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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4 1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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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政治学
吉林市吉林石化公司的双苯厂爆炸案,爆出了一堆问题。
人们可以很合理的怀疑,如此高风险的工厂,在它设立之初,到底有没有做过环境及公共安全的评估?也可以很义正辞严的指摘事发后的欺瞒遮盖;当然更可以指控此案爆发后的管制和封锁。但除了这些层面之外,这宗爆炸公害案发生后,整个哈尔滨市陷入一片谣言的恐惧中,或许更有深入讨论的价值。
谣言当然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它却有理性上的基础。当一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在非正常现象出现时被蒙在鼓里,于是在恐惧感的催动之下,人们即会以一种含目的性的方式去剪拼、连结,重新排列组合相关的符码,意图做出合乎因果的解释。这就是谣言的起源。哈尔滨市的人,认为即将发生大地震(这是辗转得知爆炸所造成的震动之联想),认为爆发战争(这是爆炸后的声响及黑云之联想),认为河川被恐怖分子下毒(这是当局下令勿饮用自来水后的合理推断)……于是出现集体歇斯底里的抢购矿泉水,有的甚至还抢籼幽眩谣言的伤害与可怕由此可见。
而由哈尔滨市的谣言与恐惧,就必须提到近代法国“后年监学派”两位学者Arlette Farge及Jacques Revel所着的《巴黎失踪儿童:法国革命前的谣言与政治》了。法国在1747至1748年间,由于饥荒而大量人口逃难至巴黎,于是巴黎的问题遂趋严重,警察与社会暴力也告增加,人民对皇帝的一向效忠也因而被一点点的侵蚀。而就在这样的脉络下,一种谣言开始出现并被广泛散布,那就是巴黎人相信有许多儿童及少年失踪,原因是法皇有麻风病,要用年轻新鲜的血来洗澡。这当然不是真的。但却是另外一些意外事故被断章取义的拼凑与解释所致。这样的谣言进一步摧?了政府与人民的互信关系,终于在1750年引发短暂的动乱。尽管这个谣言并未直接造成?灭性的影响,但却为后来更大的动乱营造出了社会心理上的气氛。
因此,由他们两位学者经典的研究,显示出谣言具有下列意义:
一,在一个上下有互信,信息也大体透明分享的社会,由于人民有知,因而可以靠粽庵种做为判断事务的准据,并形成社会的共同理性。但若社会的问题突然涌现,而政府无能处理;或信息的透明分享,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互信失去,这时候,原本合一的世界观遂告分裂,在上位者有一套说辞,而下焉者则有另一套根据不完全信息拼凑出来的谣言式说辞,这意谓粼有的社会纽带已被斲伤,社会再难安宁。
二,谣言乃是反映市民阶级心情的指标,也是反映恐惧和渴望的代码。解读这些谣言,即可敏锐的看出人们心情的走向。当年巴黎失踪儿童的谣言,显露出的是市民阶级对皇室的敌视与不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心情,他们才会对社会事象做出特定意义的想像和解释。
因此,对于“谣言”(法文Rumeur,英文Rumor),在西方的语源上视之为一种“噪音”,一种“人云亦云的道听涂说”,这其实是一种上层阶级的观点。中国人视之为一种“风谣之言”——指它代表的是一种隐藏舻娜嗣裆音,这种认知或许才更全面。我们可以不喜欢谣言,但却不能疏忽了谣言所代表的“群众的逻辑”这个道理。本文提到的两位法国学者所着的《巴黎失踪儿童:法国革命前的谣言与政治》,这是英译本的书名,法文原着书名就直接称《群众的逻辑》(Logiques de la foule),就是要强调谣言不容忽视的意义。
因此,哈尔滨市在石化厂公害事件后,由于市民缺乏诚实可信的信息,只好在谣言里编织自己的解释,来反映恐惧的心理。这实在是很悲惨的一种情境。由哈尔滨市的谣言,我们可以解读出两个值得警惕的意义:
其一,乃是它显露出市民阶级的“灾难意识”已相当饱和,因此一有问题就会往最坏的方向去联想和解释。人们会想到战争、大地震、恐怖分子下毒等等,这显示出人民在好不容易才渐趋生活好转后,对巨大灾难的恐惧及心理虚弱。这种恐惧若未能被细心体会并做出回应,将来即难免会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
其二,在哈尔滨市的谣言及反应模式里,市民已愈来愈倾向于有问题就靠自己,而不会和以前一样去“问领导”、“问长官”。在这样的反应模式里,人们已看到官民之间的趋于疏远,官民间的有机整合已变冷淡。
从探索谣言、解读谣言的角度来看哈尔滨市的水源被公害污染所显露出来的意义,它其实已显示出过去那种偏狭的官本位时代,在这个社会已趋改变,而且愈来愈复杂,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风险性与脆弱性也日增的此刻,已经愈来愈无法胜任将来的需要。官吏垄断决策、垄断理由和信息的积习,也只会让人民愈漂愈远。这意谓粽府和政党的再造已日益迫切,而赋予媒体更大法律可保障的新闻自由,则无疑的可成为政府再造的辅弼力量,透过这些功能重组,已有了裂痕的官民关系始有可能被修复。就以政府或国营企业所造成的公害为例,设若它的重大决定都能在事先做好环境与公害评估,那怎么可能出现一厂意外,即数百上千万人饮水即受影响的情ǎ抗度粽府在法制上有《国家赔偿法》之设,而官吏必须为故意或非故意的失误造成人民受害而负起连带赔偿责任,这时候管理的泄沓,出事后的因循说谎和伙同遮掩,阻止意外的被报道,又怎么可能发生?如果媒体能因为报道自由,让人民知道趋吉避凶,媒体的公信力即会增加,从而让整个体制被信赖的程度也大幅改善。媒体的报道自由,对政府和政党其实是好事而非坏事,当人民能在媒体上得到真知,又怎么会有谣言的空间呢?
近代学者已注意到,不同的社会都会有让人民的恐惧得以表现的通道。在一元化的社会,恐惧会以“谣言”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社会纵使多元,但若仍有高层权力的黑箱地带,恐惧、不满、疑忌等情绪则会用“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和“城市流言”(Urban Legend)的方式表现。试图去理解这些,针对问题而改进,乃是每个体制之当为。而其中又以“谣言”最值得警惕。由哈尔滨市的谣言,的确显示出中国大陆的政府再造、决策公开及扩大参与,以及报道自由的不容再延缓了!
凤凰网 南方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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