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4-82年JT邮票视频欣赏（J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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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专辑，收录了新中国74—82年的J系列邮票，请点击欣赏！

附文：“JT”邮票的市场前景

     当今年代，在新中国邮票家族中，“老纪特”、“文革票”、“编号票”的收藏价值自不待言。而被诸多集邮爱好者称之为“首选票”的JT邮票，其收藏价值亦是不菲。

　　邮政部门自1974年至1991年（计17年），共发行了J字邮票185套、T字邮票168套。JT邮票虽起步晚，但由于其在题材选择、图案设计和印刷工艺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故在近年集邮市场中一枝独秀，成为许多集藏者看好的热门票种之一。

　　JT邮票缘何被集邮者看好？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题材丰富多采。从古今名人到重大历史事件，从古代发明到现代科技，从花鸟鱼虫到盆景艺术，从体育竞技到音乐歌舞，从民族风情到十二生肖，从文学名著到出土文物，从儿童画选到寓言故事，从山水风光到古今名画，从政治经济到科学文化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而且题材内容明晰，颇具纪念意义和艺术价值。二是设计印刷精美。JT邮票在设计手法上，有国画、油画、版画、水粉画、工笔、素描、摄影、喷绘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邮票边饰安排上，有民族化边框、底色边框、白底无框、底色白边等，活而不乱；在票形上，大中小型兼备，并兼有连张、对倒等印刷票种，达到了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三是佳票名品多。自1980年开展最佳邮票评选和邮票设计向社会征稿后，JT邮票的设计印刷更趋精美，佳票名品不断涌现，如1981年和1982年发行的T65和T71（中国古代钱币）邮票，获美国集邮家和钱币学会1982年度国家大奖；T129（中国兰花）和T158（韩熙载夜宴图）两套邮票连连在国际邮票印刷行业评比中荣获大奖；而T46（庚申猴）、T58（辛酉鸡）等十二生肖票更是被国际集邮界誉为世界一流票品。四是发行量适度。“物以稀为贵”是民间收藏的一大准则，也是衡量一套邮票是否具有收藏价值的基本要素。JT票（尤其是1982年前发行的票品）大多为发行量在100万至3000万之间的“小盘票”，其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不言而喻。五是增值幅度大。近年来，每次邮市热潮，JT票价格的上升幅度均大大高于“老纪特”等票种；而在每次邮市低潮，JT票价格的下跌幅度又大大小于其它票种。再者，在目前邮市市况下，早期JT票及小型张，其增值率最差的也在7、8倍，而增值率较高者则在1000倍至7000倍之间。

　　JT邮票作为新中国邮票的一大系列，就其市场前景而言，中长线看涨是不容置疑的总体趋势。虽然在邮市自身的涨落起伏中，也难免会有一定的价格波动，但总体看却一直处于上升通道中。所以，对于明智的集藏者来说，应坚信JT票自身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良好市场前景，并适时把握住低部“抄底”补票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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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关于JT邮票问世的时代背景


　　1973年12月31日的各大报纸上刊发了一则图片新闻，文字说明如下：“邮电部1974年元旦发行《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一套，共6枚。这套邮票的图案反映了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积极地开展体育运动。”照片则分上下各3枚全部展示了邮票的图案。这可是近十年来第一套纯竞技体育的邮票。当时我买到这套《体操运动》特种邮票仔细一看，猛地发现了出现在邮票下沿的“T”字编号，如此重大的变革，新华社居然只字未提。这悄然出现的“JT”票在形式上全面继承了“文革” 前老纪特的编号模式，只是少了一个总枚数而已。它的出现既是对“文字票”腰斩老纪特做法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文革前老纪特编号的特色和科学性的肯定，此时尚在“文革”中，来之不易。如此动作想来只有在邓小平搞整顿的大环境下才能出现。

　　JT票出现的时间选定在1974年元旦，据考时间上与邮电部的恢复有关，至少新的邮电部使用新的邮票编号显得顺理成章。1972年12月9日，交通部报请国务院批准，成立交通部邮票发行局。1973年3月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ZG中央提出关于恢复邮电部的报告。3月6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5月26日《关于邮电体制的通知》下达。6月1日恢复邮电部，交通部邮票发行局更名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新华社是通过播报编号票《86－90儿童歌舞》的发行消息来披露邮电部恢复的消息的。该消息第一段如下：“新华社北京1973年5月31日讯：为纪念国际儿童节，邮电部决定在6月1日发行《儿童歌舞》邮票一套。”而《儿童歌舞》已是编号票的尾声了，它距JT票出现的1974年元旦只有半年的时间。 紧接着原属北京市邮政局管理的中国邮票出口公司也合并到邮票发行局，至此，“文革”前的邮票发行局的职能基本都在整顿和理顺中得到恢复。据《中国邮票史》（第八卷）初稿披露：由于编号票比起老纪特的志号相差明显，各方多有怨言，邮政总局要邮票发局的会计科负责解决这一问题。该科当时提出了三个方案：（1）补办手续方案，即把“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都续编在老纪特的后边，例如“文1”就顺着老纪特的最后一套“纪124·32111钻井队”编为“纪125”，一直编到1973年底，然后在发行的新邮票上印上续接的志号。（2）挖掉方案，即把“文字票”、“编号票”统统甩掉，在新发行的邮票上续编“纪”、“特”。（3）另起炉灶，重新编号。经过分析比较并广泛征求意见，认为第三方案比较可行。在具体拟定第三方案时，邮票发行局会计科负责人胡誉淳提出如下三点：（1）保留原纪特志号的优点，把套号、枚号、年号保留下来；（2）必须与原志号有所区别，把原来标出的“纪”、“特”改为用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来表示；（3）把意义不大的总枚数取消。经报邮政总局和邮电部批准，新的纪特——JT志号从1974年开始实行。这样由于胡誉淳机智的构思使之成为继邓连普之后第二位新中国的“邮票志号编设人”。但由于1973年6月1日发行的编号票86－90《儿童歌舞》和1973年3月8日发行的编号票63－65《中国妇女》之间已经为多套计划中的邮票预留了31枚的位置，所以在整个1974年中，编号票与JT票同时运行，一直到1974年的12月23日发行影雕套印的编号票《78－81工业新产品》，才把预留数消化完毕。

　　JT票的悄然问世，实质上是在邮票志号上的拨乱反正，进一步理顺了邮票发行的程序，其意义不仅仅是志号的恢复，更是对四人帮之流倒行逆施的抗争。然而，从现存的资料和历史档案的清理来看，不但当时官方的新闻没有吭声，就连邮电部内部文件也没有下发。我以为这只能说明当时情况的扑朔迷离、种种无形的制约和斗争的犬牙交错。JT票中1974年至1975年上半年的选题和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选题存在的明显差异也折射出当时斗争的复杂性，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是很难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