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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0 16: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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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在南洋(五)
新加坡,或者说李光耀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与他个人的能力分不开,但是,也离不开五十年来国际大环境的变迁影响。
二战以后,日本虽然在广场协定后为了排除巨大的经济泡沫,在东南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日本除了和新加坡得到了一点类似经济盟友的关系之外,并没有在东南亚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用亨廷顿的话讲,东南亚国家大都对日本是经济上有钱就拿,政治上并没有当回事。影响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人的,始终只有两个巨人的影子,那就是美国和中国。
1949年以前,海峡华人在东南亚的华人中基本没什么影响,绝大多数华人都追随陈嘉庚。1938年10月,来自南洋各埠的168名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南洋华侨筹贩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会址设在新加坡,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印尼)、李清泉(菲律宾)为副主席。大会通过一项庄严《宣言》,历数近代以来日寇侵华种种罪行,揭露日寇不仅企图吞并中国, 还妄想征服世界。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号召我南洋八百万华侨精诚团结,誓为祖国政府后盾,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抗战,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一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以财力支援抗战的另一项是侨汇,是华侨寄回祖国赡养亲属汇款,数额比捐款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1942年后,南洋各地相继沦陷,侨汇和捐款中断。欧美等地华侨继续以侨汇和捐款为祖国抗战做贡献。海外华侨在物力方面对祖国抗战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 车1000辆,大米一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三干批以上,每月平均一百批。以上物资多数亦为南洋华侨所捐献。抗战后,海路被封锁,支持祖国抗战的大批海外战略物资只能靠滇缅公路运输。当时,国内机工及汽车奇缺,运输十分困难。陈嘉庚受国内西南运输公司委托,自1939年至1940年间,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10批共3200人,并捐 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回到祖国大西南,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 种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平均每天300吨以上,日积月累运量可观。而很多南洋华人也回国参加了抗日战争,他们中最有名的,是共和国上将叶飞,菲律宾华侨。
抗日战争后到1949年,南洋的传统华人们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因为他们大多数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只要认中国就行了,党派之争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事情,因为他们懂得最多的,除了中华民族大义,就是经商,他们普遍对政治一窍不通。在政治方面,他们没有一个是李光耀的对手。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南洋的传统华人们还很惶惑,但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让他们非常振奋:短短的五年,中国就从一个被小日本随便欺负的弱国,变成了能打败头号强国美国的东方大国。GCD的号召力在东南亚华人中也越来越大。1957年,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和新加坡GCD结盟,1959年,PAP-GCD联盟在立法会选举中则获得压倒性胜利,取得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就任(马来亚联邦属)新加坡首任总理。1961年联盟分裂,PAP一度在议会中只比GCD多出一席。李光耀及时取得马来西亚执政的马来首相东姑的支持,加上新加坡GCD错误地盲目发动街头游行和暴动,让李光耀以反对暴力为借口,将GCD三个主要领袖投入监狱,从而赢得了1963年大选。
1965年,新加坡GCD响应中GCD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GCD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了一些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1965年,印尼将军苏哈托在CIA支持下发动政变,并且发动排华运动。
从此东南亚GCD走向衰亡,马共总书记陈平只能呆在湖南当电台主持人。
1965年8月,新加坡建国。李光耀虽然取得了对新加坡GCD的绝对胜利,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他的执政在1980年以前,一直要面对一个人的巨大身影,这就是毛泽东。
华人在南洋(六)
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的鼓舞是无比巨大的。鸦片战争以来,海外的华人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深受鼓舞的陈嘉庚也回到了厦门,拿出了全部家产一千万元(有人估算过按当时的金价到现在价值一亿美元),从此呆在国内专心办学,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十所集美学校(现全部合并为厦门集美大学,取集美这个名字是纪念他的家乡福建集美乡,陈六使也是集美人)。1953年陈六使在中华总商会会议上提出创办南洋大学,从此南洋大学成为南洋华人在思想和文化上认同新中国的重要纽带。1959年PAP-GCD联盟取得新加坡自治领首届大选胜利,当时讨论国旗方案,有人提出国旗上一定要和中国一样,有五颗星和红色,这个提案得到了传统华人的一致同意。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新加坡国旗。
1971年中国对新加坡开展了”乒乓外交”,邀请新加坡乒乓球队访问,接着新加坡邀请中国球队回访。在中国和新加坡球队比赛时,球场上有一大群新加坡观众为中国队加油,并且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李光耀于是下令禁止30岁以下的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以防这些头脑简单的左翼青年被召募为“颠覆分子”。该禁令下达后,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很多人不惜冒险到停泊在公海的中国远洋货轮上观看《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
1976年5月,李光耀率团访问中国,并受到老毛短暂的接见。在去之前,所有人对见到老毛时的描述都是“敬畏”,基辛格甚至有和他女儿见到偶像一样被电击的眩晕。而李光耀的心情更为复杂,因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对手,GCD和南洋大学所代表的南洋传统华人们,都是这个巨人的追随者,他实际上只是在和这个巨人的影子在战斗。而在这个巨人眼里,他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
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多次详细描写了那次会见时从车到中南海一直到十五分钟会面结束的每一个细节。这充分说明了他当时心情的紧张。不过,那次会见的结果,让李光耀是有些解脱的。因为他看到的不是那个让基辛格们触电的神像,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接近老年痴呆的垂暮老人。而且他见到的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看上去也不怎么样,这样,在他从政治之初头上一直压着的中国神像,也开始被打破了。
另一个让李光耀开始有心理优势的原因是他在南洋传统华人的圣地北京,看到的是死气沉沉的经济。而新加坡建国伊始,就赶上越战,和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中由于美军的订单得到复苏一样,新加坡也得到了美军订单的大力支持。对此,他在美国国会的讲话中都特别提到,虽然越战对美国国民来说是不愉快地回忆,但对新加坡这样的美国***前哨来说,意味着经济的腾飞。
从北京回来后,开始在心理上有自信的李光耀下令取消了71年的禁令。
1978年11月,急于打破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压力而决定和美国结盟教训越南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在与邓小平会面后李光耀获得了极大的自信,因为他发现自己提出的结束东南亚GCD活动的提议被邓小平无条件接受,并且,在对东南亚问题上,邓小平很意外的向李光耀询问中国该怎么办。他很惊讶地突然发现,自己一直与其影子搏斗的那个巨人,东南亚那些传统华人的精神支柱,居然有一天能很谦逊的低头向他请教。
1980年,马共总书记陈平奉命在湖南停止了对南洋的广播。完全摆脱了中国阴影的李光耀下令结束南洋大学,这一年也是传统华人势力在新加坡消亡的标志,从此,在新加坡的传统华人,在政治上敢组反对党和政府对抗的,都被从经济上压制(比如公司无法营业),直到自动离开新加坡。剩下的,也只能远离政治,专心经商,或打工养家糊口。
而李光耀推行英校,取消华校教育的政策也从此畅通无阻。1980年后开始接受教育的所有新加坡人,也从此彻底和中国文化绝缘,加上80年后急于在经济上寻找任何良药的中国领导人对李光耀的谦逊态度,使得以前对中国无形巨大的压力突然转变为俯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得李光耀及其教育下的海峡华人们开始习惯在中国面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很自然的变成了对东南亚其他国家以中国文化为尊的传统华人的俯视。
人在南洋(七)
马来西亚分为东马和西马,两地被中国南海分开,东马分为沙巴和沙捞越州,和文莱(在两州之间)以及印尼部分领土位于加利曼丹岛,东马的华人不多,主要集中在沙捞越,西马的华人占大多数,五十年前均匀分布在西马(马来半岛)从北部槟城到南部新山的西海岸沿线。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关系,类似广东和香港,半岛南端的新山市和新加坡有一条长堤相连,可以类比深圳和香港。
四十年前,新马还没分家的时候,在马来亚华人不是少数民族,华人和马来人都占人口的大约37%,当时马来亚总共约一千万人。当时很多马来人也支持李光耀,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很可能就是马来亚的总理,而不是现在执政的巫统。分家后,马来西亚华人的比例就变成了25%多一点,经过四十多年来马来人的生育, 马来人口已经超过半数,可以在每个州都能占有绝对的选举优势。除了槟城,那是个和新加坡差不多大的岛,岛上90%都是华人,所以一直都是华人执政。其他地方的华人,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一样,也都是政治盲,根本不是巫统以马哈蒂尔为首的马来政客的对手。华人虽然在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但基本没有一个能拿出手的政党,最大的华人政党叫马华公会,但其领导人普遍被认为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在巫统和马来反对党伊斯兰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传统华人一样,吃苦耐劳的经商能力令人尊敬。我有个好朋友的爷爷从一个鞋匠开始,最后成了全马最大的汽车配件供应商。我曾经应一个好朋友的邀请到他的位于一个北部州的家里做客,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极端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在那里,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当我们走在州府的大街上,街上很少华人面孔,但是他指着那些街道告诉我:这里的所有生意,老板都是华人。
在五十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是属于一些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马来人掌权后,规定马来西亚的所有土地都属于马来人,华人不可以拥有土地。并开始强制低价收购华人当时的地产。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利用来谋生。文化上,巫统政府又规定国立学校从小学开始,都必须用马来文或者英文授课。而华人的对策是自己出资,建立华小,坚持中文授课。
虽然有政府的大力压制,华小办的非常成功,甚至有比较富裕的马来人家庭也送自己的孩子上华小,接受正统的中文教育。所以一个中国人遇到马来华人的时候,其感觉和山东人在海外遇到山西人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的一些马来华人朋友,他们的妻子就曾很自然的指着我教育他们十几岁的孩子:你们和他一样,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华人在南洋(八)
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大约有三千多万,其中一千多万在印尼。印尼号称千岛之国,不过,主要人口聚居在几个大岛上,其中三个苏门答腊,爪哇,和加利曼丹成倒品字形包围着马来半岛。印尼华人聚居最多的首都雅加达,位于南部的爪哇岛。
加利曼丹岛有一个中国熟悉的名字,婆罗州。从郑和下西洋的之前一千年的南北朝开始就和中国来往。鸦片战争之前,那里的华人就有约15万,以金矿为生。可能很少有国人知道,两百年前,潮州人罗方伯,在婆罗州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华人共和国。而从明万历年开始,婆罗州和爪哇岛一直都有广东人和福建人在那里建国当国王。
谈到印尼,国人首先想到的是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在美国支持下发起的排华运动,那一年,印尼GCD被镇压,数十万华人党员和华人左派分子被杀害。还有就是98年在雅加达等六个城市的排华事件。
不过,印尼由于岛屿众多,很多岛屿基本是只有一艘军舰的印尼政府管不到的。在这些地方,华人由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叫瓦希德。很多那里的华人就说,他们走遍全世界,发现还只有印尼最适合居住。
但是,那些在大岛上的大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每当一些本地政客需要转嫁矛盾时,他们就成为牺牲品。98年排华事件后,很多华人将资本外移,据估计98年后半年移出的资金就有约800亿美元。资金虽然移走,但是很多人的事业还在印尼,于是很多人选择安家在新加坡,个人还是每周飞回印尼打点生意。不过,李光耀虽然在98年后很大度的宣称希望新加坡成为印尼华人的避风港。但对于来新安家的印尼华人,李的开价是现金一百万新元(约70万美元)一张绿卡,年龄不论。注意,这笔钱不是投资,而是门票。
其实,印尼华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国籍问题。印尼羽毛球皇后王莲香在1992年夺取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但当时的颁奖是有问题的,因为那时她根本没有印尼国籍。按照54年周恩来取消的双重国籍而中华民国一直保留双重国籍来看,当时的王莲香,严格论起来,也许应该算中国人,那枚金牌应该算在中华台北名下。2002年30岁的叶城万也有这个问题。
1954年之前,刚刚独立的印尼政府实施较为宽松的政策,外侨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内向政府有关部门申明保留原籍,则自动转为印尼国民。1954年中国颁布单一国籍法之后,一直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印尼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没有祖国的弃儿。
1958年,印尼政府根据第62号总统令制定了印尼国籍法,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执有 “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在随后印尼的“排华”高潮中,印尼政府将该法演变成了专门针对华裔的“紧箍咒”,特别将华裔公民列为“非原住民”, 要求华人必须拥有国籍证,且在办理各种证件或手续甚至子女入学时都必须出示国籍证,并支付相当数量的费用,而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数十年来,此规定不仅使印尼华裔在政治上备受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不胜其扰,许多印尼政府部门在办理公务时都以此规定对华裔进行刁难,大肆敲诈钱财。
2004年5月,印尼总统梅加瓦蒂在纪念1998年5月暴乱的祈祷会上首次就华裔是否仍需要拥有印尼国籍证问题公开表态,重申印尼华裔公民无须拥有印尼国籍证。但直到2006年7月,才出台了一个所谓的新《国籍法》。该法摒除了对“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区别对待。东南亚媒体评论说,这标志着包括华族在内的印尼少数族群不会在国籍问题上受到种族歧视,“今后他们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样,都被当成印尼人”。
华人在南洋(九)
可以看到,在如今海外最大的传统华人聚居地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华人们除了享有五十年代短暂的幸福发展时期外,一直面临着一个老问题:就是传统上的远离政治,使得自己一直成为所谓民主政治的牺牲品。
记得有个军坛网友晓提出过一个看法,民主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工具,而共和是用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所以在没有共和的民主下,像台湾的外省人,南洋的传统华人,他们的命运就很容易受人摆布。
1969年5月10日,马来西亚举行大选,当时马来西亚约一千万人,马来人占约55%,华人占约37%。但唯一参选的华人党马华公会只得到了国会103席中的13席(比上届减少14席)。当时反对党伊斯兰党实际的票率是51%,但由于选区划分的因素,他们只得到37席。和马华公会联盟的巫统得到53席,因此可以和马华公会联合执政。但滑稽的是次日,马华公会宣布退出国会,因为他们在华人中的低得票率显示华人不支持他们执政。5月13日,心怀不满的反对党在华人占55%的吉隆坡挑起暴乱。约130名华人,30名马来人丧命。执政的巫统当即宣布戒严,并出台三大政策:1,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2,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要达到占30%。3,华人和印度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
时至今日,他们这三点都做到了。而很多原本占有大块地产的华人,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地皮,并无偿赠送给收入低的马来人。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
南洋传统华人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加上李光耀1980年以来对中国获得的心理优势,使得他和他教育出来的海峡华人,或者说,新加坡人,开始轻视马印的传统华人们。而马印的传统华人,以自己的中国文化自豪感,对在文化上已经很苍白的新加坡人,也是持鄙视的态度。五十年前,南洋各地华人们不分地域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热情,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4年中国单一国籍制实施以后,由于在台湾的老蒋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双国籍制,加上朝鲜战争后老毛在东南亚的巨大号召力,东南亚的传统华人们对身份问题似乎没有多少困扰。1976年黎笋成为统一后的越共总书记,开始实施他的“大印支联邦”计划,并在越南大规模排华。邓小平在决定教训越南的同时,于1978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国的对侨政策,即鼓励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凡是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应该全部享受和履行所在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随着中国侨务政策的转变,1980年南洋大学的关闭,马共和泰共在中国电台的停播,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开始全面退出。没有了心理依靠的南洋的传统华人们,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身份问题。除少量移居他国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加入所在国国籍。80年代,东南亚华人文学中,很多都描写了他们当时在宣誓归化前后的心理失落感。
与此同时,很多华人企业,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成为投资大陆的先行者。当时最有名的有泰国谢国民的正大集团,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兄弟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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