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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谈] 如血残阳---献给艰难时期的户县十中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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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5 14:59: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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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艰难时期的户县十中教师们

高从宜



《劳动者报》(2011年09月09日 05版)

    当年的户县第十中学,我们一直以十中称呼它。户县的县制高中,十中最晚建立,又最先撤销。人生如果说有“命运”,我的命运即从十中开始。

    1977年,我们由石井村学校初中毕业。当时进入高中,实行推荐制。我估摸自己推荐不到“洋高中”——户县第十中学,但又极不情愿入“土高中”——石井村学校的自办高中,便选择了留级;指望再“耗”一年,进入十中,以便高考。

    然而,第二年,教育制度出现“突变”:石井村学校的初中生不再去十中,全部进入“土高中”。造化弄人,我的留级变得毫无意义。历史的巨大车轮,从来不在乎碾碎几朵无辜的小花,更不在乎一个乡村孩子的心灵痛楚。别无选择——在“土高中”,我开始了自己的高中生活。

    “土高中”的老师,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十中的同学说起他们的老师是大学毕业,水平好……我就充满艳羡、渴望和难过之情。1978年的春天,我们“土高中”的第二学期,教育制度又出现“突变”:石井村“土高中”宣布解散。通过考试,我们“土高中”的大部分学生,并入另一所“土高中”;我和少数几个同学则进入十中——户县第十中学。尽管晚了两年,能够搭上十中的末班车,我仍然高兴。

    在去十中两公里多的土路上,记忆最深的,是树木掩映的山河梁与豌豆花飘香的麦田。山河梁槐树成林。头一天上学,我路过山河梁,正是小麦拔节、槐花飘香的仲春。山河幽静,槐花飘香,方圆几里,其香沁心。雨天,山河水涨,女同学尖嗓脆喊,胆怯毕露。她们过河的光脚丫,连同幽静的山河,清香的槐花,既是大自然给我们这些学生最早的性教育,也是山河梁给我们开设的美学课。在豌豆插播的麦田,我们藏在麦地里“偷”豆角。那蓝紫相衬的豌豆花,那细长苗条的红麦瓶,那似真似幻、映在蓝天下的鹅黄麦芒,是我少年时期唯一留心过的景物与美。20多年后,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看到梵高如梦似幻的“麦田”时,我懂了,明白了,满愿了。真正深刻的美景从来是吝啬的。

    去十中路上,忘乎所以地去豌豆麦田偷豆角“享受”,鼓足勇气在东堡果园偷杏“解馋”,在我似乎也就三两次,尽管麦田一如既往地就铺在路的两旁,尽管茂盛的果树就在眼前硕果压枝。无限慷慨的麦田啊,吐露蔚盛的果园啊!

    麦田果园毕竟不是归宿。我们必须回到校园教室,必须面对改变命运的高考挑战。在十中,我们高一年级的读书岁月不足两月。刚开始,我最大的喜悦是在图书馆看书。在十中图书馆,我平生第一次触摸到典雅、精美的古典图书,并萌生为《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寻找史学和诗学异同原则的想法。高一年级的学术权威,是教化学的郭庆云老师。郭庆云是我第一个有大学文凭的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名师。

    户县十中的另外两个名师,是高二年级的邓振旅老师和吴永欣老师。然而半年后,等我们到了高二年级,教师又出现“突变”:邓振旅老师调到户县师范,吴永欣老师调到户县一中,郭庆云老师也被调到了户县四中。天哪!1978年下半年的户县十中,当我们到了高二年级时,面临毕业,面对高考,学校的三大名师,竟然全部调走离去!现在看来,这乃是时代巨迁的变化信号,是我们这些乡村学生的苦命与悲剧。名师离去,十中不啻沦为另一个“土高中”!

    由于高考,那时的高中一般设有快慢班。好老师配快班,差老师教慢班。我们成绩好的19个学生,分在高二·三班(快班),其他100多个同学分在两个慢班。除我们19个应届毕业生外,高二·三班另插有二十多个复习生。然而,由于名师完全离去,户县十中的快慢分班,更多是一种惯性使然的形式主义。

    1979年的春天,邓振旅老师作为名家,从户县县城来到秦岭山下的十中,给我们毕业班上了两节高考作文课。邓老师120分钟的讲授内容,我能回忆起来的是“人面桃花相映红”。邓老师指出,“人面桃花相映红”这样的比喻,第一次用,你会得到“100”分。谁第二次套用作“人面牡丹相映红”,他只能得“80”分。如果谁第三次以“人面葡萄相映红”套用,就可能是“60”以下的得分。邓老师所讲的,即《易经》“一则敬,二则告,三则渎”的人文原理。讲授浅显实用,生动新颖,有别开生面之感。从人类审美学看,是他给我上了第一堂课!

    1979年春天,120分钟的那次讲课,是我聆听邓振旅先生仅有的一次开导。邓老师,原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时代颠簸,与秦岭北麓的十中结缘。他心中会吟诵“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吗?会一瞥西南角那个小屋吗?他在这个小屋,住过多年啊。除了邓振旅先生灰色西装的形象外,我常常看到,他在小屋前,用煤油炉作饭的身影。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邓老师特别需要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即使不考虑审美的人文诉求。而邓振旅有别于其他高中教师的地方,正是那诗意的审美气质。

    1986年春天,我见到了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鲍昌先生。鲍昌先生与邓振旅老师酷似:灰色西装,学养深厚,沉郁略带惨淡的诗人气质。会后,我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天安门。记忆最深的,是天安门广场西边,群楼顶上那如血的残阳。我立即想到了十中上学路上,被山河林稍分隔的黄昏——一样如血的残阳。

1978年秋季的十中,邓振旅等三大名师的离去,顿时将十中引向没落。作为应届毕业生,我们该如何面对严峻的高考呢?那可是二十多人,只能录取一人的独木桥啊!我内心充满犹豫,压抑与彷徨。只有山河梁林梢分割的夕阳,那如血的残阳,时常与我相望: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沉重,见证了乡村学生的无望与痛楚。

    结果直观而严峻:十中1979年高考,应届毕业生120多人,仅一人被大学录取。而1978年,十中有七人进入高考分数线。名师的离去使十中的高考一年时间衰落了7个台阶。

    十中路上,残阳如血,仅仅是一个学生的内心印象吗?残阳如血,黄昏之后,即入黑夜。我们深陷在历史时代转换的夹缝中呼吸。现在看来,不仅仅是我们十中,中国所有乡村学校被疏远被边缘化乃至被抛弃的黑暗时代来临了!第二年,我选择陌生环境,由理改文,在户县一中的大班,在班主任都不认识学生的境遇下考入大学。而十中呢,我们离校不久,它也就消逝了。

    我们高中毕业,正是时代之交。作为十中名师,邓振旅先生有作品入选《烽火春秋》。作为全国名流,鲍昌先生的《芨芨草》获得了1982年的小说奖。然而,离开这个世界时,鲍昌先生不足六旬,邓老师未满五秩。看来,《烽火春秋》的烽火,似乎尚未照亮生命遭遇的黑暗岁月;生长《芨芨草》的麦田,也仍在等待充满祝福的阿尔暖阳。他们的悲逝,让我终生感念;让我时常想起十中山河梁上的夕阳,想起天安门广场边的夕阳——那浓烈如血、充满哀伤与嘱托的夕阳! 残阳如血;十中的苦涩催人长大,仿佛属于我的命运也开始了。

     ( 注:我的朋友高从宜系留德学者,北京易成文化中心学术主任,是备受我尊敬的一位师长,也是位文化高人,心灵博大,精神自由,特立独行。作品有伟大的哲学著作《本体之音》和2011年畅销文化精品读物“秦岭人文地理与宗教文化丛书”等)  







发表于 2012-10-10 19:30:2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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