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寿山将军功成不居善待党外朋友

武威

赵寿山将军功成不居善待党外朋友

赵寿山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毛泽东直接批准入党的中共特别党员，是人民共和国的功臣，毛泽东一直很敬重他，夸他的品行好。20世纪60年代一个五一节的晚上，天安门广场燃放节日焰火。当天安门城楼上东方红乐曲奏响时，毛泽东走出城楼西边的电梯向大家招手致意。当他走过赵寿山将军身旁后却又特意转了回来，一边和赵将军握手，一边笑着问候道：“赵老将军，你好啊！”

赵寿山将军的新老朋友很多，在北京居住期间，陈毅副总理就经常爱在星期日上午来家找他切磋棋艺。赵将军对待客人有自己的原则底线，不管是党外的还是党内的，不管是高官还是布衣，他都一视同仁，从不嫌贫爱富，居功自傲。特别是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落难的老朋友，赵寿山将军同样敢和他们交往，敢为他们说话。

韩兆鹗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前他先后担任过绥德、安康、长安等县的县长，又在第四集团军及三十八军中任职多年。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韩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帮助革命，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竭尽全力为独立、民主、自由而努力工作。1941年12月，韩兆鹗经严信民、章伯钧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次年7月在民盟一大会上，韩又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的形势下，蒋介石发出了“求和”声明。而韩兆鹗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五十五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他坚决拥护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949年8月，韩兆鹗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赴北平，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韩兆鹗被任命为政务院人民检查委员会委员。

韩兆鹗与赵寿山将军是陕西户县乡党和多年的亲密老友。赵将军任陕西省省长期间，提名让韩兆鹗出任陕西省副省长，协助他工作。有一年夏天，韩兆鹗和赵将军一起下乡查看关中小麦生长情况。当年郊县路况很差，对面一过汽车马上就会尘土飞扬。那时的“伏尔加”牌小汽车没有空调设备，不开车窗时闷热难耐，可一开窗就非要“吃土”不可，因此一路上必须不断摇上、摇下车窗才行。

坐在前边的警卫人员，只要摇车窗的动作稍微迟缓一点，就会被韩兆鹗骂为“木头、死人”，由此可见韩兆鹗的脾气很大，爱骂人。韩兆鹗比赵寿山将军大三岁，俩人交往了大半辈子，因此相互之间早已摸透了对方的脾气，私人关系甚笃。不然要以韩兆鹗的暴烈生性，赵寿山将军无论如何也不敢选他给自己当副手，这还真是应了“一物降一物”那句话。

1957年，中共所谓的“反右”运动开始后，韩兆鹗作为共产党的诤友，他口无遮拦，提了很多尖锐意见，甚至用尖刻的语言直抒己见，坦言相告，批评执政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他说:“在有些人眼里，民主党派是个□□，想用了拿到手里，不用了踹到床底下。”其矛头直指某些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统战政策。

按理说，如果真心让人家提意见，各人的意见不同确实很正常。但在当年那种“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下，又加上乱扣帽子、乱抓辫子、乱打棍子的辩论方式，韩兆鹗势必要惹火烧身，招来麻烦。加之他平时不注意工作方法，脾气急躁，也得罪了不少权贵，最后在“反右”运动中因言获罪，被定为“韩（兆鹗）李（子建）反党联盟”之首。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出他的所谓“反党”言论，韩兆鹗在当时真可说是“臭名昭著、反动透顶”了。

就在全国报纸刊登韩兆鹗所谓“反党”言论当天，赵寿山将军正好在北戴河休养。吃罢晚饭，他让自己的小孙子陪他和某位老友一起出外散步。当走到一座小桥上时，两位老人坐在桥栏杆上休息，赵将军就让小孙子拿出当天的人民日报，给他们念关于韩兆鹗的“反党”言论。当小孙子念到韩骂“某某某到处打我、某瞎子到处砸我……”时，赵将军身边那位被骂的老友气得胡子直翘，拐杖在地上蹾个不停，赵将军却坐在旁边微笑不语。

散步回家后，赵将军才对小孙子说道：“你韩爷喔是个直性子，他不是反党，对党忠实着呢，就是有些意见么！他肇祸就肇在脾气上，爱骂人爱得罪人！”听得出赵将军并不认为韩兆鹗能有多大问题，虽然他无力为韩洗刷冤情，但绝不会随风窥测上意，对老朋友落井下石。

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诗：“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如果共产党在反右运动中，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实乃国家民族之幸事，何至于像韩兆鹗这样一大批敢提意见、敢讲真话的诤友，后来遭受厄运和非人对待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赵寿山将军身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功成不居，平等待人，热情好客，心底善良。特别是对许多生活中遇到难坎的党外朋友，送米，送面，送钱都是常事。他一辈子没有做过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事情，所以德行口碑很好，许多党外朋友都愿意和他交往。

于右任老先生被迫去了台湾后，他的原配夫人高中林仍留在陕西，日子过得很艰难。赵寿山将军担任陕西省省长期间，平日对她多有照顾。有一年高老夫人过生日前夕，赵将军不但派秘书把自己半个月的工资送去接济老夫人，还专门派家里的厨师去帮做寿宴。感动得老夫人直抹眼泪，从心里面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感激赵将军一直在操心帮助她。

赵寿山将军的这些作法和细微之处，就犹如“钟在庙内音在外”，对外影响非常之大，功德无量。身教重于言教，赵将军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真正感受到什么才是公仆和朋友情，什么才是“饥了给一口，强如饱了给一斗”的雪里送炭。

在当年那个“政治弦”绷得很紧的历史时期，赵寿山将军对穷困潦倒的老朋友及其家人之关心资助，也曾招来不少人的非议和不理解，说赵某人如何没有原则等等。而他听后总是一笑了之，该咋办还咋办。

赵将军在陕工作期间，曾推荐了不少党外人士和老朋友参加工作，有的还担任了各部门的领导。一些因历史原因遭到不公正对待的老部下找到家里时，赵将军从来都不托词推诿，总是主动为他们出具证明材料，以期尽早把事情搞清楚，洗刷他们的冤情。

赵寿山将军经常在家中接待来访客人，还不时和有关领导在家里谈一些具体工作，所以休息时间都总是安排的满满的。然而他的个别党外老友却往往不顾场合、对象，有事没事总爱坐在客厅沙发上不走，很遭人烦，被身边工作人员背地里称之为“没眼色”和“勾子（屁股）沉”。但是赵将军却从来不厌烦，并且还经常留下这些人吃饭。赵老将军不发话送客，包括家人在内谁都不敢再说什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赵寿山将军有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碰见了徐海东将军，这两位可算是老相识了。赵将军当年率五十一旅驻防汉中期间，俩人就“各为其主”打过交道；后来赵将军率十七师在晋东南抗战时期，赵、徐又是同一战壕里并肩抗击日寇的战友；再后来赵将军率三十八军在中条山两年半的抗战中，更是和徐海东率领的三四四旅之间相互学习，互通情报，配合作战。

然而历史往往是当事者迷，现在来看已经非常清楚的史实，可在当时的当口下，却显得是那么扑朔迷离，那么不随人愿。只有当历史静静沉淀下来之后，其真相才能最终浮出水面。

赵、徐这两位不打不相识的老将军相遇后，不一会就谈起双方在汉中时期由于彼此沟通不够，加之中共“左倾”路线的祸害，不但错杀了一些党内同志，也曾伤害过一些党外老朋友的感情。赵将军接住话茬，据理力争问道:“你说当年到底怪谁？”徐海东将军听罢急忙摆摆手，笑着对赵寿山将军打哈哈说道：“赵老呀，过去多年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吧，都朝前看！”说罢两位老将军都畅怀大笑，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遭蒋介石杀害后，西安成立了杨虎城将军治丧委员会，由赵寿山将军亲自担任主任委员。他特意前往长安县，亲自为杨将军拍板选定了永久性墓园墓址。杨虎城将军的灵柩抵达西安后，赵将军又亲自率众到火车站迎灵，亲自为杨将军挂孝拉纤，亲自主持西安各界隆重公祭杨虎城将军大会。

赵寿山将军对杨虎城将军后事的这一系列“亲自”，引起了个别人的非议和不满，他们看不顺眼，诋毁谩骂说“赵寿山是杨虎城的孝子贤孙”。赵将军知道后非常生气，他理直气壮反驳道：“就是共产党人也要讲人情，也不能忘恩负义，孤寡无情。我的官可以不当，可给杨（虎城）先生的后事不能不办好。”

1957年10月，赵寿山将军又为矗立于杨虎城将军墓园前壮阔的门楣上，亲笔题写了七个金色大字—《杨虎城将军陵园》。那苍劲灵动的笔锋，仍然带着赵寿山将军来自抗日战场上的硝烟，迸射出他与杨虎城将军患难与共、义重如山的战友激情。

韩兆鹗被打成“右派”并遭撤职后，赵寿山省长又提名让另一位党外人士—孙蔚如担任陕西省副省长。而组织部门对孙蔚如任实职有不同看法，并以韩兆鹗在新中国建立前的进步表现与孙蔚如作比较，认为韩兆鹗解放前夕是“脚跟朝南”（比喻面向北京，思想进步），而孙蔚如则是“脚跟朝北”，因此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赵寿山将军对此却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是了解孙蔚如的，韩、孙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不能总揪住人家的小辫子不放，这让民主党派人士怎么放开手脚做事。在赵寿山将军的坚持努力之下，提名人选最终获得通过。

凡了解西安事变的人，一定都知道冯钦哉这个名字，对他当年的离杨附蒋，多年来褒少贬多；而对他抗战期间曾率部杀敌，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又曾作出过有益贡献，则很少有人了解和给予肯定。1957年冯钦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久又因历史问题被捕入监。

为冯钦哉之事，赵寿山将军去问周恩来总理：“你们对起义将领的喔政策到底还算不算数?”这才让北京最高层知晓了冯钦哉的处境，促使把他从监狱放出来。而最早来家看望冯钦哉的，也正是赵寿山将军，冯钦哉却因不了解实情，给赵将军发了很大的脾气。

赵寿山将军对此不恼不躁，反倒请冯钦哉吃牛肉泡馍，接着又把专供给自己的白面送给冯家（在当年的困难时期，这些都是拿钱也买不来的）。后来赵寿山将军又和冯钦哉一起去给杨虎城将军扫墓，不久又专门给冯钦哉老人定了牛奶。冯钦哉老将军对赵寿山将军始终不变的朋友情深受感动，他交代自己的孙子：“人常说，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看来咱报不了你赵爷的恩了，你可要记在心里不能忘了。”

1959年底，赵寿山将军离开陕西赴京工作前，特地在西安家中摆了几天家宴，和所有的党外老朋友们告别。吃的自己家中拿手的户县浆水臊子面，喝的是户县家乡的黄酒。

按说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很正常的交往关系，却被某些心怀叵测者又反映到了北京最高层，诽谤说“赵寿山在自己家里，和很多‘残渣余孽’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就不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周恩来总理知道后，他明确表态说：“赵老这样做，是我党统战工作的需要。”赵寿山将军事后得知周总理的态度，对总理的理解十分欣慰，说还是总理了解他。

其实赵寿山将军所做的这一切，并不仅仅只是他个人的私事，而是在尽量化解党内外的社会矛盾，努力改善干群关系。而有些经常告状者，自以为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和“为人民服务”，却严重脱离群众，实际上是天天在为共产党树敌，帮倒忙。

这些人的积极性越高，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的损害就越大，只能让党外朋友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越来越产生不信任感。

赵寿山将军一生经历了不少磨难和凶险，为了国家民族，他忍辱再忍辱，冒险再冒险。毛泽东主席曾问他：“多年来日在虎口，安之如夷，其故安在乎？”赵将军讲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朋友的帮助和保护。

全国解放以后，卫立煌将军告诉赵寿山将军说，蒋介石几次密令他及蒋鼎文要找机会暗杀赵将军。赵将军笑着问卫：那你为何不下手？卫也笑着回答：你军权在握嘛！其实说到底，他们之间既是战友又是朋友，卫当然不忍心下手，或替别人当恶人了。

赵寿山将军在几十年的对敌斗争中，广交了数不清的党外朋友，尤其是他能做到化敌为友，所以始终没有被蒋介石抓住“通共”把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给蒋介石的汇报中说：赵寿山是一条变色龙，黑、红难辨。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也感叹说道：“赵寿山在刺刀尖上长袖善舞的这一手，连戴笠也被糊弄住了……这岂不胜似雄兵百万？”

赵寿山将军说朋友也要分多种，有的朋友重情重义，有的却见利忘义，对他们心中要有数，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对知根知底的患难朋友，要坦诚相见，彼此之间是同享福共患难的关系；对心术不正的酒肉朋友，也要尽量团结，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得罪他们，因小失大会树敌太多，小不忍则乱大谋；就是实在不能化敌为友，起码也不要去故意刺激他，让他说你的坏话。能把敌人转化为朋友，本身就是一种本事。

在北京的一天晚上，赵寿山将军听完秦腔《赵氏孤儿》（又名八义图）中的“挂画”唱段后，有感而发地教诲自己的小孙子说：“昔日赵府食客三千，危难之时能有几人挺身而出以死相助？唯有程婴、公孙杵臼二人，一个舍子，一个舍命，才救下孤儿性命。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朋友，足矣！”

赵寿山将军又说：“对那些‘白眼窝’（演戏中眼圈被涂成白色，指奸臣小人）可要注意，他们见利忘义、卖主求荣，交友中一定要注意提防。‘白眼窝’干好事的本事不大，可他在暗处，干起坏事来谁都难防，能量本事可大得很呢。开始对你投其所好、溜须拍马的是他们，后来置你于死地的也是他们。杨（虎城）先生当年就是百密一疏，被身边的那些‘白眼窝’钻了空子，趁机窃取了他的来往信件，偷偷交给蒋介石邀功请赏。蒋由此对他更加怀恨在心，最后动了杀机……”

赵寿山将军一生对得起所有的新老朋友，他奉行道义，刚直不阿，从来不会“一阔脸就变”。用他自己在抗战中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军长可以不做，人格不可不要”，其傲然风骨和长者情怀，实在令人敬佩和感动，“于国于民敢问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