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位名叫秦锡让，陕北南下干部，时任户县六区（大王镇）区委书记。是一位悲剧人物。
秦锡让的故事在拙作《农情忠言录》中有较为详细地描述，现择发如下： 1957年从8月21日到25日，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在西安召开。分组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反击右派分子的谬论。 8月23日，关中地区代表组继续批判韩兆鹗。第三组有一位代表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位代表说： 1951年，户县有个区委书记秦锡让，因为本区民兵送土匪时击毙了土匪而犯了错误，这案子报省时，韩兆鹗坚持处死秦锡让（以后判刑十年去年提前释放），但是对于及时歼灭户县的中国敏感词过滤武装暴乱，韩却反对，认为是“小题大做”。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韩兆鹗是恨谁爱谁了。
这位代表所说的案件是解放初发生在户县的一件很复杂的案件。 1950年10月5日，户县的六乡（现定舟村）群众将近300多人，群情激奋地赶到大王镇，一些人还手拿棍棒，大喊大骂，冲进区政府，要打区委书记，幸好县公安局局长任志高、县法院刑事审判员赵葆华及时赶到，经二人多方慰解，做工作，群众才陆续散去。不是任、赵二人及时化解，必将酿成一场极大的事件。 此后，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接到户县永定区六乡农会主任及群众代表等23人联名控告区委书记秦锡让的控告信，全文如下： 事由： 为假公济私、纵特害人，违犯纪律，恳祈明察，撤职押办，以明真相而安人心事。 查本区区委书记秦锡让，任事以来，不以服务人民为前提，专以弄钱为主要工作。仅将违反政策条陈于后： 一、查五乡乡长刘志谦、该乡民兵王有诚、王秉行等，于八月二十日（指农历——笔者注）晚，将我村赵元珍私自拉去。我乡政府、农会及民兵并不知晓。我乡长陈生德闻讯赶至该乡，乡长刘志谦、该乡民兵王有成、王秉行等意欲私行吊拷，经我乡长陈生德质问私逮元珍情由，该乡长含混答复，我乡长坚为阻止，共同送到区府。后由秦锡让询问。陈生德提出元珍由五乡逮捕情形，“民众提出意见，要我回乡答复”。区委书记秦锡让竟认伊令五乡所逮。陈生德以干部地位，不便质问。按元珍是我乡居民，应通知我乡将元珍送到区府，何以要五乡民兵来逮？显系互相勾结，谋害元珍。 二、秦锡让与五乡乡长刘志谦、民兵王有诚、王秉行等，将元珍带到区所，竟敢私行吊拷，虚打成招。廿一日我乡农会到区府询问元珍逮捕情形,秦锡让说:元珍事属抢劫嫌疑,并无其他。(按驮子被抢之时,元珍在家，此事村民与乡政府负责人皆可为证。)经农会提出意见，请求区府与驮子到我村挨户搜查，认识匪人，秦锡让毫不理睬。 三、秦锡让违犯纪律，私贩烟土，伊兄由陕北带来，在大王镇销售，又托五乡民兵销售乡间（一次在我村销售烟土，被我乡民兵缴械，****现存我乡）。因此故与五乡民兵平日交情甚厚，民兵中有王有诚、王秉行兄弟，与元珍有仇在先，向秦锡让行贿，要求陷害元珍。秦锡让受钱心黑，抢劫案件未实，不经上级批准，予廿三日私自将元珍暗杀。 四、王有诚之兄王秉权系伪政府中央军校毕业，显系匪特，又在解放前担任伪陕保二旅政治主任。此辈之人，我政府应特别注意防范，竟然能在区府朝出暮为，与秦锡让商议，陷害元珍，显然受贿无疑。 五、查元珍在解放时武装起义立功，政府宽大政策，许多惯匪都在争取改造之列，而元珍仅以嫌疑枪毙，不受贿赂，秦锡让绝不会做出这样违背政策的事情。又乡农会向区府要求保回元珍，秦锡让说：过去政策宽大，现在窄小。 六、元珍被害后，我乡群众赴区府质问，秦锡让声色俱厉，威吓乡农会，又问答时，因民意沸腾，区府一干部厉声斥我乡群众，说：“第六乡愿意听话者在此，不然即速滚蛋！”试问此种行为，能算是群众路线吗？秦锡让这样作风，做事可想而知。 以上各节，就秦锡让最（罪）大而举，非笔墨所能写尽，惟有请求将秦锡让及五乡长刘志谦、民兵王有诚、王秉行等，先行管押，再为彻查，真相不难自明，以符群众之望。 仅呈 陕西省委会 户县永定区第六乡
农会主任（姓名略）
行政主任（姓名略）
村长（姓名略） 村民廿人（姓名略） 公元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九日（疑为农历之误——笔者注） 看了上边的控告信，读者不难看出，秦锡让涉及一起严重的命案。所说的秦锡让是陕北老区来的一名工农干部，时任户县第六区（又名永定区，现大王镇）区委书记。他工作认真负责，但由于文化程度低，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长，政策水平不高，对解放初户县大王镇一带的复杂情况重视不够，导致在处理一起抢劫案件时出现了重大失误。 户县大王镇以北的渭河滩一带，是解放前有名的亦氓亦匪组织“白带之会”活动最猖獗的地方，这个组织是在1935年前后，经土匪头子刘成召集拉拢一些不良青年组成，以“头包白手巾”、“扎白腿带”为标志。起初，是在戏台底下从看戏的人群中，摘人眼镜、帽子、手巾等，作些恶作剧，甚或打架斗殴、无端滋事；后又聚众搭伙，在地里偷人的庄稼，横吃大喝。最后形成了股匪，开始持枪抢劫，杀人掠财，成为县北一大恶患。 解放初，新成立的人民政权，即广泛组织民兵，对土匪进行清剿，1949年的10月，永定区五乡（龙台坊）民兵就一举击毙了惯匪张黑子，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从此匪迹渐少，但仍偶有土匪抢人事件发生。 1950年9月8日下午，有兴平县多马区贩粮食的“驮子客”（指用驴子驮粮食长途贩运的粮食贩子）名叫薛忠发的，在由大王镇返回途中，行至渭河南岸滩中，被一匪徒持枪拦住，抢去人民币16.75万元（指旧币——笔者注）。后匪徒转身向永定区五乡（龙台坊）方向逃窜，薛驮子随其后紧盯不舍，匪徒发现后又折向六乡（定舟村）方向逃去。薛驮子即向五乡民兵求助，五乡民兵数人即随薛向西紧追，等追到定舟村头，已不见了匪徒踪迹，民兵们和薛驮子只得返回。本来，此事如不再追究的话，到此也就为止了，偏偏五乡的民兵受去年剿匪立功的影响，抓匪心切，而且怀疑这个匪徒就是定舟村的赵元珍，于是就向永定区区委书记秦锡让汇报，秦锡让未加详细了解，且未向六乡通知，便叫五乡民兵于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时，到六乡把赵元珍抓到了区政府。 被抓的赵元珍，时年40岁，却是一个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的人物，他年轻时就参加了以惯匪刘成为首的匪组织“白带子会”，临解放时据说也有抢人的劣迹。解放后，赵元珍曾参加我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担任通讯班长，后回乡生产。重要的一点是，他是赫赫有名的赵寿山将军的侄子。 赵寿山，原名生龄，字杜亭，他恰和韩兆鹗是同乡，户县六区定舟村人。他“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在西安事变中，为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起了积极作用。抗战爆发后，他率部北上，与士兵同甘共苦，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他面对中国敏感词过滤反动派的种种胁迫，立场坚定，机智勇敢，深谋远虑，巧作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他顺乎革命潮流，不断追求进步，与我党的同志接触交往，主动为党工作。他所属的三十八军，经过教育、改造，由一支中国敏感词过滤的部队转变成为一支革命的部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扬，他自己也由一个爱国主义者转变成为********者。后来，他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和青海、陕西省省长以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习仲勋语）。此时的赵寿山，正在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任上。赵寿山将军在外与敌奋争的时候，赵元珍曾为他看家护院。 在将赵元珍抓到区政府后，在秦锡让的主持下，对赵绳捆吊拷，严刑逼供、追要****。并叫薛驮子来认人，薛却说不是这个人，赵元珍也始终未承认自己曾抢过薛驮子，但秦锡让却不加分析，仍然对赵严刑逼问，追要****。在熬刑不过的情况下，赵元珍胡招乱认将枪给了赵寿山将军的外甥张芳，秦锡让不分青红皂白，也将张芳抓来，仍然用刑逼供，捆了几绳，还说要枪毙张芳，仍然没有结果。又牵扯出了村民杨志耀，也是不加分析研究，就将人抓来，捆了几绳，但始终没有结果。 10月4日晚，在经过连续几天的审讯，一再逼供无效的情况下，秦锡让主持开会研究，决定用威吓的办法，给赵元珍说：如再不说实话，再不缴枪，就拉去叫五乡民兵处理。于是派靳景生（公安助理员）、高秉德（文教助理员）、张维新（建设助理员）、郭云（区秘书）四人，拉着赵元珍出大王镇向五乡走去。 公安助理员靳景生因怕赵元珍将来报复，便存心借此机会将赵处死，回头请示秦锡让，在秦明确表示不能的情况下，仍私自叫来五乡民兵王秉行等人同行。在他们商量仍要处死赵元珍但郭云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民兵王秉行已一枪将赵元珍中国敏感词过滤。见赵元珍已死，几人便将尸体抬到一野庙（龙王庙）中，订立攻守同盟，说是赵在押送的途中企图逃跑被追击打死。秦锡让在听取干部汇报后，明知内有蹊跷，却和干部捏造赵元珍的假口供，盖假指印，企图瞒哄上级。并在半夜给县政府汇报，说是赵匪逃跑开枪毙命。 五乡民兵王秉行为什么急于将赵元珍打死呢？这又牵扯着一桩个人历史恩怨——解放前的一桩命案。 1940年11月，大王镇龙西村乡绅王志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被两男子拦住去路。这两男子二话不说，掏出手抢就向王志皋连发几枪，王急忙躲闪，但还是被击中倒地。被人救回家经抢救无效死亡。旧政府将疑犯赵元珍及疑为指使者的陈某抓获，但二人均坚不承认，加之并无实证，官司打了三年多，此案终以“查无实据”而将陈、赵二人释放。从此王家与赵元珍结下了宿仇。而这次击毙赵元珍的民兵王秉行正是王志皋的儿子。 赵元珍被打死的消息在六乡（定舟村）传开以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对赵元珍未经审讯明白，即将其枪毙，十分气愤，加之有些人绘声绘色的夸大其词，更引起群众的气愤和不平。如有人说： 赵元珍死得可怜，叫人家把眼挖了，把舌头拔了，把下身（指生殖器）割了，简直把人碎取了。哪里害人有害的这样毒！…… 一些村干部也激愤地说： 咱村倒了村规，五乡民兵就随便将咱村（定舟村）人拉到宋村（五乡管）一个野庙里，既不是区政府，又不是乡政府，又无区上人跟。这样定舟村小伙子就不敢出门了。在中国敏感词过滤时说咱村是红军，解放了，******来了，区上秦书记又说咱村是土匪窝子。赵元珍被逮走后，农会上去保，秦书记竟说“不是赵元珍来，在你村另找一个土匪，换赵元珍来！”……秦锡让历史行为不正，把赵元珍害死……，真个是无故欺负咱定舟村呢！这还不告，能摆上！？ 有的村干部说： 秦书记他把事做错了，他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他不是毛主席的干部……。 在激愤的情绪下村民和村干部互相串联、开会，决定以全村村民的名义上告。赵寿山将军的五弟赵梦九，亲自到西安省政府，找时任省政府副主席的韩兆鹗，反映情况；几百村民带着激愤的情绪，赶至永定区政府，遂发生了上述的群众冲击事件。 县公安局任志高、县法院赵葆华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在大王镇和定舟村分别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政府法令、政策，安抚群众，缓和情绪。又召开干部会议，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几个当事人虽语言矛盾，但仍然坚持说是赵元珍因逃跑遭枪击毙命。接着，县上又派法院李承德院长、公安局侦察股段家信股长到区上作进一步的了解。经过七、八天在干部、群众中多方调查，初步了解出确系区干部刑讯逼供，有意将人打死，但当事人仍不承认。 韩兆鹗副主席在知悉他的家乡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之后，十分重视，当即派出高、白二同志到县，配合县监委主任王克温、县委组织部长曹文青等共同进行调查了解，最后当事人靳景生终于承认了刑讯逼供和有意打死人的事实，真相大白。1950年11月2日，永定区区委书记秦锡让、公安助理员靳景生、民兵王秉行、五乡党支部书记刘志谦、五乡民兵连长王秉常均被拘捕。 在狱中的秦锡让写出了一份检讨，全文如下： 自我检讨於被死贯（惯）匪事实经过材料如下 十多年的贯（惯）匪真残刃（忍），解放后又抢人，死后还要害好人。该倒糟（霉）事情遇上对力（立）人。 重病就在头部上，脑子不能多思想。一贯以来责任（心）强，不知上级怎样分析办。 不分责任轻与重，关起干部一连串，好像造成运动来惩办。 我受寒，心里难，於（遇）事详情向上反（映）。 怨上级剿匪任务是给的，并没叫我那样作；怨下级者（真）是的，下级不根据计划作，领导是否该坐禁闭室？ 唯（为）人不张（长）前后眼，我并不是诸（葛）孔明。 经常不跟干部捉手把嘴暗（此句不知何意），我想来想去真难常（场）。 捕匪经过： 我至（自）到永定一年多，所了解到贯（惯）匪赵元珍，给我脑子里坏应（印）响（象）。 正遇滩里被劫案，同志们来把材料反（映）。 这些都是可靠人，说话也不得不相信。 但是随（虽）之不可靠，也够资格把他（指赵元珍）捕。 他们籍口这样说：解放时期他有功。 并无功！参加支队刚几天，有人反映他还抢人。 离开支队不多时，此地又有被抢案。 调查研究准备把他捕， 他逃跑多时不在家。 后来争取传说与他讲宽大， 自行投案把他关。 解放后没抢人，为什么逃跑？ 郭云到底不同意，民兵就有杀父（之仇），有人负责正想打。 明知故犯哄组织： 为了党与人民自己不受损失把组织哄，当晚不报告不的（得）成。 报告一根线上机子多，只的（得）就把组织哄。 第二天匪犯亲族同情匪上了区府的门，不哄当时就是弄不成。 人有病，更加重。 支持环境把工作近（尽）， 善风善雨对付过（去）免受损失才安心。 到县杜书记（指县委书记杜聿韶）和调查同志把我问， 那时不老实有偏向。 哄了如今总哄了， 偏（骗）干部不偏（骗）土匪。 自己就是不想问题保养病，但是他们四人出去做的一般情况我也没问， 谁问我也没话说， 一同（到）县上才搞清。 就是这样情况下把组织哄， 上级详查分析予以适当处分是会诚恳接受的。 以后工作中给了十二分的警惕注意。…… 从秦锡让的检讨来看，他是有一肚子的委屈的，但他终于在1951年11月被法院以“违法乱纪罪”判刑十年，其他相关人员也被判处不等的徒刑。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案件却牵扯出另外两个与此案毫不相干的人，竟被误判了死刑。一个名叫孙绳武，解放前曾任敌军副团长、联保主任等，1949年5月我军解放关中时，在本县起义入伍，曾任我人民解放军县游击支队副队长，被控“策谋枪杀赵元珍”及历史上的罪恶而拘捕；另一个名叫王秉权，是枪毙赵元珍的民兵王秉行的哥哥，解放前曾任中国敏感词过滤军队上尉副官、少校团副、队长、指导员、中校旅政工室主任及师政工室副主任等职。1950年1月四川通江县解放时，起义归正，回家务农。被控“指使其弟王有成、王秉行乘机破坏我政令，实行个人报复”而拘捕。后二人均被结合历史上的罪恶处以死刑。这二人一直到1986年才根据中央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精神，以及谋杀赵元珍查无实据得到了平反纠正。 秦锡让等人在服刑期间，申诉不断，陕西人民法院1952年2月判决“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1953年1月判决仍“维持原判”。一直到1966年的3月，才有了新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1966年刑字第三号裁定书，摘要如下： 虽然他们擅自杀人的作法有错误，但这是反霸肃匪的群众运动的过火行为，是干部群众对坏人采取的偏激措施。根本不构成犯罪，因此原来对秦锡让、王秉行等五人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长达16年的这一案件是在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案件本身也十分错综复杂，韩兆鹗当时身任省政府副主席，对发生在家乡的这一涉及青海省主席侄子的案件，自然是十分重视，在处理过程中，对干部不认真执行政策曾表示十分不满和气愤，私下说些过头话也有可能，但我们处理刑事案件从来都是有严格规定的，都是要按照一定程序集体进行研究决定的，我们不能把处理案件过程中的不同意见随意上纲上线，更不能公开指责。人大预备会上这样就这一案的个人意见进行指责，实在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特别是由此得出韩兆鹗“爱谁”、“恨谁”的结论，则纯是陷人于罪了。但是此时的韩兆鹗已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了，他只能以沉默来回答，不作任何辩解。 秦锡让在案件反过来以后，曾任户县物资局副局长，因在狱中身体受到很大摧残，一直多病，70年代后期去世，其女儿秦建英原在县物资局工作，现已退休。 | 
楼主: lynco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2-3 12:17:07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