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斌：从幽默中品味苦涩

跟在驴后面跑

从幽默中品味苦涩

张智斌

  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起乘火车出行。开着开着，突然火车停了。斯大林把头伸出车窗之外，怒吼道：“枪毙火车司机！”可是火车没有动；赫鲁晓夫也把头伸出车窗之外，说：“给司机恢复名誉！”火车仍然没有动；这时候，勃列日涅夫说：“同志们，不如我们拉上窗帘，坐在座位上自己摇动身体，做出列车还在前进的样子！”

  坐在这些位置上的，自然不希望那辆老旧的破车停下来。他们中间，有几个时不时的也想将这辆破车修理修理，更换一些无关紧要的零件，让它继续开下去。但那破败荒芜的轨道却还是那条轨道，对于他们来说，那是无法改弦易辙的。问题是，那破车停不停下来，还真不是由他们这些人说了算，否则历史就得改写了。

  乘在这辆列车上的人民中间，总有清醒者早就看出了疑端，却苦于无法直达表白的空间。于是，幽默、恶搞和段子就成为奚落、嘲讽、挖苦、揶揄时弊的好手段，像本文开头这样的非常具有思想深度的内容，被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冲破舆论审查的管制，用幽默段子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在当年的莫斯科街头巷尾疯传开来。这样的疯传，从本质上说，就是民心所向。

  在莫斯科的地铁上，突然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同志，请问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吗？”“没有。”“那您有亲戚在克格勃工作吗？”“没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吗？”“也没有。”“那你赶紧给我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这则好多年前流传甚广的苦涩幽默，我们在任何时刻再读，都会觉得仍旧具有深刻的思考价值。如果那人确实在克格勃工作，如果他有亲戚、朋友在克格勃工作，这个被踩的苦主还敢不敢、或者能不能对他讲出“你踩着我了”的事实？山西的恶警王文军，不就是这样扭断了讨薪女工周秀云的脖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镇定自若的、长时间踩着倒地不起的周秀云的头发的吗？在河北大学校园内酒驾飚车的李启铭，撞死、撞伤了两名女大学生后肇事逃逸，被抓获后不就是这样理直气壮的告诉大家“我爸是李刚”的吗？究竟是什么，给了他们在严重犯罪之后，仍然具有那股敢于藐视法律和道德的底气？看看雷洋案吧。

  警察是一切极权用以维系其机器运转的支柱，恐怖则是让人民闭嘴，默认其统治合法性的不二法则。在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极权国家里，警察具有超乎于法律之外的特权，这对人民来说，恐惧是不言而喻的。在没有人权和自由的国家里，言论可能导致灭顶之灾，甚至是性命之忧，但这并没有能够阻吓住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克格勃的恐怖手段闻名遐迩，但人民照样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前面这则幽默，正是苏联人民利用了克格勃的恐怖，来揶揄和讽刺苏共极权的恐怖——而这巨大的恐惧，却并没有吓倒人民用幽默作为武器，来反抗强大暴力机器的威胁。

  一位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员结束一天的审判工作，回到办公室，突然独自大笑起来。办公桌对面的同事奇怪的问道：“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是啊，”审判员用手帕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哦？说来听听？”

  “你疯了吗？！我刚判了说这笑话的家伙五年苦役！因为他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他们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是：

  第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党委书记彼得罗夫。’

  第二个人说：‘我因为支持党委书记彼得罗夫。’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那个党委书记彼得罗夫。’”

  苏共是不可能离开暴力机器的镇压来维持其极权统治的。司法总是充当着暴力打手的角色，审判员们心里比谁都更清楚这个事实。他们在内心里，同样对这样的现实感到荒谬和可笑，但在这样的可笑里面，却到处暗藏着国家和人民的悲哀，暗藏着正义和良知的悲哀。

  但我们又如何呢？如果在文革之前，有谁敢于公开反对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在文革开始之后，有谁还敢公开支持以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只是刘少奇本人，却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得到。但是，十多年之后，刘少奇又被平反了，但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能不能充分、自由地去公开质疑制造文革的那个人物？能不能充分、自由地去公开质疑那个产生文革的根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看看邓相超吧，与苏联时期彼得罗夫的笑话相比，我们又如何？

  说到警察和暴力机器，其实关于这方面的冷血幽默，我们也有，而且与苏联的警察相比，这里终于还赢了一回：

为了测试美国、苏联、中国三地警察的实力，联合国将三只兔子放在三个森林中，看三国警察谁先把兔子活捉出森林。

  第一个进入森林的是美国警察，他们先花整整半天时间详细制定抓捕计划，严格分工，然后派出精锐的FBI进入森林进行地毯式搜索，结果制订计划耽搁了时间，兔子跑了，任务失败！

  然后轮到苏联警察出场。他们派了一百多号KGB冲进森林，搜查了半天，却不见兔子的动静；于是又派出几十条训练有素的警犬冲进森林，不久，警犬就叼着一大堆咬死了的兔子、豪猪、松鼠和浣熊等小动物跑出森林，兔子死了，任务还是失败！

  最后出场的是中国警察，总共只有四个人，他们先打了一天麻将，黄昏时分一人拿着一条警棍进入森林，没过五分钟，就听到森林里传来一阵动物的惨叫。不久，中国警察一人叼着一根香烟有说有笑的出来了，后面拖着一只鼻青脸肿奄奄一息的狗熊，狗熊惨叫道：“别打了！别打了！我就是兔子！我就是兔子啊！”

  笑话当然是创作它的作者虚构的，但如果这样的笑话完全脱离了人民的生活感受和社会实际，读者还会因此产生强烈的共鸣吗？谁又敢肯定那只被拖出森林，自称是兔子的狗熊，就不是聂树斌、不是佘祥林、不是陈满、不是赵作海呢？

  幽默和笑话的内容和空间，同政治环境的紧张和宽松密切关联。在有些国家和某些时期，就不能拿政治问题开玩笑。在反右派和文革中，因为开玩笑而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甚至被判定为“反革命罪”而为此丢掉性命的，都不在少数。开玩笑，尤其是开政治玩笑，风险也是巨大的。

  但是，即使是在最为严酷的环境中，要想封住人民的嘴巴，那是不现实的。既然不让说自己的事，那大家还可以谈苏联的，讲朝鲜的；既然不让说今天的事，那人们就说过去的，古代的；如果不能讲现实的，那可不可以讲像《皇帝的新装》这样虚拟的童话故事呢？因此，“借古讽今”和“真真假假”往往就成为政治环境严酷下人民对权力表达不满却又能适当规避风险的有效方法。

  南宋奸臣张俊，贪心爱财，集聚大笔私财。一次，众臣们聚在一起喝酒，有一班伶人说笑助兴。只见有一伶人走上场来，自称善观天象，只须用浑天仪一照，便能照出此官是出自哪颗星辰的化身。伶人说道：“浑天仪操作起来实在不便，用一枚铜钱亦可替代。”说罢，便取出铜钱，透过钱眼非常认真的对照起来。他一一对照，并对在座各位一一道出对应的星辰。唯独轮到奸臣张俊时，伶人三番五次从钱眼里对其仔细窥视，却说看不见什么星辰。众大臣令其再仔细观之，伶人认真摇头叹道：“真的不见星辰，只见张爷坐在钱眼里！谁若不信，大家都可以来看也！”

  张爷坐在钱眼里！其实，伶人通篇的话语，唯独“只见张爷坐在钱眼里”是真话，而前面所说看到的一个个星辰，句句都是假话。在权力肃杀的氛围中，讲真话充满了风险和危机，而说假话则可以皆大欢喜，甚至是飞黄腾达。我敬佩古时这位伶人的智慧和勇气，其道出的每一句无关紧要的假话，都是为了说出最后那句真话而作出铺垫。因此，在让贪赃枉法的张俊出丑、尴尬之余，又让他难以当场发作，也规避了自己的风险——连想骂一个奸臣，都不得不准备一番假话来做个铺垫，这就是这个国家过去的不幸。而想骂现代的贪官污吏，还得翻出陈年旧账的历史故事，这就是这个国家今天的不幸。而要想骂今天贪赃枉法的腐败官员，都得挑一些已经落马的死老虎去数落，这更是这个国家眼前的不幸。更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现在还能容得下这样的“伶人”吗？

  骂贪官当然痛快，但骂人终究只是发泄，而不是目的。但谁又能说，在这骂里，就不带着智慧，不带着深刻，不带着质疑，不带着思想，不带来思考呢？看看那些口口声声“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家伙吧，他们最最真实的嘴脸，全被幽默又滑稽的写在这里：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被双规，家中一大保险柜久不能开。一识货的纪委官员说：此乃声控密码锁，密码都用八个字。办案人员召集大家轮流猜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均不灵。无奈，押许市长至此。只见他清清嗓子，用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词正腔圆说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而开，满柜金银珠宝惊呆众人！

  我们的高速列车也早就启动。开着开着，乘在里面的人们却越来越迷糊起来。后来，列车是不是停下，抑或已在倒车，车厢里的人们已经不得而知。只见那些人物都摇晃得厉害，而车窗已被绘制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这倒也省心，既省了窗帘，也省得大家通过窗外的风景去判断列车行进的方向和速度。喉舌早就在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我们还在高速的向前跑。

  一位正在阅读段子的乘客，读着读着，突然大笑起来。这清脆的笑声，打破了车厢内沉闷的气氛，竟把一些正在做着美梦的人们吵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