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高书文合壁

郭名高

红袖添香夜读书

作者: 郭名高  

   

房子真的不能算大，是用一堵墙隔开的一个小套间。前边是书房兼作厨房。一进门，便看到一张条形桌，上边铺了张画毡，画毡墨迹斑斑，看得出已经跟随主人好几年了。右侧是笔架和笔洗。笔架上挂着几支或大或小的毛笔，用过的，没用过的，以兼毫为多。笔洗里蓄满了水，水在荧荧的灯光下泛着闪闪的亮亮的黑光。男人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笔地临着古帖，是《兰亭序》还是《蜀素帖》，没人留意这些。桌子的左侧放了个大纸箱，箱子里塞满了废弃的纸张，白的，红的，灰的……
笔锋在纸面上滑动，如春蚕吞食桑叶，咝咝地在夜空中扩展开去。女人一杯清茶便是一声轻轻的问候。香茶进腹，男人高兴了，激动地说，我对古人的用笔法又有新认识，说着，提笔在纸张上示范开来。女人将头凑了过去，认真地看着，听着，点着头。一个人的快乐膨胀了两倍，弥漫着整个小屋。
男人翻书，女人裁纸。男人写字，女人按纸。墨分五色，字有轻重，徐疾有度，使转有法，男人写得潇洒，女人看得分明。末了，男人将笔递了过去，女人捡了本《乙瑛碑》写起来。女人说，几年后，她要让惠安人都挂一个叫张茹写的字，谁要就给谁，书法进万家嘛！男人笑了。女人是有天赋的，她初学书法，便能将《乙瑛碑》临得形神兼备，双勾填墨后，随手几个字，蒙在字帖上，竟然与范字完全重合。为此，男人惊讶，朋友惊讶，书友也惊讶。其实，女人是不太看重书法的，她表示，写字只是应了古人“爱屋及乌”的老话。
条桌背面不远处是张方桌，上面摆放着各种餐具和调料瓶。东西被擦得发亮、摆得整齐，锅碗瓢盆一首歌，这是女人的天下。
下班了，男人进了另一间屋子，开了电脑，在各种书法网站上游走，看自己的帖子，也看别人的帖子。打开邮箱，有几条短信，是报刊杂志的用稿回执。男人除了书法，就是作文，放下毛笔便是钢笔。每篇稿子都是女人在这台电脑上敲打出来的。
一阵香气从外屋飘将进来，女人喊着老公，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伸了过来，上面浮着一个荷包蛋。
日子如诗，岁月如梦。
霓虹灯在暗夜里泛着幽幽地光，伴着欢快的歌声，一跳一跳，又一跳。街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烧烤味在清风的助长下，很快弥漫了小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排着整齐的队列，聚在广场前。全民健身作体操，日子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女人是小学教师，她的天真机巧是出了名的。
两人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喝着饮料，听远处传来的歌声。新房快要交工了，三室两厅好，一间卧室，一间画室，另一间是为将来的小宝宝准备的。“我要在门前装部电话”，女人说，“就是那一种的，谁要进门先打电话。找郭先生请按1 ，找郭太太请按2。公事请按1，私事请按2。如果是私事，电话里会说，请将您的头靠近猫眼。这时，我就过去看，如果没提东西，电话里会说，对不起，网络出现故障！”女人的一番设想，害得男人喷了一身饮料。
这天早上，窗外无风，几只麻雀在枝头闹个不停，倏忽间，被远处学生上课发出的掌声惊得无影无踪。冬意渐浓，温室里，男人趴在办公桌上写东西。电话铃响了，女人问：“老公，繁体的‘后’与简体的‘后’有没有区别？”“有呀！”男人回答道。“我想写件书法作品，我们同事明天过生日。”男人笑了，说：“繁体的‘后’指前后的‘后’，简体的‘后’是皇后的“后”。”男人又说，“我刚写了篇文章——《红袖添香夜读书》，明白吗？”女人会意地笑了，男人也笑了。[郭名高  陕西省户县惠安中学（710302） 电话：13572979410]

本文发表于<<书法报>>(2007年2月28日)

郭名高

麻 纸（散文）
作者: 郭名高  

麻纸是一种很廉价的纸，家乡人称它为黑纸，其实它并不是黑色，和现在毛边纸的色泽有些相似，略泛红晕。纸很粗糙，也不匀称，常常露出秸草的蛛丝马迹。
记得小时侯，家里穷，好不容易买了几张麻纸，裁好装订成几个小册子，我们兄弟俩一人两本，翻开来，有淡淡的纸香，摸着平展的纸面，我高兴了一整天。下午回到家，门锁着，我将书包从门缝里塞进去，就跑着去玩。谁料让猪拱了书包，本子已是稀巴烂。我哭了，母亲站在一旁骂猪哄我。
其实，麻纸真不能算好用的纸，它的颜色与铅色拉不开距离，洇化的厉害，纸面凸出的小疙瘩直接影响书写。即便如此，我依然对它存着感恩的情怀。
在我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开始自学书法，那时，唯一可供我挥霍的几刀纸就是这种包装苹果剩下的不起眼的麻纸。可以说，麻纸的存在完成了我学习书法最原始的积累。    每天晚上，当我坐在书桌前，静静地临着古帖抑或心血来潮，抄几句名言帖在墙上激励自己的时候，麻纸便是我最好的见证。后来，贴在墙上的麻纸被我一页页地揭了下来，我嫌字写的不够漂亮，这是我对自己的否定，也是对麻纸的厌倦。
母亲说，麻纸是祭奠老人烧的一种纸，用它写字总有些不吉利。
在外地求学的日子里，字还坚持练着，只是再也不用麻纸了。我习惯蘸了清水在地板上写大字，那种渗化的感觉就像宣纸留给我的遐想—不可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不是练字，而是意志在学业面前最无力的抗挣。我开始怀念有麻纸的日子了。
再次想起麻纸，我的书房，我的办公室已经囤积了各色的宣纸和练习纸，这些纸，颜色各异，形制不同，或红或黄，或瓦当或描金，有洒银也有仿古，被整齐地摆放着，就象帝王待宠的嫔妃，用它临帖、创作，生活的闲适是一目了然的。纸是有灵性的，一种纸便是一种人生。如果说大红宣纸象征着富贵、安康，是千锤百炼劫后余生的大欢乐，大自在，那么，净皮则是安闲平实，宠辱不惊，铅华洗尽的真自我。想到这里，我问自己，麻纸又算是什么呢？想找几张麻纸再咀嚼一下儿时的记忆，母亲说，麻纸已经很少有卖的了。
是呀，麻纸再也没有人用它做本子了，包装苹果也嫌它太粗太黑，就连农村人上坟烧的纸也不用它了！回想起来，麻纸的一生算得了什么呢？
麻纸的存在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一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想到这里，我开始伤感起来。

此文刊发于<<书法导报>>

郭名高

哭泣的年月

郭名高

  [s 我的家乡在农村，门前有片柿树园。在果树还没有大面积栽种之前，柿子树便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它几乎成了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我的记忆中，秋天是美好的，它不仅象征着收获，也意味着童心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柿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熟的。熟透的柿子被从树上摘下来，投入大瓮中，注入温水，封住口，焖上一整夜 ，翌日凌晨打开，香气扑鼻，咬一口，甘甜爽心。精心挑拣一番，放入筐中，架上自行车，父亲便上路了。父亲上路时，天往往还没有亮，我和哥哥早早的起了床，帮父亲把车推上那长长的坡路。到了平坦处，三人脸上皆是汗。歇息片刻，父亲嘱咐我们快点回去，别误了上学。这时，我总要磨蹭一阵，唯恐父亲忘了为我买本子。

  好容易得了两个麻纸做的小本子，我高兴了一整天。下午回到家里，门却锁着，于是将书包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就跑着去玩。不想让猪拱了书包，本子已是稀巴烂。我哭了，母亲站在一边骂猪哄我。父亲每次外出都需两三日才能返回。在卖完最后一筐柿子后，家里也就有了点微薄的收入。母亲掂量着这点钱，建议打口窖，免得常去别人家担水。父亲一想也对，就买了二斤肉。在晚上我们弟兄儿都睡熟的时候，将肉煮熟了，放在厨房的盆子里，只等第二天帮忙的人来。可是第二天清早，当我睁开眼睛，我却听到母亲在哭，父亲也阴沉着脸，时不时的还骂几句。我和哥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傻傻地看着。后来，我们才知道夜间煮的肉被谁偷吃了。

  童年的记忆已经很遥远，唯独这两件事使我至今难以忘怀。如今，家境虽说好了很多，可毕竟还要供我和弟弟上大学。近年来，父母又种了苹果树，但苹果价格直线下滑，家中拮据也是可想而知的。鲁迅先生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如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当我为“专升本”考试而犹豫彷徨的时候，弟弟从那边打来了电话，他说：“哥，你升本吧，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再熬两年，一切都会好的。”这是弟弟第二次为这事打电话，我点了点头，同时，泪水也悄悄的滚了下来。

郭名高

真 诚 的 跋 涉 者——史星文艺术行状
作者: 郭名高

零二年七月，《史星文行草例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那是我离开渭南的前一天中午，画廊的伙计和我唠叨史星文的长长短短，我只是笑笑，未置可否。
在我的印象中，史先生谦和质朴，一如他的散文，常使读者在清爽愉悦的氛围中得到某种启发或感悟。
上大学时，史星文和我们是邻居，我偶尔会去他的“卧雪庐”坐坐。先生好客，茶几上摆了零食，斟了茶，和我聊书法，谈写作。我带去的东西，他看得很仔细，也很慢，末了，说些自己的想法，鼓励尤多。那时我就想，史先生或许是用一半时间在寻找这些作品的亮点吧！
伙计还在唠叨，我欲离开。这时，星文先生就进来了，从容的握手，寒暄，问我工作的情况，再就是递一本《行草例话》给我。
这是一本书文合璧的小册子，收录的10件书法作品我先于卧雪庐已经读过。每件作品都附了三五百字的创作谈，文字清新活脱，既是对创作心态的剖析，也是对书法的认识。有一幅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史先生写得颇为精彩，用墨或涨或枯，或浓或淡，结字收放自如，视觉冲击力很强。这与他以往的典雅秀润是有区别的。作品中有“狂虏灰飞烟灭”句，师院郭老师认为有误，并著文从人文情怀诸多方面分析史先生为何会将“墙橹”写成“狂虏”。他说，史星文的勤奋执着，好执一端，与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某种摩擦、碰撞，要保护自己，他谦卑，他温和，但心中块垒需要释放，“狂虏”似乎更能宣泄他的情绪。后来翻阅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才知道所谓史星文书写“有误”，只是所用版本不同罢了。但由此，我对史先生的生存状态有了进一步了解。
这一年，史星文辞去了人人看好的编辑工作，专事书画研究。在《行草例话》序言中，他这样说：“出过《行草例话》，我还是要暂且放下书法，是暂且；我将用好长一段时间去画画，这不是见异思迁，是想换一种活法，走出去也是为了再走回来，这大概也是在农村父亲教我种地时的那点经验。父亲常说，地力要好，经常去倒，父亲将这叫倒茬。”对此，史星文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换一种活法”，不仅是他对艺术的思考，多少也有被挤兑，试图解脱的意思。从医十年，法律工作十年，六年记者生涯，再到现在的自由身，对史先生而言，以一贯之的只有书法和他的散文了。
二零零零年，史星文和吴振锋先生毅然离开单位来西安打临时工。这段日子，他在《致吴振锋》一文中如此写道：“我们床对床住在不足十平米的一间小屋子里，每月仅有几百块钱的工资，生活极尽简朴但还要省下钱买书买笔墨纸砚，我们是为艺术而神经了吗？那个中秋之夜，月是一轮满月，风却刮得生冷，在历史博物馆旁边那个冰冷的石头上，我们买了几块月饼自己给自己过中秋。那一刻这个温馨的城市却使我们感到生疏而凄凉。……那个冬天特别寒冷，不只是因为房子没有暖气，而是因为那个单位的变故，我们终于没有了那份临时工，原单位是难以回去了，生活无着，那年年底，我们是空着手冒着风雪回老家过的年。”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星文先生的真诚与执着，品味着他的奋斗、他的迷茫与失措……
丙戌年，史星文五十初度。他出版了自己第二本书法散文合集《史星文翰墨》。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五十知天命。余生应该知道将怎样活了。早先过年节，常放一种叫‘二踢脚’的爆竹以烘托年的喜庆。新年伊始，翻检旧作，不计工拙，选书与文各五十结集，就算是五十个‘二踢脚’吧，权且为自己的五十岁人生增添一些自信与快乐。”
《史星文翰墨 》所辑五十篇散文，相当一部分已经公开发表。当我读到《记忆不会消失》，史星文对北京大学陈贻焮教授的追忆，他的质朴、他的性情、他的善良也就跃然纸上了。史先生的散文是对人生的体悟和挖掘，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这若发端于书法，则是对行草书的一见钟情。
史星文的行草书创作，五年之内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虽说依然重使转，多中锋，但很显然，他的作品更厚实了，气格高，已不是最初对技法的罗列或炫耀，而更注重自己情感的表达。
于此，他走着两个极端：一是对静穆简约的思考。如《朱履贞书学捷要句》，似乎对八大、弘一有了更多的体悟。在这一路作品中，我更喜欢他的《西陵桥》。这是一件技法全面，情感自然的作品。不管是提按绞转，阴阳变化，还是干湿枯润，流露出的是作者的闲适和从容。
二是对粗犷奔放的思考。如《花间一壶酒》草书条幅。在这类作品中，作者的情绪往往受到外界环境或作品的语言载体影响。《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陕北一首民歌，是对黄土人粗犷、执着的歌唱，作品透出的是一种苍茫敦厚、奔放开张的气格，为此，史星文采用了草书的一泻而下与涨墨、枯笔的强烈对比来诠释自己的体验，而“乙酉年冬狂风大作”则是对外界环境的补充说明，也暗合了作者的心境。
多年的摸爬滚打，执着追求，“华山三友”进城了。史星文也将自己的“卧雪庐”安顿在南郊明德门的高层建筑里。坐在阳台上，史先生听着秦腔或古典民乐，品茗读书，或眺望远处的终南山，写点文字，抑或挥毫泼墨，抄几首自作诗词。早些年的酸甜苦辣、坎坷多舛犹如一个个路标，为他以后的艺术人生做着某种参照或提示。唯此，愿先生一路走好。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

郭名高

生命因虔诚而美丽

作者: 郭名高  

赵文彬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相当一部分与书法或绘画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赵文彬是那种讷于言，敏于行，不苟言笑的壮汉子。他身材魁伟，蓄着“八”字胡，表情含蓄到无从辨识其是忧郁、欣慰抑或沉思的那一种。我与他的相识是比较偶然的。那年重阳节，惠安集团搞了次书画展，我们都被邀请参与了此事。当天上午，一伙朋友在展厅里闲聊，赵文彬特立独行的气质吸引了我，后经朋友介绍，彼此的“仰慕”竟因为这第一次握手而显得真实起来。
赵文彬1959年出生于有画乡之称的户县，祖籍河北张家口市。他自幼酷爱书画，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相交多年，窃以为，赵文彬的纯粹、勤奋乃至才情是成就一位优秀画家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记得05年深冬，惠安集团召开文艺体育表彰会，抑由赵文彬作为书画代表发言。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朋友提醒他可以写点习画感想之类的，未料，他的发言稿竟写成了画论。的确，他对绘画是有千般想法万般感受，但忽视受众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他的这种随心所欲的潇洒气质注定其作品不会沦为谄媚粗俗的商品画。
这天晚上，我在街上和赵文彬相遇。他邀请我去他家坐坐。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小单元，进了他的画室，右侧是大衣柜，中间摆了张床，再左侧，一面墙上贴了张尚未完成的山水画。墙面没有画毡之类的东西覆盖，墨迹斑斑。靠近阳台出口摆放了书桌，算是画案！
赵文彬拿了几张字让我看。他在绘事之余对书法也有涉猎：先后临过吴昌硕的《石鼓文》、林散之的《礼器碑》……这是几张八尺屏的章草，取法王世镗，用笔果敢，结字开合有度，兼顾用墨的枯湿变化，只是贯气上稍显生硬，不及他往日题画用的小章草有神韵。言及绘画，赵文彬拉开了衣柜，从中取出了近百张平日积累的画作。这些作品既有山水也有花鸟。画被摊在床上，我们一张张地翻着，他谈想法，我说感受，其乐融融。
就花鸟画创作而言，赵文彬对传统大写意的继承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他主要师法吴昌硕、齐白石以及后来的李苦禅。从技法层面上讲，文彬不管是用笔、构图还是设色，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他作画中、侧、逆、拖锋并施，线质泼辣奔放，辅以奇巧简约的构图，常计白以当黑，画面空灵幽远，颇多清气。但对先贤的学习不仅如此。吴昌硕有诗云：“以书作画任意为，碎叶枯藤涂满纸。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吴昌硕的画着眼点是以书入画，李苦禅对此也深有体会，所以他说：“书以画为高度，画以书为极则。”这是其一。再者，对先贤绘画思想、革新意识和勇气的漠视是习画者最大的遗憾。白石老人作画重神韵，他说：“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则匠，不似则欺世。”反观之，则觉得此前“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所以“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之；人欲誉之，余勿喜也。”学习古人，要明其画理，究其成长轨迹及其每一阶段思想裂变的缘由。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相当的智慧、勇气和自省。在这里，赵文彬恰恰轻视了书法抑或说对其用功应当进一步强化。否则，纵使明其画理，知其成长历程，也会在基础环节上营养不良。
至于山水画的研习与创作，赵文彬取法黄宾虹，也受黄秋园些许影响。他注重写生，尤其对身边的终南山颇多关注。终南山多杂草林木，赵文彬根据山势走向、石质结构巧妙运用传统皴法，或披麻画山，或焦墨点苔，如鱼得水，颇为自如。观其作，扑面而至的是浓郁的生活气息：秋收夏忙，放牛赶猪，在他的笔下皆成了终南山的配衬或点缀。
山水画“皴法变化极多，打点亦可作皴，古人未有此说，余于写生时悟得之。”（《黄宾虹画语录》）此言虽短，却给我们三方面的启示：一.山水画风格的培育和成熟离不开相应在皴法上的突破；二.师法自然的重要性；三.要重视悟道。范宽“长危坐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虽雪月之际必徘徊凝览，以发思虑”（见《广州画跋》），而他悟到的却是“对景造意，不取繁饰，写山真骨。”
赵文彬的作品，不论花鸟画还是山水画，从对传统的继承方面来讲，已有相当的高度，只是个人风格略显滞后。当然，这只是从大多数成名画家的成长历程来考察的。换言之，若以黄宾虹、齐白石等大师的衰年变法来衡量的话，那该另当别论了。

本文发表于<<美术报>>

郭名高

朝趁微曦临汉隶,暮贪残烛读唐诗

作者: 郭名高

我与高雍君相识四年有余，虽不常碰头，但相见必侃书法。常常是一杯清茶四两干面，喝着吃着，话就多了。从中国的书法史扯到某一书家的成长历程，再涉及彼此的习书感受和对古人用笔法的理解，上下五千年，左右千万里，起承转合，不经意间都是对书法的痴迷与执着。
记得王澍《论书剩语》云：“习古人书必先专精一家，至于信手触笔无所不似。”高雍君初随祖父习字，每日只练一字，从用笔至结体，反复推敲，力求形神兼得。这一阶段，他以唐楷为主，尤其对柳公权、颜真卿情有独钟。渐长，又改习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如果说颜柳是高雍君楷书的启蒙读本，那么《阴符经》则是他楷书的根本。说到《阴符经》，高雍君是下过大功夫的。他说他曾从该帖中选了好多有代表性的字扩大数倍，张挂于壁上，朝夕相处，浸淫其中。对难于把握的结体、笔法，作过长时间的双勾填墨练习。这话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曾去过他的书房几次，不管是过去的旧宅还是现在的新居，屋子里都挂满了字，有复印扩大的，也有自己的习作。甚至前些日子，他还说自己从西安购得一本印刷精良的《大字阴符经》，已经双勾了一遍。他说，重做这样的功课，感觉又有所不同。我为他这种精神感动不已。
零四年八届国展，我在展柜中看到了高雍君的小楷手卷，令我惊诧的是，这幅作品全然魏晋一路，尤其对王羲之继承较多，用笔精到，儒雅恬淡，气息好。那时我就想，如果高雍君按这条路再走一段时间，或许又是一番天地。然而，雍军没有这么做，他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再加一些碑的厚重感。他对《张玄墓志》和《张猛龙碑》多了几分关注，这在其《秋兴八首》和《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中可窥一斑。
可以说，高雍君前两年的小楷书风是多变的，而且变的彻头彻尾，这可能与他的习书思想有关。（清）倪后瞻《倪氏杂述笔法》讲：“凡欲学书之人，功夫分作三段。初段要专一，次段要广大，三段要脱化，每段要三五年火候方足。”以雍君目前情况来看当处次段。“取晋、魏、唐、宋、元、明数十种大家，逐家临摹数十日，当其临摹之时，则诸家形模时或引吾而去，此时要步步回头，时时顾祖，将诸家之长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倪后瞻《倪氏杂述笔法》）看高雍君某阶段的作品，常有另起炉灶之嫌。这种做法固然可行，但书法的整合必然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所幸的是，近半年来,雍君的作品表现出了对以往习书思想的修正，能够时时顾祖，如他的中楷八条屏《秋声赋》，就以楷书为骨架，旁参魏晋小楷及行书笔意，写得洒脱自如，颇有新意。
记得有一次，雍君和我谈到行草书的创作，他说除了技法，行草书还要有势，就如作人，不管彼此关系如何，见面先握住对方的手摇个不停，双方心照不宣，旁人只作是友好见证。高雍君的行草书就如他的处事原则，字有势，但不及小楷经得起局内人的品赏。窃以为，这除了他对经典法帖师法不够专精以外，还与其生活境遇相关。试想一下，一个开着画廊，为生计忙碌且应酬较多的人，要让他多出精品，真是难为他了。这一点，高雍君是深有体会的。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看着自己为应酬而写的行草书作，真想扑过去毁掉它，痛哭一场。雍君是有艺术良知的，他勤于自省，肯下功夫，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对书法技法的锤炼之外，高雍君很注重字外功的修炼。他没上过大学，但常翻着《古代汉语》、诵读李杜诗篇，甚或大段大段地背诵孙过庭的《书谱》，皇皇两千余言，对于一个没有任何升学压力且无心书法理论的青年，是不容易做到的。
如果说，高雍君的书艺还处于博采众长，合而为己的整合阶段，那么，“朝趁微曦临汉隶,暮贪残烛读唐诗”的执着则是他必然成功的精神保障。为了这一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

郭名高

生命的轻唱

作者: 郭名高

[初闻张志平先生，得悉他长于工笔花鸟画创作。虽有朋友一再提及，我竟不以为然。这除了对工笔画的偏见之外，也与心性相关。及至偶然机会，朋友亚林介绍我与张志平先生晤面一叙。相聚一堂，观其人，品其艺，聆听教诲，使我等唏嘘啧啧，赞叹不已。
槐月的午后，天气炎热，独处一室，斟一杯清茶，轻轻地品咂着，清醇爽口，余味留香，这是新上市的西湖龙井么？一遍遍地续水，芳香便由这小小的绿芽中泌出。一股清气在体内弥漫、升腾……张志平先生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我，故不揣浅陋，略述心得。
首先，张志平先生的作品给我的印象是素雅，是建立在对俗物花鸟之上的情趣展现。比如喜鹊、狗、猫、牡丹、紫藤，虽是生活中常见的题材，一经他的奇思妙想，提纯净化，晕染勾勒，设色整合，司空见惯的什物有了别一番趣味。
它的雅源于对色彩的独特感知，设色柔和纯美，偶有重彩，亦能与晕染的底色完美结合，不激不厉。
看得出，先生于清末工笔画大家刘奎龄是用过功夫的，但又不囿于技法的一招一式的叠加罗列。观其小猫小狗的塑造，常将之置于整个画面的大背景中，所占空间不大，却也显眼，盖其因由，构图之巧也。或仰或俯，皆见狗猫之灵性。在此类题材的表现上，张先生似乎对米春茂的作品有所借鉴。而枝干、叶、石，又有田云鹏先生的影子。当然，这种借鉴张先生是赋予其新意的。中国画的创作多为散点透视，光源对本体的观照是常被忽视的。张先生以科班出身的优势，将西画的诸多因素移植于工笔画的创作之中，配以恰当的染色，画面清新而有生机，这在牡丹之类的大花朵的表现上尤为突出。
记得齐白石先生曾多次强调：画在有笔墨处，画之妙在无笔墨处，常计白以当黑。张志平的工笔画创作，造型谨严；构图奇巧，疏密对比强烈而不失衡，尤其留白处更见功力。笔者就其数十幅作品在章法上作了浅显的分析比较，发现竟然没有雷同的构图。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作家如果胸中包罗千百篇小说的结构，则小说不难作矣。以此观照张先生的创作，积累之深可见一斑了。
善于梳理是张志平工笔画创作的另一大看点。枝繁叶茂，若于写意而言，泼墨勾勒，逸笔草草，即可求其大意，但于工笔绝非易事，稍不经心，便失之于破碎。而张先生于此处理甚为自在，这除了功夫之外，恐怕与其心性有着密切的关联。
窃以为，以张志平在工笔画上的造诣，当居于国内一流画家之列，然其至今大名不显，何也？席间，张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自觉安闲，中岁谋职于纺织系统，从事工艺美术设计，任务不重也没压力。及至退休，反觉时间紧张，每日都要画几笔。一切应酬皆为无聊，很少参与。也不参加什么比赛。听其言，我想这或许是诠释张先生艺和名严重脱节的最好依据吧！
我不敢自比苏轼，但我想告诉张志平先生，就在苏轼逝世的当年，他是如何开导米芾的。老米不是狂言“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吗，但他对是否有“识者”是极不自信的。苏轼写信开导说：“公不久自有大名，不劳我辈说也！”今观米芾书作，确实如苏轼所言。愿持此论，与张志平先生共勉。 本文发表于＜＜中国书画报＞＞

子涵

楼主很有才呀

郭名高

引用第27楼子涵于2008-06-22 12:23发表的 :
楼主很有才呀

过奖了,谢谢你的关注

郭名高

学识与态度
作者: 郭名高

前几日，在《光明日报》读到李国文先生的随笔《始终如一》，李先生文笔清新，社会责任感强这是有目共睹的。大学时，我曾拜读过先生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时至今日，这部小说的内容已经淡忘，但先生的大名却记得清楚——《小说选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谁人不知！
在《始终如一》这篇文章里，李先生谈到闲章，有这样几句话：“偶读清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印章》条，提到了明、清3位文人的闲章，颇为别致。一为袁枚，不足四十岁就告别官场，刻‘三十七岁致仕’印，表示（现？）出这位文人的风雅脱俗，不恋凡尘的清高。一为郑燮，刻‘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大概是对科举应试，蹭蹬三朝的自嘲了。”在这里，李先生另提一段继续写道：“第三为郑板桥。提到这位板桥先生，可谓闲章冠军。他辞官回扬州后，卖画鬻字为生，人称他的诗文书画为‘三绝’，推崇备至……”（见 2006年12月1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
读到这里，我大吃一惊，李先生又在作小说了吧？小说可以虚构，也不至于将郑燮和郑板桥视为二人吧！
郑燮（1699——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传世。
李先生引经据典，搬出了《冷庐杂识》，我不知道是陆以湉没有搞清楚还是李大作家误读了，但作为一位知名作家，一个对文史知识颇多研究的饱学之士，这样的错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曾揣测着种种可能：是打印错了，还是编辑的问题？再回头从行文来看，这些可能性都不成立。
由此，我想到了学识与态度问题。
毋庸置疑，李先生是个饱读诗书的学者型作家，他的学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什么都懂，但这样的常识性错误是可以在严谨的治学态度下避免的。这里，不管是李先生还是编辑，都是有责任的。
如果说我是小题大做的话，那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事件又当作何解释？
2005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主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演讲的仪式上，赠送宋先生一幅小篆书法作品，内容是黄遵宪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诗是好诗，也符合当时的政治背景，问题是，区区二十八个字竟被顾校长读得磕磕绊绊，洋相百出。当读到“侉离分裂力谁任？”时，他卡壳了，因为“侉”字他根本不认识。这次演讲是通过卫星向全球电视直播的，这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问题了。
作为国内名牌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顾先生对传统文化的无知让“友邦惊诧”是理所当然的，纵使我辈，亦觉得颜面扫尽。这中间反映了诸多社会问题及其他。若以学识与态度论，顾先生显然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且不论他连“篆”字都不识，我看起码的沟通能力也存在问题。顾校长将赠送书法作品称作“捐赠”，让人大惑不解，是不是清华大学接受别人的“捐赠”太过频繁了，导致顾校长将这个词作了口头禅！如果说顾院士是搞理工科的，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他的渎职行为则令全国人民心痛。国家交给你这样神圣而光荣的政治任务，你是如何完成的！
既然决定要送书法作品，之前总该打开来看看，不懂就问问；这是谁的诗，是小篆还是大篆，写的什么内容，该做到成竹在胸吧！这些，顾校长没有做，他想干什么！
这是态度问题！
因此，我想到书法创作的错别字问题。
这些年来，因为错别字原因被各类国字号书法展赛刷下去的作品不在少数。我看主要是作者的文化修养和对此的重视程度不够。诚然，汉字的演变有其复杂性，加之我们又处于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对汉字的正确把握有一定的难度，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写错别字的理由。如果我们每位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在研习书法的过程中，能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修为，那么，错别字现象就会少一些；如果书法家在创作过程中，有吃不准的字，能勤于翻翻工具书的话，那么，错别字又会少一些。
的确，成功不仅是学识问题，也是态度问题。                郭名高 陕西省户县惠安中学（710302） 电话：13572979410


本文发表于<<书法导报>>(2007年2月28日)

关中子

俱佳!!!!

郭名高

引用第30楼关中子于2008-06-26 08:15发表的 :
俱佳!!!!

谢谢鼓励

郭名高

关中子

有机会
拜会楼主
呵呵

郭名高

引用第33楼关中子于2008-07-14 10:29发表的 :
有机会
拜会楼主
呵呵

欢迎欢迎

郭名高

这两天的字

郭名高

发些局部!!!!!!!!!!!!

[ 本帖最后由 郭名高 于 2008-7-28 12:23 编辑 ]

郭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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