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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智
我今生虽未成大器,但我仍不能忘记做为我“人梯”的那些老师们。
小学时,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郑智慧老师,他鼓励我学习,任命我当班长,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使我成为“三好学生”。
四年级时,班主任是王家珍老师,那时他刚20岁,年轻潇洒,语文、数学都教得很好。他多才多艺,会踏风琴(风琴,音乐器材,分手拉式和脚踏式)教音乐,至今我还记得他给我们所教的歌曲“千里草原宽无边”和“宝塔山延河水”。
1957年冬,因王老师说了一句谝闲传的话,当时的校长为完成“右派”任务把他打成“右派”分子,从余姚小学调往康王村小学时,我们几个同学去送他,我当时哭了,被校长看见,给只有12岁的我,扣上“政治没挂帅”的帽子,让我也夹上尾巴做人,好在新接手的班主任仝智谋老师对我宽心说服,百般呵护,才未使我陷入“自弃不拔”的泥潭,这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难以忘怀的阴影。
六年级的班主任是李正民老师,他数学、语文教得很认真;记得那年我们全班百分之八十学生考上了初中(那时还未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至今我还能回忆起他讲课的神情。李老师今年已八十多岁,但身体很健康。有次在县城碰见我,紧握我的双手不放。他年老耳聋,侧着耳朵听我讲话。我深感对不起他,文革中给他贴了大字报,把一些“小事”上纲上线夸大了,给他造成心痛,这使我至今愧疚,每每思之惶愧难当。
我初中、高中都是在户县二中度过的。在初中阶段,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宋巨儒老师,他心系学生,能把学生当子女看待。他不但教书,而且教我们如何做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做人的真谛,并把从他那里学来的做一个教师应有的道德、人格、方法,后来用在户县一中当教师的实践中。
宋老师当了我们三年班主任,记得初中二年级时,正是1962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的经济困难时期,因家庭贫困我辍学在家,宋老师骑自行车到马营村家中动员我继续读书,宋老师的诚恳热情感动了父母和我,我才又回到户县二中上学。如果没有宋老师当年拉那一把,就没有我的今天。
宋老师是教生物的,经常把菜叶子用水煮熟加盐充饥,也经常叫我去分享。在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黑帮”分子,我经常暗中陪他睡在生物组独有的两间房内的火炕上。叫我陪睡的还有生物老师刘维汉,在当时“红色恐怖”环境里,宋老师和刘老师都支持我们“保守派”,总是告慰我:“不要怕,你当保皇派是对的,历史会证明真理在你们手中。”现在回忆起来真被老师言中了。
刘老师和宋老师都已仙逝了,可他们当年对我的教诲仍在耳边缭绕。安息吧,我的老师。
对我在文学方面教导所留印象最深的,还算赵连云、邓振旅两位语文老师。
赵连云老师教初中语文,讲课认真,语言幽默,经常讲些课外文学知识让我们品味。他讲了一幅对联,是说殷纣王昏庸无道,天旱求神施雨,有位智者送去对联一幅,上联是“一殿上贪官污吏三跪九叩叩来日月星辰”,下联为“两廊下淫僧乱道七吹八打打去风云雷雨”,横批写“日月并来”。
他上完课,在课余时间又给我们写过两首“金字塔”诗,其形式是第二句比第一句只能多一个字。形容秃子模样:“秃,精肉,光溜溜,虱虮难留,搭不住木梳,黄瓜茄子葫芦,一轮明月照九州。”形容脸有麻子者:“麻,枯皱,涩沟沟,雨打蹚土,湿场碾碗豆,蜂窝塞皮羊肚,活像个翻皮石榴。”赵老师的幽默至今记忆犹新,他念诗时的声与形至今历历在目。
上高中后,在文学方面对我印象最深是邓振旅老师,邓老师很欣赏我的作文,每次都有较高评语,我的作文经常被选印作范文。他鼓励我当一个故事作家。很可惜,“文化革命运动”把我和邓老师分成两派,他是“造反派”。为争论邓老师是不是“左派”,我和今天的西北大学教授韦苇,当年曾经在贴满几个山墙的大字报前辩论,在当时的二中轰动一时。就因为这“政治历史”裂缝,文革后我和邓老师没有直接来往,但我并未忘记他传授我知识的恩德。在马营大队当书记时,我通过别人给他送过西瓜和大蒜;在他因病去世后,我给他送去了花圈及挽帐,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对我人生道路重大转折具有指导作用的“人梯”,当算我的老师张汉云。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高才生,被当年“爱才如命”的户县二中白德全校长从陕西社会科学院“挖”到了户县二中。
张老师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因“文革”缘故,我和张老师私交很深,他授我知识,教我作人,在我人生道路关键时刻,给了我力量。
1980年,我辞去马营大队支部书记之职,到涝店镇余姚学校当民办教师,张老师知道后立即设法调我到户县一中任教。高中毕业的我能胜任高中课程的教学吗?张老师让我参加了他的系统讲座授课,手把着手教我如何备课教课,在张老师的耐心教导帮助下,我胜任了高中的哲学政治课,没给张老师丢面子。
根据我自身特点,张老师又鼓励我报考律师,我当时有些胆怯,而张老师帮我分析自身优势,认为很有把握。他鼓励我说,“别怕,大胆去考,不借面也不会押你借面的升子。”1981年,我在咸阳地区“律考”考了第五名,从此走上了职业律师的道路。感谢张老师在我人生航船迷茫时,给我导航。
在高中阶段,还有像白德全校长,王之昌校长,郑志老师,马普明老师等,都从不同角度成为我的“人梯”,无论我爬到那个阶段,都能回忆起那些托我升高的“人梯”台阶。
父母和老师,构成我的“人梯”。除此而外,走上社会,随时随地我都很注意利用其他形式“人梯”提高自己。我写《律师随笔琐议》这本书,又是严文后老师甘当“人梯”帮我升高,每当我写完一篇文稿,就送严老师那里批改,他从字句、语法、标点诸方面提出宝贵意见,使我的文章内容更精彩、语言用词更准确,这使我自叹莫如。在这本书出版前,严仁海、戴佐琳、张宝珍、张宏权、党诚明等同志都认真修改,他们也是我的“人梯”,看过我《追求公正》一书的所有读者,都是我的“人梯”。
知道了“人梯”的作用,人人就要甘当别人的“人梯”。我希望人们都不忘自己爬过的“人梯”,诚心再做他人的“人梯”,这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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