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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詩眼”和“詞眼”
陳志明
相傳張僧繇畫尤,一經點睛,便凌空飛去。詩眼、詞眼,有似於此。
古人寫詩作詞,講究錘煉字面。凡在節骨眼處煉得好字,使全句遊龍飛動、
令人刮目相看的,便是所謂“詩眼”、“詞眼”。微雲、河漢、疏雨、梧桐,
何等尋常的景物,而孟浩然煉就“談”字、“滴”字,寫成了千古不磨的“微
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張先的“雲破月來花
弄影”,如果去了“鬧”字、“弄”字,所寫景色原也平淡無奇。而著一“鬧”
字、“弄”字,就境界全出,頓然改觀。
“詩眼”一詞,最早見於北宋。蘇軾詩雲:“天工忽向背,詩眼巧增損。”
範成大也在詩中寫到過“詩眼”:“道眼已空詩眼在,梅花欲動雪花稀。”範
溫的詩話更以“詩眼”為名,題為《潛溪詩眼》。“詞眼”一詞,首見於元代
陸友仁的《詞旨》。《詞旨》分八部分,其六專論“詞眼”。雖然“詩眼”、
“詞眼”的稱呼出現較晚,而注意煉字,可以說與詩歌創作的歷史一樣久遠。
《詩經‧周南‧嘔畔》:“采采嘔畔,薄言采之。采采嘔畔,薄言有之。采采
嘔畔,薄言掇之。采采嘔畔,薄言捋之。采采嘔畔,薄言些之。采采嘔畔,薄
言*之。”每兩句隻在關鍵處換一個動詞,而估一有一掇一捋一些一*,逐層
推進,同中見異,搖曳無窮,堪稱為“詩眼”。南朝民歌《明下童曲》:“走
馬上前 ,石子彈馬蹄。不惜彈馬蹄,但惜馬上兒,”一個“彈”字,墨光四
射,如石韞工,令人耳目一新,與後世所說的“詩眼”已毫無二致。兩晉南北
朝時,隨著聲律論的興起與駢驪文的盛行,在文人創作中追求警策、秀句(其
中也包含了對詩眼的追求),成為一時風氣。這不僅有陸機提倡於前(見《文
賦》),並有許多文人追逐於後。“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謝),“亭
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柳惲),“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何遜),“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籍),“行舟逗遠樹,度鳥息危檣”(陰鏗),等
等,錘字煉句得其神韻,歷來傳為美談。而“識”、“辨”、“下”、“飛”、
“滴”、“暗”、”逗”、“息”等動詞(“暗”字為詞類活用,形容詞作動
詞)與“逾”、“更”等副詞,都不少為句中之眼,起著畫龍點睛的傳神作用。
唐代大詩人杜甫,歷來被視為錘煉字句的聖手。他的《曲江對雨》詩,宋代題
院壁,其中“林花著雨胭脂濕”句,“濕”字駁落,蘇軾、黃庭堅、秦觀、佛
印分別以“潤”、“老”、“嫩”、“落”補缺,都不及“濕”字鮮明生動。
宋、元時代的詩論家,正是在千百年來詩歌的語言藝術日益精迸的基礎上,在
詩人們愈來愈自覺地注意錘煉字句的情況下,概括出“詩眼”、“詞眼”這些
詩學的新術語的。
詩眼、詞眼在句中的作用不一而足。
或者用以翻出新意。如蕭楚纔改張乖崖“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
書,”之“恨”為“幸”,“恨太平”是對天下太平的不滿,“幸太平”是因
天下太平而感到幸福,一字之改而詩意迥異。
或者借以增添情趣。如韓駒改曾吉甫“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裡近題詩”
之“中”為:“深”、“裡”為“冷”,改動兩個字,使得原來隻是用以指示
方位的“白玉堂”與“水晶宮”,轉眼顯得雍容高華,超凡脫俗。
或者靠它加強形像性。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用“綠”字而不用
“到”、“過”、“入”、“滿”等字,是取“綠”字的色彩;韓愈幫賈島斟
定“僧敲月下門”,是取“敲”字的聲音(上句為“鳥宿池邊樹”,已是關門
上閂的時候,“推”是推不開的,隻好“敲”了);秦觀的“山抹微雲,天粘
衰草”是取“抹”、“粘”的動作勾畫出的線條輪廓。
此外,有的詩眼、詞眼又關乎詩意的精確。如齊己詠早梅:“前村深雪裡,
昨夜數枝開。”鄭谷將“數枝”改為“一技”,使“一技”與“早”意絲絲入
扣。有的詩眼、詞眼還有助於鑄就詩詞的意境。洪* 《阮郎歸》 詞寫春光,
“綠情紅意兩逢迎,扶春來遠林。”憑著一個“扶”字,我們感受到了從樹林
深處步步走近的春天。
怎樣去鍛煉詩眼、詞眼呢?古人有所謂五言詩以第三字為眼、七言詩以第
五字為眼的說法,如“孤燈然(燃)客夢,寒件搗鄉愁”(岑參),“危峰入
鳥道,深谷寫(一作“富”)猿聲”(鄭世翼),“萬裡山川分曉夢,四鄰歌
管送春愁”(許渾),“鶯傳舊語嬌春日,花學嚴妝妒曉風”(章孝標)。因
而主張五言詩要在第三字上著力,七言詩要在第五字上著力。這種說法是不無
道理的。五字句與七字句的節奏多作上二下三與上四下三,如“孤燈––然客
夢”與“萬裡山川––分曉夢”。而意義單位又往往與節奏單位相統一,在五
言詩的完全句中,常常上二字是主語,第三字是動詞所在;在七言詩的完全句
中,常常上四字是主語,第五字是動詞所在。動詞是敘事、寫景、狀物、抒情
的關鍵字,因而自然成為鍛煉字眼的重要對像。但若把詩眼定死在五言詩的第
三字、七言詩的第五字上,則又未免偏頗。原因在於,詩句的語法結構多種多
樣,並不都取上述完全句的格式,而詩眼也並不局限於動詞一個類別。“身輕
一鳥過”、“白玉堂深曾草詔”,便是不受詩眼在第三、五字說法局限的例子。
這在詞裡,句於參差不齊,句法千差萬別,當然更無從咬死第幾字方得為眼,
所以“綠肥紅瘦”(李清照)既不妨以二、四字為眼,“寵柳嬌花”(前人)
又不妨以一、三字為眼。
應該說,鍛煉詩眼、詞眼,並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條例可循。有的詩詞本
來無需在字眼上追求,如謝靈運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寫病後初見
的春色,已是形神畢肖,就無需乎再加爐錘之功。韋莊的“暗想玉容何所似,
一技春雪凍梅花,滿身眅霧簇朝霞”,意境渾成,也就不必要再在字眼上煞費
苦心。如果是有待鍛煉的字句,那麼,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局部與整體的關繫。
劉勰說得好:“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
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
一而萬畢矣。”(《文心雕龍‧章句》)字句之所以需要錘煉,從根本上來說,
是為了全篇的整體美。 如果不能在宏觀的背景上斟定字眼, 就會像作畫的人
“謹發而易貌”(《文心雕龍‧附會》),頭發惟妙惟肖,面貌卻走了樣。明
代詩論家謝榛無視篇意而輕改古詩字句,難免招致非議。他認為謝的“澄江
淨如練”(按“淨”應作“靜”),“澄”、“淨”字意重出,意欲改為“秋
江淨如練”。殊不知這是一首寫春天的詩,下一句便是“喧鳥覆春洲”。忽春
忽秋,顛三倒四,還談得上有什麼詩意呢!在意辭關繫上,前人是有過不少精
闢的見解的。《文鏡秘府論‧南卷》提出“精練意魄”。杜牧《答莊充書》說: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這些與劉勰所說的
“振本”、“知一”都是同一個意思。韓愈幫賈島推敲字句,正是從前後句文
意的關聯上選定“敲”字的。王夫之認為“‘僧敲月下門’隻是妄想揣摩,如
說他人夢 若即景會心, 則或推或敲, 必居其一。”(《夕堂永日緒論內
編》)看似有理,其實是架空立論,未能從賈島原詩的情景去判定選用“敲”
字的妙處。
其次,鍛煉詩眼、詞眼還有侍於掌握多種修辭方法。修辭的格式不一,古
人大致分為賦、比、興三類。 現代修辭學分類細密, 多達幾十種(見陳望道
《修辭學發凡》)。辭格本身並無高下之別,運用之妙全在於恰到好處地敘事
狀物、傳情達意。但就各種辭格相比較而言,在詩詞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則是
擬人化的手法。 詩人、 詞家既“能以奴僕命風月”,又“能與花草共憂樂”
(王國維《人間詞話》)。風月花草,在詩人、詞家眼中莫不可以被人格化,
因而擬人的辭格被廣泛采用。“坐看黑雲銜猛雨,噴灑前山此獨晴”(崔道融
《溪上遇雨》)﹒“銜”與“噴灑”一經入詩,“黑雲”便具有生命,猶如神
尤一般活動了起來。此外,誇張、通感等於法,在鍛煉字眼時也常為詩人、詞
家所矚目。“寺多紅葉燒人眼”與“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動人心目,給人以強
烈印像,正是由於巧用誇張、通感,煉出了“燒”字、“鬧”字的結果。
最後,大量掌握詞彙,精通詞類的活用,對於鍛煉詩眼、詞眼也至關重要。
我國古典詩歌以精練見長,前人有所渭“五言(律詩)如四十個賢人,著一個
屠酤不得”的說法。一旦詩中出現屠夫、酒賈(“屠酤”)這類充數的濫竽,
就得換上適合身份的“賢人”,這就需要有豐富的詞彙庫存。王安石如果不掌
握“到”、“過”、“入”、“滿”、“綠”等十多個意義相近式相關的詞,
就難以在比較的基礎上選定“綠”字。謝榛形像而鳳趣地把這種通過比較加以
選定的方法稱為“戴帽法”。他說:“譬人急買帽子入市,出其若干,一一試
之,必有個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則詩眼靡不工矣。”在眾多的詞類中,動
詞由於其特殊的性能,固然應該成為錘煉的重點,但對於其他詞類,即使是似
乎無足輕重的虛詞,也不可輕易放過。周邦彥詠薔薇:“長條故惹行客,似牽
衣待話,別情無極。”用了一個虛詞“似”,便使薔薇處於與人似和不似之間,
顯出無限情韻。 陰鏗寫送行遲到,隻見“泊處空餘鳥, 離亭已散人”,虛詞
“空”、“已”若不經意進入詩中,對於描畫詩人惘然若失的情狀卻有著畫龍
點晴的妙用。詞類的活用,有時具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能,在錘煉字眼時也值
得重視。“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蔣捷《一剪梅》),形
容詞“紅”、“綠”,用作使動詞。詩人通過櫻桃變紅、蕉葉轉綠的動態,抒
寫了對時光流逝的惋惜。如果“紅”、“綠”仍作形容詞用,說成“櫻桃紅,
芭蕉綠”,就會味同嚼蠟。周邦彥的“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將鶯雛與梅子
的變化與風雨聯繫到了一起,並且用疊印的手法清晰展現出變化前後的異同。
由形容詞轉成動詞的“老”、“肥”,有如靈丹,在句中起到了點鐵成金的作
用。
當然,“作詩本乎情景”(《四溟詩話》卷三)。要寫出好詩,要鍛煉出
足以振聾發聵的詩眼、詞眼,最根本的還在於作者胸中有丘壑,眼底有性情。
如果置真情實景於不顧,而隻是在字句之間掂斤論兩。那麼,對於詩眼、詞眼
的追求,對於好詩、好詞的向往,終不免像海市蜃樓一樣,會化為子虛烏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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