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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共同富裕、管理民主是后寨人目前最关心的村情热点。 后寨实行粮食分配制,自家晾晒。 核心提示
对后寨村命运的关注具有里程碑意义。
后寨是陕西户县余下镇的一个村子,改革开放30年来,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后寨人却集体选择了继续走“人民公社”的路子:一起干活、劳动记工,年底分红,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但长期依赖集体的生活使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形成“干和混一个样”的价值观,“吃不饱也饿不死”、“不自由”等呼声渐渐高涨;作为村民经济及精神依托的几家村办企业也正经历着“管理”和“效率”的严峻考验——
日前,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并指明农村改革的方向: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流转可以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等,后寨村民关于“分”还是“不分”的又一轮争论刚刚开始。被誉为后寨“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在村委会换届中落选,陕西唯一的“人民公社”面临怎样的转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
后寨印象:节奏缓慢 悠闲寂寞
10月14日下午,天气晴朗,后寨村。
后寨没有想象中的严肃和整齐,没有巨幅革命标语和毛主席雕塑,也找不到集体劳动热火朝天的场面。
从表面上看,他和周围的村子并无太大区别。
村玻璃总厂破破烂烂的,工人们有些闲散,有人还披着衣服在厂门口转悠,只有生产玻璃的炉膛很“红火”,类似岩浆式的物质不断从中涌出,经过几道工序后就变成了玻璃,不断有汽车将成型的玻璃从厂里运走,给人感觉厂里的效益应该不错。
玻璃总厂正对着村子,正是收获的季节,长长的街道上晒满了玉米,村民们的房檐下也挂满了成串的玉米,一些老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休息,个别妇女站在街道上一边织毛衣一边拉家常,宠物狗在脚底下跑来跑去,整个村子显得悠闲而寂寞。
村子后面是一大片整整齐齐的土地,后寨村第五生产队的白红利副队长带领着十几位村民在种小麦,两台播种机不紧不慢地工作着,年纪大的老人坐在农具上休息,几名妇女手拿-头正在翻地,有说有笑的样子显得很轻松——
“一般轻松的活都会安排给妇女和老人干,我们是大集体,只要你来就给你记工分,不愿来也无所谓。”白红利告诉记者,“现在愿意干农活的人少了,有门路的要么出去村子的企业工作,要么搞运输了,农忙的时候一个男劳力一天记30个工分还是没人干,还要在外边雇人呢。”
从去年开始,由于干活的人少了,后寨村民下地也不再统一打铃,而是在先一天收工时由队长口头通知第二天的干活地点。在村办企业上班也不再记工分,而是由企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工作发工资。
集体的印记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公路边有一个三层楼的大院子,这是后寨前些年花了60多万元盖的办公大楼,楼门前挂满了几十年来获得的诸多荣誉。楼上许多办公室的门都挂着锁,整个院子里静悄悄的。
值班室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村上的领导都不在,估计这两天不会来了。
“这两天在换届,昨天晚上改选村支委,张书记落选了。”老人告诉记者:“你不要等了,张书记肯定来不了。”
后寨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位于户县余下镇,距繁华的余下街道只有两三公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的村庄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寨村周围的邻居们早已实行“包产到户”,但倔强的后寨人在张志武的带领下依然选择走集体的路子:村子里1200亩土地被集体耕种,几家企业也是集体经营,“人民公社”的模式被延续至今,但集体经济的弊端和管理中的问题日渐显露,成为后寨前行的障碍。后寨人对“共同富裕”之路产生了疑问,分还是不分的争论渐渐声高——被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落选会不会加速“人民公社”的转身呢?
分开好,现在混日子的人太多
在后寨村的采访中,一部分村民认为后寨还是分了好,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大集体很难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管理松散人心涣散”、“吃不饱也饿不死”、“不自由”等。
“村里大多数人都希望分开,估计有60%!”年轻的白中房在地里种小麦,提起后寨以后的发展,他激动地说:“现在是有钱的人不干活,干活的人没有钱。”
他说现在村上许多“能行人”要么做生意,要么出去工作,最差的也会到村办工厂里去工作。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在村里务农不体面,效率也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混一个样,“吃不饱也饿不死”。
后寨村对村民的“考核”延续了农村公社时的办法,一起干活、劳动记工,年底分红。发生变化的是,劳动已经不是必须的,挣不挣工分完全自愿,到年底分红时村民可以交钱买工分也可以不买,总之在乡村整体的发展过程中,村民自由了,个体的选择已经呈现多元化,在村里种地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村上的政策看上去好像是鼓励外出的,比如在年底决分,一个男性一天的分值是18元,在外打工的人掏钱买分值时,要便宜五角到一元钱”,村民白红利告诉记者:“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高了,一年除了夏收秋种时忙一些外,其余的很多日子也闲着呢,分不分对我都一样。”
“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在家里务农,把地分了,把村办企业承包了,对大家都有好处。”一位姓白的村民对分开很执着,他说:“把地承包到手每人才几分,有啥干的嘛,大不了我把地给别人种,我出去跑跑运输,企业每年总得给大家分红吧。”
这位村民的话引起几位正在干活的村民的共鸣,他们说村里有很多人买了运输车辆,每天把村玻璃厂的玻璃拉出去,再把厂里需要的原料拉回来,每天挣的钱是种地所得的几倍。有人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天最高30个工分,按去年的决分标准18元算,每天才能挣54元。”
一位叫白联社的男子扛着农具从田埂往家走,他说:“还是分开好,在大集体太累了,干活不累心累。”
一位织毛衣的中年妇女在街道上和另一名妇女闲聊,当记者问她赞成分还是不分时,她显得很紧张,一边打量着记者一边问,“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记者我就告诉你,我赞成分开,现在太不自由,我们很羡慕别的村子,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她说:“以前有人来调查,村干部就往指定的人家领,我们说不上话,我现在在家带孙子,希望早点分开。”
“村干部像皇上一样,以前还想着集体,现在光给自己人着想。”另一名妇女对分开也表示赞同,她认为村干部的做法让她没有信心,她说:“村干部有公车,有时拉着老婆娃娃到处跑,有几件事是为大家?一年光养车就得好几万元,还要几万元招待费,大家私下有意见但没有人敢当面说出来。”
“害怕报复,也害怕被穿小鞋。”她补充说。
“中央的政策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我们村却把这种落后的方式延续了这么多年,”一位骑车准备外出的村民在村口告诉记者,“分开了大家就安心了,现在心里老惦记着这事。”
分开了究竟能有多好?能不能就比不分好许多呢?和许多人一样,这名男子心里也没有底。
部分村民厌倦了集体,他们渴望分开,但分开后能怎么样,他们并没有过多考虑。
不能分!这是共同富裕的后寨
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愿意分开,在后寨玻璃总厂当电工的陈厂利就是其中之一。
“在集体企业里干活,我想干到啥时候就能干到啥时候,直到老得干不动了,要是换到私人企业里想都不敢想。”陈厂利说:“集体有集体的好处,没有压力,也不用操心,一切都有人为你着想。”
集体上工。 后寨会场上的东方红标志着此村经济的特别。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上班时间,陈厂利却可以披着外套到玻璃厂对面的村委会值班室找人聊天。
陈厂利坦言,集体是有集体的弊端,效率很低,比如一个人能干的活几个人干,加把油能干完的活却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管理层都是本村人,谁也抹不下面子说你,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全凭良心。
今年50出头的陈厂利曾是后寨村的“中层”——生产队长,多年在生产一线的管理经验让他对“集体”产生了一定认识,他说,在集体经营的模式里,关键是带头人的榜样作用和中层的以身作则。
“如果管理人员不怕得罪人,能下茬管,集体经济还是会好的,在集体中生活确实有优越感。”陈厂利说:“‘人民公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后寨村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的确确给村里人带来过实实在在的好处,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村集体出资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村民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村民免费开放,楼板厂则免费为盖楼房的村民提供楼板,孩子上学村上也有一定补助。给社员分到户的粮食是平价粮,每公斤比市场上要低几毛钱。而且为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男性70岁、女性65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提供120元和80元的养老金,以实现“老有所养、居有定所”的“共产主义”理想。
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后寨村革委会主任的张维祥老人认为,只要后寨村能在管理上下工夫,大家有责任心,待在集体里依然很好。
“在我们村寻找一个富人很容易,但要寻找一个穷人很难。”张维祥说:“后寨是走共同致富的路子,只要你干活,哪怕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每天就有人给你记工分,年底就能分到粮和钱,这极大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张维祥坦言,现在很多“脑子灵光”的人纷纷离开土地,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去了,大多数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下地劳动的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脑子不好使”的人,这些人相对好管理,只要他们下地劳动,年终就能得到和大家一样多的回报。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而受到歧视,也没有影响到年底的分红,即使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大家都不会担心饿肚子。”张维祥说:“这正是别的村羡慕我们的理由。”
在后寨,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修得很漂亮,一排排新建的楼房装饰得也很美观。据了解,户县村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但后寨村两年前的人均年收入已达4500余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一些老人习惯了绵延三四十年的“公社生活”,他们不愿分开,且对“共同富裕”深信不疑。
10月15日下午,一位姓韩的老人坐在家门口和人拉家常,他的身后是新盖的楼房,装饰得非常漂亮,两扇门上还镶嵌着金属材质的“门神”。他告诉记者,“公社”生活很好,不操心,没压力。
“现在挺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呢?”他的想法至少能代表这个村子的一批人。
决定前途的首要元素——经济
后寨三四十年来之所以能将“人民公社”的模式坚持下来,与这个村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
据户县余下镇包村干部刘胜利讲,后寨村“人民公社”模式是陕西唯一的,也是最后的。
“以前,户县的东南村和宋南村都尝试过“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模式,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刘胜利说:“后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体企业就搞得不错,这种势头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原因是带头人张志武和杜玉忠数十年坚持的结果。”
据刘胜利讲,1979年前后,张志武等人就开始为发展集体经济动脑筋了,后寨先后办起了纺纱厂、窑厂、硫酸红厂、淀粉厂等,而且收益不错。那时,周围村子的年底决分人均每日分值是5角钱的时候,后寨村的分值已是他们的数倍。也就在那时,中国农村改革正热火朝天,户县也掀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浪,但后寨村静悄悄,尝到集体经济甜头的后寨人担心“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所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最终,村集体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
“虽然与当时的大气侯不协调,但‘包产到户’的政策还处于摸索阶段,也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后寨的社会主义路线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刘胜利说:“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刘胜利表示,1984年前后,后寨村贷款60万元办起了第一个玻璃厂,一年以后就收回了成本。接下来的后寨村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办起了第二和第三个玻璃厂,效益都不错。后来后寨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用自己积累的1100多万元办起了电厂,但好景只有两三年,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企业,加之高昂的煤价使他们不得不停产,但相对雄厚的后寨并没受太大影响,玻璃厂效益依然很好,后寨经济坚持了暂时的繁荣。
“其实,这几年来,后寨关于分还是合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刘胜利说,“但在每一次的紧要关头,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人民公社’,因为他们对集体很依赖。”
后寨未来前途面临痛苦抉择
“后寨的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非改不可了。”年轻的户县余下镇党委副书记刘涛直言快语:“从长远的眼光看,后寨的集体模式是要解体的,结合这个村的现状,崩溃是迟早的事,是两三年内的事。”
刘涛是两年前调到余下工作的,他的老家就在后寨附近,坦言对后寨的关注已有很多年,也曾多次调研过后寨“人民公社”的模式,大集体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等劣势特征已严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村民形成了混日子的习惯,一些建议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加之处在“自治”语境下的农村,每个人的觉悟不一样,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各种意愿都要尊重,也很难平衡,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引导也是有限的。
“只有等到后寨集体经济不行了,或玻璃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时候,后寨的方向才能明确。”刘涛说:“后寨很多人对村子命运走势是模糊的,有的人还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只有在阵痛来临后,他们才会清醒,但这是很残酷的,后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刘涛语重心长地说。
在关于后寨该向何处去的探讨中,余下镇的詹副镇长认为,后寨只有学习华西村的经营思路才能走出困局,他认为后寨也的的确确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了。
“村办企业碍于亲情人情管理松散,效率低下,农业方面‘出劳不出力’影响积极性,总之要提高产值和效率必须学习先进经验。”詹副镇长说:“后寨应该走股份制的道路,像华西村一样,确立每个人的股权,成立具有现代理念的后寨股份公司,从社会上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对土地可实行流转。”
华西村在吴仁宝带领下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华西村在分配上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集团总公司与各下属公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有资料表示,实际上现在华西村的经营模式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是公私合作制。华西村是集体控股,占70%;村民参股,占30%,村民和集体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华西村的成功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一分五统”,即分开的是村和企业,统一的是经济管理、干部使用、劳动力安排、福利发放和村庄建设规划。
詹副镇长说,和华西村一样,每个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改革,华西村通过一系列变革成为现代化的“天下第一村”,而后寨正站在十字路口,眼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维持现状不行吗?
刘胜利告诉记者,在后寨的发展结构中,发展集体经济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是次要的。今年的玻璃行业效益比较好,后寨企业的产值能达到4000余万元,利润应该有数百万,除去给国家上缴的利税外,村集体应该有200余万向村民年终分红,大家的日子过得依然很好,但不能保证明年后年继续好。
维持现状就意味着坐等风险的到来。
詹副镇长认为,后寨集体经济过分依赖个人,像前几十年一直是张志武和杜玉忠扛旗,现在这两人老了,也都退出村领导岗位,新上任的领导是否有老领导的魄力,是否能有老领导的威望,这都决定着后寨“公社”路线的命运。
刚刚落选的前任村书记、被有的媒体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多次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电话里他告诉记者:“后寨‘人民公社’肯定坚持不下去……”
后寨,一个个性的村庄,一群倔强的人,一种另类的发展模式,在“分”还是“不分”的争议中迎来选择的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