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血残阳---献给艰难时期的户县十中教师们

宏图大展

——献给艰难时期的户县十中教师们

高从宜



《劳动者报》（2011年09月09日 05版）

    当年的户县第十中学，我们一直以十中称呼它。户县的县制高中，十中最晚建立，又最先撤销。人生如果说有“命运”，我的命运即从十中开始。

    1977年，我们由石井村学校初中毕业。当时进入高中，实行推荐制。我估摸自己推荐不到“洋高中”——户县第十中学，但又极不情愿入“土高中”——石井村学校的自办高中，便选择了留级；指望再“耗”一年，进入十中，以便高考。

    然而，第二年，教育制度出现“突变”：石井村学校的初中生不再去十中，全部进入“土高中”。造化弄人，我的留级变得毫无意义。历史的巨大车轮，从来不在乎碾碎几朵无辜的小花，更不在乎一个乡村孩子的心灵痛楚。别无选择——在“土高中”，我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活。

    “土高中”的老师，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十中的同学说起他们的老师是大学毕业，水平好……我就充满艳羡、渴望和难过之情。1978年的春天，我们“土高中”的第二学期，教育制度又出现“突变”：石井村“土高中”宣布解散。通过考试，我们“土高中”的大部分学生，并入另一所“土高中”；我和少数几个同学则进入十中——户县第十中学。尽管晚了两年，能够搭上十中的末班车，我仍然高兴。

    在去十中两公里多的土路上，记忆最深的，是树木掩映的山河梁与豌豆花飘香的麦田。山河梁槐树成林。头一天上学，我路过山河梁，正是小麦拔节、槐花飘香的仲春。山河幽静，槐花飘香，方圆几里，其香沁心。雨天，山河水涨，女同学尖嗓脆喊，胆怯毕露。她们过河的光脚丫，连同幽静的山河，清香的槐花，既是大自然给我们这些学生最早的性教育，也是山河梁给我们开设的美学课。在豌豆插播的麦田，我们藏在麦地里“偷”豆角。那蓝紫相衬的豌豆花，那细长苗条的红麦瓶，那似真似幻、映在蓝天下的鹅黄麦芒，是我少年时期唯一留心过的景物与美。20多年后，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看到梵高如梦似幻的“麦田”时，我懂了，明白了，满愿了。真正深刻的美景从来是吝啬的。

    去十中路上，忘乎所以地去豌豆麦田偷豆角“享受”，鼓足勇气在东堡果园偷杏“解馋”，在我似乎也就三两次，尽管麦田一如既往地就铺在路的两旁，尽管茂盛的果树就在眼前硕果压枝。无限慷慨的麦田啊，吐露蔚盛的果园啊！

    麦田果园毕竟不是归宿。我们必须回到校园教室，必须面对改变命运的高考挑战。在十中，我们高一年级的读书岁月不足两月。刚开始，我最大的喜悦是在图书馆看书。在十中图书馆，我平生第一次触摸到典雅、精美的古典图书，并萌生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寻找史学和诗学异同原则的想法。高一年级的学术权威，是教化学的郭庆云老师。郭庆云是我第一个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名师。

    户县十中的另外两个名师，是高二年级的邓振旅老师和吴永欣老师。然而半年后，等我们到了高二年级，教师又出现“突变”：邓振旅老师调到户县师范，吴永欣老师调到户县一中，郭庆云老师也被调到了户县四中。天哪！1978年下半年的户县十中，当我们到了高二年级时，面临毕业，面对高考，学校的三大名师，竟然全部调走离去！现在看来，这乃是时代巨迁的变化信号，是我们这些乡村学生的苦命与悲剧。名师离去，十中不啻沦为另一个“土高中”！

    由于高考，那时的高中一般设有快慢班。好老师配快班，差老师教慢班。我们成绩好的19个学生，分在高二·三班（快班），其他100多个同学分在两个慢班。除我们19个应届毕业生外，高二·三班另插有二十多个复习生。然而，由于名师完全离去，户县十中的快慢分班，更多是一种惯性使然的形式主义。

    1979年的春天，邓振旅老师作为名家，从户县县城来到秦岭山下的十中，给我们毕业班上了两节高考作文课。邓老师120分钟的讲授内容，我能回忆起来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邓老师指出，“人面桃花相映红”这样的比喻，第一次用，你会得到“100”分。谁第二次套用作“人面牡丹相映红”，他只能得“80”分。如果谁第三次以“人面葡萄相映红”套用，就可能是“60”以下的得分。邓老师所讲的，即《易经》“一则敬，二则告，三则渎”的人文原理。讲授浅显实用，生动新颖，有别开生面之感。从人类审美学看，是他给我上了第一堂课！

    1979年春天，120分钟的那次讲课，是我聆听邓振旅先生仅有的一次开导。邓老师，原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时代颠簸，与秦岭北麓的十中结缘。他心中会吟诵“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吗？会一瞥西南角那个小屋吗？他在这个小屋，住过多年啊。除了邓振旅先生灰色西装的形象外，我常常看到，他在小屋前，用煤油炉作饭的身影。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邓老师特别需要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即使不考虑审美的人文诉求。而邓振旅有别于其他高中教师的地方，正是那诗意的审美气质。

    1986年春天，我见到了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鲍昌先生。鲍昌先生与邓振旅老师酷似：灰色西装，学养深厚，沉郁略带惨淡的诗人气质。会后，我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天安门。记忆最深的，是天安门广场西边，群楼顶上那如血的残阳。我立即想到了十中上学路上，被山河林稍分隔的黄昏——一样如血的残阳。

1978年秋季的十中，邓振旅等三大名师的离去，顿时将十中引向没落。作为应届毕业生，我们该如何面对严峻的高考呢？那可是二十多人，只能录取一人的独木桥啊！我内心充满犹豫，压抑与彷徨。只有山河梁林梢分割的夕阳，那如血的残阳，时常与我相望：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沉重，见证了乡村学生的无望与痛楚。

    结果直观而严峻：十中1979年高考，应届毕业生120多人，仅一人被大学录取。而1978年，十中有七人进入高考分数线。名师的离去使十中的高考一年时间衰落了7个台阶。

    十中路上，残阳如血，仅仅是一个学生的内心印象吗？残阳如血，黄昏之后，即入黑夜。我们深陷在历史时代转换的夹缝中呼吸。现在看来，不仅仅是我们十中，中国所有乡村学校被疏远被边缘化乃至被抛弃的黑暗时代来临了！第二年，我选择陌生环境，由理改文，在户县一中的大班，在班主任都不认识学生的境遇下考入大学。而十中呢，我们离校不久，它也就消逝了。

    我们高中毕业，正是时代之交。作为十中名师，邓振旅先生有作品入选《烽火春秋》。作为全国名流，鲍昌先生的《芨芨草》获得了1982年的小说奖。然而，离开这个世界时，鲍昌先生不足六旬，邓老师未满五秩。看来，《烽火春秋》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生命遭遇的黑暗岁月；生长《芨芨草》的麦田，也仍在等待充满祝福的阿尔暖阳。他们的悲逝，让我终生感念；让我时常想起十中山河梁上的夕阳，想起天安门广场边的夕阳——那浓烈如血、充满哀伤与嘱托的夕阳! 残阳如血；十中的苦涩催人长大，仿佛属于我的命运也开始了。

     （ 注：我的朋友高从宜系留德学者，北京易成文化中心学术主任，是备受我尊敬的一位师长，也是位文化高人，心灵博大，精神自由，特立独行。作品有伟大的哲学著作《本体之音》和2011年畅销文化精品读物“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文化丛书”等）  

重阳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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