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 三 观

跟在驴后面跑

毁 三 观

下面讲的故事是听来的！其中的“我”就是那位讲述者。

我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长大的，现在到了退休年龄，也没能成为接班人。更可悲的是，为了一家人基本的生存，还得拼着老命奋斗！

我的前辈们都是很虔诚的战士。

我爷爷年轻时家贫，靠种几亩地和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当他的生意做的刚有点起色时，家住邻村的一位国军的营长向他点拨“三民主义”，于是他就撇下妻儿老小跟着这位营长干事去了。抗战八年日本人投降后，他随这位“营长”更弦易辙换了门庭。一千九百四十九年的他，已是某野战军下属分队的参谋部主任，七月份在江西九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快过去七十年了，已经没有人再能记得起他了。近年由于城市扩展，连他的遗骨都不知道被扔到了什么地方！家里人去问过当地政府几次，没有下文。

人常说：跨过了鬼门关的鬼，都是精鬼。我爷到了门关前却没跨过去，应该是算笨鬼了！

沾爷爷的光，作为“遗属”，民政局每月发给我家“牺牲、病故、失踪军人家属定期定量补助”人民币十元。父亲就靠这钱，念完了中学，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眼睛都没眨一下撇下母亲和吃奶的我，去边远山区当了人民教师。

父亲在人面前很少提爷爷，对物质生活也要求不高。他到老都认为他所有的一切是党赐给的。心存感激，相信也到了痴迷。

喊“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时，他喊的最虔诚，甚至还要求我们每天对着画像早请示晚汇报。批林批孔时，他把在学校学到的语言组织能力全用在写发言稿上，以此来表达对林彪、孔丘反动势力的痛恨！“两个凡是”时，他本能的感觉一切就应该听从伟大领袖的，没有伟大领袖那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一个家没了家长，那还不乱了套。后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有些迷惘了。不过那个时候他的大脑开始有些供血不足，看医生说是老年呆痴症的前兆。

也可能是过早的大脑疾病影响了他的正常思维。让他一直没忘他的“梦想”。

他站讲台三十多年，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尽管时刻都在准备着，但他终究没能成为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他走的时候，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记忆是：一顶瓜皮帽，一身黑色的长袍马褂；一缕青烟和一个最便宜的骨灰盒。

我本打算着给他买一副上等的棺木，让他入土为安。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不想给我们生活增加负担。组织规定：靠工资吃饭的人去世后选择火葬，可以给报销八百元安葬费。事后，掐指一算，原来火葬比土葬花费还高。

一个有着近六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走了以后，原来的工作单位没人来为他送行，收费的基层组织也没人来，更别说享受身上覆盖党旗的荣耀了。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仿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式，给我们制定了三项原则：“不打人骂人；不拿别人东西；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不苟言笑的他每年寒暑假回家，见面第一件事不是和我们亲近，而是先考核记住没记住这三项原则，有没有按着去做。姊妹几个谁要是没记住或没做到，他就罚谁跪，跪的同时头上还要顶件小东西。跪的次数最多的是我。小时候，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放寒暑假了。

受爷爷的荫护，在我们巴掌大的那块天地里，我被认为最是根红苗正的。初中毕业之前，一直是学生干部，学校的“知名”人物。青团少队，我都是第一个加入的。这也养成了我的自负，心里总觉得整个国家属于我，我理所当然是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心里一直有种优越感。也就养成了我循规蹈矩、缺乏人格独立的个性。听话跟着走是我的“座右铭”。从不产生怀疑，坚信“为人民服务”的说教。

考上大学后，我是班上第一个写申请要求进步的人，学院的党课小组也是由我带头在我们班发起的。大二的时候，我就是系团总支部的二把手。我的言行一直受到学校政工领导的褒扬，但还也受到了同学们的质疑：大学似乎已经不是专业技术人的摇篮，成了出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人的基地。

我的研究生是被学校推荐上的。系里的知名教授都回避我。最后我被安排到了司马北教授名下，成了他的学生。

司马北教授是搞结构研究的，文革中他是学校打砸抢的积极分子，后期被定为“三种人”。这顶“帽子”就等于宣布了他政治上的死刑，后来司马北教授迷恋上了气功。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国营企业。这家企业自成立就一直承担着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拿着国家给发的工资，做着国家的事情，这更增加了心目中“我是国家的主人”的认同感。更加坚信了我就是未来伟大事业的接班人！

“诚信做人，严谨工作，对党忠诚，遵纪守法”是我自走上社会乃至工作几十年形成的做人原则。时刻准备着，听从召唤是我心中一直的星星之火。

守着“正确的三观”思维，十几年来面对着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彷徨、孤独、郁闷，后悔等感觉没少骚扰过我的灵魂，但也没能改变我的“三观”。

彻底摧毁我“三观”的是这件事：我们的企业参与了一个国际银行贷款的老少边穷地区一个扶贫项目的建设，我是单位委任的该项目的负责人。“业主”是地方的县衙，法人代表是七品官。项目开工半年后，作为国内的配套资金一直无法到位，于是贷款银行按合同规定停止了拨款，工程处于停止状态。

经过充分酝酿，县衙决定通过“招商引资”，邀请私有者携款参与该项目的建设。最终，沿海地区靠开山卖石头挣得他的第一桶金的农民“包工头”被中标。他只用钱置换了县衙为建设这个项目成立公司时的注册资金，就把这个项目的所有权全拿到了。有钱的“包工头”成了这个项目的“业主”。

正常的产权交换应该怎么做，这大家应该比我清楚。用国际银行代表的话说，这家老板捡了个大便宜！

随着项目产权的变更，我也从国家主人变成了资本家的“包身工”。党和人民用辛苦的血汗钱培养了几十年的我，最后成了为资本家卖命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了。

产权变更后不到一个月，几大国有银行争先恐后地与这个项目签订了贷款协议。有了这些协议，国内配套资金就算到了位，国际银行恢复了拨款，项目建设又恢复了。

除了“包工头”用六千万资金让他的名字成了这个项目的所有者，县衙成了项目的监督方外，其他一切没变，包括项目经理都还是原来的。就是这一变化，也彻底转变了国有银行对这个项目的态度！

“同行相轻”看来一点不假。国有银行就根本不相信国有的衙门！如果当初银行以对待“包工头”的心态去对待衙门，也就不会发生国际银行停止贷款的事情。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项目除用了六千万置换注册资金的钱是“包工头”掏的腰包外，到项目完成，“包工头”再没拿一分钱进去。期间还从这个项目陆续往外转了近乎一个亿的资金。所谓的“招商引资”无非是个幌子而已！这就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包工头”在国内成功“投资”的典型案例！

通过件事，我才感知在现今的经济社会，衙门其实也是一个企业。是衙门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诚信，还是它原本就没诚信？我不得而知。但是，想赚钱，你又离不开各类大小衙门！

每一件针对共和国居民私有财产的暴力掠夺，那件背后如果没有“衙门”的强力支持能取得成功？

有些媒体或公知人员，肆意曲解不讲诚信和生活中善意谎言之间的差别，给不讲诚信贴上了“善意”二字。其目的就是为谎言寻找理论根据和掩饰。

按照说一个“谎言”得用一百个“谎言”去掩饰的数学模型来计算，编“谎言”显然已经跟不上了，只能换模式。也许不久的将来，“暴力”会盛行。

更让我汗颜的是这个老板的用人标准。

建设期间需要更换经理，当时有两个人选：一个是为人正直、受过专业训练，有相当项目管理阅历的赵总，另一个是做人没有诚信，满脑子男盗女娼，但能说会道、撒谎从不脸红，未参与过任何项目建设的王总。老板选择了后者做了他的项目经理。

理由：书读的越多的人，受的限制越多。他们办事只会按部就班，除了整天用这个规程、那个程序烦人外，对项目运作没有任何作用，让他们去给别人送个礼，可能都送不出去！而像王总这样的人，很容易和圈子里的人打交道。退一步讲就是一旦出了问题，也好推脱。

眼下的世道要想挣到钱，就只能远离正人君子！

项目就是在这位王总的领导下按期完成的。后来也是在他的参与下，这个总共花费了两亿多就建成的项目，最终被专家评估到了八个多亿。据说由一家公营企业预订收购。

把拥有金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时，这个社会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是君子还是小人不重要了。包括人身上的所有部件都成了追求成功的工具和手端被使用了。

一位年青母亲为孩子的自尊心培养问题与老人发生了矛盾。老人的观点是人活着应该有自尊，要注重培养孩子的自尊感。年轻人的观点是这个社会已经没自尊了，孩子自尊心强了，容易受伤，培养孩子的自尊就等于在培养精神病患者，脸皮厚的人了好生存！

利益至上年代，许多没受过教育的老板之所以能成功，和他的用人之道是分不开的。鸡鸣狗盗都是本事，“解放思想”的真正含义可能也就在于此。

五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小人战胜君子的历史！成者王侯败者贼！面对生存，传统文化已变得苍白无力。那些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年轻父母们，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思维？

当你把孩子往博士路培养的时候，高中没毕业的人成了知名作家；当你把孩子培养成了准科学家时，一个搞体育出身不懂科学的人成了掌管科协的一把手；当你要把孩子培养成为知书达理的淑女时，“红十字”妹妹富的靠炫来打发时光，一度就连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都跪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鸣不平！

这是一个悖论的社会！

黄万里先生要是稍微多一点小人的心理，对权威稍微也来点屈膝，就不至于生活的那么孤独和悲苍！三门峡证明了他的正确，但三峡何时证明他还是个未知数。即就是若干年后三峡证明了他的正确，于他、于被该工程祸害了的老百姓又能怎样呢？

没人能把权力者怎么样，在这点上错了，最多就是不歌颂这点，其他方面还可以继续歌颂！秦始皇修长城万里，当时是被诅咒的，而今天的长城却成了汉家人的自豪和骄傲了！汉家人对长城的敬仰甚至远远超过了对造福人类的“都江堰”！

苟且的活的好一点！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