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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记得,因为捉迷藏,我要藏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于是,翻过一道矮墙,掉进了一户人家的茅坑里。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我的狼狈。明亮的月光,晃动着我扭曲的影子。我拼命地跑,跳进曲峪河里,赤裸着,用河水冲刷衣服和鞋上的污粪。好在,那是夏天。 第二天,伙伴们诧异地问我:昨晚你藏在哪儿了,害得我们到处找?我挤挤眼回答:保密。 游戏,要依附一个载体,于是,儿童的躯体,就充当了游戏的广场。游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打开身体的枝节,享受谷苗拔节一般的快感。滚铁环,斗蛐蛐,摔四角,捉迷藏,压摞摞,顶牛,踢瓦,打尜,跳崖,上树……那些游戏,像整装待发的碾压机,一声令下,轰隆轰隆,驶向我们体内疏松的土壤。那时,我们把捉迷藏叫藏猫猫,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藏起来,让黑暗吞没。更多的孩子,像捉俘虏一样四处搜寻。相对而言,扮演俘虏的角色更具诱惑。压摞摞,是夏天的游戏项目。我们从老远的地方一起蹦上麦草垛,翻跟头,打滚,叠罗汉似的一个压着一个。柔软的麦草,丝毫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伤害。 冬天里有个游戏:挤热窝。这是排除寒冷的方法。乡下,很少有抵御寒冷的衣物。除了土炕,寒冷随时随地都会袭击我们的身体。但我们不满足土炕那样窄小的空间,就到房檐下拥挤身体。土墙是一面巨大的遮挡,几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缩小自己的身体,相互碰撞。如此,可以产生热量。 那时,城里的孩子弹玻璃球,我们弹杏核。趴在地上,用中指把杏核弹进一个个预定好的土坑。那样的过程,类似于现在打高尔夫球的运动。城里的孩子玩拍画片,我们玩摔四角。四角,用纸来叠。废纸用完了,就用报纸,或者用课本的书页。往往是,书还没读完,课本已经撕完了。撕课本,是一个冒险的行为。要是被家长或者老师发现了,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 吸吸鼻子,我嗅到醇厚的泥土味。譬如踢瓦,打尜,还有上树。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捡拾到残碎的瓦块,用树枝在地上画几条线,形成格子,一只腿弯起来,一只脚把瓦块踢进一个个格子里。折下一截树枝,用刀子切成手指长。两头尖,中间大。我们把那东西叫“尜”。地上挖个渠槽,用一片窄薄的木板支着尜,木棍一点击木板,尜就跳起来,用棍子击出老远。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白天,大人不许我们爬树。可是,大人禁止的,却是我们向往的。要是有月光,树就沉寂在安详中。我们溜出家门,相约着爬树。谁爬得高,谁就赢了。 父辈的血液中,循环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日复一日的劳作,将他们变得跟泥土里的植物一样,并不在意生长的过程,只是满足收获的喜悦。我们孩子就不能承受这种单调。离开了游戏,一个人很难拥有完整的童年。是游戏,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生长过程,填满了快乐。游戏,是对身体的解放,能够挽救不够安分的灵魂。 偶尔,也看到现在的孩子玩游戏。那些游戏,被装在游戏机和电脑里。仿佛,游戏的主体是影像里的人或动物,而孩子,成为游戏的客体。游戏的道具,演变为孩子们的手指和大脑。关于游戏的定义,是要重新解释么? 扭曲的游戏,让我皱眉。所以,我的思维,不由自主地回到我们经历过的游戏。 我想说一种鹐仗的游戏。因为,它曾承受过一个伙伴心灵的疼痛。记忆的碎片里,他的头发凌乱着,一如坟地里的荒草。他的肤色,离开游戏的滋养,像冬天蜡黄的萝卜。 鹐,本意是尖嘴的鸟啄食。所谓鹐仗,是用双手扳起右脚(一般是右脚)盘在左膝上,左腿站地,右膝盖形成鸟嘴攻击对方。这种游戏是男孩子的专利。一群孩子,分成数目对等的两组,相互对鹐,一方全部倒下,另一方才能取胜。成长着,就到了少年。精力过剩,时间充裕,又学不会静静地思考,就盘起腿鹐仗。街巷里、教室外、操场上、台阶下,到处都是鹐仗的战场。老师、家长们并不干涉。他们眯着眼,蹲着观看,就是自己的孩子被鹐倒,他们也不去扶起来。 “娃娃要长大,绊个七八下。”乡下人自然有他们的逻辑。 虎顺,个儿低矮,精瘦麻利,是鹐仗的高手。他起跑的速度,攻击的力度,跳跃的高度,我们无人能及。蓄势时,他猫着腰,眯着眼,绷紧嘴唇。他的绝招是“挑”,冲过去,膝盖顶在对方的盘腿下向上一挑,对方仰面朝天倒下。他的膝盖骨尖硬,钢铁一般。大多时侯,对手见他腰一猫,眼一眯,便被摘了胆子。 在儿童的世界里,虎顺有资格胜任领袖的角色。可是他,却总是回避。他不喜欢说话,不习惯发号施令。麦收后,邻村周堡的孩子们率先亮剑,要和我们在两村的地畔进行一场鹐仗决赛。两村的地盘相隔着曲峪河。平时,周堡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捕捉河水里的鱼儿、蝌蚪、青蛙、螃蟹……可是那天,我们必须为荣誉而战斗。烫热的阳光里,双方相约推举一名“领袖”商谈比赛的规则。我们村推举虎顺,可他羞红了脸死活不干。退缩,不由自主的退缩。天良瞪一眼虎顺,胸脯一拍,如同长坂坡上的猛张飞一样大吼一声,腾跃起身子,跨过了曲峪河。在经过一个谈判的仪式后,决斗开始。没有什么恩怨,只是为了荣誉,为了打破庸常的秩序。一声哨响,激战开始。这是一场关乎着村子荣誉的战斗,自然无人懈怠。激战中,双方不断有人呻吟倒地。最后,我村只剩下天良一个,无法抵挡周堡四五个人的围攻。我们村输了。环顾左右,不见了虎顺的影子。有人目击,虎顺在击倒周堡一个孩子后,见那个孩子倒在麦茬上鼻子流血,便仓惶逃跑了。“叛徒!”我们咬牙切齿。如果虎顺坚持到底,胜利无疑是我们的。 孤独和沉默,从此成为虎顺成长的主题。游戏,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却能影响我们的成长,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是要用代价偿还的。天良以领袖自居,命令我们朝他吐唾沫,把他清除出游戏的行列。在唾沫星子里,他总是垂下头,穿梭在往返学校和拔猪草的路上。这是一种精神的惩罚。他的头颅,被过多的忧郁囚禁着,像沉甸甸的谷穗。我想,他心里一定很苦。但是,可怜,同情,只能藏掖在心里。相比较,集体的荣誉更为重要。拒绝他,就是捍卫这种荣誉。十年后,恢复了高考,虎顺被西北大学录取了。昔日的伙伴这才意识到他们犯过一个幼稚的错误,哪有脸面去送别他。他呢,也就没有回头,默默地走出了村口。 由于天性的原因,女孩子和男孩子玩的游戏不同。男孩子玩的时候,女孩子有时围着看,她们羡慕男孩子的玩具,比如木头手枪。一群女孩子,尾追在男孩的身后叫哥哥。无非,她们想摸摸那把枪。女孩子喜欢蝴蝶、蜜蜂、蜻蜓这些轻盈的昆虫。因此,她们的游戏,是荡秋千,踢毽子,跳皮筋,丢手绢,滚沙包,抓蛋儿。那些游戏的道具,伴着目光的眩晕,跳跃,旋转,宛如日本童谣《问雪》里的句子“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女孩子的玩法,男孩子不屑一顾。可是我,却有一段和女孩儿抓蛋儿的经历。现在回味,心里还有点痒痒。 蛋儿,是把溜圆的石子用一块花布裹起来,裁制成袋。有时,找不到溜圆的石子,就用瓦渣、烂瓷缸片等磨制。还有的用杏核、桃核替代。玩的时间长了,果核光滑发亮。玩法是,蛋儿摆在地上,念一抓一,念二抓二,依次类推。抓时不能撞动其它蛋儿,也不能多抓或少抓。 蛋儿的上抛和下落,具备着某种诱惑,我不自觉地加入了女孩子游戏的阵营。女孩子玩输了,不像男孩子用中指弹额头,而是用食指在脸上羞。我十二岁了,刚刚告别了两小无猜的年龄。羞女娃或被女娃羞,会让心灵凝固在一个模糊的想象中。 男孩子的游戏,没有口歌的伴奏。而女孩子,一边抓蛋儿,一边念抓蛋歌。那口歌,完整的版本是这样的: 三字组合成句,带有古典的气息,像是聆听宗教的音乐。口歌,是以方言为基础的。没有方言的铺垫,很难进入其中的境界。那首口歌中的“咱”即我,“摩”是一,“大”是七。从一抓到七,按规则抓完。可我总是笨脚笨手,不是速度慢,就是抓时撞动了其它蛋儿。我盼着让女娃娃用手指羞。莫名其妙的,她们就抱在一块傻笑。 我擅长念口歌,节奏和韵律也许都有味儿,很招女孩子喜欢。她们抓蛋儿时,让我念口歌。那天,我念完口歌,一个叫芳芳的女孩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口。霎那间,时间凝滞在无比美妙的感觉中。芳芳留下的唾沫像一团火焰,让我的脸颊火烧火燎。芳芳尖细的鼻梁上方,镶着两颗明珠,映出我尴尬的样子。 女孩子来劲了,把我和芳芳往一块推,拍手唱道:“两口儿,亲嘴嘴。亲嘴嘴,倒沫沫……” “倒沫沫”是不停地咽唾沫。它是性饥渴的外在表现。这意思我成人后才明白。可那时的女孩儿怎么知道呢? 芳芳忽然捂着脸哭着跑了。她的背影在风中摇晃。她为什么要哭?我迷惘着。以后,只要我在场,秀秀就不来玩抓蛋儿了。自然,我自觉地退出了女孩们的圈子。然而,那个初吻,却像一颗幸福的种子,播种在我的心田。但是,它缺少水肥和阳光(总是阴郁的日子),终于枯萎。二十岁时,秀秀出嫁到王寨。出嫁前一天,我正给麦地拉粪,她等在村口,见我拉着粪车过来,她有点伤感地说:“你再给我念一遍抓蛋歌好吗?” 时光不会回复,我没有心境念诵那首口歌了。于是,就低垂着头。乡村的风中,残留着芳芳曾经遗留在我脸上的唾沫的清香。一种韵律,只能在回忆里缓缓流淌。 和游戏的告别,预示着身体发育的成熟。一个个游戏,凝固成梦。然而,总有些无法抹去的细节,潜伏在心灵的底部。曾见过一张题为《黄土欢歌》的图片,想起了这样一幅画面:光秃秃的黄土坎上,没有一棵草,只有一棵歪脖子的桑树。男孩子脱掉上衣,挂在桑树的枝上,然后闭上眼,鸟一般张开双臂。这样跳下去,会有种飞翔的感觉。随着一声“跳”,孩子们一起向土坎下跳去…… 那个游戏的名字叫跳崖。之所以铭记它,是因为,在一次跳崖时,我扭伤了脚腕,好多日子没有去学校。所有关于游戏的记忆里,唯有那次,让我感到了疼痛。 (载《鸭绿江》2009年10月下半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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