有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西安市政协在胜利饭店开会,我在会上材料组工作,知家父挚友李元鼎先生之子李伯循在会上,一中午饭后,我去他房中看望,房中两张床,李老兄在西床,进门后我说,伯循老兄,我来看望你,李兄见我年青,不屑地问到,你是谁?我说我是高又明之子。李兄急站起拉着我的手说,好,好。我在西高上学时常去你家,高伯对我很好,常嘱咐我好好学习,学好本领,报效国家。此时,东床上一老人起身对我说是先父的朋友,叫姚文卿。我忙说,姚叔你好,我失礼了,请原谅。姚老告诉我他家的地址,嘱我有空常来坐坐。因下午还要开会,我请二位老人保重身体,遂告辞了。其后我去姚叔家多次,姚叔对我很亲切,说话很随便。因我是晚辈,话题总是随姚老而转。姚叔家的房是明式建筑,小巧玲珑而古朴大方。北边似姚宪章住(姚宪章我亦结识,当和我同辈相交)。姚叔没有深说,我亦不便多问,谈及我父时,姚叔情致很好,他本来就看起来很年青,文质彬彬,像个学者,已八十余岁,却似六十一般,姚叔说我父极聪敏,善思,他们三十年代在武汉做生意,常须穿西服革履,他极不习惯,见我父如常,一日便问之,我父曰,你细看我的西裤,裤腰较宽,吊档略长,是定制时告诫裁缝参照中式裤腰之特点改制而成,故无不适也。姚叔随后试之,做了两条,果舒适合用耶!谈的多是字画,姚叔很喜欢。但收藏和品相均无法和我父相比,常到我家观玩。姚叔很得意地给我说,他可以在我父的藏品中随意挑选,拿回家里观玩。时间和多少均不限。总是看够了才送回,高兴时再去取。这是一般人不能够的。只有一次,他借了辋川图、兰瑛和四王的山水等近十幅回家看,并慎重的对我说,这都是极其珍贵的上上精品。一个星期后的一个傍晚,我父亲坐着周伯敏的汽车一同去他家,品茗之中,说伯敏近日有闲,想观玩几幅山水,你可先让他拿三四幅,若还要把玩,让伯敏看后给你送来云云。姚叔闲谈中,几次问我作画否?写字否?我纳纳不好回应,说偶涂鸦而未入门。一日,姚叔从里屋取出一幅画让我看,我一看是四王的路子,仿黄公望之山水,虽笔力略欠,但经营位置颇佳。连说好、好。姚叔说,不能说好,但能入法眼,已不俗了。告诉我这是他妹子画的。原来不会画,六七十以后才动笔,没几年就画成了。告诫我一定要动手、练字、画画,不要辜负了你父亲在字画收藏鉴赏上花费的心血。姚叔没有说是他的意思,还是和我父亲交往中我父亲常谈的愿望。总之,我的后半生是和书画结缘了。真乃是,梦中依稀见父面,今有故人传情怀。至1995年民革换届后,李尊贤任主任委员主持会务,一日和我交谈甚融。李说小的时候父亲曾多次领他去我家给老爷子叩头拜年。我借势说,若念此情,容我退休。李说我主会,已和几位领导交换意见,准备给你重新安排工作。我说我要专心研习国画和品鉴等,上班心不静。李沉思后对我说,你想好,你若真要退,我可以同意。我退休后,有许多朋友问我,李主委怎么能让你退?我回答说是我要求退休。李在符合政策的情况下,尊重了我的意见,我是感激他,而不是你说的那样。2001年,我小女结婚,尊贤兄为之主婚,席间和我启绩兄同桌,我启绩兄对尊贤说,我结婚是李伯主婚,今我侄女结婚,你又为之操劳,真是传三代交谊之佳话。我和尊贤兄一年难得见上二面,每见李兄总是面勉曰,你退休了好,民革是培养不出书画大家的,你今事业有成,继承家学,我很高兴。高伯当年就是藏界大鉴评家,你要好好努力。
餐厅南向西拐是由屏风门和厅房南墙构成的1.5米夹道。在南墙上开了一个门,门是向里开的。晚上一关和后院就隔绝了。出门向南便是后院,五间宽的大院子,西边有一用砖沏就的地下室,约二间房大。地下室上高出地面1米许,是用木板棚的地面,盖的砖瓦房,做饭的家人住在此。在地下室和厅房之间的西墙上开了一个小门,通向太平巷4号院,我称其为偏院。据我启绩哥讲,这里春秋二季常住一清痩小老头,是专门给父亲装裱修补字画的能手。院中没有厅房,主要房子是半地下室的小二楼,这儿曾经是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活动居住的地方。我三姐高莲英当年思想进步,关心国事,常和同学在此激扬文字,慷慨激昂,逢此先父总是着家人多蒸些白馍,炒几个菜,让他们吃好。说,没有好身体,怎么救国?我三姐1937年赴延安上抗大,后分配到中直卫生队工作。这亦是我父的一个挂念,常通过八办和邮局一刘姓职员(民生的干爸)捎寄去稀缺珍贵的医药用品等。一日三姐捎来家书云,她在那里很好,将父亲和家里情况向组织详细禀报,经过上边组织调查研究,给她的结论是父亲思想进步,为人正派,是开明绅士,她因之也得到组织的信任等。我父亲的确是很开明的,我家在周至县有一顷多土地,解放前两年我父亲就主动地给他们减了租,刚一解放就将这块土地交给当地农会接受了。樊创基是地下党员,常在此居住,和家人很熟,如同自家一般。先父曾带他去见张继等达官及景梅九等诸先贤,宣传统一战线和抗日主张,资助樊创办《沙河》杂志等进步刊物(不知何故只办了三期).1985年民革考察到重庆后,直回西安,我向带队翁秘书长请假二天,去成都看望樊创基(时任通信学院党委书记)。及见到樊,已是饱经沧桑的老人,眼神不太好,似有白内障,知我是高又明之子时,兴奋激动,脸上泛出了红光。樊留我吃饭,取出了贮存多年的西凤酒。谈了很多,说我父亲当年对他们的保护、支持和资助,真是了不起。说在高家的生活,记忆犹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一帮西安老友聚会,亦常谈到高家,很感激你父亲,尤其是你父亲着家人给我们做的酱渣,真好吃。人民日报社的老李说,再要能吃上一口高家做的酱渣,就太好了。考,酱渣者,乃以潼关酱芛和大肉各半为主料切成极细的渣,配以葱姜,做先倒上清油,烧热后炸上几段秦椒,倒入主付料,急炒,出锅前用少许醋激一下即可。吃时或就稀饭或夹在热馍头中,清脆可口,馍中渗入一层薄薄的红油极美。回味微甘,肉香之中略带一酱香味,真比肯德基强多了。相传,我家还有一种吃食,于公右任爱吃,我乃(大妈)会做。曰羊肝夹馍。用羊肝去筋切碎成细末配以发好的绿豆粉丝,炒时用清油炸几段秦椒,视喜辣的程度而定,须加点水焖一下。这是一个关键要掌握火候,出锅时要下一把香菜翻炒出锅。吃时配以烙好的小"白吉饼",饼的内外均有羊肝粉丝承入盘中,香菜取掉了膻味,唯鲜香耳。入口软嫩滑溜筯,就是当今亦是健美美食。五十年代我妈做过,唯羊肝以猪肝代之。我辈曰好。我妈说,不行,还是你乃做的好。
告别樊创基时,他告诉我他现在是顾问,名为仲黎,很想回西安看看,我亦表示欢迎他来。谁知这是和樊老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我称樊老为老兄,绝不是托大。席间樊老的一个儿子回来了,见我坐在上席,他父亲坐在对面,我较年青,他又不认识,草草和我打了招呼,便盛饭坐在桌上吃了起来。樊老很不高兴。对他说,来了客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忙说招呼过了。樊老继续说,这是很重要的客人,是西安木头市高家,你高姨的弟弟。孩子已二十出头,站了起来给我深深鞠了个躬,算是重新过礼。现在书之仍觉得家庭的教育就是好。此子谦虚谨慎,稳重大方,匆匆一别,再未见过。想当今定当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了。
后院的地下室似作用不大,冬天放萝卜白菜,夏天放一二十个西瓜。每当春夏之际,父亲着人把地下室打扫后用担笼装上石灰,顺墙角洒上几遍,盛夏时下午,偶下去乘凉。地下室装有电灯,放一躺椅和小方桌,父亲下去乘凉时常沏上一壶茶,带上他写的文章、碑帖画册之类消遣。我父亲有好几个放大镜,大的小的,有时候还要用放大镜看来看去,我下去玩,时间不长就要叫我上去。一次见父亲看一画册,红红绿绿,很好看。叫我上去,我还爬在桌上看着玩,父亲便起身拉着我的手,把我送了上来,说不是不叫你看,是这地方凉,夏天人的毛孔开了,大人呆长了也不好,小孩子要是凉了入筋骨是一辈子的大事。至今我虽有空调,一年难得开两次,用风扇亦不对人吹,非图省,而为应天时也。
后院厅房房檐下的台阶上放着一碾槽,如中药房碾药的碾子。我们家当时吃饭的人多且多喜吃油波辣子,所以一个月总要碾上四五回辣子。我曾试过很沉,我推不动。可是家人碾时却很轻松。他们不用手推而是坐在凳子上,用脚一曲一伸,碾子便在碾槽中滚动起来。有时还哼着小曲,蛮得意的样子。我从心里羡慕他们。有时坐个小凳子看他们碾。一次父亲到后院,见我坐在那里看碾辣子,便停住了脚步。我忙跑到身边,父亲问我,你会碾不?我不好意思的揺揺头。父亲说,这是劳动,有一定的技巧,他们靠劳动养家糊口,很不容易,你长大了,一定要尊重劳动,对他们好一些。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这是我父亲常常教育我辈的一种理念。回忆六十余年的生活历程,忆起少年、青年时成长的经历,这一理念对我受益大矣!
后院东边是一高一米约四平方米的一井台,上有一口井。家人多以此井水饮用生活。天干旱时,偶买西门甜水井送来的清水调剂。由水井台向南是厨房(约两间),向西拐是放粮食、煤、柴火的柴房,共有三四间,再向西到了后院的西南角,是二间厕所,在厕所的后墙上有一小门,开门向南是极大的一个后花园,直与碑林博物馆一墙之隔。我记忆中是比较荒芜的园子。不知当年空置与此的用意是什么?是想复制柏氏花园水榭亭于此间,还是什么,我不得而知?联想铁路西进时先父在道北处购置多处地产,终也未能派上用场。盖因社会发展,人力有限使然。后花园中种有葱及青菜之属,西边中间处有一米高的用围墙围的猪圈,常有一二头猪,为剩饭剩菜不至浪费耳。杀猪时常着人给老友柏筱余、李仲三、景梅九等送一二吊肉尝鲜,并时用当年之新麦礳些面给他们送去共享吃新麦之乐。先父之为人,以此亦可鉴也!我的父亲和蔼慈祥,一生谨慎不张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无所不能的老人。记得父亲晚年有眼疾,常自己在写字台上自己烧制蒸馏水,用天平精确地称好一种白色的粉末(后来我才知道是硼酸,治沙眼用的)配制成的药水,身边放一大白搪瓷盘子,用专用的洗眼杯子(似葡萄酒杯,口为椭圆状)洗眼睛。每做此工作时那一心专注的神情,旁若无人的情态,常使我感到敬畏,在一旁注视着而不敢打扰他。每次洗完眼后,又是一丝不苟的收拾完好。我长大后常听人言,我父亲是西北军械第一人,就每想起这一幕。后看辛亥资料知广州、武汉等均有试制炸药失事伤及同志或因试制失败引爆而暴露,不得不提早起义而失败,唯陕西未所闻也。皆与先父之机敏、善学、认真、不畏难有极大关系。
父亲1951年离我而去。1954年我家众人去墓地拜祭,记得我是坐马车去的。车出南门快到韦曲的坡顶处停了下来,我随兄姐走了一段村边小路,便到了北里王村傍我父亲的墓地。我虽年少,但随众祭父,如父在。一路少语,神情是肃穆的。墓地边种的柏树已逾人高,家人在墓碑前上了好多点心、蔬果,我们叩头、烧纸后,长兄启绩让家人将点心、蔬果包了几个大包,分送给村人,所剩不多对我们说,谁饿了,就先吃一点。我不喜食,就在墓地转悠,启绩兄遂走到我跟前,问我看啥呢?并指着一种野草问我认识不?我说不知道。他遂告诉我,那是刺荆,牛很爱吃。我说,草上全是刺,牛吃它干啥?启绩兄讲,牛吃刺荆是为扎呢,人吃辣子图辣呢!
回家未几日,我母亲就和我外婆及我们子女五人搬到了西隔壁的东木头市23号院,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光阴似箭,时光如梭,忆往事如同昨日。初搬23号院时,因原为西藏办事处用过,还有一手揺电话,我们玩之,须通过由市话局接线员问接某处才能接通,而今已是家家有电话,人人有手机。社会进步如斯,唯高家大院仍依稀可见,所变化者是经公私合营后自住房多改变为二层,启纶兄在前院西厦房北墙开一门,悬壶济世为国医。我利用临街之便,妻子田玉琴开了公益书店,长安名家宫葆诚先生为之书匾,二十余年如一日,经营中小学生辅导书,深得社会好评。她本人也曾任西安市出版协会理事、碑林区政协委员,多次评为市区"三八红旗手"。现为碑林区妇委会执委。余常思之,一个农家女,从未见过老公公,却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余先父的人品、人格魅力实可鉴也!一年春节,我在书店门上写一联曰,一心为公,好事流传千古;天下得益,好书传遍九洲。写好后,退两步看一下,偶觉身后有人状,忙转身,见我启绩兄笑对我曰,好,字好,联也好,人就是要做好事,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要学而习之。
附:东木头市19号院似不是正规的院子,我的感觉是为安排杜纯文而设,门房是间半宽。杜纯文开了个小杂货铺兼茶水房,在门房后墙的东边有一小门,通过一个狭长的道子才有一个二门,进去向西一拐才是19号院(应是在20号院后西墙与高家院后院东南墙为邻)。院内曾住为高家修缮房屋的工头徐大德和我妹奶妈之子一家等。其有困难时,便于照顾接济耳。公私合营后房地局将20号的院门移在临街处。门房便窄了仍在而成现状。杜纯文曾为我父做过饭,三十年代,我父为之娶妻,并安置在19号生活。我称之为杜哥,其人老实,心仁厚,活到八十年代。76年防地震时,一天早上,我起来在门口,看到他妻女在街对面的防震棚欲扶他回家,极为不便,我忙跑上前去,说,杜哥,来让我背你过去。他极不忍,最终还是我强把他背过马路至家中。他拉着我的手想说什么,又像欲哭状。我安慰他说,杜哥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享享福。杜哥之子女众,亲与不亲,相处甚融,服务社会,多有成。于2007年8月30日子夜成稿
此文未写成时,不知可用否?置之于今,盖因所忆者众,所记者少,文拙之故也。今又翻出,思忆如昨,现补记二三事如下:1963年秋,我与当日之女友在解放路闲游,她提出曰,她大嫂在杨子廉家帮厨,想去看一下。我不知是她想看她大嫂,还是她大嫂想见我,我还是和她一起去了杨家。记得在日照新村,进大门后又有一圆门,进去院子不大,两边有厦房,直上是半地下室,上盖的厅房,须上六七个台阶。她大嫂正给小饭桌上上饭菜,说马上收拾好,便去厦房说话。正此时,杨老从内室出来,见有生人,大嫂介绍说是她妹子前来看她。杨老看着我说?quot;你好像不是她那里人?"我回答说:"我姓高,家在东木头市住"。杨老沉思状,望着我说:"高又明,高家,如果是,应该是你的爷爷,还是…?"我忙说:"高又明是我父亲"。杨老很高兴地让我坐在他身边的小板凳上,对我说:"我常去你家,见过又明老兄的几个孩子,当时都很小,现在长的这么大了,很好,很好。"说着就用手掰了一个白面馒头,夹上菜,让我吃。我说:"杨伯,我吃过饭了,不饿"。杨伯说:"我和你父亲是老朋友,你不要客气"。我说:"杨伯,你先吃,饭菜都凉了"。杨伯兴致不减,继续说,你父亲待人很好,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辛亥革命贡献很大。孙中山对你父亲都很器重,中华革命党成立,宋相臣回陕,孙中山亲自叮嘱他,一定要和高又明联系,以解西北革命军火无援之困…… 我一再请求杨伯用饭,杨伯总是让我吃馍,我只好恭敬从命。杨伯看着我吃,说着,笑着,很得意。看我吃完了一个馍,叫我再吃,并说:"娃呀,多吃几个"。我说,我确实吃过饭了。你老吃吧。杨伯说:"那好,你看他们还有啥事?"我遂起身告辞。杨伯说:"你有空常来!"我深深地给杨伯鞠了个躬说:"你老多保重!"我女友(1967年和我结婚至今)的大嫂将我们送到门口。其后因为生活和政治运动,我再也没有去看杨伯(当时请人吃一个白馍胜过现在请人吃千元大餐,是现今80后甚至60后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其二,同年冬,我和学友王春民去赵鹏九家,因王民和赵老之子安子极熟常去。那是一个晚上,到赵家,见赵老正挥毫写字。记得是写隶书大字。见有人来,便停了笔,对民说:"你,我知道,他我没有见过"。民说:"他是我同学,东木头市高家,高又明之子"。赵老说:"高又明,我知道,是辛亥人物,人很高,有学问,比我早多了,我和他三弟高成叔比较熟等"。并问了我一些情况我一一作答后说:"赵老你写吧!不要影响你的情?quot;。赵老说:"我是练练笔,养养性,不要紧"。那时的人讲功力,讲法度,我思赵老的字比现时很多名书法家要好许多。赵老家有一书柜,书很多,最引我入目者是一系列陕西文史资料。其后托民借过几次,看过后,受益匪浅。其三,1986年前后,在省政协礼堂开座谈会,我有幸被邀参加,正找位子入座,身前有一手臂挡住去路。我忙止步,见一老太太问我:"你得是东木头市高家的?"我急答:"是,你是?"老太太曰:"我是李仲三的夫人"。我说:"李妈你好!"李妈对我说:"周梵伯你认识不?你应该把他叫兄长"。我说:"知道"。李妈又问我:"还记得尊贤不?"我说:"记得,就是没有联?quot;。李妈告诫我,你们年龄相近,小时候常在一起玩,他现在渭南工作,你们要常联系,互相帮助云云。我答曰,一定,一定。以上所记,似与高家大院相关,而又不太相连,不入正文,姑且记之。
人生第一悲事,是幼年丧父之痛。我的回忆却无悲之极,痛之切的情节。这是我想到先父生前之沉静,临终前的安然。这是年逾花甲的我的幸运。品味人生,有如斯之品味,方可有一定的品位。我过早的失去了父亲,我的父亲包括父亲的朋友,仍关注着我的一生。由工人到中医师,由国家干部成为国画家,我感恩父亲。是父亲在弥留之际,用最后的心力叮嘱我,"学习,接受教育,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2008年5月8日夜观上文之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