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散文：世纪伟大的探险家人生

陕西西安张昆

世纪伟大的探险家人生

   张 昆

      这个人，本世纪最伟大的探险家——刘玉田。十几年前，我曾有幸目睹了他的风采，那时他沿万里长城踽踽独行来到了长城边上我的家乡，稍作停留后像光像电像电流星一样倏然远去了。那时他肤色黝黑，眼睛闪亮，牙齿洁白，额头宽广。那时他刚刚卸下身上背的四十斤水和日常用品，用粗糙的毛巾浸着凉水擦去了脸上的灰尘。那时他突然感到一股难以言状的轻松，在我家乡的大街上步履如飞，神清气爽。我满怀好奇，试图从他那双脚上看出可以跨越千山涉万水的秘密所在，但他脚上并没有风火轮，是一双普普通通的运动鞋，这是他换过的不知第多少双鞋了。但我总觉得这鞋运动起来必有风的运送，有神秘力量的抬升。神奇的不光是鞋子，还有一支笔。夜晚，他住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灼灼的灯光下，那支笔似乎也在熠熠发光，它在笔记本上“沙沙沙”地做着另一种远行，它直拗地行进着，看似简单重复，实则变幻无穷，它描绘的是一本《长城漫记》的蓝图。在他身边，就在他不远的地方，似乎有一台巨大的能量传送机，体力和脑力就源源不断的传送给他，使他成为超人。其实他是需要食物的，他在我父亲的电热杯里盛上水，洒上盐，用他长期佩带的刀子将一块豆腐切成片儿放在水里“扑嗵扑嗵”地煮着吃。这时他冷峻的表情似乎有所改变，面部结实的肌肉上露出温情来。
       厌倦，或许是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极大厌倦才促使人突破藩篱，创造奇迹。是伟大的厌倦感铸就了这个远行者的丰碑吗？这个乌鲁木齐铁路宣传部的小小宣传干事突然之间看透了那涂脂抹粉的宣传大业了吗？一个平凡而渺小的吹鼓手，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下角料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萌生了高远而超拔的梦想？如果这个突发性的事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那就必须基于下述事实：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在心灵深处都有种种神奇、不同凡俗的精神富矿，只是没有发现、开采和利用罢了。那么厌倦是什么？厌倦就是促使人发现、开采和利用这些富矿的催化剂。
       当刘雨田情有所感，心有所悟的时候，“没事偷着乐”的无聊的“好日子”的基石已经开始动摇了。这个在琐碎的工作中辛勤如蜜蜂，认真的如螺丝钉的人突然生出一种奇异诡谲的怪癖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赤着脚板，迎着习习凉风在大街小巷像野羊和麋鹿般地奔跑、跳跃，这异常的举止使晚归的行人感到骇怕。他渴望冬天，渴望严寒，冬日的雪地上，他身着短衣短裤狂奔乱舞，成为大地的精灵。某一天，他在自己家的露天阳台上铺上了一层薄薄的褥子。细心的妻子惊问其故，他说他从这一天起就要在阳台上睡觉了。气温到了零下28℃，妻子为阻止丈夫继续睡阳台，就在上面泼了一盆水，但一盆水岂能浇灭丈夫如火的执着？苏格拉底曾以幽默对抗过悍妻的一盆水，刘雨田则以漠然的执拗对抗了贤妻的一盆水，他照睡不误。无论悍妻还是贤妻，对于一个真正优秀的男人，她们永远是茫然无知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而在四平八稳中生活的刘雨田却是在自讨苦吃，他的目的不是替天行道，而是以人抗天。他以极端的方式锻炼耐久力，锻炼与天对抗的能力。一个记者记下了他的决不轻松的逸闻：炎夏时节，他有意在骄阳下炙烤自己，有一次差点晒晕了，一进门就倒在地下；他父母的家离他的家有十几公里，他每次回家绝不乘车，有一次步行到家已是凌晨两点。他的贤妻说：“省那几毛钱干啥？坐车多快。”他只笑不答，他把梦想深藏在心里，然后享受着梦想的甜蜜和残酷锻炼后的充实。沉默中的愉快如暗夜的野火，孤独而又热烈。国家保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拥有不能告诉亲人的机密，他们战战惊惊地坚守着，坚守着一种恐惧，而刘雨田却坚守着一种巨大的喜悦，他的心灵不是为纪律所束缚，而是倾听着冥冥之中旷野的呼唤，倾听着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胜利号角的长鸣，他的心灵所承受的是自由选择所带来的一切荣誉、尊严、耻辱和灾难。
       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做好了一切准备，冰封了五年的私人秘密像国家解密档案一样向妻子公开了。妻子无话可说，她抱着不可挽回的绝望和但愿丈夫能活着回来的希望目送刘雨田远去。那是1984年5月18日，十几年探险生涯的起点。那一年，刘雨田42岁，42岁的他脱去了铁路工作服，换上了轻装便服，开始了人生的旅程，这个旅程比长城更长。
       探险的路不是用心捉摸出来的，更不是用嘴吹出来的，而是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靠得是踏破铁鞋的钢脚板去碰撞坚硬的大地，去涉过冰冷的河流。我想起了一篇名为《冒险家》的文章，说的是两个好友拟定徒步从居庸关到大同这一段长城，虽不是长城全段，但也算是精神可嘉了。他们在行前做了大量的精心的准备，害怕迷失方向，买了罗盘，为了预防雷击，买了小收音机，因是野外活动，买了帐篷。他们整天谈论着将要面临的危险：滚石、溺水、遇强盗、中暑、崴脚、肚子疼、蚊子叮、马蜂蜇、毒蛇咬。他们翻阅了《冒险图鉴》，以便了解各种应急措施，他们查阅了古人描写长城的诗，以便为行程增加一些诗意。他们把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都细致地向他们的女人做了描绘，以便在他们的女人心里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于是他们的行程屡屡被两位巧用心计的女人所拖延，到最后两个朋友中的一个出了车祸，住进医院，冒险的雄伟计划终于宣告破产。以后他们都过着安逸的生活，再没有去冒险，但却时时“想念长城”。我体会到一场悲剧因为懦弱和无聊而转变为闹剧的荒唐。
       在这个电视剧成了拉家长，相声成了调情戏弄，文学成了休闲的枕头的时代，在这个无限制消解崇高和尊严，颂扬吃喝拉撒，崇拜金银财宝的时代，有谁还愿为充满悲怆色彩的苦行施以深深的注目礼所以刘雨田注定是一位孤独的英雄。
       宣传，强化的宣传是一个虚伪的时代的表征。兵马末动，粮草先行，事情末办，先搞宣传，于是吹牛、撒谎、卖弄、夸张、炒作，小的成了大的、假的成了真的，死的成了活的。搞了多年宣传工作的刘雨田却不明白宣传比事情本身更重要。他整理了衣冠，不事夸张，默默无声地远行了，带着四十斤的水和一些干粮，带着忍受痛苦的平静的准备，带着壮士一去必复还的决心，走向了不可知的境地。
       与此相反，红极一时的“飞黄”英雄柯受良在飞越黄河之前已经成功地利用媒体连篇累牍的炒作为自己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他每天在凤凰卫视的黄金时间亮相，不停地表态，不停地诉说他必胜的信心。在正式“飞黄”之前，他搞了声势浩大的几次试飞活动，并以“爱国”、“渴望香港回归”、“支持希望工程”等既时髦而又合乎时宜的词令取悦了大陆的各个阶层，并由此一步步点燃了人们的情绪。然而他惊人的一飞的背后却是惊人的巨资的支撑，新华社的权威报道说他仅筹备两年飞越活动就需160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冒险：日本三菱公司的高级跑车，铺设好的跑道，准确无误的测算，企业赞助的巨额资金，保险公司的巨额保险，五星级酒店的款待，山珍海味的酬劳……只需油门一发动，方向盘掌握好，装着飞机油的汽车轻轻一纵，一个神话就会诞生。如果说这也算是创举，那么稍后的朱朝辉的摩托车“飞黄”则成为邯郸学步，显示的仍然只是机器的良好性能、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煤体的炒作技巧。接下来闹得沸沸扬扬的西安潘氏父子和山东方舟集团的36名“勇士”的骑自行车“飞黄”，终于开始走向了滑稽，而且弄虚作假的手段更为精到，朱朝辉摩托车的时速120公里才飞出43米，而方舟集团则吹嘘说他们骑自行车试飞已经飞出了46米。至此，人们终于明白，吹牛的胆量比冒险的胆量更重要。
       刘雨田第二次到达我家乡的时候，他已完成了徒步万里长城的壮举，艰苦卓绝的远行使他的面部发生了巨变，我们几乎认不出这个人了，但他的声音仍然铿锵有力，他说：“我终于活着见到了你们。”是的，他仍然活着，他没有被毒蛇咬死，没有被野狼叨走，没有被巨壑吞没，他首次品尝了九死一生的滋味，从而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只有死过的人才能理解生。
      长城之旅不但不是生命的终结，反而是探险生命的开始。在苦难中涅槃的灵魂仿佛寻找到某种精神的皈依，于是那一双长满老茧的脚板继续走下去，走完了丝绸之路，穿越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攀登了天山、昆仑山、珠穆朗玛峰、大青山……
       就在完成长城之旅的第二年，疲惫的身躯刚刚得以休整，恶梦也刚刚苏醒，刘雨田又一次开始了更加沉迷的梦游。他筹资买了几峰骆驼，从新疆于阗出发，打算穿越“死亡之海”。这是以生命作为赌注的游戏，他不是不知道这个永远没有人能走出去的塔克拉玛干遍布着探险者的干尸，他过于直拗，也过于自信了，他小瞧了正午那地表86摄氏度的高温，小瞧了夜晚彻骨的寒冷。他进入的第三天就已弹尽粮绝，迷失了方向，他昏迷了八天八夜，要不是意外地被牧人救起，他也将成为另一具无人辨认的干尸永远躺卧在死寂无声的沙漠的腹地。然而刘雨田对死亡已司空见惯了，他的心里防线并未因此而冲垮，因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几个月之后，他带着还没有恢复的创痛，终于成功地穿越了“死亡之海”，这一次他没有被烤焦，没有被冻死、饿死，也没有被风沙掩埋。奇迹创造了，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刘雨田好像萌生了对“死亡”的刻骨仇恨，在十年内他以一种可怕的疯狂报复了“死亡”，他又有四次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于是，即使是所谓的“冒险家”也会称他为疯子，他们不明白他到底是在干什么，这好像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冒险了。“侥幸”地穿越了“死亡之海”，本来就拥有了胜利的喜悦，拥有了轰动效应和新闻价值，按理说他只需躺在“世界记录”的高枕上享受赞誉，然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穿越”着，继续着他那生死系于一线的危险游戏，那么一旦马失前蹄他是否将毁掉一世英名？形而下的思维永远不能解释这种伟大的怪癖，正如用牛顿的物理学永远不能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为了伟大的梦想，刘雨田终于含泪离开了妻子，离开了孩子，就像乔达摩·悉达多离开了妻子耶输陀罗和儿子罗睺罗，就像托尔斯泰80高龄离开了妻子安娜而出走，刘雨田也从精神上远离了日常生活，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行者”。那么他在寻找什么？他“上穷碧落下黄泉”是为了归宿还是为了意义?或许这无尽的远行就是他的宿命？他喜爱一身素装，那飘飘白衫上没有像柯受良的衣服上掉价地写上“纯净活水”“小黑子”的字样；他木讷少言，不会喊什么煽情的豪言壮语；他沉稳坚韧，没有一丝儿矫情；他心如止水，没有半点儿浮躁；他既没有通过“苦肉计”牟取暴利，也没有为赶潮流一哄而上。他多年壮行，耗尽了钱财，成了一无所有的英雄，然而他却拥有4000万字的探险日记，我相信那些文字是用血汗浇铸而成的生命，也是可以行走如飞的生命。
       有十几年没有见刘雨田了，他是在灯下整理着日记，还是在旷野进行着新的探险?偶尔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和女儿的一张合影。女儿依偎在他的身边，他则跏趺而坐，二目微闭，是在回忆，还是在向往?他长发披肩，有如囚徒，又像圣者。他的表情为什么这么和谐、宁静，他的坐姿为什么竟像佛陀？他或许已经觉悟，或许从探险生涯中彻悟了人生的真谛。如果是这样，我愿合掌为他深深地祝福。

  （作者为西安多爱书画院宣传中心总监、多爱传媒及西北建设全媒体记者、国际港务书画院宣传中心总监、陕西周至楼观台道文化研究会特约文化宣传大使、西安市蓝田县竹石茅舍艺术展览馆红色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