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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淡淡的风 于 2009-2-16 12:09 编辑
从事群众文化工作30余年,对波波折折的大事,都逐渐淡忘。唯有一些生活片断,像一串音符,组成了一首甜美的歌,经常在我心中涌动。朋友都说,这是你在文艺园地留下的一行脚印,也从侧面折射出你的生活经历,应该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那么,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把这些趣事散记如下:
■1973年9月,我和韩勤朴、王积文住在街心公园对面的政府招待所7号,为农民画赴京展出准备材料。省歌舞剧院编舞,因演《兄妹开荒》和《夫妻识字》女主角,非常出名的周龙,来户县深入生活。想创作一个反映农民画的舞蹈。住在与我一墙之隔的8号。领导让我每天用自行车带上周龙到东韩、六老庵采访。看来只有20几岁的周龙长得非常漂亮,又经常和我出出进进,勤朴和积文有点吃醋,经常给我编段子……。
那一天下雨,我们都没下乡。他俩正在房间说我和周龙如何如何,周龙推门而入,也没听我们说啥,顺口问我:“小陈,你今年多大?”我说:“18岁。”周龙一笑:“我当你多大,才跟我老大同岁。”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瞪大了眼睛。我乘势反击说:“他俩比我还小,应该把你叫妈。” 后来,听说周龙当了陕歌副院长,曾向文化局王中育老师问过我的情况,但却没机会见面。
■76年元月,咸阳地区举办小戏调演,因户县代表队演出的《两篇板报稿》是我执笔创作的,我也就和任世华、杨秀芳作为作者应邀观摩演出。
我们到咸阳后,任世华突然发起高烧,脸色发红,不吃不喝,非常严重。我和杨秀芳把任世华送到咸阳市人民医院,还特别提醒大夫:任世华的家在天桥,是出血热的发病区,以免误诊。咸阳的大夫从来没接触过出血热病人,加之任世华进院前喝了很多水,尿多的时候,我说是多尿期;尿少的时候,我说是少尿期;不尿的时候,我说可能进入病危期。医生让转回户县治疗,我说出血热病人不能颠簸,只能就地治疗。闹得医生没办法,只好让户县来专家现场会诊。
凌晨4点,县委派靳树廉大夫到咸阳参加会诊。靳大夫摸了世华的额头,掰开任世华的眼睛看了看说:“重感冒,没事!”几天没吃饭,睡在死亡线上,随时准备和我们挥手告别的任世华,一听不是出血热,一下子来了精神,“呼”地一声坐起来,张嘴就说:“我饿。”我从汇演灶上端来一盆葫芦头泡馍,他连头都没抬,就一扫而光。
后来,世华当了惠安报的主编。我跟他提起此事,他还说,那回把我吓扎咧。
■我在县上工作了3年,都没解决转干问题。公社为了给县上施加压力,把我叫回公社,复核民主补课的遗留问题。我也把这次到基层工作,当做深入生活的机会。
平堰下村有个侯发家,土改时定为小土地出租,民主补课定为地主。侯发家多次到县上、地区、省上、北京告状,说他家地亩不实。但经多次复核,都铁证如山。公社硬说侯发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地主阶级对人民政权的挑衅。把侯发家送到劳动教育学习班劳动改造。
我接到此案,在与侯发家接触时,侯发家痛哭不已。但因父亲去世,自己说不出地亩不实的线索。一个劲说:“我家老人脾气不好,得罪了长工,长工没有人说公道话。”我紧紧抓住“老人脾气不好,得罪了长工”这个细节,决定从长工入手,解决这个多少人都没解开的难题。
第二天,我把所有给侯家当过长工的人叫到下滩,开了个现场会。我说:“咱靠山这带,地形多变,这有个沟,那有个坎,比较好记。现在,我在材料上念一块地,你们给我指一块。两者面积位置相符后,大家按手印,才算落实。”结果发现,有3亩水地,分别以王家房前、赵家房后,水渠以东在原材料上出现3次。这样3亩地成了9亩地,按规定1亩水地算2亩旱地,又成了18亩地,给侯家多算了12亩地。
侯发家因地亩减少,冤案得以纠正,逢人便说我是包公再世。还乘我不在家,给我家老人提了2升白米,以表感谢。而我呢,也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共和国少了一桩冤案而高兴。
■75年底,县上开三级干部会,我和张复水老师负责晚会票的分发。当时,参加会的人数在5000人以上,而剧院和电影院一共不过2000个座位。因而,晚会票非常紧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奢望得到1张剧院的戏票。
那天中午,我和张老师在招待所吃饭。材料组组长跑过来说:“老张,咱材料组人多,给咱多发些票。”张老师问:“5张得够?”“不够!”“8张得够?”“不够!”“10张咋样?”“也不够”。我想,你材料组不过7、8个人,咋10张都不够?便脱口而出:“那100张够不够?”这句话把材料组长说急了,瞪了我一眼,用讥讽的口气说:“老张,这小伙算是弄啥的?”闹得我好没面子,张老师也觉得对方有点太损人。
下午送票时,张老师专门把材料组的票给我:“去!让他知道你到底是个闹啥的。”我瞅了个材料组长不在的空子,走进材料组办公室问,组长在不在?我是来给他送戏票的。办公室人说组长不在,让我把票留下来。我说:“会上要求,票必须给组长本人,别人不能代收。”然后退出来,再没去过。 晚饭后,别人都高高兴兴地拿上票看戏去了,材料组长急得在院子乱转。几次走到我跟前想问我,我都装着不认识,把头拧到一边去。没办法,他只好找到招待所书记杨诚忠老师。杨老师问我:“材料组的票是不是在你手里?”我说:“是,但这票要给材料组长,别人不能拿。”材料组长急忙说:“我就是材料组长。”我也瞪了他一眼说:“你说你是材料组长,谁能证明你是材料组长,你再是个骗子咋办呢。”后来,在杨老师担保下,我才把票给了对方。
现在想来,用这种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办法对待一个老同志,似乎有点不妥,跟孔子提倡的宽恕忍让格格不入。
■76年,苏耀先在户县当县委书记,要求宣传文化部门要培养万名理论骨干、万名文艺骨干。宣传部为了落实苏书记指示,专门成立了“两个一万”办公室。我负责东西五号路以南11个公社的文艺骨干培训工作。
当时,苏书记的指示就像圣旨,哪个敢违犯!各单位和村队都把长得漂亮,能歌善舞,能写会画的派来参加学习班。
为了提高培训质量,我把“四人帮”那套文艺理论,什么“一个任务,两个高度,三个突出,四个关系,五个最,六个更”背得烂熟,在几百人的培训会上,一讲就是4个小时。
没想到,这么一讲无形中提高了我的声誉。有些女学员听说我是“作家”,纷纷向我靠拢,让我第一次领略了美女如云的感觉。 记得在庞光公社办学习班时,杨涛、赵丰、高选民都是学习班的学员。杨涛写了小说《三贴大字报》,高选民和仝虎写了《向阳渠畔》,赵丰写啥,我已记不清了。令人骄傲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人。杨涛当了宣传部副部长兼《户县报》主编,出了几本小说,有多篇在省市获奖。赵丰当了县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出了几本散文集,不少作品在国家级刊物《散文》杂志发表。高选民当了中组部一局局长,曾参与十六大报告的起草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古典戏和民间杂耍都遭到禁固。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春节,县上决定,正月十三到十五耍几天社火。由于当初对形势估计不足,也没有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这么一大摊子事,只让我一个人具体负责组织。
我拿着一个长竹竿,把过街电线一一量过,确定社火高度最高不超过6.5米。然后下乡四处点火煽动,最后落实宋村的社火上县表演。
当时,县上给我派了个华沙小轿车。司机殷师倒是非常能干,但车子实在不争气,不是没气咧,就是刹车不灵咧,一天能耍4、5回麻达。
正月十三那天,我的朋友章立在前头领队,业余作者线云峰手里提了把破刀,随时准备砍挡路的树枝。宋村的社火还是原始耍法——芯子装在方桌上,桌下放5页胡基,全部用人力抬着走。大约早上9点多,就浩浩荡荡地从箭门商场东门出发,走上了街头。 社火队伍刚走到东街派出所门口的拦杆前,就被县委副书记尹玉奇和吴孝先给挡住了,怕把人踏死了。人家县委书记要挡,咱个小人物能咋。几天没睡好觉,借这个机会,我在车上睡了一觉。十一点后,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社火队伍才通过栅栏继续上路。还没走到东关十字,表演队伍就被观众围得七零八落,一直到日落西山才算结束。
说实话,那次活动为以后的大型喜庆活动积累了好多经验。没有那次耍砸咧,就没有现在的井井有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编《户县文艺》。由于国家拨乱反正,政策开放了,我的思想也解放了。在编稿子时,胆子不知不觉中就大了。
石侃之写了一首新情歌,原稿是:“哥妹都爱搞科研,不在一村地相连。哥哥防虫进妹地,妹妹除草进哥田,人勤春早角角繁”。我建议侃之把后面改成“妹妹选种进哥地,哥哥授粉进妹田,杂交品种角角繁”侃之同意了。但回去以后睡不着,害怕人说他是烧棒。都晚上12点了,翻过文化馆的大铁门,叫我再惦量一下。我说选种、授粉是科研过程,杂交是结果,出了问题我负责。这首情歌发出来反映特好,有人至今还能把这首诗背下来。
有一次,在编《户县文艺》时,我发现有一页剩余空间太大,又没尾花可加。便顺手编了一个谜语欣赏:“昨日我从竹园过,遇见姊妹七、八个,大的和我亲过嘴,小的我也摸揣过”谜底是笛子。这期《户县文艺》印出后,在全县“三干会”上发了,反响很大。有人直接说这是精神污染。县领导把文化局党诚明局长批评了,党局长又把我叫去批评了。还把发出去的书收回来,用墨笔把那几句话涂抹了。谁知,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不想叫我看,我越打听这是啥,把这个谜语炒得沸沸扬扬。
还有一次,我编《户县文艺》问章立有没有稿子,章立抱来了一大堆作品。有在娃的作业本背面写的,有在烂包装盒上写的,还有在“宝成烟”防潮的柏油纸上写的。当时作者大都有一种愿望,想发长一点的东西。章立也不例外,硬把一首写武装部领导发挥余热的长诗《瓦渣旦》给我眼前塞。我却一眼看中了《老婆骑车》,并直接了当地给章立说,我如果发,就发这首。原因是这首诗截取了生活中的一个镜头,写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变化。且人物生动有趣,形象逼真。章立是个老实人,一看我态度坚决也没说啥。我把这首诗后几句改了一下,在《户县文艺》上发表后,引起了《西安晚报》记者李敬寅的注意。李敬寅专程赶来,对章立进行了专题专访,使章立一下子成了诗坛名人。这首诗也被编进了大学教材。
2000年,章立请毛崎等许多名人,召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特意请我参加。我说咱是个小人物没啥可说,章立非常坚决地说,你就讲当初怎样发现《老婆骑车》的,又是怎样修改《老婆骑车》的。在研讨会发言时,我发出了感叹:“唉!这个章立,就是老实得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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