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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天南海北 于 2014-6-15 22:25 编辑
县城长大之难
核心提示:如同孩子成长一样,县城的“长大”也遇到了种种难题:农民进城,县城被“直接越过”;资源经济令县城产业单一、环境问题频发;城镇建设中,人才队伍、资金短缺依然掣肘。县城长大之难,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尤为明显.
40岁的农民工黄建民老家在周至县陈河乡。这里距离县城不过几十公,交通也堪称便捷,但他常年以来一直在西安打工,从未想过在县城务工乃至定居。
“家里养着两个娃,要想生活宽裕,还是西安能挣到钱。”黄建民是个水电工,在西安做室内装修,一米20元,一个月收入轻松能过5000元。“在县城,钱少不说,还没有多少活。小儿子学习好,以后如果能在西安上学,就想办法把家搬到那里去。”
县城“长大”,能根治“农村病”、“城市病”,但是,“长大”之难,当下却显得尤其明显。据统计,截至2013年,西安、宝鸡、咸阳三市流动人口占到全省的81%。“8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体,进入城市务工、落户、子女随迁。然而,这一潮流却基本“无视”了县城这一级别,直接步入大城市。
农民用脚越过县城
县城“长不大”,和大城市的爆炸式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2012年的统计,关中城市群以全省72%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省67.2%的城镇人口、72%的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并不协调。
“陕西‘县城留不住人’的特殊情况,根本原因在于县域经济比较落后、工业水平低,就业机会少、产业基础薄弱。”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证券研究所所长冯涛说,“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聚集了很多资源和很多发展机会。资源和机会越多,人们向这个地方就聚集得越多。因而,农民越过县城,不难理解。”
“目前,陕西县域经济产值在全省的经济产值中占比刚刚超过50%,县均GDP规模一般在33到35亿左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5%;县域的人均GDP产值约有12000元,而这仅相当于江苏省县域人均GDP产值的36%。较之全国城镇化水平,陕西省城镇化水平还要再低5%-6%,近年来陕西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县域经济的倾斜力度较小,占比不到1/20。”
在采访中,陕西某县领导在谈到对城镇化的理解时说:“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就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但这个标准确实值得商榷。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如果农民积极性不高,干部热情再高,也是冰凉,
人的城镇化是最重要的。”
2月27日,记者在蒲城孙镇采访时,对这一点感受尤其深刻。孙镇有8.1万人口,并有陕煤煤化工业园、蒲城电厂等企业落户,从2010年建设至今的孙镇新区雏形已经形成。这里距离县城不到15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孙镇党委书记崔辉说:“我们这里虽然不错,但是能干的群众大部分还是去西安买房定居了。大城市的发展机会还是多,县城和小镇虽然适合居住,但是年轻人还是觉得太闲了,呆不住。”
在西北政法大学新农村建设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的《陕西省县域人的城镇化发展研究》调查中,44.7%的进城县域人口工作为个体经营,自主创业成为就业的主渠道;另有34.3%的人通过打工获取收入。这说明服务业对人口就业的吸纳力强,另一方面也说明县域城镇缺乏产业支撑。同时,劳动报酬偏低,家庭开支结余很少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县域经济的“人的城镇化”。
种种分析都表明,县域经济活则人口旺,农民用脚越过县城的痼疾才不会频频发生。位于秦岭腹地的宝鸡凤县,作为2013年陕西十强县之一,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为10.5万,经过几年的发展,凤县在县域人口外出务工、流失的大潮中人口反倒增长到了11万余。如今走入美丽的凤县,晚上游人如织,本地居民亦不在少数,成为一道奇特的风景。
资源是县城的诅咒
说起“资源诅咒”,有一个著名的名词与之紧密相连——“荷兰病”(Dutch Disease)。
上世纪五十年代,地处欧洲西北角的荷兰因发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由“荷兰病”衍生而来的“资源诅咒”,是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这一问题,对陕西某些能源经济发达的县来说尤其明显,县域经济的局限性,导致了尤其容易受到资源产业的决定影响,单一产业能够托起县城短期的经济和发展,就容易令产业过度集中,甚至造成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
2013年的陕西十强县中,拥有丰富煤化资源的县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受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和进口煤炭的影响,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煤炭价格持续下跌,以能源经济为主的县,2013年上半年大都遭遇了经济的寒冬期。而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白永秀认为,煤炭价格下跌并非坏事,能源经济也是一把双刃剑,资源、能源大县应重视这一下跌的契机,正确引导人们认识能源经济,倒逼产业转型,全方位、多产业发展。
而在蒲城县委书记陈振江看来,县域经济中的资源并不意味着封闭和不健康的产业模式。“关键是思路要全面。”陈振江兴致勃勃地讲述了蒲城县未来几年的发展规划:推进煤化工业园、蒲城电厂建设,重视环保新能源产业,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加快孙镇重点镇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将“石刻甲天下”的唐睿宗桥陵建设成游人体验唐文化的最佳地。
“富规划、穷建设”,陈振江的思路,可以为破解资源诅咒提供一定的借鉴。实际上,陕西的许多旅游、民生大县,都曾经是资源大县、能源大县。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初期累积财富,然后“富也思变”,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确实不失为一种两全的方案。
农村城镇观望龙头
人的城镇化,最终要形成城市、县城、村镇多梯次、合理的城镇发展模式。县城“长大”,让农村和城镇观望到了“龙头效应”,网格状、多点带面的城镇群也会逐渐确立。
“实现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互通,县城与各镇、进而与广大农村的快捷联结,产业发展互动,公共服务互联,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的流通、合作等,农村城镇就不止是‘观望’县城,也实现了和县城的良性互动。因而,重点镇的建设,和县城长大同等重要。”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建康如是评价。
早在2009年,在陕西的全省重点镇建设工作会上,就有107个镇被确定为重点镇。2013年7月,陕西的35个重点示范镇正式确定。至2015年,省上分年度给予每镇1000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2013年至2017年,省级财政给予每镇每年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
一系列举措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
位于蓝田县的汤峪镇,素来以温泉驰名于世。走在这里,可谓人在画中行,山在绿中隐。整齐划一的街道,地道的仿古建筑,廊桥流水,清新宜人,游客到此都赞叹不已。镇里的中心广场绿树成阴,雕塑富有文化气息;正在兴建的会议中心和诸多城镇公用设施,让这个小镇呈现出勃然的生机。
抬头望到弥漫绿色的汤峪山,走在富有传统文化风情的大路上,齐全的基础设施、多彩的文化生活让汤峪镇的居民感到了由衷地舒畅,也让这里留得住人,生活恬淡富足,安静健康。
在蒲城县孙镇,将军大道的风景,才开始拉开序幕。
1926年,“二虎守长安”让杨虎城将军名扬天下。他的故乡就在孙镇,如今走在孙镇的新区,整洁的大道,齐全的基础设施,让初春的这里散发出勃勃生机。在新区的规划图上,中心公园、禽类交易市场、幼儿园、小学、住宅区等一应俱全,每平方米的房价仅有1700元。到2020年,这里和老区计划集聚10到15万人,达到中等县城规模。“目前虽然发展不错,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缺少资金。”镇党委书记崔辉说,“一期采取的是先建设再给建设商结款的模式,但目前资金来源还是不够,我们正在积极动员社会力量进入。但社会资金怎么介入?基本的还是要把新区建设得很好,吸引人就近来这里居住和创业,有产业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陈振江这样形象地比喻基层城镇中人才队伍的重要作用。他简单算了笔账:“一个镇一般有10万人,但是只有三四十个干部,数量很有限的干部连调节村民的矛盾都有困难,更别说发展村镇了。”目前,蒲城鼓励所有机关干部每个月都回一次老家,化解村镇矛盾,服务基层群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力量薄弱的问题。
冯涛教授认为,城镇化并没有固定的套路,陕西的地域条件非常复杂且具有多样性,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差异化的“龙头”城镇建设。陕北属于生态脆弱地区,应适度发展中小城市。榆林的府谷、靖边等地可以发展成为能源深加工带,形成特色能源开发加工的中心区域。陕南应重点进行以休闲旅游特色为重点的城镇化。关中地区则要加大工业化发展,构建关中城镇群,增加辐射和带动作用。、
省上在各县选取了省级重点镇进行扶持建设,那咱县也应该在此基础上发展县级重点镇并进行扶持建设,比如拓宽镇(所在地)域的道路并进行绿化并及时洒水清洁、安装路灯、建设大型文化健身广场、建设镇级菜市场、早(餐)市、夜市、超市等专用区域、扶持镇医院、公办幼儿园、公办初中、在有条件的镇开发楼盘等等,只有这样镇才能留住人、才能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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