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县后寨农民鼓队敲出国家金奖 将敲向世界

铭柯

                    户县后寨农民鼓队敲出国家金奖 将敲向世界
　　农民、鼓手、团长……打扮土气的中年男子有多重身份，生意、娱乐、金奖……他的故事是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论焦点。
　“农民鼓王”
　　46岁的户县后寨村村民陈普利，被誉为“农民鼓王”。1994年年底，后寨村成立了锣鼓队，陈普利第一个报名，虽说没学过，但听教练敲了一遍就学会了，因此成为主鼓手。农村鼓队逢年过节才有机会敲敲，鼓瘾大的陈普利便背着家人买了一个摄像机，四处打听哪里有人敲鼓，骑着自行车跑去拍摄，回来后一遍遍学习。
　　1999年，村里爱敲鼓的21位农民每人出150元成立了一个股份制锣鼓队，却没坚持多久。2002年，不甘寂寞的陈普利在户县十几个村子寻找爱敲鼓的农民，还真让他找到了90多人。陈普利掏了3万多元，农民鼓队成立了。“我们的鼓上蒙着牛皮纸，镲用布包裹着，每天在村边的废旧厂房里偷偷练。”靠着对鼓的热情，农民鼓队慢慢固定到50人左右。2002年10月，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闭幕式在西安举行，农民鼓队获邀演出，并大获成功，此后，各种参赛邀请和商业活动接踵而至。
　　惟一的金奖
　　2004年5月，陕西省文化厅将这个农民鼓队选送国家文化部的群星奖比赛，在预赛中，63个代表陕西的参赛作品只有他们入选总决赛。
　　9月13日，决赛当天的彩排，看到没有统一服装，也没有佩鼓的一群西北农民在台上走场，台下的其他队伍和观众一片嘘声，憋足劲的陈普利和队员在晚上的决赛中将西北人的豪迈通过鼓声演绎到了极致，台下掌声，久未平息。“金奖，惟一的金奖，国家级的，我代表陕西感谢你们。”电话那头，陕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刘宽忍的声音透着激动，陈普利张大了嘴愣在那里，流着泪，挤出一句话：“我们……得了金奖。”霎时，队员们哭成一团。
　　如今的这个农民鼓队已经得到3个国家级大奖和许多荣誉，陈普利和队员有了更多的想法，“我们想让陕西的农民敲出中国，敲向世界”。 (张颖俊)
来源：华商报

静^舞飞扬~~

同台演出过...见过陈团其人....朴实无华的庄稼人,,,,,有西北汉子的创劲.......支持下.// [s:111] [s:111] [s:111]

机制小车

好事情``````````````

丛林里的海藻

农民鼓王变成世界鼓王

jiajp

呵呵我们农民也很强的..

我心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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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

见过陈团其人，确实很朴实，人很精神！西北汉子!

我心永恒

昨天晚上还在看呢

麦客风

2006-09-26　华商网 - 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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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村党委书记张志武，是带领后寨村村民走集体经济道路的领头人

村里的妇女都愿意到玻璃厂里上班，主要是工分有保障

84岁的老党员张史贵认为还是集体经济好，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领到生活费

后寨村的目标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核心提示
　　28年前，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包产到户”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成为全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锋时，陕西户县后寨村的农民，却顶住压力，拒绝包产到户，将土地集体耕种坚持了下来。
  至今，该村还保留着“打铃上工，一起下地”、“劳动记工，年底分红”的“人民公社”生活模式。20多年来，后寨村用集体的力量追求着共同富裕的梦想，试图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富裕的生活。
  后寨村的集体经济虽然还保存着活力，但它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正让集体经济的弊端日益突出。这个“人民公社”将何去何从？有一天，当“公社”生活被迫结束时，人们是否会感受到面对真实的阵痛？
　　45岁的白红利掏出个“数学本”，开始记工分：9月21日，白中房，地里放火一天，10分；白红利，下地砍包谷秆，10分；周明娃，盖房，20分……
  翻开“后寨村五队男劳力记分本”，还会发现些“奇怪”的记分项目，如“上午联系掰包谷人，5分”，“开会，10分”等等。还有“女劳力记分本”，登记女性“社员”的劳动情况。不过记分的标准不一样，同样的劳动，男人每天记10分工，女人只记7分工。
  老有所养
  78岁的梁凤仪老汉每月可以拿到村里发的120元，而他的老伴只能拿到60元
　　“我们后寨一直没有变，还是人民公社，跟着毛主席走哩！”78岁的梁凤仪老人说。他当年参加过志愿军，如今是“后寨村老年协会”的负责人。和其他70岁以上的老汉一样，他每月可以拿到村里发放的120元。而他的老伴，则只能拿到60元。为什么男女有别？也是人民公社传下来的规矩，“男女劳动力的价值不一样，女人只拿7分工，补贴自然也少了！”
  后寨村老人享受的福利让周围几个村庄的老人非常羡慕。在户县，即使在最富裕的村庄，“老有所养”也没有如此完善。9月，秋收已过，后寨村家家门前，挂满了按人头和“工分”发下的玉米，给村庄增添了一些喜庆的色彩。
  虽然距离县城并不远，后寨村的“共产主义生活”对许多县城人来说，却并不熟悉。低调的后寨村，20多年来，拒绝分田，以集体的力量实践着一个“共同富裕”的梦想，却并不为人知。
  拒绝“包产到户”
  就是因为当时村里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大伙儿不愿意分
  张志武的手机屏保画面是毛主席的彩色标准像。作为“全国文明村”、“省级小康村”的带头人，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摆设，只挂着一张大大的黑白主席像。
  “原来我还有一座主席塑像，后来拿回家去了。还是放家里合适些。”58岁的张志武说。从1976年至今，他已经在后寨村当了30多年的“大队长”、党委书记。
  1980年左右，全国上下正在“包产到户”。当周围其他村庄都在喜气洋洋分承包地时，后寨村却没动静。户县余下公社的书记把张志武叫去，询问为什么后寨不响应国家政策。“把我在公社关了三天三夜，不让我走，说是我思想不通。我就说，那你放我回去，我给社员再做工作！”
  被“放”回来的张志武再次召开社员大会，这次他让每个村民都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上。结果条子收上来，全村300多户，只有9户愿意分得承包地。
  他把条子带到镇上，让领导看，正值领导换届，新上任的书记比较开明，说：“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分，那就分不成了，你们试试看！”
  后寨村社员为什么不愿意分得承包地？原来，在1979年左右，张志武就带领村民办起了后寨村第一个集体企业纺纱厂，当时纱厂效益非常好，村民们已经尝到了甜头。接下来，还在酝酿着办其他厂。“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村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疑虑，坚决反对划地到户。
  “就是因为当时村里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好，所以大伙儿不愿意分。”张志武说。也因为“带头”拒绝“包产到户”，张志武受到了“惩罚”———公社3年不给他发每月20元的工资。一直到1984年春天，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副主任到后寨村来调研，说了句：“咱国家政策也是摸石头过河，你这种不同形式的政策也可以，不管啥政策，让社员致富了就行！”跟随调研的县领导也听见了这句话，回去后，才给张志武补发了工资。
  “打铃上工”
  集体的活，干多少就算多少，反正一天都是10分工
  “当……当……”站在门前的电线杆下，五组队长张玉怀开始敲上工铃了。农忙时节，召集社员们下地干活，是他每天的职责和义务。而所谓的“上工铃”，其实是半截生铁管，挂在电线杆上，用铁棍一敲，社员们就都知道要下地了。
  后寨村有土地1200亩，从上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多年来没有分过。唯一变化的是原来的牛、马、骡子被联合收割机、拖拉机代替了。
  正是收割后的季节，和周围的分成小块的田地相比，后寨村的土地几乎全部相连，平整，没有划界，看上去颇为壮观。
  9月22日，八队的犁地即将结束。5台机械车，共18个人，还有两个年轻人负责修车，两个未成年的人负责送送零件，跑跑路。因为是农忙时节，劳动比较辛苦，18个壮劳力的工分按照平时的3倍来记，平时每天10个工分，现在则记30个工分。在这18个人里边，选出一个记工员，负责记录。
  在村民刘明全开着机械车平地时，其他的几个人蹲在地头聊天，等着换他。按照他们的进度，平整完眼前这块100亩左右的地大概需要十三四天。
  “要是自己的地，这活儿没几天就干完了。集体的活，干多少就算多少，反正一天都是10分工！”一个村民悄悄地说。
  后寨的农田设施很齐全，每块地都有井眼，和周围的村庄相比，灌溉用电都便利得多。因为机械化程度高，粮食连年来持续增产。但村委会委员周波认为集体耕作的效率并不高，“给集体干，干多干少都一样，哪有不偷懒的！另外，集体管理机械的造价也高，私人烧10公斤油就能干完这些活，集体就不一定了。而且集体的车损耗大，算下来，集体耕作的成本还可能要高一些！”
  年底分红
  粮食分给社员，价格是“议价”……一名男劳力10分工的价值约在14元左右
  9月中旬，各组的包谷都收获完毕，后寨村开始给各家各户分粮了。卡车载着堆成山的玉米棒，根据各家的人头和工分，计算出每家该分得的斤数，把包谷倒在各家门口。
  粮食分给社员，价格是“议价”。如果小麦市场价当年是0.7元，分给村民的价格是0.35元。另外，100斤刚打下来的新鲜湿麦子抵70斤干麦子。
  每年年底的“分红”，是后寨村最重大的生活仪式。年底，全村每个参加劳动的社员的工分都报到大队。这些工分，包括下地干活的工分，也包括社员们在村办集体企业里干活的工分。



　"公社模式"
　　江苏华西村
  华西村位于江苏江阴县，被称为“天下第一村”，是全国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河南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临颍县，号称“亿元村”。全村生产资料实行集体所有制，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江西花园坪村
  江西宜春市花园坪村，至今采用“人民公社”模式。
  花园坪村有件让人惊奇的事：姑娘不远嫁，村民不远游。花园坪村还是一个“无税村”，村里收入除分红外，剩余的都用来作为福利。
　　2005年，后寨村所有社员从事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总工分是270多万分。大队根据总工分和全年的工业总收入，计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再分配到各小组，由小组来分配。一般来说，一名男劳力10分工的价值约在14元左右。
  留在生产队干活的人大约占全体社员的四分之一。因为是机械化种植，他们下地干活的机会并不多。这样一来，挣工分的机会也就少了。作为队长，张玉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给从事农业的社员们找“挣工分”的机会。
  几天前，农忙结束了。张玉怀带着30个社员，去渭河滩上帮人掏南瓜籽，雇主发的工资是每人一天15元，张玉怀照例是给大家记工分。干完活，老板给张玉怀支付了现金，他带回来，交到小组会计处，年底，这笔钱将作为全队的收入，参与分红。
  村里有人要盖房，张玉怀会带着几个社员去，也记工分，一天20个工分。
  不下地的社员被安排在厂里的集体企业“上班”。36岁的陈艳在村里的玻璃厂干活，每天挣7分工。她的丈夫当车间主任，一天拿10分工，和下地的人相比，每个月多拿40多元的补贴，年底还有1000多元的奖金。去年，陈艳两口子参加“分红”，拿到了大约1万元，相当于村里的人均水平。
  共同富裕之梦
  “在我们村，傻子也能盖起三间楼房。”少言寡语的张志武说这话时，笑眯眯的
  9月24日，星期日。后寨村的大戏台上，老年协会的秦腔“农家乐”开始了。这是后寨农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每周一次，将周围村庄的戏迷们都吸引了过来。
  51岁的韩水娃在长凳上坐着，跟着秦腔的曲调摇头晃脑。他有智障残疾，在农村算是“最不行的”。但在后寨村，他的日子不用发愁。“虽然盖不了好房子，人家也有几万存款哩。”一个村民说。
  后寨村的“大锅饭”保证了像韩水娃这样的最弱势农民，不至于陷入穷苦的境地。村里安排他在玻璃厂上班，干不了别的活，就坐在那里，数数拉料的车就行了。只要他去厂里，每天也是10个工分，和技术工人的工分一样。如果不愿去厂里，就在生产队干活，反正总有活干，总有饭吃。
  “在我们村，傻子也能盖起三间楼房。”少言寡语的张志武说这话时，笑眯眯的。这是他对自己“共同富裕”梦想的一个表白。如今，他认为自己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1984年，张志武带领村民，办起了再生玻璃厂，当时投资120万，贷了87万。第二年就见效益，第三年就把贷款还清了。1989年，村里建起第二座玻璃厂，花了400多万，当年就收回了投资。
  接下来的后寨村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1993年第三个玻璃厂开工。后来的“大手笔”是电厂，1100多万，没有贷款，全是村里自己的积累。1996年，村里花60多万，盖起了自己的办公楼。
  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后寨村的“共产主义生活”也蒸蒸日上。1987年就出资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社员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社员免费开放，楼板厂则免费为盖楼房的村民提供楼板。
  “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几个红色大字写在后寨村的宣传墙上。2005年，后寨村为国家上缴利税230万元，社员人均收入是4500多元。在户县，它是排在前十名的富裕村，而村里的公共设施建设、老人福利等，则是全县村庄中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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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客风

银行专门在后寨村设立了储蓄所

村里的白俊老人（右）认为应将土地包给社员

靠个体经营致富的张悌忠在2001年就盖起了造价约20万元的花园小楼

当全国的农民都分到了自己的承包土地时，后寨村仍保留着集体经济。这个“共同富裕”的梦想还能坚持多久？

“先富”起来的人   在后寨村，要找到一家富人容易，找特别困难的，还比较难
  后寨村并不排斥那些拒绝“公社生活”的人。事实上，个体经济在后寨村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
  张悌忠的家在新规划的后寨村街道上。这栋漂亮的花园小楼，早在2001年就建成了，造价大约20万。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停车厂、卫生间一应俱全。
  凭着勤快、头脑聪明，早在80年代，张悌忠就自己做生意，后来又搞运输，给村上的玻璃厂拉货。几年下来，家里从一台农用车发展成3辆运输车，如今，3个儿子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意，日子过得非常红火。
  在后寨村，像张悌忠这样的家庭不少。从他家的阳台上看过去，经过统一规划的一排房屋，座座都非常漂亮。在后寨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他们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无一例外，都是靠发展私人经济致富的。
  “在后寨村，要找到一家富人容易，找特别困难的，还比较难。除了金字塔尖的一些人，大部分村民处于中等状态。”张悌忠总结说。
  和许多“先富”的人家一样，张悌忠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参加“记工分”了。虽然他也可以向队里“买工分”以参与分粮，但他没有这样做过。“对我家来说，没有多大意义！把包谷拉回来，搓了玉米，是可以卖钱，可我哪有时间，干脆不要了！”
  一方面坚持“集体经营，走共同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后寨村也鼓励张悌忠这样的能人外出“单干”。而依托玻璃厂这个集体企业，如今，村里光跑个体运输的车就有100多辆。
  41岁的张广广在玻璃厂大门外开了个店，这是村里的五个个体玻璃店之一。虽然因为不“挣工分”，他和村里的联系并不多，但他还是很关心村里集体经济的命运。
  “现在是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咱后寨的玻璃厂，和人家私营厂比，虽然技术好，投资大，但效益比不过人家！就是因为集体制度没有优势！”
  后寨村的忧虑
  如果后寨村的集体企业开始下滑，“工分值”停留在现在的水平，“包产到户”将是迟早的事
  在有些村民眼里，后寨村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自从1998年以来，后寨村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去年，全年总产值是6400多万，而这个数字，已经维持了多年。
  至于停止增长的原因，张志武承认和集体经济的制度本身有关，但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人”的问题。他认为，1998年后，村委会开始要定期换届选举，而从那以后，“人心不齐了”。
  但一些村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后寨村的集体经济虽然已支撑了这么久，但其弊端已经日益突出。
  “厂里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比那些私人企业多三分之一。”村玻璃厂的一位负责人说。“管理起来太难了，都是本村社员，首先要让大家都有活干。谁要偷懒最多说两句，不可能不让人家干啊！”事实上，在几个村办企业里，还从没出现过“解雇”的事。
  在村办企业发展日渐缓慢，只是维持现状的同时，在后寨周围，一些私人的玻璃企业却在蓬勃发展。张志武的儿子也办了个玻璃厂，和父亲苦心经营的村玻璃厂相比，雇用的人少，投入没有这么大，效益却很不错。
  在后寨村，已经有村干部认识到，如果企业的发展跟不上，效益一旦下滑，把农业和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大锅饭”，再要持续下去将会很难。
  而随着市场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先富者”树立的榜样，后寨人对“人民公社”的道路要不要持续下去，也开始怀疑。
  “这地还是分了好！分了自己种，自己想干啥去干啥，不会被绑着。”有人这样说。也有人反对：“你想自己干，又没人拦着。不包产到户，大伙儿都有饭吃！”在这样的争执中，有一种看法被普遍认可。那就是如果后寨村的集体企业开始下滑，“工分值”停留在现在的水平，“包产到户”将是迟早的事。
  何去何从？
  后寨村的发展瓶颈不仅在于集体制本身效率低下，而且，过多地依赖了带头人
  户县县委副书记刘博也在思考后寨村的命运。他是后寨村的包村县领导。
  “这个村很有自己的个性，它的命运应该得到重视。”9月22日，刘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对后寨村“倔强”地坚持“共同富裕”的理想，感受颇深。
  刘博说，他曾经到一个遭遇大雨袭击的村庄去。发现村庄里淤泥堆积，根本无法下脚。而在一些贫困户家，房屋塌了，粮食泡在雨里，涨破了麻包，小麦就在雨水中漂着。那样的场面，让他忘不了。“在后寨，不会有这样贫困无助的人，后寨所坚持的体制，至少保证了那些最弱势的人，也能过有尊严和富裕的生活。”
  在户县，其他一些富裕的村庄，例如东韩村等，主要是发展个体经济，但村庄里贫富差距也在逐年加大。
  然而，后寨村“共同富裕”的梦想还能坚持多久？在刘博看来，后寨村的发展瓶颈不仅在于集体制本身效率低下，而且，过多地依赖了带头人自身的能力和“思想素质”。
  “这个村子离不开张志武！”在刘博的印象中，不擅言谈的张志武是个低调而务实的村干部。“开会，他坐在角落，不太吭声。他从不争荣誉先进什么的。乡镇干部下去了，让他请吃个饭，难得很！”也正因如此，张志武带领后寨村，能创下那么大的家业，在村子里享有着别人无法达到的威望。
  在刘博看来，这也是后寨村的弊端之一，作为后寨村的灵魂人物，如果张志武不再掌管村里的大权，后寨村坚持的“人民公社”模式，将很难继续下去。
  至于后寨村的经济，刘博认为还有活力。首先在于村民比较支持现有的集体经营模式，在村里自己做的调查中，80%以上的人愿意支持集体经济。“今天已经和80年代解决温饱问题时不同，对后寨的农民来说，土地对他们已经不是很重要。另外，后寨选择的工业项目比较好，还有发展的空间。”
  “后寨村走的集体化道路，也是一种所有制形式。或许它有一天存在不下去了，但它现在还具备存在的可能性和条件，它所做的探索，无疑是有价值的。县上对他们也很支持，希望帮助他们，包括建立一个好班子，帮助他们招商引资等。”刘博说。
  在后寨村，村干部也普遍认识到，后寨村要走出目前的窘境，必须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目前仍由集体所有的1200亩土地，是村庄最大的“卖点”。
  如今，村里正在招商引资，希望吸引来管理先进的现代企业，不光为村民创造就业机会，而且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市场化企业带来的观念冲击———毕竟，延续40多年的集体生活，尚未打破的“大锅饭”意识，都是这个村庄的一部分。有一天，当“公社”生活被迫结束时，人们是否会感受到面对真实的阵痛？
　　本报记者　江雪　张颖俊\文　胡国庆\图

丛林里的海藻

历史的发展，会证明对与错的

lynco

集体经济是历史的发展必然倾向。
只有集约化，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好处。
但是规模化，规范化的生产管理模式需要相应的人员，即需要有足够知识，文化，科学技术，懂管理，懂营销的人员。而且必须有合理的制度。
你南街村，华西村，为何富裕，就是打破了独门独户的单打独斗的小规模生产模式的弊端，而且包产到户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今天，根本无法也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机械作业。况且包产到户的经济能力有限，根本无法实现多品种，精品化管理和生产，可以说在这个科学技术日益增长的年代，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落伍，不能与时俱进了，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但是改革是个方向，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一锤子买卖。要循序渐进，建立示范区，允许多种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共存的现象。

笑笑生

走共同富裕、管理民主是后寨人目前最关心的村情热点。

　　对后寨村命运的关注具有里程碑意义。

　　后寨是陕西户县余下镇的一个村子，改革开放30年来，周围所有的村子都实行了“包产到户”，但后寨人却集体选择了继续走“人民公社”的路子：一起干活、劳动记工，年底分红，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基本实现了“共同富裕”。但长期依赖集体的生活使一些人“出工不出力”，形成“干和混一个样”的价值观，“吃不饱也饿不死”、“不自由”等呼声渐渐高涨；作为村民经济及精神依托的几家村办企业也正经历着“管理”和“效率”的严峻考验——

　　日前，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并指明农村改革的方向：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土地流转可以根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等，后寨村民关于“分”还是“不分”的又一轮争论刚刚开始。被誉为后寨“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在村委会换届中落选，陕西唯一的“人民公社”面临怎样的转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

　　后寨印象：节奏缓慢　悠闲寂寞

　　10月14日下午，天气晴朗，后寨村。

　　后寨没有想象中的严肃和整齐，没有巨幅革命标语和毛主席雕塑，也找不到集体劳动热火朝天的场面。

　　从表面上看，他和周围的村子并无太大区别。

　　村玻璃总厂破破烂烂的，工人们有些闲散，有人还披着衣服在厂门口转悠，只有生产玻璃的炉膛很“红火”，类似岩浆式的物质不断从中涌出，经过几道工序后就变成了玻璃，不断有汽车将成型的玻璃从厂里运走，给人感觉厂里的效益应该不错。

　　玻璃总厂正对着村子，正是收获的季节，长长的街道上晒满了玉米，村民们的房檐下也挂满了成串的玉米，一些老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休息，个别妇女站在街道上一边织毛衣一边拉家常，宠物狗在脚底下跑来跑去，整个村子显得悠闲而寂寞。

　　村子后面是一大片整整齐齐的土地，后寨村第五生产队的白红利副队长带领着十几位村民在种小麦，两台播种机不紧不慢地工作着，年纪大的老人坐在农具上休息，几名妇女手正在翻地，有说有笑的样子显得很轻松——

　　“一般轻松的活都会安排给妇女和老人干，我们是大集体，只要你来就给你记工分，不愿来也无所谓。”白红利告诉记者,“现在愿意干农活的人少了，有门路的要么出去村子的企业工作，要么搞运输了，农忙的时候一个男劳力一天记30个工分还是没人干，还要在外边雇人呢。”

　　从去年开始，由于干活的人少了，后寨村民下地也不再统一打铃，而是在先一天收工时由队长口头通知第二天的干活地点。在村办企业上班也不再记工分，而是由企业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工作发工资。

　　集体的印记渐渐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集体上工。

　　公路边有一个三层楼的大院子，这是后寨前些年花了60多万元盖的办公大楼，楼门前挂满了几十年来获得的诸多荣誉。楼上许多办公室的门都挂着锁，整个院子里静悄悄的。

　　值班室一位老人告诉记者，村上的领导都不在，估计这两天不会来了。

　　“这两天在换届，昨天晚上改选村支委，张书记落选了。”老人告诉记者：“你不要等了，张书记肯定来不了。”

　　后寨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位于户县余下镇，距繁华的余下街道只有两三公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的村庄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寨村周围的邻居们早已实行“包产到户”，但倔强的后寨人在张志武的带领下依然选择走集体的路子：村子里1200亩土地被集体耕种，几家企业也是集体经营，“人民公社”的模式被延续至今，但集体经济的弊端和管理中的问题日渐显露，成为后寨前行的障碍。后寨人对“共同富裕”之路产生了疑问，分还是不分的争论渐渐声高——被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落选会不会加速“人民公社”的转身呢？

　　分开好，现在混日子的人太多

　　在后寨村的采访中，一部分村民认为后寨还是分了好，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大集体很难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管理松散人心涣散”、“吃不饱也饿不死”、“不自由”等。

　　“村里大多数人都希望分开，估计有60%！”年轻的白中房在地里种小麦，提起后寨以后的发展，他激动地说：“现在是有钱的人不干活，干活的人没有钱。”

　　他说现在村上许多“能行人”要么做生意，要么出去工作，最差的也会到村办工厂里去工作。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在村里务农不体面，效率也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混一个样，“吃不饱也饿不死”。

　　后寨村对村民的“考核”延续了农村公社时的办法，一起干活、劳动记工，年底分红。发生变化的是，劳动已经不是必须的，挣不挣工分完全自愿，到年底分红时村民可以交钱买工分也可以不买，总之在乡村整体的发展过程中，村民自由了，个体的选择已经呈现多元化，在村里种地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村上的政策看上去好像是鼓励外出的，比如在年底决分，一个男性一天的分值是18元，在外打工的人掏钱买分值时，要便宜五角到一元钱”，村民白红利告诉记者：“农业的机械化程度高了，一年除了夏收秋种时忙一些外，其余的很多日子也闲着呢，分不分对我都一样。”

　　“没有几个人愿意留在家里务农，把地分了，把村办企业承包了，对大家都有好处。”一位姓白的村民对分开很执着，他说：“把地承包到手每人才几分，有啥干的嘛，大不了我把地给别人种，我出去跑跑运输，企业每年总得给大家分红吧。”

　　这位村民的话引起几位正在干活的村民的共鸣，他们说村里有很多人买了运输车辆，每天把村玻璃厂的玻璃拉出去，再把厂里需要的原料拉回来，每天挣的钱是种地所得的几倍。有人算了一笔账，“种地一天最高30个工分，按去年的决分标准18元算，每天才能挣54元。”

　　一位叫白联社的男子扛着农具从田埂往家走，他说：“还是分开好，在大集体太累了，干活不累心累。”

　　一位织毛衣的中年妇女在街道上和另一名妇女闲聊，当记者问她赞成分还是不分时，她显得很紧张，一边打量着记者一边问，“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记者我就告诉你，我赞成分开，现在太不自由，我们很羡慕别的村子，人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她说：“以前有人来调查，村干部就往指定的人家领，我们说不上话，我现在在家带孙子，希望早点分开。”

　　“村干部像皇上一样，以前还想着集体，现在光给自己人着想。”另一名妇女对分开也表示赞同，她认为村干部的做法让她没有信心，她说：“村干部有公车，有时拉着老婆娃娃到处跑，有几件事是为大家？一年光养车就得好几万元，还要几万元招待费，大家私下有意见但没有人敢当面说出来。”

　　“害怕报复，也害怕被穿小鞋。”她补充说。

　　“中央的政策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我们村却把这种落后的方式延续了这么多年，”一位骑车准备外出的村民在村口告诉记者，“分开了大家就安心了，现在心里老惦记着这事。”

　　分开了究竟能有多好？能不能就比不分好许多呢？和许多人一样，这名男子心里也没有底。

后寨实行粮食分配制，自家晾晒。

　　部分村民厌倦了集体，他们渴望分开，但分开后能怎么样，他们并没有过多考虑。

　　不能分！这是共同富裕的后寨

　　不是所有的村民都愿意分开，在后寨玻璃总厂当电工的陈厂利就是其中之一。

　　“在集体企业里干活，我想干到啥时候就能干到啥时候，直到老得干不动了，要是换到私人企业里想都不敢想。”陈厂利说：“集体有集体的好处，没有压力，也不用操心，一切都有人为你着想。”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上班时间，陈厂利却可以披着外套到玻璃厂对面的村委会值班室找人聊天。

　　陈厂利坦言，集体是有集体的弊端，效率很低，比如一个人能干的活几个人干，加把油能干完的活却要拖很长时间，而且管理层都是本村人，谁也抹不下面子说你，干多干少、干差干好全凭良心。

　　今年50出头的陈厂利曾是后寨村的“中层”——生产队长，多年在生产一线的管理经验让他对“集体”产生了一定认识，他说，在集体经营的模式里，关键是带头人的榜样作用和中层的以身作则。

　　“如果管理人员不怕得罪人，能下茬管，集体经济还是会好的，在集体中生活确实有优越感。”陈厂利说：“‘人民公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后寨村的“人民公社”模式的的确确给村里人带来过实实在在的好处，村办企业最红火的时候，村集体出资打通了全部的水泥路，自来水接到家家户户，村民的水电费大部分由村里支付，浴池为村民免费开放，楼板厂则免费为盖楼房的村民提供楼板，孩子上学村上也有一定补助。给社员分到户的粮食是平价粮，每公斤比市场上要低几毛钱。而且为丧失劳动力的老年人——男性70岁、女性65岁以上的老人，分别提供120元和80元的养老金，以实现“老有所养、居有定所”的“共产主义”理想。

　　文革期间曾担任过后寨村革委会主任的张维祥老人认为，只要后寨村能在管理上下工夫，大家有责任心，待在集体里依然很好。

　　“在我们村寻找一个富人很容易，但要寻找一个穷人很难。”张维祥说：“后寨是走共同致富的路子，只要你干活，哪怕是走个过场，做做样子，每天就有人给你记工分，年底就能分到粮和钱，这极大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

　　张维祥坦言，现在很多“脑子灵光”的人纷纷离开土地，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去了，大多数年轻人也外出打工，下地劳动的都是一些老人、妇女和“脑子不好使”的人，这些人相对好管理，只要他们下地劳动，年终就能得到和大家一样多的回报。

　　“他们没有因为自身的特殊情况而受到歧视，也没有影响到年底的分红，即使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大家都不会担心饿肚子。”张维祥说：“这正是别的村羡慕我们的理由。”

　　在后寨，绝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修得很漂亮，一排排新建的楼房装饰得也很美观。据了解，户县村民人均年收入是2800元，但后寨村两年前的人均年收入已达4500余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一些老人习惯了绵延三四十年的“公社生活”，他们不愿分开，且对“共同富裕”深信不疑。

　　10月15日下午，一位姓韩的老人坐在家门口和人拉家常，他的身后是新盖的楼房，装饰得非常漂亮，两扇门上还镶嵌着金属材质的“门神”。他告诉记者，“公社”生活很好，不操心，没压力。

　　“现在挺好的，为什么要分开呢？”他的想法至少能代表这个村子的一批人。

　　决定前途的首要元素——经济

　　后寨三四十年来之所以能将“人民公社”的模式坚持下来，与这个村的经济实力不无关系。

　　据户县余下镇包村干部刘胜利讲，后寨村“人民公社”模式是陕西唯一的，也是最后的。

　　“以前，户县的东南村和宋南村都尝试过“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模式，但都没有坚持下来。”刘胜利说：“后寨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村子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体企业就搞得不错，这种势头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原因是带头人张志武和杜玉忠数十年坚持的结果。”

　　据刘胜利讲，1979年前后，张志武等人就开始为发展集体经济动脑筋了，后寨先后办起了纺纱厂、窑厂、硫酸红厂、淀粉厂等，而且收益不错。那时，周围村子的年底决分人均每日分值是5角钱的时候，后寨村的分值已是他们的数倍。也就在那时，中国农村改革正热火朝天，户县也掀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浪，但后寨村静悄悄，尝到集体经济甜头的后寨人担心“这地一分，厂子肯定要承包出去，集体的厂子被分了，咱有啥好处？”所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后寨会场上的东方红标志着此村经济的特别。

　　最终，村集体决定继续走“人民公社”之路。

　　“虽然与当时的大气候不协调，但‘包产到户’的政策还处于摸索阶段，也允许多种形式并存，后寨的社会主义路线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刘胜利说：“这一坚持就是几十年。”

　　刘胜利表示，1984年前后，后寨村贷款60万元办起了第一个玻璃厂，一年以后就收回了成本。接下来的后寨村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办起了第二和第三个玻璃厂，效益都不错。后来后寨想寻求更大的发展，用自己积累的1100多万元办起了电厂，但好景只有两三年，由于国家限制发展小火力发电企业，加之高昂的煤价使他们不得不停产，但相对雄厚的后寨并没受太大影响，玻璃厂效益依然很好，后寨经济坚持了暂时的繁荣。

　　“其实，这几年来，后寨关于分还是合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 刘胜利说，“但在每一次的紧要关头，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了‘人民公社’，因为他们对集体很依赖。”

　　后寨未来前途面临痛苦抉择

　　“后寨的发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非改不可了。”年轻的户县余下镇党委副书记刘涛直言快语：“从长远的眼光看，后寨的集体模式是要解体的，结合这个村的现状，崩溃是迟早的事，是两三年内的事。”

　　刘涛是两年前调到余下工作的，他的老家就在后寨附近，坦言对后寨的关注已有很多年，也曾多次调研过后寨“人民公社”的模式，大集体效率低下、人心涣散等劣势特征已严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村民形成了混日子的习惯，一些建议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加之处在“自治”语境下的农村，每个人的觉悟不一样，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各种意愿都要尊重，也很难平衡，镇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引导也是有限的。

　　“只有等到后寨集体经济不行了，或玻璃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时候，后寨的方向才能明确。”刘涛说：“后寨很多人对村子命运走势是模糊的，有的人还刻意回避这个问题。”

　　“只有在阵痛来临后，他们才会清醒，但这是很残酷的，后寨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刘涛语重心长地说。

　　在关于后寨该向何处去的探讨中，余下镇的詹副镇长认为，后寨只有学习华西村的经营思路才能走出困局，他认为后寨也的的确确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了。

　　“村办企业碍于亲情人情管理松散，效率低下，农业方面‘出劳不出力’影响积极性，总之要提高产值和效率必须学习先进经验。”詹副镇长说：“后寨应该走股份制的道路，像华西村一样，确立每个人的股权，成立具有现代理念的后寨股份公司，从社会上聘请职业经理人经营企业，对土地可实行流转。”

　　华西村在吴仁宝带领下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华西村在分配上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集团总公司与各下属公司、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有资料表示，实际上现在华西村的经营模式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集体经济，是公私合作制。华西村是集体控股，占70%；村民参股，占30%，村民和集体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华西村的成功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一分五统”，即分开的是村和企业，统一的是经济管理、干部使用、劳动力安排、福利发放和村庄建设规划。

　　詹副镇长说，和华西村一样，每个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必须改革，华西村通过一系列变革成为现代化的“天下第一村”，而后寨正站在十字路口，眼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维持现状不行吗？

　　刘胜利告诉记者，在后寨的发展结构中，发展集体经济是主要的，农业生产是次要的。今年的玻璃行业效益比较好，后寨企业的产值能达到4000余万元，利润应该有数百万，除去给国家上缴的利税外，村集体应该有200余万向村民年终分红，大家的日子过得依然很好，但不能保证明年后年继续好。

　　维持现状就意味着坐等风险的到来。

　　詹副镇长认为，后寨集体经济过分依赖个人，像前几十年一直是张志武和杜玉忠扛旗，现在这两人老了，也都退出村领导岗位，新上任的领导是否有老领导的魄力，是否能有老领导的威望，这都决定着后寨“公社”路线的命运。

　　刚刚落选的前任村书记、被有的媒体誉为“灵魂人物”的张志武多次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电话里他告诉记者：“后寨‘人民公社’肯定坚持不下去……”

　　后寨，一个个性的村庄，一群倔强的人，一种另类的发展模式，在“分”还是“不分”的争议中迎来选择的阵痛……

lynco

后寨人了不起啊，农民兄弟了不起啊，伟大的干劲和闯进了不起啊！:victory:

lynco

火车跑得快，还靠车头带。
好的车头比较引领速度和激情，步入正轨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wqj1990

敲鼓的挺厉害啊！

那啥

不容易！

笑笑生

2009-03-08 03:44:56　来源: 华商网

■本报记者江雪/文胡国庆/图
——一个乡村的现实困局
题记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企业。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陕西户县后寨村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潮流中，后寨村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
30年来，后寨人坚持集体道路，同享“大锅饭”，但其经济增长，却依赖于外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
追求“共同富裕”的后寨，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集体制下一系列的弊端，正让后寨人感到痛苦，甚至窒息。
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的大背景下，后寨的集体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执掌后寨“大权”30年的老支书下台，意味着后寨30年“乡绅政治”的终结。突然爆出的“村长贪腐案”，则表明了“大集体”的向心力正在遗失。
后寨是数十万个中国村庄中的一个独特样本。我们关注后寨，也是关注在大地上辛勤耕作的中国农民。他们洒下汗水，希望收获富裕，并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学者秦晖认为，后寨人的幸运在于他们当年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坚持“大锅饭”的后寨，还是当年冒死分地的小岗村，务实的农民们都是为了追寻美好的生活，而违背了那一刻的历史潮流，衡量利益，做出选择。
今天的后寨，再次面临抉择的痛苦。好在，后寨人是温和的，对他们来说，不左不右，唯愿向上。
腊月里，87岁的张生贵坐在门前晒暖暖。“给俺孙子盖房哩！”老汉说。他对面是在建的二层小楼，即将和周围的一排漂亮小楼连在一起。“俺们后寨，一直是人民公社，还是不分地好！”老汉话音刚落，立即招来厉声反驳：“你去后寨问一问，如果10个人中有5个人不愿意分，我不收工资！”
大嗓门的“挑衅者”叫张全喜，40来岁，正在给张生贵家干活，一天工资20元。“后寨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张全喜气呼呼地挥着手。争论升级，两个人互不相让，怒目相视，鼻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一旁的人打着“圆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争论，在后寨并不新鲜。只是从多事之秋的2008年开始，格外激烈了一些。
“乡绅”下台
执掌后寨“政权”30年的乡村精英张志武，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败北，标志着后寨乡绅政治的结束。观察者发现，那些坚持集体化、而又因幸运富裕起来的村庄，必然依赖于一个集道德、能力、威望于一身的领导者，后寨也是如此。
“村长韩红拿了村里40万跑了！”2008年9月，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后寨人在失望与愤愤不平中，迎来了年底的村委会换届。
这次换届多少有些象征意义。执掌后寨“领导权”30年的村支书张志武“下台”了，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落选。在随后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600余张选票，他只得了100余票。村里一位多年在外做生意、家族实力强大的年轻后生，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志在必得，并最终如愿以偿，当选了本届村委会主任。
2008年12月10日，张志武在自家空荡荡的新房里“打吊针”，颇有“英雄迟暮”的凄凉。
“农村风气瞎了，耿直的人干不成。我拿了这村里的‘官事’快40年了，现在干不成了，也不想干了！”60岁的张志武说。
“老支书不会去给人说，给咱投张票吧。他不是那样的人。”村民韩某说。他认为张志武败北主要是没有去做大家的工作。
但更多的人认为，老支书张志武此次“下台”，是因为原村委会主任韩红沉浸赌博，竟然在他眼皮底下拿走了村里的40万逃之夭夭。
“他（指张志武）把人看错了！要走集体的路子，干部必须廉洁，韩红把我们的干部风气弄瞎了！”一位和张志武搭档多年的原村干部感叹说。
村干部出现如此严重的“贪腐”行为，仿佛昭示了后寨这个“大集体”向心力的消散。但张志武落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2008年后寨的玻璃企业产品大量滞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村庄的经济发展正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
2008年5月12日，投资1000万元更改设备、扩大规模的后寨玻璃总厂“升炉”，不料当天发生地震。到2009年春节过后，玻璃厂的生产力只运行了70%，有大量的产品积压。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老支书的判断失误。
后寨人是注重利益判断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带着对现实的失望，对前途的彷徨，他们把村主任的选票投给了此前未参与过村庄“政治”的年轻人。
但是，在后寨，没有人能否认张志武的存在。“凡是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承认，后寨这么大的家业，是老支书带领大伙儿创下的。没有张志武，就没有后寨的今天！”村民刘公弟说。
张志武，剑眉阔脸，精明能干，颇具地方“乡绅”风范。他被认为性格强硬，头脑灵活，“办企业有一套”。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厂。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后寨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后寨人选择了不分地，因为分地就意味着分厂，而厂子才刚刚起步，即将获取收益。
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能人”张志武等人的身上。
30年过去了，在张志武等一帮村干部的率领下，后寨幸运地跻身于全省富裕村的行列，每年为国家上缴利税三四百万元，在户县余下镇的23个村庄中，它的经济占据首位。
然而，当初因自己的选择成为“另类”的后寨，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再次选择的现实。
“社员们的厂子”
一直到2008年6月前，一个后寨的男性村民在玻璃厂干活一天，劳动价值是10个“工分”。而近30年来，后寨的玻璃厂里没有一个销售员。后寨的经济完全依赖于村里集体企业的增长，但窝工、浪费、难于管理等一系列集体经济的弊端，致使企业危机重重。
2月11日下午，元宵节后的第三天。
后寨玻璃总厂的大门前依然冷冷清清，往年此时络绎不绝，运输玻璃的车辆并没有出现。
大门内是后寨的两家玻璃厂。“西厂”在检修炉子，没有开工。“东厂”大院内堆放着不少玻璃成品。
下午上班时间，生产科长韩建昌走进车间，几个工人正蹲着聊天，嘻嘻哈哈。
这个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玻璃切割。成片的玻璃顺着流水线过来，两个女工对尚带着炉膛余温的玻璃，进行切割、放置。
破损率显然很高。面积大约是4平方米的大玻璃块，边缘出现黑纹或略有缺陷，就会被扔进废料车，拉走回炉。
知情者介绍，这种状况，在私人的厂里，会略作切割即成小片玻璃，同样能出售。但在这里，没有人会去做这个“多余”的工序。“浪费太大了！光这浪费一年大约有七八十万！”知情者说起来，痛惜地摇头。“不管干多干少都是700元，谁操那个心？”一个女工说，在去年7月之前，这道工序和其他工序一样，只是记工分，就更没有干的必要了。
38岁的穆锦娟是2002年进的厂，已经干了6年。“每天都要来，没有周末。今年过年也没休息，一月倒一次班。”她抱怨说，如今集体制没有优势，这样干着，一年下来，家里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穆锦娟家在二队。二队今年种甜瓜赔钱了，队里有3万多元的账，要大家负担，算下来工分很低，一天10工分的分值大约不到10元。她丈夫在北厂上班，算是个“干部”，月工资1200元，唯有这一点让别人颇为羡慕。
穆锦娟一直想外出打工，但因为两个孩子在上学，需要照顾，所以没有出去。“集体收入不好，现在很多人都想分地单干呢。”她摇摇头。
而在办公室里，厂长刘公弟也烦恼着，过完年至今，厂里的产品积压没有任何缓解的趋势。
“大环境不好，厂子必须向管理要效益。可我们咋管理？每个后寨人走进这玻璃厂，都会拍拍胸脯说：‘这是我的厂子！你凭啥管我？’”刘公弟说。
为了节约成本，“向管理要效益”，春节前后寨玻璃总厂决定裁减10个人，但一直裁不下去。“集体的企业，社员们都是主人啊！”刘公弟发着牢骚。
在后寨，“社员”的称呼至今没有被“村民”替代。
而让外界惊奇的是，后寨这3个年产值上千万的玻璃厂，20多年来，没有一个销售员。
村里运输玻璃的五六十辆车部分地充当了销售员的角色，但厂里对销售工作的不重视，还是让这些村民感受颇深。“厂里对市场不主动了解，有时还要我们提醒该涨价了。”长期进行玻璃运输的村民梁某说。
40岁的崔育生租了后寨5亩地，办了个玻璃批发中心。他认为：“后寨的玻璃厂，对生产销售从来没有整套的思路或对策。”虽然今年的经济受影响，但他的玻璃批发中心生意依旧红红火火，而相隔几百米的后寨玻璃厂就不是这样了。“凡符合市场规律的我都干！”崔育生说。
2月23日下午，上班时间，在后寨的另外一个企业——宏达玻璃厂里，院内产品堆积如山；办公室内，生产厂长则躺在床上看电视。
“以工养农”
不到200人的五队，日常耕种130亩地，最多只需要十三四个劳动力。队里鼓励村民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然后拿钱“买工分”，参与年底的决算。因为农业几乎是赔钱或者保本，所以后寨的经济完全是“以工养农”。
2月23日，整个陕西抗旱形势严峻，后寨的灌溉仍没有开始。
因为是集体制，后寨在灌溉方面重视投入，电线、水泵都由村里提供，但各小队在考虑灌溉等问题时，首先会考虑成本。“对一个队来说，光灌溉的电费就在1000元以上。小队会算账，觉得划不来。”村支书周波告诉记者。
后寨的村后，是蔚为大观的1000多亩良田。多年来，这些土地并没有收获富足，如同全国农业的一个投影，后寨也是农业不挣钱，甚至赔钱，只能“以工养农。”
后寨全村有土地1400多亩，由各小队集体耕种，近年来，很小部分的土地被出租出去。以五队为例，20亩土地被出租给一家企业，每亩地年租金是1000元。虽然看起来不多，但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数字。这意味着一亩地每年净收入1000元。而对其他的地，一年各种投入下来，只要保本就不错了。
土地上种两料，冬麦和玉米，产量和周围私人耕种的土地相比，略高一点儿。“产量高不了多少，可集体的人力成本就大多了！”村民白红利说。
每年秋天，“分粮到户”的后寨，让人能重温人民公社时的旧梦。秋收后，各小队将粮食按人头送到家家户户门口，玉米棒子悬挂在门前的村庄，多了一份喜庆。
和分配粮食一样，“决分”也是后寨人盛大的生活仪式。所谓“决分”，就是对村民一年来在集体厂子和生产队农田里的劳动，按照所得工分，以及工分的价值，分配收入。
每年年底，“决分”在各个小队的队长家中进行，而工分的结算有一套复杂的方式。每年由村里给每个小队分配20多万元，再由队里“决算”。
在后寨，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劳动价值平均大约是15元左右。
五队今年的状况在全村中算最不错的，一天10工分大约值24元。
五队的人口不到200人，有150亩地。18岁以上的劳动力大约有140人左右，一年下来，种地有25000个工分就足够了。目前队里有十二三个人在农业上干活，秋夏两忙时，工分记得高，也会吸引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参与收种。
因为农业不需要太多劳动力，各小队几乎都鼓励人们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等。对这部分人，他们要得到粮食，得向小队“买工”，但作为优惠，“买工”的价格比实际劳动力价值低0.5元。例如队里的劳动价值是20元，外出者只需要拿出19.5元，就可以买到一个工，参与“决分”。
当然，各小队都有不要粮食的人。以五队为例，大约有一半的人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虽然粮价比市场价要算得低，但他们在外的收入比在村里强，许多人也“没时间去算这些！”
公共投入与“共富梦”
每个月，年龄在70岁以上的后寨老人，根据性别能领取到不同的“退休金”。与周围的乡村相比，后寨在公共设施方面的投入，远远高于其他村庄，道路、戏台、澡堂……一方面，集体道路日益艰难；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明显低于其他村庄。后寨的集体化之路还能走下去吗？
2月10日，元宵节第二天。后寨澡堂门前，3个卖票、收票的妇女在晒太阳、织毛衣。
后寨澡堂1991年建立。除了5公里外的一家温泉浴场，至今，后寨澡堂仍是周围唯一的公共澡堂。
每个后寨村民都可以随时来这里免费洗澡，外村人来洗澡，一张票3元。
近年，因为周围村庄的人家装了不少“太阳能”，来洗澡的邻村人少了，澡堂的经营收入不好，但门前卖票的人还得有两个。这个小小的澡堂，连水工、经理等共有9个人。
虽然集体澡堂的人员冗余让“社员”们诟病，但无论如何，澡堂总是后寨人生活水平的标志之一，也是村庄公共设施比较完备的一个投影。
最让周围村庄人羡慕的是，后寨有“退休金”。男的满70岁、女的满65岁，每月可以领取补助，男的120元、女的80元。这意味着一个后寨农民对“集体”的贡献，在失去劳动力之后依然会被记得。
其他村庄或许也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但唯有后寨，能以集体的名义，使这个富有道德标志的行为得以实现，这也成为许多人留恋“集体”的一个因素。
基于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后寨也是户县最早享受路面硬化、自来水到户的村庄。1979年，村庄就盖起了戏台。如今，戏台前的广场上还有健身器材。每年，村庄对公共投入的费用大约是十多万元。
后寨的贫富差距相比其他村庄，明显小一些。走在村里，几乎家家都是二层小楼，连成一片，颇为美观。
“说起来，俺们村没有情况太差的人。”当后寨人说起“不分地”的好处时，都会提到这个朴素的认识。
村民余下娃，夫妇俩都是智障残疾，被安排在厂里上班。如今孩子长大了，家里也盖起了两层小楼。
“后寨的贫困户大约只有百分之三四。”曾长期担任村主任的杜玉忠老人说。
后寨的“宏达玻璃厂”是福利企业，共安排着18个残疾人上班，包括几个外村的残疾人。
在许多村庄成为“空心村”的时候，后寨人却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他们可以依托企业做生意，“没本事的”则可以就近在村里的企业打工。
虽说村庄贫富均匀，但那些最富裕的人家，大多是在外创业的，这从各家的楼房也能看出来。
事实上，后寨的集体经济并非铁板一块，或像河南的南街村那样“禁止向外流动”。村庄里，有大约七八十辆车跑运输，五六家私人玻璃店，还有一部分人在外做生意。1400多人中，在大队干活的大约有五六百人。现任村支书周波分析，集体经济的成分应该在70%以上。
后寨村口有一排农民画的宣传墙，其中一幅上写的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然而，随着村庄平静表面下一系列不平静的变迁，这个“共富梦”还能维持多久，没有人能知道。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唱响广阔农村的口号。如果说在新中国初期，农村初级社的建立还带有一定的理性，到后来，要“一步登天”进入高级社、进入共产主义时，广大的中国农村，就因为这种狂想，坠入了苦难的深渊。
后寨，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人，那么这个村庄的性格是倔强的、务实的。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到改革开放后的纺纱厂、玻璃厂，从1954年到今天，后寨有一部完整的企业史，仅仅在“文革”期间中断过，便是明证。在今天，这个另类村庄的发展依然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村庄的创业史
1956年，后寨把吃不完的黄豆卖给了邻村做豆腐，被认为是“走黑市”、“走资本主义道路”，村支书被免了。但后寨人的企业之路却从没停下过。从初级社时的砖瓦厂开始，后寨的企业之路从1954年走到今天，只在“文革”时停顿过。
88岁的刘世连，出生于1921年。这个曾担任后寨村大队长几十年的老人，对记者口述了这个村庄的历史：
新中国刚成立，后寨归余下大队管，建立了个初级社。刚入社时有40多户人，100多户人里边有一半多人没有入社。1955年冬天又建了一个新社，生产资料等具体问题没有解决，1956年正月就要求“一步登天”，成立“高级社”，和老社并到一起，要求全部进社。
当时，村里唯一的“地主”白家没有进社。白家有30多亩地，4头骡子，一辆车。到1958年左右，把白家强行收进了社，他家的10间房6间都收了。
接下来是大炼钢铁，河滩上挖铁砂，进山挖矿，农活都没人干了。那时我30多岁，当队长，就是带着大家干活。那时候的人都听话得很，毛主席的号令就是“圣旨”。
1956年冬天，村里的黄豆吃不完，不好保管，打算上交国家，去粮站交粮，粮站不要，正好邻村在做豆腐，就卖给了邻村，没有按照国家定的价卖，被认为是卖“黑市”，就把当时的支部书记杜乃平开除了，说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1961年我当大队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也“夺权”，红卫兵把权夺了。1968年又让我当队长，从1972年当书记，一直干到1981年。
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1977年开始允许办企业了，原来不准生产队办任何企业的。我们村子想办个纺纱厂，没钱，从信用社贷了五六万，钱还不够，社员们集资，共凑了大约10万元，1977年冬天就把纺纱厂办起来了，会计、大队长出去采购，1978年二三月份，买来了纺纱机，当时没地方，纺纱机就安在戏楼上……
据杜玉忠老人回忆，后寨最早的企业可以回溯到1954年的砖瓦厂，当时还在初级社。厂子一直办得不错，直到“文革”时期，厂子停了，1976年，砖瓦厂发展到3孔窑，后因为“土吃完了”，1978年后寨又办了硫酸铜厂。当时这个厂的收入就有两万元，4个队每队还曾分到三四千元。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后寨人办玻璃厂、淀粉厂，在不断的“折腾”中，积累下了今天的“家业”。
从后寨的企业史能看出，曾经，在“极左”的背景下，后寨人显然体现了农民的务实与他们的生存智慧。
分与不分：痛苦与困惑
今天，是否愿意分地单干，已将后寨人划分出无形的“阵营”。去年年底，在七队队长的选举中，90%的选票上写下：要求分地。但村庄的观察者认为，30年前拒绝分地的后寨，如今面临着利益分化、人心向背以及政策影响等一系列的现实背景，今天，地还能分下去吗？
后寨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迷茫过。
去年年底，各小队选举队长，在七队，选举出现戏剧性的一幕：有90%的人写下“要求分地！”因为对上一年“决分”不满，至今，包括七队在内的3个小队还没有选出队长。
七队的风波源自去年收益的大滑坡。2008年，七队队长决定种植100多亩甜瓜，不料年初就遭遇冰雪天气，甜瓜种植、生产赔进去了不少钱。因为这项损失，年底的决算中，七队的分值竟然不到10元，即一天的劳动力还不到10元钱，招来“社员”们怨声载道。
人们质疑的声音由来已久。对小队来说，种植什么往往由队长决定，而风险则由大家集体承担。“如果获利了，没人表扬你，赔了，大伙儿骂死你！”为了规避风险，小队轻易不愿意以大片土地去进行规模种植或其他尝试。
显然，土地规模经营，在集体所有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没有获得什么收益。“去早了算一天的工，晚了也算一天的工。干多干少都一样，人有啥积极性！”村民杜某抱怨说。以给包谷打药为例，打一桶药是10分工，有人一次就背半桶药，也算10分工。“去年甜瓜虽然有天灾因素，但如果是私人的地，肯定不会这么惨。雨雪天气时，私人的地可以全家不睡觉，守在地里，集体的就不行了，才去找人呀。”余下镇副镇长詹文远对集体的一些弊端颇有体会。
曾为后寨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杜玉忠，感慨道：“30年前没有分地，今天，更难分了！”他认为，今天如果要分地，比当年面临的困难大多了。“人人都愿意要好地，那些路边的地、瘠薄的地分给谁？如果分不公，今天的人和过去不一样了，还不和你拼命？”他举例说，周边一个村庄，村里要对土地进行小片调整，结果根本进行不下去，后来，新换了个“歪人”村长，才把地调整了。
据杜玉忠介绍，2002年，村里有一个队就上访要求分地，后来村上同意小队分地，但具体实施中，还是“流产”了，原因是小队找不出一个能够“主持分地”的人。
但“分地”的呼声如今在村庄中无时不在。2006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大约有八成村民表示愿意走集体路子，不分地。而到2008年，没有人敢说，不愿意分地的人还能占一半以上。“愿意分和不愿意分的人，在村里大约各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则是观望状态。”詹文远判断说。
“后寨发展面临瓶颈”
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后寨的集体企业无法要来贷款，使得多年来企业的收益无法惠及更多的村民。而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2月9日，元宵节。新上任的村支书周波在村庄里查看自来水管道改造的线路。这位年轻支书没有像往年那样，在村里请社火、放烟花，让“社员”们热闹一下。街道上很安静，后寨的元宵节显得有些冷冷清清。
“一来去年村里扩大生产，没有多少钱；二来咱新上任，也不想太扎眼。好好把事情做起来再说。”周波说。他今年34岁，原来就在村里当干部，年前被选举为新的支部书记。
新村主任张广安，是比周波更年轻的“80后”，面对村庄，两人雄心勃勃地都想做些事。但他们也都知道，“后寨的事，不好干”。
后寨的辉煌岁月也是他们今天的压力。“1996年俺们村的红色桑塔纳，开到西安城，也惹眼呢。现在不行了。”张广安回忆着幼年记忆里的后寨。这个年轻人，和父兄们多年来在外做生意，家道殷实，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因为“农村也是一个平台，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做一些事，实现自己的价值。”
2008年，后寨的净利润六七百万元，上缴利税400万元。后寨依然是明星村，拥有多种荣誉。但有一个事实是，从1996年到现在，后寨的经济没有怎么增长。
后寨的经济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国家贷款。原来，老书记张志武的风格是有多少钱干多少事，所以后寨多年来没有向国家贷款。近年来，后寨虽然想贷款，但因为是集体企业，没有土地证，银行不给贷款。2008年，村上用积累的700万元投入玻璃厂的扩大生产，另外200万元，则是向村民“借”的。
贷款和税收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后寨发展的“瓶颈”。
“人家私人企业，交三四十万，就披红戴花，我们呢，每年交几百万元税，也没有见个啥！”周波说。而且因为是集体企业，“卖个炉渣、一片碎蛋蛋玻璃也要开票呢！”多年来，后寨每年给国家上缴税收都在400万元以上。
而不能贷款也使得后寨企业的收益不能惠及更多的村民。村民们对现实不满的原因之一是：集体企业至今从没有给大家分过红。
“当初办厂子时大伙儿都承担着风险，这么多年，企业效益这么好，可村民们没有见实惠！”村民梁某举例说，村里有一家人，当初也为集体的厂子承担了风险，但因为长期没分红，如今老两口已经去世，一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了，像这种情况，就太不公平了。
但张志武和周波则认为，没分红是因为长期都是投入再生产，另外，村里是“以工养农”，长年以工业补贴农业，也算是在分红了。但对这个说法，许多人并不认可。
村庄的未来
国家在鼓励土地规模经营。但在集体制下的后寨，虽有土地集中的优势，却因集体弊端的羁绊，“规模经营”并没有获得什么收益。
“老人们把集体的旗扛了这么多年，不能到我们这里扛不下去了！”周波说。
周波多少有些期望：上级能不能对后寨有所“眷顾”？不管怎样，我们扛的都是集体的大旗呀！
然而，普通的村民却不这么想。“后寨必须融入时代潮流。再不融入，就落得更远了！”村民梁某说。他常年在外做生意，家境殷实，生活富足。虽然自己多年来很少参加“集体生活”，一直埋头致富，但他还是对后寨的命运比较担心。
“集体的路子和大时代不符合，处在夹层里，难受！”这样的判断也是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年轻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还是试图找出一些集体的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来为村里谋求利益。十七大之后国家关于土地流转的一系列政策，给了他们一些希望。
“土地就是后寨唯一的资本。我们想把土地利用起来，招商引资！”周波说。同时，镇上也在积极协调，想帮助后寨“招商引资”。
“一旦有人来投资，我们的土地都在村里，谈判也比较容易，相信这一点对投资者还是有吸引力的。”周波说。他希望媒体的报道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后寨，尤其是那些投资者。
“在这些大的项目中，会征求村民的意见吗？”记者问。
“一般不会召开村民大会，如果通过村民代表会和党员会，基本上就可以干了。关键是项目要好。”周波说。事实上，在后寨，大约已有七八年没有开过村民大会了。“我们后寨人都顾全大局，只要项目好，大伙儿肯定会同意的。”周波显得很有信心。但对是否会侵犯到那些一直要求“分地”的人的土地权益，他显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要企业办好了，大家能得到实惠，就不会闹着要分地了。”他说。詹文远也认为，对后寨来说，分地只是一个象征意义，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企业发展不下去，集体经济也就随之解散了。
詹文远认为，这些年后寨集体经济比较好的原因是玻璃行业发展较好，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加之集体经济自身的弊端，后寨的发展停滞不可避免。“按目前的管理体制，后寨要发展，必须改革。”
他认为，对后寨来说，一方面农业上把土地承包出去，一方面工业上逐步形成思路，走华西模式，通过承包或股份制等改进企业。但从目前来说，因为村里才组成“新班子”，而市场现状又不好，只能暂时维持现状，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目前，后寨的固定资产大约有五六千万元，其中净资产大约在2200万元到2300万元，分下来，全村人也就两三万元。在户县的518个村子里，后寨和东韩、千王等村因为有集体企业而比较富裕，但东韩和千王的企业早都被承包出去了。“因为涉及集体经济，我们对后寨更关注一些。但后寨的路咋走，最终还是要尊重村民自己的意愿。”詹文远说。
怎么看待后寨这个“明星村”的独特现状？后寨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明天？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先生。他认为，实践表明，任何情况下，集体制都是低效率的，这些走集体路子而取得成功的村庄，一般都有其他的经济补充。而且，这些村庄的成功因素一般都在于有“乡村精英”的领导，脱离不了“人治”的模式。“中国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时代，特别是1958年到1962年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想证明一个理想，但它被否定了。否定这个理想的代价是惨重的。”他说。
他认为，对当前的后寨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企业进行改制，改制后通过收取土地使用费等，还能保证村庄公共设施的投入。否则，集体企业一旦“烂包”，村庄里经济一直依靠企业的村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后记
记录后寨祝福后寨
从2006年至今，我们一次次来到后寨，希望记录下后寨的存在以及它悄然发生着的变迁。我们相信这个村庄的故事，也许会对备受关注的“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一个真切的样本。
和中国数以几十万计的村庄一样，后寨也如一艘小船，在时代的潮流中被裹挟着。
无疑，土地是这个大集体中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那是30年前了：当时全国都在包产到户，而后寨人不愿意分地。为此，县上把张志武“扣”了3天，让他回来给村民做“思想工作”，但村民还是不愿意分。直到乡上一位比较开明的领导，同意后寨可以暂时不分地，这个“大集体”才一路走了下来。
曾经，作为不顺应历史潮流的“惩罚”，张志武的工资被扣到了1983年。直到这年夏天，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主任到后寨调研，说了句：不管走啥路子，只要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就是好路子！后寨人这才卸下了“思想包袱”，在“集体”的道路上走到了今天。
30年如白驹过隙，如今的后寨，再次面临着选择。不分地，意味着继续吃大锅饭；分地，则意味着对企业进行妥善的处置，放弃过去“混”的观念，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但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即使分了地，也不享有对土地真正的所有权，他们能一路走好吗？
选择是艰难的，好在，后寨人理性而务实，分与不分，利益的考量最重要，而非路线的争执。无论个别人关于“人民公社好”的鼓吹是多么喧嚣，后寨人冷暖自知。
我们祝福后寨，也祝福大地上千万个繁荣或凋敝的村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愿它们承受的痛少一些。每一个靠劳动吃饭的农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本报记者江雪

李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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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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