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革”乱象录
作者：夏兰秋菊
第一回 青松怒发“文革”肇始 败叶纷飞乱象丛生
诗云：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此首《七律•有所思》乃伟人毛泽东写于1966年6月，此时“文革”将起，乱象初生，作者正蛰伏南方，静观事态，蓄势待发。
“诗言志”。毛泽东者，二十世纪之巨人也，其笔下的大多数诗篇都蕴含着其深邃而敏锐政治理想和报负。这一首诗，绝真地透露出伟人发动“文革”之复杂运思。
诗的第一联：“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神都即首都，此段时间，确实“有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揪出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组成的阴谋反党集团”。 5月16日，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中央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消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5月18日，林彪在会上大讲“政变”经，危言耸听，制造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恐怖气氛。林彪在讲话中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泽东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此次会议标志着“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矣。
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第一张造反大字报，被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中国敏感词过滤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
这一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从大城市到小乡镇，到处掀起了横扫“牛鬼蛇神”的高潮。 “—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毛泽东赞扬这是“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其意为“革命造反的人们”像青松一样，冲击着旧世界的“苍天”，而难以计数的“牛鬼蛇神”则像“败叶”，被横扫得落花流水。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民正处于大动荡的时刻，毛泽东在“凭阑静听潇潇雨”的情境中，深深地感受到“故国人民有所思”。
若细细阅读伟人的这首七律，再观他在1965年前后的行迹，大致可以触摸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毛泽东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斗争。
“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思索，在运筹帷幄。
毛泽东在“世外桃源”——韶山滴水洞住了11天。伟人之思，至此将有惊世之举，就是要将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这从他6月底在滴水洞写成，到武汉修改后，于7月8日发出的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得到了证明。
在这封长信里，毛泽东写了许多经过“有所思“之后的肺腑之言：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中国敏感词过滤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多次扫除……。
毛泽东回到了北京。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会议期间还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张大字报》，把斗争矛头引向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此后又七次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全国。
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至今有很多争论，有“反修防修”说，反对“官僚阶层”说，“倒刘”说等等。倒刘说是说毛泽东要中国敏感词过滤刘少奇，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至今难有定论。
毛泽东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文革”长达十年，影响所及，遍及省县城乡，村村寨寨，家家户户，老少妇孺。在下所居之处，乃一关中小城，古为京畿之地——户县是也。户原写为鄠，为专用地名字，来历亦久远矣！大禹时，鄠为其庶子有扈氏的封地，主管天下农政；鄠在周时，即为丰京故地。古时农事靠天，常有干旱之时，每每以王为首祷告上天，祈求降雨，仪式隆重严肃，是为雩祭，鄠县之名，当为雩祭而来。
今人有夏兰秋菊者，作《鄠赋》赞曰：
蕞尔小邑；千年古国。背踞秦岭，北临渭水；衣带双都，襟连两河。丰京故都；周城近畿。国史发轫地；温柔富贵乡。丈八梗稻，炭谷琼花；户杜竹林，南山檀柘。物产丰隆，号为“陆海”；土地肥腴，称为“土膏”。山蕴玉石，金、银、铜、铁，豫章之丰；原产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百工所取给，万民所昂足。此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史由夏启，发祥悠久；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雄山秀水，孕育古代文明；地灵人杰，荟萃人文精英。……
似此关中一县，亦难躲过十年“文革”之灾。
却说“文革”初起，大规模的造神运动也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脚步，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本“语录”，当时叫“红宝书”。亿万人民手中的“红宝书”汇成了波澜壮阔的“红海洋”，户县的街道上，大门和墙都被涂上红油漆，内嵌“忠”字，真是山河一片红！伴随着“万寿无疆”的滚滚涛声，构成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奇异图景。
户县”文革”，实始自对秦腔剧《万山红遍》的批判。
却说户县人民剧团，50年代从原户县宣化剧团脱胎而来，原来管理不善，收入微薄，演员生活都难以维持，在剧团党支部书记杨隆志、团长王德普等人的努力下，整顿组织，订立制度，认真培养青年演员，时至60年代，已是人才济济，一些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如李九龙、李凤贤、王桂贞、山艳芳等一批新秀，名闻全县，誉满关中，户县人民剧团名声大振。
60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响满宇内，户县人民剧团自然不能例外，必须为政治服务，从1964年起就不再演出传统历史剧，开始演出现代革命剧，如《红灯记》、《芦荡火种》等等，也积极配合各次政治运动编演了许多现代剧。1964 年配合农村社教运动编演了《刘介梅》一剧，是说翻身农民刘介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批判了他的错误思想。刘介梅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替资本主义扛了大旗、终于回头的故事；在1965年还配合农业学大寨运动编演了《政治队长》一剧，反映农村人民公社改肥、改土的斗争故事，这些现代剧体现的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形态。
1966年，户县人民剧团根据本县化中大队、管坪大队修筑梯田的事迹编创了反映农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剧本《万山红遍》，已印出剧本。剧本为了迎合“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要求，虚构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林竹英扒渠放水，破坏生产的情节，可谓跟风很紧。已确定了角色，开始排练，但剧中的林竹英原为支部委员，劳动模范，剧组部分人员对升华阶级斗争也颇不满意，加之此时突然爆发”文化大革命”，按照文化革命先从文艺界开刀的路子，6月，《万山红遍》一剧未及演出，即遭猛烈批判，该剧主创人员—县文化馆干部刘滨海被揪出：
伙同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分子王德普、敌伪人员袁多寿等人放出毒草《万山红遍》，极力丑化歪曲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把党支部委员、劳动模范林竹英丑化成扒渠放水、破坏生产的中国敏感词过滤罪犯，把党和毛主席一手培养起来的党支部书记说成是林竹英个人培养的，故意抹煞党的领导”。
刘滨海被戴高帽游街批斗，成为户县”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第一人！但此时的揪人和批判还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开批判刘的大会时，还是剧团党支部书记杨隆志主持，时间不久，烈火已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党组织和各级政府已掌控不住局面，户县人民剧团过去上演的现代剧均被批为“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人民形象”而大加挞伐。杨隆志被批斗的异常惨烈，走投无路，服剧毒1059 自杀，成为户县“文革”开始被批斗致死的第一人。
却说那户县剧团团长王德普酷爱书法，在1965年书写毛泽东诗词时，要写“恭录毛泽东主席诗词”一句话，谁知他粗心大意，在毛泽二字下面少一“东”字，自己并未发现，被人揭发出来，打成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揪斗、批判、戴牌游街示众。后还赶回农村，靠在火车站扛包、拉煤生活，直至1979年才获平反。
当时剧团誉满三秦的秦腔名伶曹韵卿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批斗，被迫离开舞台。那曹韵卿一直到了八十年代才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可惜已是风烛残年。一次集会上，在人们一再要求下，她兴奋登台，欲将清脆昂扬的唱腔再一次献给她热爱的户县人民。可惜的是，一声啸天之后，她竟萎顿于舞台之上，离开了这个世界，此是后话不表。
1966年6月，在陕西省会西安，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学生首先造反，数日之内在校内贴出数万张大字报，锋芒直指校党委书记彭康。6月6日，交大学生又在省委静坐，反对省委向学校派驻工作组，并要求省委承认和检讨这一错误，由此掀起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很快波及到郊县。
6月初，交大等院校学生来户县一中“煽风点火”。6月10日，一中青年政治教师邢振宏为首的高二级部分师生贴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大字报写道：“阻碍的要横扫，包庇的要横扫，横扫！横扫！横扫，横扫一切敢于和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假革命者……” 矛头对准校领导。这是户县”文化大革命”第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当晚，代县长何勤如来到一中，认为上述贴大字报的行为是一起“反党事件”，组织抽调了3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一中（高中）纠偏，“查上当，放包袱”。但这些学生并不为所动，贴出的大字报写道：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什么“中国敏感词过滤”帽子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屈服，“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小将们面向北方，心向北京，含着激动的泪花，放声歌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此后几天，一中高中部学生纷纷在校园张贴大字报，这些大字报有的写道：“究竟谁是我校‘三家村”的后台老板？”有的写道：“剥开加强领导的画皮”。这种强势，对另一学校——户县二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正在省教师进修学院学习的二中语文教师邓振旅，回校贴出了把矛头对准该校领导的《评我校八怪》的大字报，二中高中部学生要求住在县城，同一中学生联合闹革命，户县县委只好给二中安装电话，让二中学生同一中学生及时通讯联络。
正是：
血火弥天举国狂， 九州底事演荒唐。
城乡造反十年乱， 朝野夺权百业伤。
冤案广罗牢有限， 神坛高筑寿无疆。
尧民既醒南柯梦， 史鉴昭然幸勿忘。
且看下回。
第二回 教坛集训教师蒙冤 雷暴骤至党委焦头
词云：
运动汹汹凶几度。牛鬼蛇神，又揪出无数。台上挂牌批斗处。吼声伴有拳头舞。
斗争无情当日暮。苦戏连朝，哀曲何时住？忍辱噙悲不敢语。低头押向牛棚去。
此词乃一老干部在当年牛棚所作，形象地描述了“文革”初期那被指为“牛鬼蛇神”的人们的悲惨遭遇。
却说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以后，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云遮雾罩。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还想像一如当年反“右”一样，以党委领导运动，认为“文化大革命”应首先向文化教育界开刀，向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意见先拿教师开刀祭旗。中央领袖毛泽东此时正在南方“踏芳枝”，暗中筹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把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同意了西北局的部署。
西北局的《部署》逐级下达。户县自然也作出了暑假期间举办中小学教师集训会的安排。在县委领导下，由副书记曹文青挂帅，组成由组织、宣传、检察、文教等部门领导的教师集训会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任由一名领导小组成员担任。并抽调相当于参加集训会教师总数三十分之一的“左派干部” 为工作人员。
1966年7月24日，户县教师集训会正式开始，参加集训的教师达1960多人，还抽调农村积极分子、学生代表共2200多人。分住在一中、文庙、八中（今南关中学）、北小、西小共五处，吃饭分一中、文庙、八中三处。与会人员自带铺盖、碗筷及生活用品。为了保证会议意图的实现，县委抽调69人（后来增加到百人左右），其中部长、局长、公社书记、社长40多人，分派到各组担任工作组组长。
却说师道尊严，自古皆然。天下状元秀才教，就连皇帝、总统也是老师教育过的。古人把师与天地君亲相排列，以说明师的尊贵地位。未知到了”文革”初期，师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师的老祖宗孔子都被批倒了，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要被严厉整肃。这集训会，顾名思义，即令人心颤股栗。甫一开始，参会教师即失去自由，实行封闭整肃，一律不准请假，实行门禁和出入证制度；会内情况一律不许外传，不允许会客；县公安局派人设治安组，一片森严恐怖气氛。
集训会将教师分为四类，对所谓四类教师认定为敌我矛盾，大小会轮番斗争。斗争形式残酷之至，有逼供，有诈供，有无中生有，有无限上纲，有体罚打人，多以污蔑不实之词及种种罪名强加于被批判、被斗争的受害者。
在集训会上，有的教师因家庭成份和历史问题，被一些人多方牵强附会，刻意上线上纲进行批斗，每次批斗都逼供，不是拳打，就是脚踢，或揪掉一撮头发，或被中国敏感词过滤在地，一时爬也爬不起来，被摧残身心的现象不止一例。天桥公社某教师因批斗挨打受不了，给胸口钉钉子以求自尽。某中学揪出领导和教师十多人，被学生代表责令排成队，一个一个使劲打耳光，并训斥：“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交代问题，不准乱说乱动！”把他们当成囚徒，任意凌辱。苍游小学女教师关梧平只因其兄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将军关麟征，就在会上被整得很惨，多次被打，追问和其兄的来往关系。
集训会的主题本该是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但解决男女关系竟成了突出的问题，也可能因为这是最能整人的，或者说有些人对这类事感兴趣。庞光公社某校一女教师，有个5岁的女孩，长的机灵秀丽，教师们都喜欢逗她玩。有位男教师逗小女孩说：“给你买个公鸡灯能叫鸣，买个母鸡灯能下蛋。”小孩高兴的跳起来，喊道：“给我买个公鸡灯，再买个母鸡灯。”该男教师笑着说：“那你得把我叫干爸爸。”在集训会上，有人提出质疑，接着就审问、批斗，没事成了有事，搞得男女教师灰溜溜。涝店公社领导小组成员中有人怀疑一男教师和女教师有暧昧关系，男教师在批斗会上一直申诉没有哪回事。几经批斗，搞不出问题来，有人就暗地里做手脚，对女教师说：“你是个民办教师，把问题交代出来，说明你反悔自新，要求进步，可以把你转为公办教师。”经再三诱骗，该女教师出自私心杂念，违心地说：“有那么一回事。”会上，竟有人用鞋掌打得那个男教师鼻青眼肿，直至屈打成招。还有比较严重的是说男教师奸污女学生。集训会给县公安局送了15个要求逮捕的教师材料，治安股负责人在审查这些材料时发现不少疑点、后经复查，只有一个材料够立案条件，其余的不是证据不足，就是查无实据，便将这些材料退回。有一份材料中说，大王公社某小学一男教师奸污了五、六个女学生，其作案过程几乎完全一样，都是在操场边该教师的房子，时间都是课外活动，作案都是在椅子上。材料的调查人事先捏好作案过程，先诱供学生，威吓学生按他们说的过程证明。然后，诈供教师，“学生都检举出你是怎样怎样作案的，你还顽抗吗？”教师坚决不承认，于是采取车轮战、疲劳战整教师。教师只好按他们的要求暂先承认。事后，教师、学生都翻供了。有人问教师为啥要承认？教师答：“折磨的我受不了了！”学生说：“那些话，都是调查的老师说的。我不按指印，就要开除我。这是老师害老师呢！”一中教师吴某某，被多次进行批斗，强迫要其承认有男女关系问题，无奈之下，吴只得承认有男女关系，一些人如获至宝，赶忙追问和谁，吴不紧不慢答道：“和我老婆！”这些人也无奈何。
在集训会极左思潮的惊涛骇浪中，多数教师除了心有疑悸外，对会上作贱教师是有看法的。如批斗大会上，除少数人声色俱厉，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污蔑陷害被批斗的教师外，多数教师沉默寡言，或在小会上顺口溜上几句，或当会不说，背后却窃窃私语，消极抵制，被批斗者多逆来顺受，但也有顶风反驳的人。如当时县文教卫生局局长陈宗仁在集训会开始后，有人指责说：“咱县文化教育上的问题都是陈宗仁造成的。”陈反驳说：“文化教育上的大问题是什么？是政策问题？还是路线问题？如果有这么几个重大问题，我负全责。”“ 在我工作范围内，凡属行政工作上的大事，我都请示了县长。”一些人从陈宗仁工作上找不出什么大问题，只好给陈扣大帽子：“你是漏划了的右派分子！”并把陈的一些鸡毛蒜皮小事无限上纲，进行小会、大会批斗。在批斗会上，陈宗仁该反驳的反驳，不想反驳了就不屑一顾，弄得批斗的人很没趣。一次，大会批斗陈时，有几个人拉扯厮打，陈宗仁挣扎反驳说：“你们只能触及我的皮肉，侮辱我的人格，但我的灵魂是纯洁的。”
集训会上，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教师们几乎个个心惊肉跳，大王小学有24名教师，20名都被冲击，每天都在近乎惊涛骇浪中度过。这是当时地方党领导下的“文革”序幕，范围虽然仅在教育界，也让社会一阵剧痛。
集训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外面的世界已是风狂雨骤。8月8日，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发布，“十六条”鼓动道：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十六条”是结束刘少奇和工作组版本的“文革”、开始毛泽东和群众版本的“文革”的阶段标志，也是高度凝聚了“文革”运动所特有的群众大民主的纲领和意义的文本。
8月中旬，西安已是风吼潮涌，各种力量已在角力，一些工人、干部在大街上贴出“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两个标语口号，交通大学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则上街贴出“中国敏感词过滤刘烂桃（澜涛）！揪出霍死脸（士廉）！”等相反的大幅标语，一些工人、干部与这些学生发生辩论，出现了冲突。这些学生为造声势，鼓动一些大中学校5万多红卫兵在陕西省委机关附近静坐示威。并在静坐现场召开“声讨省委黑帮大会”，向省委提出“八点最最强烈的要求”。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干部被迫到静坐现场承认 “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才使静坐收场。静坐事件之后，红卫兵动乱更加剧烈。
在此影响下，户县一中、二中学生首先成立了红卫兵，纷纷去西安、咸阳进行串连，到各高等院校观看大字报，学习“革命经验”，还同西安的学生“革命组织”取得联系。他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成为户县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8月14日晚8时许，一中300多名高中学生集体上街到县委请愿，要求县委立即废除教师集训会门禁制度，允许学生出外串连，让贫下中农进校参观大字报，并指出陕西省委和西北局“问题”很大。有些学生当场烧毁集训会出入证。学生们高呼:“砸碎门禁制度！”“我们要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要造反！”“中国敏感词过滤当权派！”等口号。县委立即电话请示省“文革”办公室，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作了较满意的答复。之后，学生们又分成三路，分别到集训会另外三个住处（西街小学、北街小学、文庙）进行宣讲，并一路继续高呼“造反”口号。学生们的举动遭到集训会许多教师的反对和谴责，双方展开激烈辩论。有些教师围住学生录口供令其画押，直到第二天凌晨三时许才收场，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四革命行动”。
8月15日，县委根据省委批示，成立县接待办公室，并在县城东街、余下、涝店设立接待站，接待外地串连过往学生。但又指示集训会暂时停止集训，发动集训会教师向一中学生“8•14”造反行动进行反击，2—3天内，贴出大字报三千多张，声讨学生们的举动是“闹事”，是“中国敏感词过滤暴乱”，是“300名暴徒”。与此同时，城关公社连丰、西郊两个生产大队的干部群众100多人手持大字报高呼口号，进入一中校园声讨学生们的造反举动。期间，曾形成了教师和农民斗学生的局面，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学生的狂热行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烧愈炽。17日下午，县委常委会被迫用大字报形式向一中学生明确表态：“8•14”行动是革命的行动；学生们的要求不是反对县委更不是反党。县委副书记曹文青、白炳伟还向集训会教师和城郊农民作了解释，劝阻他们不要围斗学生。
8月19日，户县二中大批造反学生赶往户县一中，支持一中学生的“革命造反行动”，并和一中“革命师生一起并肩战斗”。
此时，民众哪知此次运动是彻底撇开党委，工农群众都是“保皇派”、“坚信派”，在西安交大等院校师生连续“炮轰”省委和西北局的形势下，8月中旬，西安地区数十万干部和工人连续多日走上街头，敲锣打鼓，高举标语，高呼“坚信西北局是正确的！”“坚信陕西省委是正确的！”等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回击交大等院校学生的造反行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和检阅了百万红卫兵革命小将，表示对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此热烈场面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公映，极大地激发了红卫兵造反的决心。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规定从本月6日起，各地所有大学生和高中、中专学生代表分批分次赴京“参观首都‘文化大革命’”，大批红卫兵开始蜂拥北京。
伟人明里煽风，中央“文革”小组暗中点火，可怜那陕西省委的大员们还在鼓里梦中，多般挣扎，陕西省委9月初借传达中央指示之机，鼓弄出了一个“两坚信”的所谓“理解”，层层传达，其主旨为：
坚信西北局是正确的。
坚信陕西省委是正确的。说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黑帮是错误的。
西北局不是黑帮，陕西省委不是黑帮，但有黑帮分子，例如赵守一就是黑帮分子。
赵守一等黑帮分子是以霍士廉同志为首的省委挖出来的。
赵守一是陕西一切黑帮的总后台……
这个“理解”，用意其实很清楚，那就是说，陕西再没有黑帮了，学生们不要再闹了。用学生们的话来说，就是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
却说那户县县委9月9日上午在县剧院召开大会，向干部和学生传达省委提出的“双坚信”口号，当场遭到户县一中学生的强烈反对，要求说明这个“理解”是谁的理解，要求代县长何勤如交出讲话稿，大会狼狈结束。下午，户县一中几百名学生到县人委造反，强烈要求代县长何勤如交出讲话稿。第二天，县城贴满“坚信”和“反坚信”的大字报，学生和工农群众进行激烈辩论，县城秩序混乱。这种大辩论先是在县城街道，后又波及到农村，由此在社会上亦出现“保守”和“造反”两种观点。
在学生的不断冲击下，“两坚信”只得偃旗息鼓，教师集训会也于9月24日混乱中结束。但在教师集训会期间，有454名学校领导和教师受到错误批判，其中98人遭到斗争，47人被开除公职，29人被迫退职，59人被撤职、免职。
自此，红卫兵运动很快波及到全县各中学。学生们都停课闹革命，纷纷到机关和农村宣传“16条”，宣传“造反”，在全县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一中的学生首先上街砸毁了久负盛名的户县老字号药店——县城东街的谢家店。在破“四旧”运动中，全县的文物古迹遭严重毁坏。享有中国“全真圣地”盛名的祖庵重阳宫，其内宏伟的建筑老君庙被拆除，中国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之墓被掘，其石棺被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化羊庙原有的130间庙殿建筑群多数被野蛮拆除，仅存19间。甘峪口望仙坪数百尊千姿百态的精致浮雕被毁之殆尽。地处庞光镇焦将村南、据传为宋朝焦赞、孟良陵墓的两座高大的土冢被铲平。全县各地大小寺庙里的佛像多被毁，古碑被砸，家谱被烧，村里的祠堂多做生产大队办公之用，其内古装饰物被毁。红卫兵和造反群众还焚烧旧书旧画，查封古戏箱，禁演古装戏，取消婚丧仪式，取消古会。将带有“封资修色彩”的村名、街名甚至人名改换为具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东升”、“东红”、“红卫”、“卫兵”、“卫彪”等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时还兴起了挖坟之风，一些村子地主的祖坟相继被挖开，一是羞辱那些地主，表示与地主阶级不共戴天；二是在棺木中寻找所谓浮财。县城涝河西边的高坡，历来是旧时有钱人的坟地。这片坟地的坟墓大多被挖。笔者亲见这些墓被挖开后，都是将棺木拉出。由于地势较高，棺中尸体都未腐烂，造反的人们将尸体用锨挑出，抛入坑中掩埋，而那棺木则大多被重新加工，做成电杆横担，据说有的作成锅盖，在集市出售，在下没有亲见，不敢妄传，只是那挖坟取棺之事，却是当时很普遍的事。
10月5日，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根据林彪建议取消军事院校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指示。10月9日至28日，林彪和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西安地区的军事院校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叛徒”、“特务”的狂潮。到10月中下旬，全省到处是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抓“叛徒”、“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场面。不断举行几万人、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和游行。西安市与全省各地、县以至全国来的红卫兵、造反的人们相互串联，到处煽风点火，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党政干部以及科技、教育、文艺、文化部门的专家、学者、教师，哄抢档案资料，破坏文物古迹。“火烧西北局”、“炮轰陕西省委”的口号此起彼伏。红卫兵与干部、工农群众不同派别、组织之间因不同观点、利益和矛盾，不断地相互攻击、斗争。到1966年12月底，西安地区造反的组织挤垮了保护支持党政领导的所谓保守组织。此后，得势的造反组织内部又发生分化和斗争。这种分化和斗争的波及，造成了全省各地、县造反组织之间的对立，助长和激化了动乱局面。在动乱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全省各级党政机关都被冲垮，难以进行正常工作，逐渐趋于瘫痪。西北局、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刘澜涛、霍士廉、赵守一、李启明等被打成“叛徒”、“走资派”受到揪斗批判，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和事、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都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同样受到揪斗和批判，有的被打致伤、致残、致死。
1966年12月，户县县委、县人委领导在学生的不断冲击下，焦头烂额，无可奈何，不知所措，忙于应付……
正是：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集训会被批斗教师命运及县委领导命运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革命”组织纷纷登场 领导干部个个被批
诗云：
组织纷如云， 派别何其多。满街红袖章，遍地煞阎罗。
“造反”加“革命”，口号加拳脚。且看“走资派”，腰弯背也驼。
此诗真实反映了1966年9月到1967年初的混乱景象。
却说那户县县委在形势逼迫下，12月7日，召开了有一中、二中师生参加的群众大会，县委副书记、代县长何勤如代表县委向师生作检讨，公开承认向一中、二中派工作组和举办教师集训会“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大表现”，并将检讨材料印发给事企业单位和农村社队。12月18日，根据中央10月5日的《紧急批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县委成立了以何勤如为主任的平反委员会，宣布集训会后期调动的教师，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所提升的领导宣布无效，受处分应平反的予以平反；集训会整理教师的材料，应烧毁的烧毁或退还本人；处理错了的教师平反后补发工资；集训会处理的民办教师平反工作由所在公社和办学单位负责，烧毁了集训会给被害教师整理的黑材料。至此，教师被整总算被翻过一页，那上上下下各级党委企图“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图谋最终归于失败。
到了1966年12月后，全国又兴起徒步到革命胜地串连的热潮，有“南下韶山，北到延安”之口号。户县一中、二中及各初中的部分学生穿着“红卫服”，挎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徒步赴延安，有的还去了韶山。一些没有出外串连的学生，听说中央来年春还会安排一次大串连，便等着春暖花开后走游天南地北见见世面。大串连使学生们见识了北京、上海等外地““文化大革命””的世面，回县后批斗当权派的火力更猛了。
1967年1月3日，户县一中、二中以及全县各初中在县体育场召开有三万人参加的批斗何勤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可怜那何勤如才任代县长不久，还未及行政，即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此后，由学生发起的全县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达7次，参加大会人数达20多万人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学生们和造反的机关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遂陷入被动地位，以至于瘫痪。在各级领导位子上的长子号官僚，个个狼狈不堪，陆续被关进“牛棚”，勒令交待问题，接受批判，暂且不提。
却说“文革”之初，根据“16条”精神，户县一中、二中在工作组的主待下都成立了本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文革”会），“文革”会以学生为主，统一领导学生闹革命。后来学生们要求撤销了工作组后，根据不同的政治观点各自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自行发号施令。一中最早成立的组织名叫“户县一中革命造反临时代表委员会”，简称“一中临”。1966年12月，一中学生大串连返校后，批判校长杨瑞安的火力更猛了，后夺了权的学生另立山头，组成“户县一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一中造”，约有半数多学生加入到“一中造”。
那“一中临”住校南院，“一中造”住校北院，形成两个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架起高音喇叭，互相攻击，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宣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对学校领导的态度则表现为“你批我保，你保我批”。在一中两大派别的旗帜下，还成立了以毛泽东诗词命名的小的“革命组织”，如“指点江山”战团、“革命造反队”“从头越战团”、“劲松战队”等，分别受两大派统领。
户县二中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和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两大派组织，后来又分化出韶山公社等革命群众组织。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波及到各机关、事企业单位，县百货公司、印刷厂、烟酒公司、商业局、供销社、食品公司、肉食加工厂、食品站、工商局、粮食局、文教局、广播站、县工会等单位都成立了先是一派后分裂为两对立派的“革命群众组织”。 12月，县人委机关干部相继成立了“12•18”红旗战斗队，“12•19红旗战斗队”，还有“红色暴动队”、“战斗兵团”、“红色造反队”、“前哨战斗队”、“抓革命促生产战斗队” 等11个“革命群众组织”，并且控制了各部、局的权力。这11个“革命群众组织”又联合成立了“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联指”。后来受西安两大派“工总”和“工联”的影响，“联指”又分裂成““红联””和“筹委”两派。县委机关也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不久也发生分化，一部分人退出“造委”，成立了新的“造委”，原来的“造委”改名“原造”。
户县地区的各“革命群众组织”都根据本派的“观点”和同派联盟，在社会上联合行动，也常去西安支持和参加“工总”和“工联”的造反行动。一时各色头头如过江之鲫，有称“司令”者，有称“总指挥”者，有称“战斗队队长”者，真个是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
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代县长何勤如、副书记曹文青，分别被打成“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叛徒”，他们一方面要“规规矩矩”接受群众批斗，一方面在“革命组织”的监管下，按照“革命组织”的旨意以县委名义签发一些文件，成为傀儡。在这期间，很多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报送来撤销本单位当权派职务的材料，被胁迫着的县委几名主要领导只能按“革命组织”的决议在材料上签上“同意”二字，然后便以县委名义发文件，撤了这些领导的职。当时，户县一中、二中、八中、玻璃厂、水电局等单位的11名主要领导，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以县委名义撤销了职务。“革命组织”还要求县委对他们的各种造反行动包括打砸抢事件表态支持，被胁迫的县委领导在无奈之下便作出支持的决议。这种被监管胁迫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军队介入户县“文化大革命”。 1966年底至1967年初，户县的党政大权在事实上已被各“革命群众组织”掌握。
受县城“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县城东街、西街、北街等生产大队最先成立“文革”会，后又分裂成两对立派。1966年底户县农村“文化大革命”全面兴起后，各生产大队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生产大队干部“靠边站”后，这些“文革”会和“文革”小组成为农村的临时领导班子。后来，一些大队的“文革”会由于观点发生分歧，又分化为两个对立派。庞光公社焦东大队对峙的“东派”和“西派”，派仗持续了三、四年之久，都在对立派里揪“坏人”，全村每个人都必须表态“站队”，持相反观点的个别人被视为异已分子，在本队无法劳动和生活了。户县在1967年春出现了对外宣称为全县性或地区性的农民“革命组织”，如“户县农总司”、“户县农总会”、“余下农造司”等。
1967年1月，以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司令王洪文）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遂向32个“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称这一事件“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组织夺取并执掌上海党政大权，时称这一事件为“一月风暴”。
在“一月风暴”的鼓噪下，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的风潮。户县的夺权先由户县糖业烟酒公司开始，继而是户县一中“造委”批斗校长杨瑞安，抢走校印，宣布夺权成功。随后，县城各单位纷纷夺权。县委、县人委及多数职能部门被“革命群众组织”控制。1967年元月30日，县公安局机关成立了“人民公安战斗队”，批判了以局长傅鸿儒为首的局党组后，由“人民公安战斗队”夺权，组成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紧接着，县法院、县检察院机关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夺取了法院和检察院的一切权力。各公社也纷纷被当地“革命群众组织”或公社“捍卫军”战团夺了权，全县79名公社正副领导，有58人被夺权后“靠边站”。全县各事企业单位及学校的权力几乎都被“革命组织”执掌。之后，农村生产大队的干部多被批斗“靠边站”，由各大队“革命群众组织”掌权。
1月26、27日，驻户部队开始亮相，和户县“革命组织”进行武装游行，标志着军队已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却说在夺权过程中，有些单位属一派夺权，对立派不服，又发生你争我夺的反夺权。有极少数造反的人们夺了本单位的权，却不懂业务，胡乱发号施令，群众不照办，无奈之下，这些造反的人们又将印鉴交给原领导。一些单位表面上没有夺权，但这些单位的领导在“革命组织”的监控下工作，有名无实。还有个别单位领导一看夺权“大势所趋”，早早将权交给“革命组织”。
“一月风暴”后，绝大多数党政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所有正常的活动都陷于瘫痪，2月27日，户县人民武装部组成“户县生产办公室”，代行政府职能，提出“支左、支工、支农”的口号，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工厂、农村，“抓革命，促生产”。原来的各级领导彻底的被靠边站了。
掌了权的“革命群众组织”对“当权派”的斗争更加合法化了。其斗争形式也由开始时的大字报、大揭发，发展为大会批斗，游街示众，不少“当权派”还被关押遭受肉体折磨。全县从县委书记到部、局、社、镇领导、中小学校长、生产大队的支部书记、大队长，多被冠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分子”、“变色龙”、“小爬虫”、“叛徒”、“特务”、“假党员”等等各种罪名，被迫头戴高帽，颈挂大牌，游街示众。街道上每天都上演着闹剧，不时地有一群人敲锣打鼓，押着一串“牛鬼蛇神”，游街示众，一时蔚为大观。
揪斗各级领导期间，县城内外的口号是“上打刘、邓、陶，下打安、何、曹！”（陶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县委几名主要领导随意被各“革命组织”拉去批斗，有些“革命组织”怕“揪不到手”，常于黎明时分就将这几名领导抢去。“革命群众组织”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方式五花八门，有头戴高帽身披羊皮游街，双手提铜锣，边走边敲，边敲边喊：“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是叛徒！”“我是走资派！”县幼儿园一位女领导，被迫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手拿铜锣，边走边敲边说：“我是破鞋！”人格侮辱到了极点！那各级领导干部在批斗会上被罚跪，跪铡礅，跪炭渣，跪玻璃渣；有的头顶打字机，脖子上挂一块几十斤重的大黑板；有的被剃成光头抹成黑脸；有的双臂被反剪，腰弯90度，头抵地面（名曰“喷气式”）。批斗气氛十分骇人，常有“油炸×××！”、“火烧×××！”“热蒸×××！”、“×××不投降，就叫他死亡！”“将×××中国敏感词过滤，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口号助威，不少领导干部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却说大夺权之后，户县街头到处张贴着“中国敏感词过滤安、何、曹”的大幅标语，安者，县委书记安生高也；何者，代县长何勤如也；曹者，县委副书记曹文青也。安生高后来被结合，街头大幅标语又成了“中国敏感词过滤何、曹、张”，组织部长张克仁被补了进来。标语虽如此写三个人，其实县委、县人委领导及部、局领导均被扣以“黑帮分子”帽子，在批斗、中国敏感词过滤之列，被囚禁在县委大院内专设的牛棚中，每天接受来自全县大大小小革命组织的批斗。
这些“黑帮分子”有专政队专门看管，那专政队队长名叫崔某某者，乃本县人氏，曾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在上甘岭战役中，英勇受伤，留下了多个光荣印记。此时的崔某某，已昏了头脑，对这些领导干部，似乎还当是他在上甘岭遇到的美国鬼子，憎恨不已，时以拳脚相加，动辄进行肉体处罚，给这些老干部留下了痛苦而难忘的记忆……。
正是：
一从夺权乱哄哄，满街皆是“造反”声，
你戴高帽他挂牌，天天都在批斗中。
请看下回。
第四回 黑帮遭斗头低腰弯 何公蒙批雨骤风狂
词云：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此词乃黄克诚大将１９６７年１月，从太原押至北京，辗转于数间牢房，4月仲春，看见窗外一株观赏桃树上开满了桃花，花红似火，灿若云霞，但不久即为狂风所袭，零落不堪，有感而作。外界正是夺权高涨之时，猛过狂风。
却说那代县长何勤如，本县玉蝉公社曲抱村人。解放后参加工作，曾先后当过干事、区委书记、农工部长、副县长等职。1966年6月，县委书记安生高去咸阳参加点上社教，户县党务、政务，由代县长何勤如主持，何此年43岁，正想大展抱负，未料狂风来袭，被夺权之后，受批判最多的就是此公。
他在“文革”初期的所有行迹，均遭到严酷批判。一波又一波的革命组织对他进行批斗，反复讨伐他镇压学生革命行动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何勤如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的罪行，便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极力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1966年6月某日给他的保皇干将下令通知，召开紧急会议，在户县剧院作 “紧急报告”。按照他的主子的指示，向与会同志说：“中学生搞文化革命，只停文史课、政治课，其它课照上。”千方百计限制广大群众起来闹革命。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明确指出，中学以上学校，放假闹革命。而何竟然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叫一部分学生上课，很明显是在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对抗“文化大革命”。6月8日至9日，户一中革命师生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天才（一中支部书记）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而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何老爷怕革命小将将火烧到自己身上，于10日中午，派他的忠实走狗某某召开紧急会议，给一中学生所谓“指方向”，大喊大叫：“学校要加强党的领导，搞文化革命，你们没有经验。”叫喊什么“全国第一”、“本单位第二”等论调。激起了全体同学的极大愤怒，纷纷写大字报，要他们从一中滚出去。何的阴谋未能得逞，气炸肝胆，便气势冲冲地带领教师集训会五—六百名兵将与镇压革命师生的刽子手付鸿儒（原公安局长），身佩短枪，杀气腾腾，闯入一中南院食堂，将三百多名革命小将团团围住，前后大门严加封闭，不准随便出入。何勤如急急忙忙跳到扩音机前，指着同学大喊大叫：“在哪里找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是！”当场有人提出，要求撤毛天才等的职，罢他们的官，而何厉声喊道：“老实警告你们，撤不成！某某讲了几句话，你们要轰要撤职，我今天晚上讲了话，你们要轰，要撤我的职！明天毛主席来你们也轰？！你们不要嚣张！我来就是给你们泼冷水的！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党！……你们年轻轻的当了小右派，看你们以后怎样生活！”此后何勤如便指示忠实走卒到各教室、宿舍，搜查大字报，将大部分大字报抢去，一部分当场扯坏。何勤如这个混蛋还不甘心死亡，抽调二中反党分子白德全、牛鬼蛇神杜荣华（已定性）及其他干部共30多人，组成工作组，前往一中镇压学生运动。组长白德全对学生说：“我们来就是来整你们的！”保皇干将李某某说：“昨天晚上谁敢轰何县长，当时就把谁绳了！”在此期间，一部分革命师生被开除出资料室、广播室，有的同学被迫写出检讨承认错误。并吓唬学生说：“以后向外贴大字报，必须经过审查，才能张贴。”何勤如这个混蛋，还叫工作组给革命师生整了很多黑材料，当军委紧急指示下达后，何还以对抗的手段，迟迟不交，准备秋后算账，妄图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下去！
7月24日，何勤如又玩弄新的花招，颠倒是非，转移斗争目标，把户县中、小学教师及耕读教师、农村青年共达两千多人，集中到县城，美其名曰“教师集训会”。一开始，就指派他的爪牙纠集各校当权派，将所有教师划为一、二、三、四类，斗争锋芒指向群众。集训期间，严密封锁消息，制定门禁制度，与会人员持出入证进出。还规定不许外人看大字报，不准给外人交谈情况，会议内容不准泄漏，不准给别人写信告诉内部消息等。直至结束，仅两月之余，将近百名教师打成了“中国敏感词过滤”、“牛鬼蛇神”等等，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叫本校监督改造，有的同志被气的精神失常。8月14日300多名革命小将点起了暴风骤雨的革命烈火，到了县委，高喊“砸碎门禁制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当场烧毁了出入证。这时，以何勤如为首的一伙家伙，在革命小将面前，吓得发抖，怕得要死，立即指示黑参谋某某给县公安局、各派出所打紧急电话，要整装上阵，准备进行血腥镇压。何的忠实干将、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付鸿儒便遣兵调将，对学生大轰大闹，被轰者达30多人，被围斗和拉打的达20多人，时达7小时，这就是何勤如一手策划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各个“革命组织”还对何勤如指示围斗学生的所谓“半个城事件”、“电厂事件”，还有在剧院传达“两个理解”以及“大搞经济主义”的“罪恶活动”，抓住不放，对他轮番批斗。
随着对他批斗的深入，他历史上更多的“罪恶”被大量地揭发出来。揭发说：
1948年6月，伪户县中统特务头子、伪县参议长、私立农业专科学校校长陈昆山（已处决）为了发展反动势力，曾指示专科学校学生董克信、申伯俊在该校成立反动组织“中国青年党”，何积极参加这一反动组织，并参加了这一组织的成立、选举大会和交纳党费等活动。
另一揭发说：
1949年5月，关中、西安临近解放，特务头子陈昆山为了对抗解放，保护狗命，欺骗并组织学生成立了“中国敏感词过滤自卫队”，何勤如参加了这一组织，并跟随大队潜逃一天。
这两个揭发，使何勤如受到很大打击，后来成立的革委会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待调查结束，何公壮年已不复在。
还有人揭发何勤如还有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
早在1956年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何迎合了阶级敌人的需要，假借“农民之口”，污蔑攻击合作化运动，说什么：“在缺粮社和缺粮户中，普遍反映“有的哭，有的熬煎，”，“劳强的再做也是210—230个工，劳弱的收入少的叫喊没办法，部分五保户谈起社来都暗地流眼泪，缺劳而收入特少的干部家庭哭哭啼啼，叫喊“社富社员穷，高级社，天不容！”“一霎时，觉悟低，失了家产，为工分，把人的心血劳干！！”并对干部张某某说：“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
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7月何勤如在东街食堂借一次群众吃饭之机，对张某某说：“国家粮食任务这样大，把群众口粮都拿回来了！不顾群众生活！公社有优越性？弄得群众没啥吃，优越性在哪里呢？我们年年说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形势是大好的，现在这个样子，这叫人给群众怎么个讲法？”
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农村刮起了一股单干妖风。1961年9月何勤如向在省党校工作的山某说：“你在省党校研究来没有？核算单位下放了，人民公社还有‘一大二公’没有？”山某回答说：“有。”何便说：“有球呢！社队都划小了！还有啥呢？”
1962年4月，常委会研究《社员生活安排及意见的报告》中指出：“高利贷在石井、庞光等地发生。有些借人一斗粮，夏收后还斗二升、斗三升小麦，甚至更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何勤如却说：“借一斗粮，夏收后还斗二升不算高利贷！。”直至1966年春，还向干部赵某某说：“信用社存钱都有利息，加二合子有什么要紧？”
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形势一片大好，1月，何勤如在省召开的棉花会议上对某某说：“山区群众七、八个人没有“抽波”大的被子，小孩子一盖，大人把炕烧热，烙了前心烙后心……山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女人下去做饭，男人‘精沟子’坐在炕上；男的下地做活，女人精屁股坐在炕上。”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对他的揭发批判还有他政治上的“罪恶”：
1957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何勤如拿上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向党进攻的文章，对原县委干部张某某说：“章伯钧、罗隆基意见提得好！反映了实际情况，现在农民生活就是苦，合作化发展得快了……并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地攻击说：“毛泽东就是有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谁反映了实情，他还要整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何勤如出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和个人主义恶性发作，曾散布了不少污蔑”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有些把矛头直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如1966年12月，对原公安局局长付鸿儒说： “现在还是只放不收，毛泽东这佬家不知咋想着呢？”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被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揪出来后，1967年4月，何对某某说：“……中国敏感词过滤刘少奇，是刘少奇反对毛主席个人崇拜引起的。”还对县委干部某某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错误就多。林彪养病没工作，当然就没有多少错误。”为刘涂脂抹粉。何同时还对某某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把新人提上来，把老人手打下去！不然毛主席提拔林彪，林彪年轻，不打到老人手谁能服气他？你算，中央把多少老人手打下去了？！难道中央就那么多修正主义分子吗？一朝天子一朝臣，世事就是这个样子嘛！不然林彪咋能上去呢？”又说：“解放后各大运动，都是波浪式的，这一派下去，那一派上来了，再来一个运动，打下去的那一派就上来了，这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造反派对何勤如揭发出的“事实”，虽粗率，但从“粗率”中影影绰绰看到何勤如对事物发展的认识。
还有人揭发：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群众运动。此刻，何对某某说：“批判我打击一大片，你看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样，中央从前有多少领导人，现在只剩下毛主席和林彪了，其它都靠边站了。”还说：“北京市革委会的成立是中央硬凑合起来的，条件不成熟！”等等。又对干部某某说：“我看过一个权威人的材料，他说很痛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些老干部都打完了！”
1967年8月，何勤如对干部某某说：“从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来看，中央原来那些领导人，紧跟毛主席的没有几个了，从上到下都是干部大换班！”
揭发何勤如还有诋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论：
1966年，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迅速开展，4月，原人委办公室主任秋振哲提出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反动谬论，广大干部群情激愤。展开批判，身为代县长的何勤如却公然叫喊：“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他还进一步地污蔑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适用，在外国就不一定能用上”；“毛主席著作有些在这个时期适用，过一个时期就不一定适用了！”并在干部、学生中散布“毛主席和大家一样也是个人，也有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两个窟窿，这也是一分为二！人能一分为二，思想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并将这一反动谬论在人委机关到处散布，造成干部的思想混乱。对此有的同志提出批评，何勤如便积极寻找《中国青年》上“真理可以一分为二”的所谓理论根据说：“真理都可以一分为二，你们既承认毛泽东思想是真理，那为什么不能一分为二？”6月13日，户县一中革命师生揭发教师某某要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谬论，广大革命群众无不愤慨，据理批判，何勤如向写大字报的革命同志大泼冷水，说：“没有充分的理由驳倒他们。要驳，就拿出充分理由。不拿出充分理由，不能使人家心服口服！”“现在批判人家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小心将来人家批判你的‘合二为一’。”当广大革命群众将这一反动言论驳得体无完肤时，何勤如却散布说：“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叫大家吵吵去！”“现在的批判材料都不能说服人，都说不能一分为二，但为什么不能，谁也说不出道理来。这个问题以后请示省委。”6月下旬，何勤如就指示宣传部请示省委，在省委明确答复“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县委又作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不许今后再传播”的决议后，1967年2月何从咸阳地委开会回来，还传播说：“这次地委开会，与会的各县委书记对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问题观点不统一，有人说不能一分为二，但是大家都不同意……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却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上面刮起一股“群众学哲学”的热潮，最热门的就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学习。毛泽东主席从事物的矛盾性出发提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进而推断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最基本理论基础。那些天里，报刊、广播无时无刻的反复宣传，对“一分为二”推崇备至，对提出“合二为一”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则认为是鼓吹阶级调和而大加挞伐，认为一切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此时干部群众也都在热烈地学习与讨论，这就在人们思想中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一切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那么，这个“一分为二”能不能“一分为二”？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在下学疏才浅，至今尚不能知晓其义，但当时人皆迷糊，而又不敢问，人云亦云而已。而何公时任县上领导，就此疑问自当弄清，却长期陷于泥坑之中，难以表述。何勤如的问题后来被折腾了多年，直到1979年才得到“解放”，曾做过一任咸阳市（县级市）副市长。退休后，还想为家乡做一些事情，参与了企业管理，但不幸突发心脏病离世。
正是：
英年恰逢闹哄哄，人生能受几折腾？！
待得晚霞辉耀时，却是仙去室已空。
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县委副书记蒙屈跳楼 政协副主席含愤投井
[如梦令] 词云：
先自揪翻搞臭，更要批深批透。造反罢官时，旧日衙风难抖。难抖、难抖。落魄丧魂如狗。
高帽黑牌初就，台上躬腰俯首。论罪理当诛，舌剑唇枪批臭。批臭、批臭。个个站桩功厚。
却说此词极其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各级领导被批斗的情景。当年户县县委领导被斗，最惨的莫过于县委副书记曹文青了。
曹文青是本县曹家堡人。老地下党员。1936年，曹希文在曹家堡创办了辛垦小学。1938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安吴青训班先后介绍共产党员高沂、李奎、韩潜、罗枫、孟坚、陈权生、雷文钦等人前来任教，同时成立了党支部。他们建立了农民文化夜校，并在妇女中建立了姊妹会，进行识字教育，宣传妇女解放，开展为抗日战士募寒衣活动。周末师生们以自乐班形式演唱进步歌曲，传播革命思想。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不少学生都参加了革命。从1936——1945年，这里始终是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堡垒。曹文青就是这个红色堡垒发展的地下党员，曾担任辛垦学校校长两年。他一直利用校长、伪县政府建设科员等身份，从事着地下革命工作。解放后，曹文青任户县县委副书记，从1957年开始，曾长期主持县委工作。
对曹文青的批判，最初是“造反派”对他家入社的态度及他在主持县委工作时“错误”的揭发：
1954年6月，他村建立初级社时，，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曹文青，本应动员家庭积极带头入社，但经村干部多次动员，仍未加入，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直到1955年冬全面合作化高潮中才被卷了进来。广大贫下中农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入社，但曹却认为要整顿一下，怕建立了巩固不下来。并说“合作社的步子跨的大了！”把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办得很小。并狂妄地说：“只要不是搞单干，要分小，还可以。”致使我县很多大社分成小社。公社化后，涝峪公社提出有队要实行包产到户，曹文青竟然同意了这种做法。62年曹曾参加地委召开的包产到户座谈会。我们要问曹文青，你在这次会内外都放了哪些毒？必须老实交待。
1957年涝峪中国敏感词过滤暴乱时，有意放纵匪首张春有等，使人民财产受到了很大损失。暴乱前，公安局侦查匪首张春有、杨高山、王子长等在木家庄开会，并经县委会议决议立即逮捕，后由于曹文青极不果断，致拖至当晚3时去捕，匪首跑掉。在公安机关探知敌人准备出涝峪口时，同志们要求给涝峪口派部队包围和袭击敌人，曹态度犹豫，坐失有利时机。敌人聚众暴乱，捣毁我乡政府，枪击我干部，抢去供销社的大批物资，又西窜进山，四处逃窜，致平息暴乱拖延了时间，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了很大损失。
1958年整风整社时，宣布树木归集体所有，但曹的爱人借曹之势乱砍乱伐，大队当即将砍下的树木收回，并给以批评。其妻不但不接受，反表现蛮横无理，大队曾重点进行了批判。曹对其妻这一行为从未进行批评。更露骨的是66年春，大队将曹的一些树木收归集体，曹非常不满，到处散布‘石井公社（曹家所属公社）把树木收的太扎了！把我家不该收的树都收了！’曹文青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光是表现在对待私人利益上，而且在他指导农业生产时，不管在大会作报告，还是在下乡检查工作……到处散布单干生产的“优越性”，说什么地主、富农、上中农过去庄稼做的是如何好。并常用他们做庄稼的方法和要求来指导现在的集体生产，叫人们对个体经济念念不忘，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
1962年5月，我们国家由于苏修的背信弃义，给我们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暂时困难，这时以杨伟名为首的七一大队三个共产党员向党放出了《当前形势怀感》的大毒草，在这篇9000余字的毒草中他们恶毒地污蔑我们的社会是“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声”，“生产凋敝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频于破碎的农村经济代替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并警告我们要拿出“主动撤离延安的精神”，采取断然措施，实行“社会主义单干”，土地分到户，牲口可以私有……毛主席看了这篇大毒草后，明确指示：“反动的、彻底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曹文青却对这篇毒草大加赞扬，说：“这篇文章有些地方还有道理。”我们要问曹老爷，你的屁股到底坐在哪方面？很明显，这个老货为修正主义鸣锣开道！
后来对曹文青的批判涉及方方面面，如说他大肆重用坏人，“把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委员杨某某扶持为副县长、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杨某扶持为商业局副局长、县财贸办公室副主任，把漏划地富成份家庭的阎某某安排到统计局任局长，把解放前曾两次参加中国敏感词过滤，加入反动组织—通讯联络组任组长的王某某准备提拔为县委副书记”等等。这些多有贡献的干部，皆受到批判。
曹文青最大的“罪恶”在于他主持编写了《户县地下党活动史》，“贩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货”：
1960年，户县县委以曹文青、王丙岐为首，成立了户县地下党活动史编纂委员会。在调查编写过程中，曹从未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仅只召开了一次工作人员会。会上曹大肆吹嘘自己的丰功伟绩。经过半年的巧作，便出了一部为地、富、反、坏、叛徒、劣绅、牛鬼蛇神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炫耀个人的所谓《户县地下党活动史资料初稿》。这是一株充满着修正主义货色的大毒草，它的脱胎，在我县流毒非浅。
这部《户县地下党活动史资料初稿》存在下面的“严重问题”：
1、不宣传党的政策，贬低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作用，扩大个人在群众中的影响。……这部长达十余万字的《党史》中，没有用过毛主席的一段语录，很少提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却长篇累牍的叙述个人在党的活动中的“不朽功绩”！
2、《党史》中未明确提出党对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仅只轻描淡写地说“这时革命统一战线业已形成”，这就大大贬低了党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作用。
3、1925年—1927年，全国工农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但在《党史》中只着重说明军阀割据与人民的悲惨处境，而对于“五卅”省港大罢工及湖南、广东等处工农运动只字不提，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户县党组织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4、1928年1月至4月，间及1933年3月，我县地下党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在《党史》中却大加赞扬。
5、吹捧个人作用，把曹文青、曹希文、曹治中描绘得比党组织还高明，突出曹文青的家乡所在地曹家堡，夸张其为“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把村的学校美其名曰“抗日救国的红色基地”等等。
6、曹文青系39年入党，但在《党史》中却吹捧他，说党在36年就把在户县开辟工作培养新生力量的历史任务赋予了自己。为了陪衬曹的“伟大”，将“辛垦小学”称之为“户县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红色基地”、“党的红色基地—辛垦小学”等赞誉。
7、对上级派来的罗某、孟某，大加吹捧，说什么“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为户县带来了乳汁，带来了希望。”
8、为了炫耀某些领导人，将一些解放后入党的都在《党史》中记入1948年入党党员之列。
9、对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大加赞许，在《党史》中屡见不鲜。如宣扬血债累累的周、户、眉伪三青团干事长、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已被我镇压的郑炳南，在《党史》中曾多次宣扬，把郑描绘成革命的英雄，把名字写成郑向南。
10、大肆为叛徒们表彰功勋，开脱罪责，先后将26名叛徒予以宣扬，如对现行在押劳改犯、叛徒杨世豪大力渲染，夸耀杨的“功绩”。将出卖同志、背叛组织的民族败类称为同志。
这些说辞几乎将户县地下党一网打尽，无一幸免。后来在县革委成立后，更对户县地下党给以全盘否定，这在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曹文青在一次批斗会后，奋身跳楼自杀，跌断了腿，但造反的人们还不准他治疗。1970年6月，咸阳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将曹文清定为“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他在屈辱中度过了那漫漫的十年长夜，人民总算还给了他的清白，在改革开放的初年含笑离世。
再说说对户县政协杨自修副主席的批判。 却说那杨副主席，字静波，庞光镇杨家堡人。幼年在私塾读书，1929年考入户县乡村师范学校（今西街小学内），1930年入西安中山中学读书。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顺终南山西进，指挥部驻西焦将村。杨自修与同学贾晓东要求参加红军，并随部队从周至县南进山20余里。红军以其系未毕业学生为由未接纳。
1933年日本继“九•一八”事变后，又成立“伪满州国”，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西安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抗议当局不抵抗政策。在砸中国敏感词过滤省党部，抄省党部书记家，痛打戴季陶和声讨中山中学校长魏海等一系列斗争中，杨自修起了骨干作用。
1933年底杨自修中学毕业，在本乡正化小学教书。1937年春任庞光镇初小教师时，多方奔走，联络地方知名人士关晋九、刘耀宗、杨作舟、方朗亭、高瑞生、刘书琴等，创办了普明完全小学，并任校长，解决了数十个村学生上学问题。
1941年杨自修受陕西省立户县师范（在本县化羊庙）之聘，任图书仪器管理员，同时进修于劳美专科班，获结业证书。1942年于凤翔师范任美术教师，一年后又到乾县中学任教。
1944年春，经理事会及各村知名人士恳请，杨自修返普明小学任校长。其间与中共户县党组织负责人曹希文关系密切，帮助其与地方中国敏感词过滤政府作斗争。
建国后，杨自修以“开明人士”参加了户县各界人民代表第一届一次会议。1950—1954年在普明小学任校长期间，组织师生宣传队，排演《刘胡兰》、《白毛女》等现代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配合“土改”、“镇反”等，在全县影响较大。
1954年8月，杨自修任县教育科长，上任伊始，即巡视勘察了全县中小学人员、校舍、设备状况，解决和改善了许多学校教师缺员、无课桌等问题。
1956年，杨自修被选为副县长，主管文化教育。其间，谋划布局，于庞村、王寨、坳河村、庄园等地建立了初中，解决了全县小学毕业升学难的问题。为缓解教师缺员的矛盾，又在县南关办起了户县师范学校。
1962年，在他主持下，多方设法将散弃露天的重阳宫原存碑石收集整理，建“祖庵碑林”使碑石得以保护。“祖庵碑林”今保存碑石3l通，其中《全真教祖碑》、《重阳祖师仙迹记》、《十方重阳万寿宫记》等，均为全真教历史的重要资料。几通元代皇帝圣旨碑，是以巴思巴文、回鹘文与汉文合写而成的，为研究蒙古文字起源、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祖庵碑林”里还有吴道子戏笔、重阳画像碑、北七真画像碑，均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以《大元敕藏御服碑》、《孙真人道行碑》为大书法家赵盂頫所书，更为珍贵。“祖庵碑林”完好保存至今，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副县长功不可没。
杨自修为人蕴籍好学，知识渊博。长期任主管文化教育的副县长，一直干到1966年5月，改任县政协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先从文艺界、教育界开刀，杨副主席首当其冲。他被揭露：
他担任副县长时，分管文教、卫生等工作十多年，一贯执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纲领，干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被扣上的第一个大帽子是：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宣扬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毒素。
自1959年—1961年……杨对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怀疑“进度是否快了？”对社会前途发生动摇。63年一次向某某讲“三自一包”、“三合一少”、“毛主席英明一世，糊涂一时”等等。还说“光给人讲人都有鞋、电壶，生活提高了，不能说服人。拿庞光镇来说，过去有酒坊，肉随便买，一天卖几个猪，现在都没有了！”对粮食政策不满，说“对粮食政策我总觉得征购任务大，群众吃不饱，对生产积极性影响很大。我同意把粮食市场保留下来。”
留恋旧社会，留恋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从过去他个人的爱好及房子内的摆设看，尽是什么盆花、什么石山、佛像、古画、，什么陕西通鉴选、渼陂集、丰川集、户县志等杂七杂八的书籍很多……
却说那《渼陂集》乃明代“前七子”之一的户县人王九思之著作；《丰川集》乃清初关中大儒户县人王心敬之著作，此二人在文化史上都有一定地位，是户县人的骄傲，但此时，一切文化、历史著作，皆在粉粹之列，拥有这些书籍，就成了“宣扬封建主义的罪证”。
杨自修的下一个罪状就是“在文艺战线上歪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反对演现代革命戏剧，宣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戏、鬼戏。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草鸣锣开道”：
在戏剧创作方面，我县创作的《夜哨》一剧，专区评剧组同志认为是一出模糊阶级界限、脱离现实生活，由作者空想、臆造的剧本，但杨肯定是好戏。另外，创作《万山红遍》一剧时，杨首先同意，将一个贫农、共产党员、老支书、全省劳模林竹英写成反面人物。当同志们指出不能把林竹英写成反面人物进行丑化，但杨还说∶“可以写，但要掌握分寸。”这一出坏戏的创作是原则上、政治上的错误，从根子上就错了，但杨还强调叫掌握分寸，这是咋样的掌握呢？
杨对抗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积极吹捧和炮制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让他们牢牢的统治舞台，不难看出，他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毒草黑货、幽灵厉鬼、文人墨客、恶棍流氓等牛鬼蛇神充塞舞台，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杨副主席在当副县长的十多年的工作被批得一无是处，许多有建树的工作都被说成“罪行”，受到反复批斗。
正当杨副主席被批斗得心力交瘁之时，东街大队一些造反的人也闯进县委大院找他算账来了。原来，东街大队的饲养室一直就在正街上，严重地影响了市容和卫生。1965年，作为主管县长的杨副主席，曾多方做工作，促使这个大队将饲养室迁到了其他地方。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却成了他的“严重罪行”。
1967年元月30日的下午，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农民闯进县委大院牛棚，找到正在写检查的杨副主席，挥舞拳头，大喊大叫地把他拖出来，进行批斗。从批斗的内容看，原来是大队死了5头牲口，大队造反的人们认为是因为杨副主席让迁移饲养室引起的，故此要对他进行批斗。杨副主席成了“破坏农村集体经济”、“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阶级敌人” ！
天色已黑，批斗杨副主席的人们也斗得人困马乏，便宣布批斗会暂时结束，扬言不把杨批倒、批臭决不罢休。
当晚，杨副主席心力交瘁，辗转难眠，决心离开这个世界，于是趁人不备，找到一井，纵身投入其中。但是死也不容易，很快被专政队人员发现，七手八脚把他拉了上来，浑身已被水湿透。人未得死，活罪难饶，他被认为是“向革命群众示威”、“自绝于人民”。对他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批斗，批斗时说他“罪责累累，罪恶滔天！”扬言：
用自杀来威胁我们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企图软化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士气，这是办不到的，一万万个办不到！
正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一定要大造特造他的反！把他这种丑恶嘴脸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的滔天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后来，杨副主席还被揭发说他曾任过伪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这下，他的“罪恶”更大了，长期处于批斗之中。
所幸，他终于渡过了那漫长的浩劫，获得了新生。1974年，杨自修退休，仍关心文化教育事业。1989年将其积蓄的2000元捐赠学校，1990年以78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12月病逝于庞光镇家中。
正是：
书记县长齐遭殃，闷雷滚滚骤雨狂。
弯腰低头喷气式，县府顷成炼狱场！
请看下回。
第六回 部局领导个个被斗 单位头脑人人挨批
诗云：
四野苍苍日色昏，牛棚低低鬼禁声。
那堪抱恨度长夜，蒙屈含辱目难瞑。
却说那些部局领导，先是被批在“文革”初期，跟随县委领导“镇压”学生运动，随后就花样百出，个人历史被随意翻腾，揭发批判不断，几乎个个都“经了风雨，见了世面”。
那户县公安局局长付鸿儒，正在年富力强之时，精明强干，很有威信。此时却也遭到重重棒击，他被批为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1967年元月9日，他在县法院、检察院“无产阶级专政战斗队”和县人委粮食局“1218战斗队”以及公安局“人民公安战斗队”的强烈要求下，迫使县委决定其停职反省，开展了对他的猛烈批判。
一份题名《看！我县公安局局长付鸿儒（现停职反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十三大罪行》的人民公安战斗队批判传单写道：
众所周知，公安机关是我们国家的专政机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尖兵前哨。而身为我县公安局长之职的付鸿儒，却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放，直至现在仍死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阵地，和我们伟大毛主席亲自主持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对抗，以卑劣的手段多次扼杀了我局革命干警的革命行动，瞒上欺下，打击革命左派，镇压学生革命运动。……
传单罗列了一大堆“罪状”后说：
撕破付的画皮，看看付的本质，付是一个分量不少、不折不扣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埋藏在我县政法机关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分子，不愧为扼杀我局文化革命的急先锋，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付鸿儒被迫离开公安部门，直到1972年才重返公安机关，这是后话不表。
那户县检察院检察长陈景贤也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批为“铁杆保皇将军”。一份题为《向铁杆保皇将军—陈景贤开炮！》县人委红色前哨战斗队的批判传单写道：
陈景贤不仅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参谋长，也是一个铁杆保皇将军。我们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这个伟大***，向陈景贤开跑！必将这个阴险毒辣、伪装面善，明里是人，暗里是鬼的铁杆保皇官砸断，彻底捣毁陈家门楼。
陈景贤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煞费了苦心……千方百计的日夜谋划，时东时西，跑上跑下，跑得马不停蹄，拿出全部精力要保住何勤如。何勤如走到哪里，陈的保皇心操到那里，甚至多次充当卫士。自从前人委”文革”小组出现后，陈的活动更加猖狂，陈的保皇策划托盘而出，镇压革命学生和革命干部的行动更加露骨了。…………
陈景贤果然眼珠有水，一见别人揭他，他也贴出了两张大字报，想表现他的积极大胆，敢于革命，不是保皇派，或者说不是铁杆的，其实这完全是一整套假的，是耍伎俩，只不过是两张遮羞布。陈景贤的揭发不管是什么，我们也认为是好的，但是陈景贤对你本人参谋长作用，你的保皇计划和法院的黑会活动，却只字不提，这不是装饰门面是什么？再提醒你：你从来很少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接洽，而在文化革命开始后，你的活动频繁了，你的这些活动和企图又是什么呢？像你这样一个披着无产阶级专政外衣的名牌铁杆保皇，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撕不破，砸不烂吗？你的滑头还能滑过吗？这是你的幻想，将你的参谋长作用和保皇计划，立即进行交待，如果负隅顽抗，将埋葬在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陈景贤后也被迫离开检察机关，后话不表
县人委总支书记段启信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受到严厉的批判，指斥他：
正当人委机关无产阶级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之际，身为总支书记的段某却费九牛二虎之力，有时幕前，有时幕后，简直忙得不亦乐乎！划框框，定调调，耍阴谋，放暗箭，扼杀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如此，更阴险更毒辣的是，还以党总支的名义，组织人委机关所有干部密谋策划，有条不紊，充分发动，全力以赴地围斗学生，几乎造成白色恐怖。在段某某的密策下，人委总支成立了材料组、文印组、张贴组，有计划、有部署的向革命学生围攻，把矛头直接指向革命学生。现在我们觉悟了！要革命！要造反！要揭发！要批判！要斗争！要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
县税务局田锡龙，商南县人，身世坎坷复杂，1939年被中国敏感词过滤拉去当壮丁，1945年被我部队解放入伍，曾任营长、团长。解放后曾先后在宝鸡第二荣院、华阴荣院、华阴文化补习学校任大队长、校长等职，1956年调户县工作，曾任县服务局、商业局、税务局局长，此时遭到灭顶之灾，税务机关造反群众成立了“专打田锡龙战斗队”。他被打成“假红军”、“假团长”、“假党员”、“假残废”，被批斗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那部、局、委、办领导统统都在批斗之列，不及尽述，且按下不表。
却说那各公社领导干部长期在基层工作，直接面对群众，所处理的事情都非常具体，难免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有的人在“文革”初期已经调离，到一新单位，因人生事疏，虽经触及灵魂的批斗，但受辱较轻；一些基层领导长期在一个单位，积怨甚多，且未及时调离，此时便倒了大霉，不但要经受轮番批斗，触及灵魂，而且要受皮肉之苦。祖庵公社书记魏克发长期在此工作，就受到极为难捱的批斗，群众在揪斗他时，就给他挂上“魏阎王”的大牌。一篇批判他题为“拨开罪魁祸首魏某某的五脏六肺”的大字报在罗列了他的好多“罪状”之后，这样写道：
魏克发是祖庵地区一株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派，是个彻头彻尾的封建地主阶级分子，是隐藏在革命阵营的一颗定时炸弹！不清除这个大隐患，有朝一日，革命人民就要遭殃，革命先烈的鲜血就要白流！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人头就要落地，中国就要变颜色，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极力夸大，强力煽动，是那时批斗会和大字报的特色！
石井公社书记芦崇智，在大跃进时代，曾说过“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1959年反右倾时曾被戴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后甄别取消，此时又成了他被批判的把柄，对他反复批斗。
在最基层的大队，支部书记及大队长，几乎个个都被批斗。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虽然冠冕，动机却未必堂皇，许多都是挟私怀忿，借机报复。一些农村大队干部被批斗得十分残酷，在触及灵魂的时候，也都曾被触及皮肉，痛苦不堪！玉蝉公社孙家磑大队书记杨景龙解放初曾任户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曾在农业合作化时呕心沥血，此时却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斗，多次遭到殴打，后还被补订为地主成份，戴上帽子，成了阶级敌人，被打得更为厉害，“造反”的人们用竹竿在其背上猛抽，以致其背血迹斑斑，竹竿也被打成竹片。被打干部此时有极复杂的心理，既有极其反感之念，又有不知所措之感，有的人甚至含恨轻生，秦三大队书记薛思选就难忍羞辱，含愤出走。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在长安县黄良镇野外一棵树上上吊自杀！祖庵公社祖南大队书记张生春，为人正直，刚直不阿，被轮番批斗、凌辱后，气愤难当，半夜起床寻到一把斧头，在石上磨起来，准备与造反批斗他的人拼个你死我活，幸被其子发现阻止，才避免一场惨祸。
在下一只秃笔，实写不完当时那众多部局领导和公社、大队领导被批斗的场面，由于乱像尚多，篇幅有限，就此打住。
正是：
一篇墙报起中央， 烈火干柴势难当。
妖魅几邦齐出洞， 军民七亿共勤王。
夺权标语遮天地， 造反吼声震斗罡。
公检法司锤砸碎， 室中猫去鼠猖狂。
欲知动乱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闹腾机场失策“红联” 支左天平倾斜“兵团”
诗云：
派性发作乱纷纷，都云是毛捍卫人。
从此家国武斗起，烧杀抢掠夜沉沉！
却说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波及陕西，到处都在夺权，全省特别是西安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在夺权的混乱中，出现了“造反”的人们夺权、争权的局面，所谓的“革命组织”迅速分化，纷争不断，使动乱情况更加严重。
1967年1月到3月，西安地区两派大中院校学生及工人、农民、干部，分别组建了各自的地区性联合组织——工联和工总，这两大派组织运用大字报、宣传车、传单、报纸、有线广播喇叭、召开大会、游行等方式，互相攻击、谩骂，直至发展到武斗，有的学生组织还提出“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的口号，局面混乱不堪。此后，陕西各地不断发生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火、破坏交通，抢银行、仓库、档案机要文件库等违法事件，使两派之间的打、砸、抢等武斗行为，日益蔓延和扩大。到1968年5月，“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还不能有效地制止武斗，而且更加升级，直到1968年9月以后，才逐渐平息。武斗持续长达22个月，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1967年5月以后，户县群众组织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户兵团”，倾向于西安工联；一派是“户”红联””，倾向于西安工总。两派在一中的对立组织首先出现许多摩擦。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标志着以刘邓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彻底被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的各种“革命组织”掀起了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高潮，“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彻底清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部门的流毒，不但清算五十天，更重要的是清算十七年，我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人人挥笔上阵，个个争当批判家，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街头大批判专栏林立，在我县掀起了一个围歼中国赫鲁晓夫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路线的群众运动”。一时，大街上到处都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刘少奇的大字报、漫画。时常有游行队伍，“中国敏感词过滤刘少奇！”的口号震耳欲聋。
“革命组织”在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联系本地实际，把矛头指向了在1962年曾向各级党组织写出《当前形势怀感》的三名共产党员，对“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等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当前形势怀感》”进行了深刻的群众性的批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用所谓的“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大量铁的事实，大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讲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成就”，企图把杨伟名等的所谓“反党言论”彻底批倒、批臭。同时对《当前形势怀感》的“包庇、怂恿者：何勤如、曹文青、王世俊、刘澜涛、刘少奇”等进行了所谓的“大揭露、大批判”，三名共产党员陷入极度困难之中。
却说1967年7月底，户县“红联”一派出于标榜自己是革命派，给另一派施加压力的目的，以拥军的名义，与031部队、户县人民武装部联系，要求和解放军进行联欢活动。解放军同意8月3日晚在县体育场与“红联”联欢。
“红联”一派于是在8月2日下午2时左右向外张贴了海报。海报贴出后，“户兵团”一派也立即派人与031部队联系要求联欢，部队也同意了“户兵团”的要求。 但这一决定却在两派之间引起了矛盾，都要在3日晚和部队联欢，经过两派与部队反复纠缠和蘑菇， 最后部队答应当日晚解放军公演，8月3日和”红联”联欢，4日和“户兵团”方面联欢。
当晚7时，迎接解放军公演的两派就谁先谁后发生了许多摩擦，到了体育场又为场地闹了很多矛盾，互不相让，闹嚷嚷反复争吵，最后造成不能公演，更使3日、4日和两派的联欢也都夭折。经”红联”一派和部队反复讨价还价，又商定7日进行联欢活动，并约定了海报要统一等事项。
两大群众组织要求和部队进行联欢，名义上是为拥军、纪念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和《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纪念建军节，实际却是借联欢之际，争取部队支持，达到压垮另一派的目的。”红联”一派还决定把各城镇、学校相同观点的群众也召集来，由一中临代会通知学生，工造司通知城镇工人，“规模开大一些，声势造大一些”。
8月7日，“红联”所属“户县地区红色造反者批斗一小撮联络站、户一中文革临代会”，发了一份海报：
最高指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海 报
为了隆重纪念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和《十六条》发表一周年，户县地区红色造反者批斗一小撮联络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字）031部队，决定于今晚8时在户县人民体育场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会后联合演出文艺节目。
我们严正警告安、何、曹之流和被他所操纵的保守组织，你们破坏了我们8月3日和4日的联欢晚会，企图挑拨我们和解放军的血肉关系，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团结将给这些小丑以无情的鞭鞑！
我们热烈欢迎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光临参加，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从中捣乱！
7日下午7时，“红联”所属各组织好几千人，熙熙攘攘地聚在面粉厂门口，准备迎接解放军，但只等等不来，后接到通知，解放军因为知道有上面的海报后，认为有派性，因而不来了。这下“红联”方面一下子炸了锅，闹闹哄哄，一些人在中间鼓动，好多人开始向机场方面走去，要去质问部队。要知当时的所谓革命组织，本是十分松散，无所谓纪律。“红联”一些大小头头在混乱中纵容人们去机场闹事，一部分头头劝阻，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人们敲着锣、打着鼓，轰轰闹闹地向北走，更有一些部门的头头急忙组织卡车载上人群，还有的骑上摩托车、自行车，络绎不绝地奔向机场营房门口。到了营房以后，人们在门口狂喊口号，一些代表进去和部队首长谈判。9点半左右，谈判达成，部队拉文工团的卡车开出营房大门，谁知一中学生的造反精神又来了劲，挡在车前，说：“现在时间已晚，不要你们去了！”门口的人群顿时大乱，有喊的，有叫的，不停的喊口号，部队卡车只得又退回。后”红联”又派代表进去谈判。
里边在反反复复地进行所谓谈判，外面是不停地喊口号：“我们要见政委！我们要革命！”谈判进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8点时，终于达成三点协议：
1、联欢继续进行；
2、由部队李主任接见群众；
3、出的与协议不符海报在大会上声明作废。
在部队李主任和代表们给群众传达这一协议将要撤去时，谁知又横生枝节，一中一些师生却表示反对，提了很多不满意见。李主任当即表示：“对这些意见，我现在不讲，但我保留发言的权利。”这话激怒了学生，纷纷围了上来，非要让李立即讲出他的意见，几个学生还拖拉李主任要到军区讲理。这样闹闹嚷嚷，直到中午12点，才算勉强平息，人们才陆续散去。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事件” ，这次事件让支左的天平彻底倾斜，后来成立革委会时“红联”被彻底抛弃，一些头头作为“坏头头”被追查。
1967年8月5日至9月17日，西安工总发起了著名的所谓“八.五静坐”行动，煽动了799个单位的群众，9.8万人静坐示威，其中有西安市以外各地、县90多个单位的群众。他们冲击省支左委员会办公楼和21军军部，给部队施加压力。在此期间，工联和工总两派各自成立“文攻武卫”机构，组织专业武斗“战团”，疯狂进行打、砸、抢、抄、抓；不断冲击军事、公安、法院、监所等军法机关，殴打军官、战士，抢夺**；围攻、抢占机关、工厂、医院、学校；还私设公堂、牢房，严刑拷打被抓的人员。到8月中旬至9月间，两派常常出动成百成千人，持枪带刀，乘坐汽车，在市区横冲直撞，争夺、攻占工厂、机关、仓库等，使武斗不断升级和扩大，遭射击或酷刑致死人命的事件不断发生，恐怖气氛笼罩西安全城。武斗趋向也迅速蔓延到户县。
8月14日晚，一中“造委”闯入公安局档案室，砸坏四只桌柜上的锁子，拿走一些档案。第二天（15日）下午一中“造委”学生数十人又进入公安局，砸坏打字室等八个房门，撬坏15张桌子抽屉，拿走一些档案、会议纪录和局负责人四本笔记。第三天（16日）下午，一中“造委”向公安局提出七条通谍，要求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交出被拘留的群众组织的头头。
接着又发生了“九、二”事件。1967年9月1日晚，户县一中两派学生发生局部冲突，出现了吵架、武斗，一中“临”两名学生受伤住院。当晚一中（临）向户“红联”请求支援，要求搞一次集会或游行给对方组织施加压力。2日晨，几名“红联”头头和一中“临”学生一起研究决定，12时抬受伤学生游行，确定了总指挥，并作了分工。决定游行队伍前边是一中学生，下来是工造司，接着是人委机关和其他组织，最后是森工（临）工人。
快到中午，各路人马，纷沓而至，游行还未开始，原县委干部张某某（“红联”方面）带着本组织一些群众，去县医院慰问受伤学生，并讲了话。这时同去的王某某找学生们说：“县委（原造）借了我们的喇叭，一直不还，我俩去要，毛明道不给，我就动手搬机子，毛不让搬，还打人！”这个毛明道就是“文革”初期，被批是何勤如的黑干将的。学生们当场表态说：“保何干将还打人，想翻天了！狗胆包天！把他拉来！”于是一伙学生前去抓人，但没拉来，”红联”头头气冲冲又带了十几个人将毛明道强行拖拉了出来，挂上牌子，进行游街。
却说那游行队伍走到县印刷厂门前，被支左的解放军五、六人挡住，宣传中央文件，制止武斗，要求停止游街。但这群人不但不听，还继续押着毛明道游行。解放军让把毛身上的牌子去掉时，“红联”一派的森工（临）工人上来打骂解放军。另一派工人关某某来保护毛，也被殴打，撕烂了衣服，钱包也不见了。在闹闹嚷嚷中，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9月3日，一中临学生到支左办公室反映一中造不给他们吃饭，同时还用广播大造舆论，要求营救、支援等。解放军为了不使事态扩大，避免冲突，就阻止外界企图参与的人员进入一中学校。森工一群工人在门外吵嚷、质问，强行推开了一中北门，解放军在阻止时，遭到围攻，被撕去了领章，摘掉了帽徽。此次事件被称为“九、三事件”，从此，“红联”一派彻底被支左部队抛弃。
还有一次未遂的炸桥事件，9月中旬，惠安工总司召集了联防会议，户县“红联”代表参加了会议，西安工总司一常委传达说：“西安工联在西安被打得站不住脚，可能要钻山，要组织起来阻止工联南退。”为此，户“红联”专门开会研究，把户县大致分为三个段：一是大王；二是户县；三是余下。必要时要炸掉西安通户县的桥梁，具体炸桥任务交由森工（临）主搞，户县工造司配合。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1967年冬，渭北地区的武斗进入白炽化状态，两大武斗集团都需要**攻击对方。泾（阳）、三（原）、高（陵）、铜（川）地区武装部的**已大部被武斗集团枪夺，缺少***的武斗集团一方面自制土枪土炮，一方面极力寻找抢枪的地方和机会。却说那陕西省立重点高中三原南郊中学甚为有名，这个学校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元老于佑任在1919年所办，原名渭北中学堂，后曾改名为省立三原中学、陕甘宁边区中学、南郊中学等，为省重点高中，招生范围包括铜川、咸阳两地区。“文革”武斗时这个学校的造反组织“南筹”打听到户县武装部的枪械尚未被抢，遂决定来户县抢枪。抢枪之前，“南筹”先窥测了户县武装部的方位，并且了解到武装部和一中仅一路之隔，而一中驻有031部队的军宣队，估计抢枪时军宣队会出手协助武装部拦截。经过周密策划，1967年2月一天下午，“南筹”先向户县一中派来毛泽东思想文艺演出队，当晚在县剧场为一中的“革命群众组织”和军宣队进行慰问演出，用以麻痹一中的学生，特别是麻痹031军宣队。文艺演出正酣时，黑夜从三原县开来的三辆卡车已停在户县火车站，车上载着几十名持枪的“南筹”学生。学生们拥入武装部后先剪断了电话线，然后向武装部领导坦述“来意”：三原造反的人们受压制，极需***自卫，请户县武装部借给枪械，愿打借条。其要求被武装部拒绝后，学生们便夺下军械库卫兵的枪，然后将武装部人员拥入一间房子内看押起来。学生们打开军械库后，便扛着枪械和**箱，沿着武装部门前大道向火车站方向急奔，装上车后又返回武装部再搬运。在搬运途中，被县棉花公司（同武装部紧邻）执勤民兵发觉，便从棉司炮楼上向门前大道开枪乱扫，“南筹”一名学生被流弹击中当场毙命。学生们将同伴尸体抬上汽车，不顾头顶枪弹扫射继续搬运***。学生们将抢得的枪械**装了三卡车后，清点人数后便开车逃离。原计划由户县籍学生引路沿土路返回，不料黑夜中有两辆汽车慌乱中迷失了方向，开到了西户公路上（另一辆车沿土路逃离了）。同县武装部早有联防协定的031部队发现了武装部上空的信号弹，迅即派出部队，荷枪实弹埋伏在光明公社东羊村公路两侧，公路边那棵大杨树上架着一挺重机枪。当“南筹”学生的汽车驶至东羊村时，被031部队拦截，持抢学生看见面前是武装部队，未敢还击，遂被缴械。随后，031部队将“南筹”学生、汽车、枪弹及那个被打死的学生一同押往咸阳军分区。军分区给“南筹”抢枪学生办了两天学习班，遂将学生放回，毙命学生由“南筹”自行处理。
正是：
锣鼓喧天旗如林，万众欢呼改乾坤。
为将权力夺我手，昔日战友成敌人！
欲知后事，请看下回。
第八回 军退干部揭竿扬旗 “捍卫”口号大展拳脚
诗云：
红潮涌处左风腥，高调革腔怪有声。
处处争斗时时闹，只为掌权拼性命！。
却说那1966年“文革”乍起，风狂雨骤，“革命组织”名堂百出，时过几十年，那些“革命组织”早已是过眼云烟，人们记不起几个了，独有一个“革命组织”，至今老人们都能记得，那就是“户县地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简称“捍卫军”的便是。户县那时却也出了几个人物，那“捍卫军”司令王顺山在当时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王顺山，生于1913年，户县玉蝉公社南兴大队人。小的时候，家境贫寒，1938年从兴平出卖壮丁到徐州给中国敏感词过滤当兵。后部队辗转被八路军改编，在八路军黄河支队第二大队当兵，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滨海军区一分区、东北兵工厂、南昌军分区、军委总后满洲里基地转运站工作，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大队长等职，为正团级干部。1965年6月退休，回到户县，住北街任家巷赋闲。当时军队团级以上干部退休回户的极少，真是凤毛麟角，户县只有两位，一位是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指挥者-人称“马司令”的马华亭，另一位就是王顺山。
王顺山才回来的时候，很受政府部门的尊重，经常请他去给干部作报告，他也讲得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街上人们经常看到他身穿一身黄尼军衣，对他很是敬仰。
在一中学生的“8.14革命行动”以后，时年53岁的王顺山也被卷了进去，他也在街上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表示对学生的支持，一张是指责户县县委为什么把离退休干部搁在一边不让革命。当时，毛主席的一条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广为宣传，王顺山受到启发和鼓动，他说：“我们不愿吃老本，要立新功！”此后，几个转业军人常去他家，酝酿成立组织“造反”。1966年12月，西安成立了“西安地区复转军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到户县点火，刚好和王顺山的想法合拍，便和其挂钩，竖起了“户县地区复转军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的旗帜。此后招兵买马，扩充人员，农村复员转业军人纷纷加入到这个组织，一时声威大振。有了兵马，王顺山便理直气壮地多次到县委提出要求拨给经费，那县委领导已是身不由己，只得同意，拨给经费，还在县委大楼专门给安排了办公室，作为捍卫军司令部，配有打字机、摩托车等办公设备。
“捍卫军”大受其它“革命组织”的攻讦，指责是“何勤如等一伙走资派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继续蒙骗一部分群众，网络社会渣滓，打着支持革命群众造反的旗号，组织起了自己的御用军—‘户县地区毛泽东思想捍卫军’”。底细到底如何，人们无从得知，但其他“革命组织”揭发，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受到当时尚在台上的“走资派”支持，“大刮经济主义黑风，乱批国家资金，一次就给捍卫军司令部批了1500元，妄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歧途。”
“捍卫军”很快得到大批扩充，王顺山任司令，在多数公社设有战团，战团下辖中队。其成员都佩戴印有“户县地区捍卫军”字样的红袖章。还有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批斗的中层领导干部也或明或暗地参加了进来，成份非常复杂。中央不允许跨行业成立组织的文件下发以后，这个组织迅速改名为：“户县地区工农联合毛泽东思想捍卫军”，通称“捍卫军”，又有大量的农民参加，好多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扬言有六、七万人之众。
“捍卫军”先后于1967年1月初在县体育场召开了“全县捍卫军批斗何勤如、曹文青大会”，在西街小学召开了批斗县长何勤如大会。
“捍卫军”不为全县众多的“革命组织”所容，1967年1月20日晚，以县人委机关“红色暴动队”、“12•18战斗队”、一中“造委”等为首的号称80个“文革”群众组织以“捍卫军”是“大杂烩”、“马蜂窝”、“牛鬼蛇神避难所”为由，砸了“捍卫军”城关战团的摊子，后又到县委大楼，捣毁了户县“捍卫军”司令部，还成立了“户县红色造反者摧毁户县捍卫军联合指挥部”，先后摧垮了“捍卫军”各个战团，并将王顺山等七、八个大小头目揪出游街示众和批斗。王顺山在强大的压力下逃向沈阳避难。不久，“户县红色造反者摧毁户县捍卫军联合指挥部”又分化为“户兵团”和“户红联”两对立派别，在以后近一年时间里，这两派互相攻击，揪斗对方阵营内的“坏头头”，纷争不断。
元月21日，以复员军人吴安民为团长的户县捍卫军“甘河战团” ，受到宋村红卫兵的砸抢，由于早有准备，这些红卫兵反被包围，被质问的无词可对，负责人狼狈而走，其他人作鸟兽散。
户县“捍卫军”司令部虽被摧毁，但下面各公社“战团”却并不服软。元月22日，“捍卫军”甘河战团、涝店战团、大王战团、苍游战团等2000多成员在县城举行游行示威， “强烈抗议打、砸、抢‘捍卫军’司令部的行径”，轰轰烈烈地涌进县委大院，揪出县委领导何勤如、曹文青，要求何、曹二人答复“捍卫军”被砸事件。何勤如当场答复“对幕后策划者、带头砸捍卫军司令部者进行批判教育，对其中首要分子，可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并“建议12.18造反队及红色暴动队审查自己组织内成员的历史和政治面目”。可是，当晚县委在一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在几十名摧毁“捍卫军”指挥部的头目骨干的威逼挟制下，却对“捍卫军”被砸事件向全社会印发数千份传单，作出了与何勤如口头答复完全相反的公开表态：
一、户县“捍卫军”司令部不是革命的，理由是该组织是跨行业跨地区的，其领导人不是群众选举的；
二、参加“捍卫军”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革命的或者是愿意革命的；三、撤销何勤如元月22日所作的答复；
三、革命群众砸捍卫军司令部是合法的；
四、捍卫军司令部不得在广播站发表言论和在印刷厂印刷文件。
捍卫军对县委“出尔反尔”的答复提出抗议，25日，其所辖原甘河战团、涝店战团、大王战团、苍游战团等2000多成员又在县城举行游行示威。随后挟持安生高、何勤如去省军区、省支左委员会去面理，还曾三次去中央”文革”接待站等部门反映“冤情”，要求为捍卫军平反，均未得到军队正面支持，户县人民武装部还勒令其解散。“捍卫军”在此期间召开了第三次代表会议，重整了组织领导，再次推选王顺山为司令，推选吴安民为政委。由于王顺山避难沈阳，其后的活动实际是以吴安民为主要领导。再后，鉴于捍卫军被多方诟病，曾开会改组为 “户县农总司”，但这个名字未叫响。
1968年2月，县上在办“三结合促进会”期间，各“革命组织”的人物都参加了，独捍卫军被排除在外，捍卫军领导人向县人武部书面提出了质问，提出了5个为什么：
1、人家砸我们组织的摊子，我们向你们报告，你们不管，这是为什么？
2、省军区多次写信、打电话叫你们为我们组织平反，你们压住不理，这是为什么？
3、你们不主持公道为我们平反，反而勒令我们解散，这是为什么？
4、我们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请求你们支持和指导，你们说“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5、我们要和县上其他农民组织联合办学习班，你们又不支持，这是为什么？
捍卫军出于对县人武部的强烈不满，贴了一张大字报对人武部进行讽刺：
我们的“光头”就是户县最大的山头，光芒万丈、前程似锦……
言下之意，是说人武部在搞派委会，所谓“光头”就是指人武部谢顶的李部长。
1968年2月，为了表示是“革命”的，不是原县委、县人委领导的“御用军”，捍卫军在县街道贴出了一张很惊人的“王八图”，图上以原县委领导曹文青为中心人物，罗列了近百名“乌龟、王八，羽翼爪牙”，绝大部分是党、政、公、检、法机关部、局长以上领导干部，污蔑他们都是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地走资派、中国敏感词过滤的残渣余孽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张图给“捍卫军”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捍卫军对原县委书记安生高作为三结合对象极为不满，在筹建户县革委会期间，出了不少大字报，说：
户县“盖子”没揭开，“王八”走出来，成立“勾”委会，究竟该不该？！
户县“三结合”促进会是人武部一手包办、户兵团一派独抡的组织……
筹备工作“不明不白”，玩的是欺上瞒下的把戏……
他们还画了一幅题作“好”的漫画，一个黑色的手的五个指头中间攥着一个伞式的毒草，拇指上写“XXXXX”,实指户县人武部，食指上写“县委”，中指上写“人委”，细小的无名指上写“工人”，更细的小指上写“农民”，在草叶上写的是带引号的“户县革命委员会”。用这张画像象征“三结合”促进会及其正在筹建的革委会，是不民主、不公开、不合理的，不会有好结果的“三凑合”！
与此同时，捍卫军还派代表到人武部问理，又在县委楼下举办所谓的“学习班”，与余下“农总会”等农民组织开了一个所谓的“农代会”，用以和“三结合”促进会、学习班大唱对台戏，企图阻止和推迟革委会的成立，至少也要把自己这派组织插进去。
捍卫军进行了许多徒劳的活动，如走访省支左委员会，在县街道出大字报，贴漫画，开所谓“农代会”等等，但都无济于事。眼看县革委会要成立了，捍卫军几个头头、骨干干着急却无法可想，有些人就提议：软的、文的不行来硬的、武的，有的不同意，认为这样无济于事，即使把“三结合筹备处”大会会台轰了，不等于把革委会轰了，捍卫军顶多只能推迟开大会的日期，而动武轰炸必然造成严重恶果。
3月4日早晨，捍卫军这些头头听到消息，说是省上并没有批准户县革委会，还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他们就认为还有“挽救”的“一线希望”。于是，就开了个临时会议。传达了省上没批的消息，研究捍卫军下步应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共有二、三十名。大家一致提议动武，事不宜迟，再犹豫就坐失良机。动武的目标是轰“三结合筹备处”和体育场大会台。原则是抢材料，破坏大会设备，尽可能不要炸死炸伤人，目的是进一步造成舆论，表明户县广大革命群众对“三结合促进会” 搞的革委会很不满意 ，一则引起群众的怀疑和反对，二则引起省支左委员会的重视和调查，从而达到捍卫军复起的目的。
到了晚上，捍卫军骨干又进一步作了研究，具体分了工。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轰“三结合筹备处”,其中有姚灵辉、屈彦、屈振明、王炳元。另一个组轰体育场大会台，其中有孙德才、樊长明、李德印。
当晚，捍卫军的骨干分子纷纷翻墙到王顺山家准备，带的有、手榴弹、炸药包等。并约定：先轰体育场；体育场炸响后，“筹备处”这边再干。边研究、边包炸药包，到准备好，已经东方发白了，就先后出发行动。
却说到体育场去的这个组，到后发现大会台上睡着十几名解放军，旁边还有几名游动哨，根本没法接近，就给台子一边没人处投了一颗手榴弹，也没响。几个人绕着体育场南侧，到原县委南墙外，给原县委后院撂了一个炸药包，轰的一声响了。 那炸“筹备处”的一组这边等体育场的响声等不见，看看天明了，再也等不下去，就给“筹备处”房子山墙外燃放了一个炸药包，撤了回来。
1968年3月6日，县城锣鼓喧天，召开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捍卫军骨干在大街上散发了几百份传单，在传单中“揭露”所谓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底底”，还准备利用大会作讲坛，当众“揭露所谓户县革命委员会的底”，因周围警戒严密，未能得逞。大会还未结束，捍卫军就在街道几处贴出了第二天要揪斗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三反分子安生高”的海报，有意给革委会脸上抹黑。捍卫军还详详细细、周到备至地列了所谓十个问题，写成大字报，公开地向革委会提了出来。
捍卫军的行为遭到反击，街道出现了多幅反击的大字报、巨幅标语， 23个系统单位举行反击大游行。捍卫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但还写了《向……还击》、《问有关安生高的五个问题》、《……再说一气子》、《避难声明》、《户境言法》、《答记者问》、《连珠炮》等材料，向围剿者还击。
那《户境言法》这样写道：
开场白：察言观色，必须神会，代圣言法，冀君免罪。
一、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革命委员会好，好得很！决不能有任何不满，任何腹诽，任何意见。连提出疑问，例如，问户县革命委员会是怎么几个腿子？怎么个来历？现在是怎样个样子？有些什么人手？等等，都是完全不适当的。否则，便是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就是反对新生事物——红色政权，就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刮右倾翻案妖风，替何勤如、曹文青翻案！
二、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武装部和伟大的驻户031部队支左支得好！支的特好！一点没支派，没支一点派！只许相信、学习、依靠、拥戴他们，决不准有任何不满情绪或意见！即使他们不给你们平反，叫你们解散，用宣传车放毒，用枪托打人，用皮鞋踢嘴，也应该顺之、从之，听之受之，泰然处之，死都不要吭声！否则，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是蓄谋毁坏我们伟大的长城。
三、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安生高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干部，是户县革命三结合的第一号良种，见了他要毕恭毕敬，提起他要满口称颂。至于为什么要中国敏感词过滤他，现在又要结合他的道理，他究竟是一个什么货色的问题，根本是问不得的！否则谁若还敢对这位第一书记、兼主任有所不满，……那他就是不知好歹，无法无天，就是反对革命领导干部，就是反对革命委员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四、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的全县大联合搞得好，好的太！一点没凑合！只许说现在户县革命委员会里的组织都是革命左派。不管他们的作为怎样，都是响当当！如若他们向谁发动进攻，谁就是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谁就只有服服帖帖的义务，绝没有辩论的权利！否则便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便是你垂死的挣扎，便是破坏大联合，重新造分裂……
五、任何群众、任何组织，只许说户县的形势大好，特好！没有一点不好！户县是一个红彤彤的角落，是一个不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的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了，乌龟、王八一个不剩地揪出来了！决不能有不同的看法！……否则，他自己就是乌龟、王八、残渣余孽、孝子贤孙、走狗爪牙，就是大逆不道的匪类、非砸不可的狗头，就是一股中国敏感词过滤复辟的逆流。
……
捍卫军前后坚持了20来天，寡不敌众，加之城关镇及全县的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了，看风头不对，捍卫军一干人纷纷跑到西安，投靠西安工总司。
到了6月，捍卫军内仍坚持活动的头头与户县地区处于弱势的另外七个“革命组织”（“户县工造司”、“户县农造司”、“户县中革联”、“森工临”、惠安“统指”、余下三工区“大联委”、地质八队“红色造反队”）相互串联，借地交大西安工总司令部成立了“户县地区联防指挥部”，简称“户联指”，设有正付司令，司令是“森工临”的苏训瑞，副司令是惠安“统指”的王坤、“户县工造司”的唐义平、“户捍司”的吴安民、“户县中革联”的任继汉，指挥部驻西安交大。“户联指”成立后，提出“杀回户县、杀回惠安，彻底打破户兵团、惠安工联一派独霸的局面”的斗争口号，先后策划和组织了县内外几次抢枪和武斗事件，都没有得逞。
却说那捍卫军司令王顺山这时从沈阳回来，便和吴安民及一些骨干，在西安“陕工总”楼下王顺山所住的房子里开会，总结了捍卫军失败的“教训”，认为是：
捍卫军太右倾，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对方砸自己，自己不敢反砸，人家动武，自己不敢还手，参照西安、外地的经验“敢”字当头，才有前途，“怕”字当头，万事俱休。干革命，要“听话”，还要“不听话”，一些有名的组织从弱到强，从一无所有到掌握大权，都是硬干、大干出来的。
捍卫军骨干们认为，现在想“像样的” 回到户县，只有武装斗争一条“明路” ，而当务之急就是弄***，弄***主要靠在户县地区民兵手里弄，但先得有一批“引子”，在外地或借、或挣，搞一批**，以作在户县抢枪时壮胆、护身之用。为此，捍卫军曾向“陕工总”、“兴平联总”，乾县一个农民组织伸手借过，但都一无所得。后来，听说泾阳县永乐店502 军火库被打开，***很多，便也想去捞一把。“侦察”了一回，摸不着门路，随后便借“临潼农总司”名义，投奔“泾阳红指”帐下，通过卖命搞***，向对方表示愿尽力卖命，遂被收留。
捍卫军去泾阳参加武斗的人，共有十多名，第一批去的有：吴安民、姚凌辉、王炳元、王崇本、赵忠义、童成林……后来先后个别去的有：卫平、王中南、王顺山、张济元、王天运、孙德财、訾玉、宁振海等人。
王顺山在“泾阳红指”担任参谋工作，负责审查俘虏，监修防御工事。王炳元、姚凌辉、王崇本、吴安民在三支队当队员。后来，户县地区几个组织在泾阳合伙成立了一个武斗班子。王炳元当了这个班子的头目，其他成员给人家站岗放哨。
此后，这一干人便随“泾阳红指”参加了泾阳县“一打金柳村，再打金柳村，三打永乐店”的武斗。6月10日晚，首次攻打县城北边的金柳村，在等待时，捍卫军骨干姚凌辉在一草窝中睡着了，大家撤退时未找到他，就撤走了。天明时，他醒来后被对方巡逻哨兵发现，就向他开枪。他大腿中一弹，未死，对方冲上来后又向其后脑打了一枪，姚凌辉当场毙命（24岁，户县大王东人）。
参加泾阳武斗后，捍卫军以一条人命换回的*****共计有：5把、、冲锋枪七、八支，手榴弹五、六十枚（多数不响）。根据“户联指”的指令，武斗班子——“户县支队” 成立了，队长王炳元。带着***，转至兴平，在渭河对岸的陈皮村住下，开始挑起武斗，先后制造了在永安滩打伤民兵，在渭丰公社抢枪，在永安滩打宣传队的事件。
1968年7月中旬的某天晚上，“户县支队”头头王炳元为了摸摸县上在渭河滩一线的防御布置情况，抖抖户联指以及他本人的威风，同时也为了看看家（永安滩），到兴平的第二天，便领着吴治水、屈善玲和张济元，到永安滩进行所谓“侦察”，携带的***有：冲锋枪一支，三支。
这四个人到永安滩后，就住在王炳元的家里。第二天没有发生什么事。第二天晚上的半夜，涝店公社组织的二、三百名民兵，将王炳元的家包围了起来。王炳元、吴治水被民兵截到二队的场里。民兵呐喊叫王炳元缴械投降，王炳元要民兵给自己留路脱身，并警告说，如果硬要为难，他就要开枪了。民兵不让，并用铁锨向王炳元的身上铲来。王炳元便向民兵开了枪。吴治水也打了一枪，各打伤民兵一名。民兵闪开，他们急忙狼狈逃窜。屈善玲在民兵包围后，钻到玉米地里，在一个坟堆后藏身，民兵发现他后，他也开了枪，但没有打响，把扳机扣了又扣，终于响了一枪，没有打伤人，民兵闪开，便也脱身逃回。张济元钻到玉米地里，被吓瘫痪了，被民兵连人带枪抓获。民兵还从王炳元家里搜出了一支。据事后了解，被打伤的两名民兵是谭家滩人。
1968年7月28日上午，“森工临”成员李根旺从他村渭曲坊淌过渭河，找到“户县支队”报告说：渭丰公社住有民兵，人数只有十数八个，有三、四支，两支半自动。“户县支队”头头吴安民便和王炳元、孙德才一起，把李根旺叫到跟前，仔细问了一遍，觉得李是就地人，这情报可靠，既然准备抢枪，这就是好目标，不能失去机会，便召集各武斗小组组长（杨明权、李富科、吴治水、王汉章、王清风、訾玉、何允文、王崇本等）开会，经过讨论，决定马上动手。为了取得兴平“联总”的支援，会后由王炳元去“联总”司令部（驻扎阜寨）报告。半下午，王炳元回来说，他去见到“联总”头头之一——王志刚，“联总”同意并支持这次行动，他们的人手天黑前就来。于是，“户县支队”头头又召集各组长，传达了“联总”的意见，确定当晚就干。出动的人员，由队员自报，各组确定。除“联总”支援人员外，“户县支队”共出动15人，由王炳元指挥，孙德才，“联总”的安崇义协助。作了这样安排：前边一个侦察组，由孙德才、安崇义和李根旺组成，李根旺负责带路，介绍地形；后边是战斗组，由王炳元带队。
果然，天黑前“联总” 10名支援人员由安崇义带着来了，加在一起共是25人。携带的***有：半自动、冲锋枪、七六二，七九，等20来件。此外，还有十几枚手榴弹，一把马刀。
临出发，王炳元作了具体布置：吴安民进行了政治动员，说：这次行动是“户县支队”的第一次正式行动，要创个“开门红”，为今后的胜利打下良好的基础。大家要争口气，只许干成，不许失败！
却说当时户县早已风传兴平“武工队”要到渭丰坳河村一带枪抢，渭沣公社干部作了严密防守，抽调民兵组成“保卫公社战斗队”，密定了口令，布防于公社机关周围。凌晨一时许，“户县支队”侦察组在离公社所在地不远时，被高度警惕的公社民兵岗哨发现了。哨兵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不回答，问了几声，仍不回答。公社里头的人对哨兵说，既然问了几遍不回答，就开枪！孙德才等一听这话，认为再不能犹豫，便首先开枪，哨兵接着还了枪。在后边跟进的“户县支队”战斗组听见前边接火了，没等指挥员王炳元发令，就发起冲锋，乱干开了。一部分人越墙进了公社的院子，与房里的民兵对打。大部分人在墙外盲目地乱放枪。由于互相不摸实底，房里民兵不好出来，抢枪的人也不敢进房子；给房里撂了几枚手榴弹，只响了一两枚。元村各大队的干部听见激烈的枪声，立即开起广播，在大喇叭上大喊赶快保卫公社，包围抢枪的人。
双方互相对峙了十来分钟，“户县支队”几个人被打死打伤，局面越来越不利。加之县上武卫汽车从南边开来了，“户县支队”头头见此境况，遂命令迅速撤离。第二天早晨公社民兵将受重伤的“户县支队”队员李根旺抓获，审讯中死亡。公社民兵薄大致和“户县支队”一名队员被打伤，兴平“联总”的李济和，向大王镇方向逃走，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县。 “户县支队”没有抢到枪械，反而丢失了“七九”和“七二六”各一支。
“户县支队”去抢枪的人丢下死的，背着伤的，急速撤退，三三两两，各奔渭河北岸，有的天明回来，有的半上午回来，还有的一直没回来。这次事件的后果十分严重： “户县支队”李根旺、何允文被打死，一名被打伤。那何允文是蒋村洪庵人，原是一名教师；李根旺是渭丰公社渭北大队人，原是驻户单位“森工一处”工人，乃“森工临”成员，“森工临”失势，遂投奔捍卫军。此次不辞辛劳，过河报告消息，又返回作过河卒，未料身死非命，实在可悲可叹！
抢枪第二天的下午，“户县支队”在兴平驻地小学的院子，进行“战斗总结”：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次失败了，下次再干，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失败乃成功之母”。革命就是通过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条道路前进的。
1968年8月10日，“户县支队”头头王炳元的女人从永安滩过河来到陈皮村，从她口中得知县上和涝店公社派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永安滩宣传“七二三”布告，“户县支队”认为宣传布告是幌子，实际是专门跟捍卫军作对的，于是，便决定将他们赶走以便夺取和巩固永安滩这个滩头阵地。王炳元带着吴治水、王清风、安崇义等一干人，荷枪实弹，扑过河来。宣传队听说“户县支队”来了，便隐藏起来。当王炳元等人向西边几个生产队走去之后，宣传队决定主动撤走，队长何艾珠和另一个人正推着自行车往村外走，被王炳元等发现了。王炳元便向他们头顶上放枪，他们只好撂下车子和行李，钻进玉米地里。车子和行李，被“户县支队”当作战利品推走。得悉永安滩有武斗的报告，户县革委会便派出部队，包围了永安滩，抓捕武斗分子，但进村以后发现“户县支队”众人早已逃之夭夭。
却说那户县革委会在执行“七二三”、“七二四”布告过程中，加大了对“户县支队”的追捕，8月15日早晨，蜷缩在兴平安家堡的“户县支队”成员面对新形势已不知如何是好，经商量吴安民去西安交大请示“户县支队”怎么办？吴安民走后，驻兴平支左部队8157部队宣传队就来到安家堡，宣传《七．二四布告》，过了几个小时，户县031部队也过了河，收缴了户县支队的枪械**，捍卫军骨干基本都被抓获。吴安民在8月17日回到安家堡，即被留守部队宣布拘留；司令王顺山8月17日跑到沈阳市避难，被当地专政指挥部拘留，最终也被抓了回来。捍卫军及“户县支队”全部解体，“户县地区联防指挥部”也最终瓦解。
那捍卫军政委吴安民在进监后，并不服软，还写过《抗议书》和《安生高十大罪状》，还于1969年4月8日在监狱写下《三点要求》：
毛主席语录
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两点要求
公安机关军管小组并转有关领导部门：
我谨代表户联指、捍卫军，郑重提出下列要求，望及时予以答复和解决。
一、立即恢复我组织在押成员的自由，以便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的人还被抄家、示众）的道理及结论；
二、认真为我组织和我个人进行平反，偿还损失，处理有关问题。
人被长期关押，但罪名难定。王顺山在被关押近3年之久，1971年2月因心脏病严重被教育释放，但申述不断，1973年5月8日，户县革委会政法组又决定改“教育释放”为“无罪释放”；王仍申述，1979年3月3日，户县公安局又作出复查处理决定：
王顺山同志，男，现年66岁，现住户县城关北街，系退休革命军人。
六八年九月四日曾因对抗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罪被原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依法拘留。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教育释放，一九七三年五月八日改为无罪释放，恢复党籍，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除未在原范围内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外，拘留时和多次批斗中，强加在王顺山同志身上的“日伪汉奸”、“宪兵队长”、“黑协军”、“叛徒”、“特务”、“兵痞”、“流氓”等不实之词也未彻底澄清，给王顺山同志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经复查研究决定：
1、王顺山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受资产阶级派性影响，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属批评教育问题，依法拘留、多次批斗是错误的。
2、对拘留和多次批斗中给王顺山同志强加的“日伪汉奸”、“宪兵队长”、“黑协军”、“叛徒”、“特务”、“兵痞”、“流氓”等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装入本人档案的一切诬蔑不实材料，应予清理销毁。
3、在原来所涉及的范围给予公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捍卫军政委吴安民，1968年8月17日被户县革委会群众专政指挥部先行“专政”，后又转送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关押，先后提审过30多次。一直到1971年3月11日，因肺病严重，被戴上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3月22日，才给他补办了拘留手续，随即释放回家。吴安民是甘河公社元驾村人，回村后，元驾大队革委会作出了《关于对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吴安民的六条规定》，要求严格遵守，否则以抗拒改造论处。
吴安民并不屈服，不断申诉，户县公安局于1979年3月3日决定：撤销了给吴安民所带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帽子。但吴安民还不服，继续申诉，户县公安局又在1980年9月18日重新作出决定，认为：
对吴安民原戴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确属不当，予以撤销外；吴安民在”文化大革命”中虽有一般性错误，但未构成犯罪。原公安机关军管组1968年8月16日接受群专部对吴的专政、关押，及在1971年3月11日决定释放后，又给吴安民补办拘留手续，进行释放，也是错误的。
故决定：除维持对吴安民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帽子予以撤销外，因对吴安民的接收关押，违反国家政策规定，故应宣布无效。
其他被关押过的捍卫军人员，也先后获释，程度不同的进行了平反。至此，捍卫军案件才最终尘埃落定，那吴安民在这前后，因原在部队为其改为转业，于1980年3月恢复工作权利，被分配在亲渡镇、白庙乡政府工作，评价甚好。在1995年退休，之后当了一名法律工作者，此是后话不提。
正是：
懵懂莽撞闹“革命”，枪林弹雨去撞风！
舍得一身蛾扑火，回首望时却是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各帮派争权夺利 女社员平步青云
诗云：
“文革”十年折腾多，却将岁月空蹉跎。
待到曲终人散尽，方醒一支梦南柯。
却说就在那各帮各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开交的时候，一位农村劳动妇女却悄然走入人们的视线，她就是户县苍游公社双永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凤琴。1968 年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凤琴的名字赫然列在副主任的名单中，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七十年代，王凤琴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朴实、勤劳，刚好符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一跃登上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高位，而且奇迹般地度过了那复杂、多变的年代，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王凤琴原籍陕西山阳县，出生于1935年，4岁随父亲王奎一路要饭到了户县，落脚在户县永盛庄（现属苍游乡。50年代，永盛庄、双合庄两村合并，就叫双永大队，现双永村）。
王凤琴小时家庭十分贫困，没上过一天学。1953年，父亲以20捆棉花的价格，把她嫁到了大王东村。丈夫李怀仁1954年就到兰州当兵去了，她在家支撑着一切——给人套磨子磨面，做农活，做家务。
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了王凤琴一个很好的大舞台，当时家庭根本不愿入社，王凤琴坚持要加入，家庭内部一直在斗争，终于在1957年入了社。入社以后，王凤琴一心扑在了集体的事业上，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修河网、在炉丹村炼铁，做饭、背石头，什么活累她都扑着、抢着干，被评为模范，很快就崭露头脚，引起党组织和政府的注意。1959年，在大兴水利的又一运动中，户县承担着修运渠河的任务（现在来看，这是一个浪费大量劳力、物力的工程，要把运渠河挖开，一直挖到西安），实行了高度的军事化管理，大王是四营，营长是史学礼，王凤琴担任副营长。
在那艰苦的劳动中，王凤琴从不叫苦，总是扑着头干活。在这一年，经史学礼介绍，户县县委副书记王效维主持，她在火热的工地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程结束后，王凤琴回到大王东大队，担任大队监察主任，1960年担任大王东大队副书记。
此后，在面对三年困难的斗争中，王凤琴不断获得各种荣誉——军属模范、妇女模范等，并担任了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省党代表、省贫协委员等职。
1964年，王凤琴继母去世，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她谢绝了大王东村干部的挽留，回到了苍游人民公社双永大队，这时候又一场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她随即被任命为大队社教工作组成员，1965年社教后期担任了双永大队支部书记。
如果历史就这样下去，王凤琴就是一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然而一场长达十年的历史浩劫一下子就把她推向风口浪尖。196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卷来的时候，王凤琴像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一样，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中国敏感词过滤。但时间不长，她又担任了“抓革命，促生产”小组的组长，这年冬天，她拼着命带领大家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起早摸黑，把三百亩地的一个大深坑平成了旱涝保收的好地，能种水稻。这使她一下子出了名，省上领导苏锦章（军区副司令员）和徐山林（省委秘书长）亲自带领干部来参观。一天，王凤琴正在地里拉粪，被紧急派来的专车拉到西安，省上连夜成立写作班子，由王凤琴口述，进行录音，写作班子进行记录整理，将王凤琴如何带领大家进行平整土地的事迹整理成一篇报告，在召开的全省“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作为重要文件下发全省，《人民日报》还作了专门报道。
1967年，中华大地一片混乱，上海“一月风暴”迅速波及陕西，到处都在夺权，全省特别是西安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此后，陕西各地不断发生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军火、破坏交通，抢银行、仓库、档案机要文件库等违法事件，使两派之间的打、砸、抢等武斗行为，日益蔓延和扩大。这个时候，王凤琴已成为未来的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备用人选，但他没有半点升任高官的欣喜感觉，而是感到十分压抑和颤惕。1968年2月，王凤琴和省上领导胡炜、李瑞山、黄经耀、肖纯以及两派的头头到北京，准备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调解，但受到派性阻挠，上不了飞机，只得改坐火车。车到孟塬车站又逢武斗，车上保护的部队战士只得下车阻止，才勉强通过，到达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一直在北京21天。在北京这20多天的日子里，两派争论斗争十分激烈，周总理几次接见陕西领导和两派代表。23日，他在接见一派组织代表时指出：“革命的打、砸、抢好的很的口号是错误的！”3月2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两派组织代表时，一个个点名，不准搞派性。他再一次指出：“打、砸、抢是错误的！” 在周总理的强力干预下，在第21天，两派才终于达成“革命的大联合”协议。期间，王凤琴曾三次见到周总理，周总理亲切地对她说：“你叫王风琴。你是劳动人民，不要脱离劳动，不要脱离群众！”
1968年，全国各地“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一大批“火箭干部”和造反派人物当上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王凤琴也遇上了这个历史机遇，3月份户县革委会成立，她当上了户县革委会常委。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王凤琴顺利地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工总和工联这两派在多方协调下，两派头头如工总的李世英、马希圣，工联的张培信、杨梦云、孙富林等都当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但他们仍是水火不容，斗争特别厉害。王凤琴一下子和这些人站在了一起，心一下子揪紧了，感到非常压抑和不安，常常不知所措。但她牢牢记住不能搞派性、不能脱离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原则，从不多说一句话。一次，省上通知她到西安开会，但当她到达的时候，却发现是派性会，就急忙离开会场。好在他在省革委会并没有具体分管的工作，还在大队劳动，只是省上开会才去参加，避免了许多麻烦。
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半期，是王凤琴一生最为风光的时期，但更多的是不安。他在1968年10月1日国庆19周年的时候，曾作为陕西代表，受邀登上天安门进行观礼活动。1969年，“文革”表面上已是“山河一片红”，实际暗潮涌动，大批老干部被中国敏感词过滤，全国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王凤琴作为九大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九大”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通过了林彪所作的主要鼓吹、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论证的政治报告，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这个报告歪曲事实，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竟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王凤琴在战栗和不安的心情下，接受和参与了大会的全部进程。大会结束后，5月1日，王凤琴和所有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国际劳动节。这期间，她还见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李先念亲切地送她两句话：“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这成为她终身的座右铭。
1972年，王凤琴虽然身任省革命委员副主任一职，但她又被任命为户县县委副书记，主要在基层工作。此后，她在惶惑、无所适从心理状态下以不安的目光，注视着“文化大革命”不断发生的不测事件，惊人心魄地感触了庐山会议和林彪叛逃事件的强震震波。
1974年中法通航，王凤琴荣幸地被选中作为副带队，带领51人坐首航班机到法国巴黎访问，这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她回国以后不久，就被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狂飙之中，也言不由衷地说过一些错误的话，伤害了一些老同志的感情。
1975年，王凤琴又被任命为咸阳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后还分管了一年多的组织和政法工作，她一直兢兢业业，谦虚请教，认真学习，工作还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乱子。
1976年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她感到既惊既喜，而又困惑不安。随着对过去极左路线的批判，她也感到了相当大的压力和不适应。
1978年冬，全国都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进行清查，户县县委也成立了清查办公室。经省委同意，王凤琴也被召回户县做检查。在20多天的清查会议时间里，王凤琴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反思，她深刻地对自己多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的一些左的言行作了检查，并作了诚挚的检讨。取得了户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谅解。1979年春地委的清查会议上，她再次诚恳地作了检查，一次过关。会后，她向地委领导余明提出请求，希望回农村基层工作，经过地委同意，她卸掉了省、地、县所有职务，重新回到户县双永大队任党支部书记。
却说王凤琴回到家乡，一年后，组织终于对她有了一个符合实际的评价，要给她重新安排工作，经过酝酿，准备派她到咸阳地区种籽公司任职，在征询她意见时，她坚决不同意做正职，最终被任命为副经理。
王凤琴终于从那风云变幻、云谲波诡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以轻松的心情努力干着她比较熟悉的工作，尊重领导，团结同志，热心帮助他人。
王凤琴退休后，仍热情地关心公司工作，在党支部非常活跃，帮助困难同志，调节家庭、同志之间的纠纷，同志们有大小事也都喜欢去找她。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王凤琴如鱼得水，并没有被曾是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个身份所羁绊，亲自在咸阳租了门面房，请了秦镇把式阎振海卖秦镇凉皮，给没有工作的儿媳带了一个个体劳动的好头，引得咸阳群众相约去参观品尝，一时传为美谈。
王凤琴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她的个人历史和共和国的历史紧密相连，从一个角度来说，她的历史也可说是共和国的历史见证。王凤琴也从虚无缥缈的天上回到了人间，她并没有被她所处的年代的政治风云所撕裂，所粉碎，脚踏在了实地上，是非常幸运的。她现在过着幸福的晚年。此是后话不表。
诗云：
狂风恶雨浪正遒，也思热血写春秋。
谁知劳苦农家女，一朝登台傍龙头？
且看下回。
第十回 “森工东方红”头目跋扈 城关东关村队长饮弹
诗云：
满口“革命”逞凶狂，忘乎所以恶似狼。
待到枷锁牢狱后，方悟一枕梦黄梁 。
却说户县驻户单位陕西省森林工业第一处（以下简称森工一处）在“文革”中形成两大派：“森工东方红”和“森工临”，双方为了争权，闹得鸡犬不宁，就是一个乱象显例。
却说那“森工东方红”的一个头头石永相，是陕北佳县金明寺公社石家湾大队人，时年32岁。他生性争强好胜，在1964年铜川市徐家沟建井队当工人时，因行凶打人被开除公职。1965年又到地处户县的陕西省森工一处当临时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石永相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以他的敢打、敢闹、敢造反，很快就当上了 “森工东方红”的副主任。这下子石永相更加如鱼得水，在“革命”、“造反”的口号下，横行无忌，无所不为，在批斗“走资派”和打击另一派组织——“森工临”时，非常坚决和凶悍。
“森工东方红”为了打垮对立派“森工临”，头头石永相想方设法抢夺、购买、自制***，还曾带领“革命战士”到县人委、秦镇公社、县武装部等处抢枪，又在绥德县买了一批枪，又锻打大刀100把、矛子500把，把本派武装了起来。
1968年1月6日晚，月黑风高，石永相带领 “森工东方红革命战士”翻越县人委大门，爬到人委大楼三楼，砸烂文教局门窗，将县体委保存在文教局的用于射击训练的10支和数百发子弹抢走。由于手有***，在几次武斗较量中，把另一派“森工临”打得七零八落，抱头鼠窜，纷纷逃离单位。
“森工东方红”为了抓捕“森工临”的人，无所不用其极，一次，他们开着吉普车在县东街追“森工临”的人，往车下撂炸药包，未想，摔包的人把包还未出手，却突然爆炸了，反把自己炸得面目全非，死于非命。
1968年元月7日（农历腊月初八），石永相主持本派开会，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去西安抓“森工临”的人，一路由他带领去余下张家堡抓“森工临”的党忠智。
当日深夜，石永相带领本派成员15人，到达张家堡党忠智家后门口，众人乱敲乱撞，喊叫开门，党忠智闭门不开，石永相等人一阵乱枪照后门打去，后门被打了几十个窟窿，党仍不开门。石永相一伙便绕至前门，强行破门而入。在手电筒照耀下，发现那党忠智正蜷缩在炕上，一伙“革命战士”要将党忠智从炕上强行拉起。那党忠智在炕上抓自己自卫用的手雷，黑夜中抓不着，被石永相等人拉下炕来拳打脚踢。党拼命挣扎，隔壁的两个兄弟闻声急忙赶来相救。石永相掏出“二八”盒子枪，朝党大腿就是一枪，枪声震慑了那二兄弟，未敢再上前。党忠智腿被击伤，被石永相等人强行抬出门外，撂在汽车上，用军大衣裹住，押回单位（现森工医院驻地）。
在张家堡事件的当天晚上，森工“东方红”另一路人马持枪直扑西安，也大获全胜，抓回“森工临”另一批成员。“森工东方红”深夜到村子抓人，激怒了群众。第二天，党忠智的家属和张家堡几百名群众蜂拥而至县城，到森工“东方红”驻地要人。县城里的群众也赶来助威，一时人山人海，群情激昂。森工“东方红”早在其驻地周围栽上了铁丝网，其成员手持刀枪心惊胆颤地守卫在楼上，如临大敌，紧张对峙。县武装部闻讯急忙派人到现场调解，但无效果。见群情汹涌，石永相在楼前沙包上架起机枪，还跑到楼上命人向楼前摔炸药包，吓唬群众。一连摔了几个炸药包，才震慑住。僵持了大半天，午后村民们才陆续离去。
1968年3月6日户县革委会成立，与森工“东方红”观点相同的“户兵团”掌权，森工“东方红”头头石永相有恃无恐，更加狂妄。
1968年6月12日，农村正在紧张地进行“三夏”抢收，石永相带领本派“革命战士”携带，在户县城郊公社东关大队第四生产队（南宅村）麦茬地里学开汽车，正在兴头上，不料一时不慎，汽车将兰字931部队一根专用电话线杆撞斜，致上边一根线脱担，被正在麦场上碾收麦子的生产队长王忠贤发现。要说这电线杆也不是生产队的财产，但“森工东方红”早已臭名昭著，今天来的那些“革命战士”又非常狂妄，那队长王忠贤早已装了一肚子气，见这伙人将电杆撞斜，便将汽车挡住，要求赔修公物，许多社员也围拢来要求赔偿。石永相面对农民群众，革命威风无法发泄，便急叫人回处求援，一下子叫来了30多人，企图以武力逼社员就范。但农民社员更多，纷纷指责他们，争执中还将他手下人叫薛应生的打伤。见讨不到便宜，石永相只得带领手下人搀扶着那受伤的薛应生狼狈退回。社员群众将汽车推回办公室扣押，为了防备“东方红”来抢，将汽车分线盒、打火头、电瓶等零件卸掉分别存放。
石永相等人回去后，气不打一处来，先去找公社协商未果。14日上午，听人说东关大队社员群众忙于收麦，村内无人，趁机带领30余人到村去抢汽车，见无人看守，便推倒墙强行将汽车拖回。发现零件被卸，石永相觉得大大丢了面子，便向大队下了一份强硬照会，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文化革命越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越是激烈。
照 会
南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们：你们听着！“六一二”事件是你们一手策划安排的。所以，你们应承担以下全部责任：
一、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并承认扣押我们的汽车、扣押殴打我们的人是违反“六六”、“九五”通令、违反西安市、省革委会、西安警备区第一号通令，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二、你们打伤的我方薛应生同志，你们应当负担全部的药费和工资，并向其道歉。
三、赔偿一切汽车上损失和私人损失。
以上三条限你们於今晚十一点前做出答复，否则，我们将采取有力的革命行动措施。
这个照会毫无结果，石永相便在下午纠集30余名“革命战士”，全副武装，气势汹汹来到东关大队，窜街进巷，持枪大喊要找队长。青年社员张天成、年近七十岁的社员康丙彦因未给找队长，均遭到石永相毒打。石永相大声叫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告诉你们队长，把汽车零件如送不回来，把你们村子要炸平！”在他的带领下逢人就打，社员范文忠、韩清林、曹户记、徐青莲等都被无辜毒打。
这时，闻讯急忙从远处赶来几十名社员群众，呼啸着向这边跑来，队长王忠贤手举“红宝书”（指《毛主席语录》），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一面大喊不要打人，跑在前边。眼看就要被群众包围，石永相一看阵势不好，心知没有好果子吃，便凶相毕露，抬手用“五四”式就打，将王忠贤中国敏感词过滤在水渠边的麦茬地里，腹部穿通，当下身亡。社员群众见状气怒万分，蜂拥而上，与这些“革命战士”扭打在一起。此间，社员赵满堂从这些人手中夺得自造小口径一支，在反夺枪时，石永相带来的“革命战士”陈魁玉又开枪将赵中国敏感词过滤在麦地里，左胸上侧穿通，后经急送医院抢救，方才保住生命，石永相带领众“革命战士”狼狈撤回。
却说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社员群众极大气愤，自发抬尸游行，冲击刚成立的县革命委员会，要求严惩凶手。14日下午，东关大队上千群众抬着王忠贤的尸体，乱哄哄闯进县革委会，与准备外出的革委会主任安生高相遇，便抓住不放，涌进革委会保卫组房子，要求处理打死人事件。一直闹到傍晚，东关大队等派出代表，在革委会二楼会议室研究处理此事。群众去后，尸体仍在一楼中间放着。当晚，达成以下几点：
1、对“森工东方红”打死王忠贤生产队长之事，县革委要派人查究，待弄清事实后，实事求是的处理；
2、王忠贤尸体由县革委会出钱，东关大队出面埋葬。
第二天，县革委会在县木器社借到一副棺木，在百货公司买了一些衣服，东关大队把人埋了。但县革委会掌权的造反的人们却对把死者拉到革委会十分反感，认为这一事件是南宅（东关大队）一小撮坏人挑起来的，是把矛头对准红色政权——户县革命委员会，将此事定为冲击红色政权的“六.一四”事件，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宣布，明确提出要在该队抓坏人。革委会一个副主任第二天到城郊公社召开社、队干部会，传达县革委会的决定，并提出要抓出“六.一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要抓坏人。广大干部对这一做法十分气愤，公开反对和质问，但革委会还是派宣传队两次去东关大队找坏人，遭到干部、群众的冷遇。由于找不出什么坏人，就把此事放下，拖延不办。还因此事罢了革委会保卫组组长的官，让去祖庵公社当社员，后又让其进了五、七干校进行审查。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仍处于相当的混乱局面，石永相一时逃脱了惩罚。
1968年下半年，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下发，省革命委员会也向森工一处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石永相的问题也开始被追究，但一直未作出处理，直到1970年“一批双打”运动开始后，石永相才被作为杀人凶手逮捕入监。
在监中石永相对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称自己打死人是无意的，是在武斗中打死人等，但这些理由都被痛加驳斥：
打死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打死人命是客观存在；属于武斗中打死人的问题，不是事实，因为你所在单位和南宅大队没有发生武斗；同时你们去后，生产队长王忠贤没有持枪，而是手举红宝书口喊：“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向你，也没有向你们的人武斗，你说的武斗中打死人，不是事实，这点向你指出，不能成立！
石永相又辩解说，他是组织派去的。但又被驳斥得哑口无言：组织没有叫你去后开枪打人！
1970年11月24日，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作了判决：
杀人犯石永相，思想极端反动，前因毒打群众，被开除回家，但不思悔改，后又混进我革命队伍。1968年以来，中国敏感词过滤气焰十分嚣张，竟在光天之下，开枪杀害我手举红宝书、口喊毛主席万岁的贫农生产队长王忠贤，实属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据此，依法判处杀人犯石永相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12月13日，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户县县城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时近中午，体育场外，人头攒动，等着公判大会后将罪犯拉出行刑。会后，警笛大作，一辆辆警车鱼贯而出，中间大车上押着一名30多岁的年轻犯人，在武警护持下，形容惨淡，面无人色。警车向南走了有二里多路，在吕公寨西的战备路口，设下了刑场。一声清脆的枪声，罪犯倒地，污血沾染在绿色的麦苗上，这个死刑犯就是石永相。
石永相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倒在潮湿的土地上，在那贫穷的年代，他脚上穿的一双翻毛皮靴还被人扒了下来。他是那个特殊年代培育并葬送掉的一个人。
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不信但看檐前水，点点滴在旧窝池。
且看下回。
第十一回 社镇学习干部受难 补订成份百姓遭殃
诗曰：
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红旗舞东风。
运动迭起雪搅雨，兴无灭资“敌人”惊。
却说1968年3月6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批准，户县革命委员会暨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自然是部队青睐的“户兵团”掌权，那“户红联”则被彻底抛弃。此后，各社镇和县级事企业单位也相继建立起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对稳定社会局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两大“革命组织”迅速归于云烟，武斗事件也渐平息，然而，革委会内一些打、砸、抢分子也隐身其中。其成立后，结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连续进行许多极左之事，如举行社镇学习班、迫害老干部、诬蔑地下党、大规模补订成份等等，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户县革委会成立后做了几件有影响的大事，4月30日，开展向贫下中农、烈军属、农村基层干部赠发“红宝书”活动，月余时间给全县54380户贫下中农赠发《毛主席语录》54800册、“老三篇”54830册；给农村基层干部赠发《毛泽东选集》28250册。发动各单位及农村社、队都设“忠”字堂，每日早晚、会前、上工前，家家户户都要进行“敬祝”活动，称为：“早请示，晚汇报”。5月，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由贫下中农管理，中学交公社管理。小学教师待遇改为工分加补贴，实行民办公助，吃农业口粮。5月25日 ，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公社、大队和事企业单位也都成立了“专政队”或“专政组”，对被审查的干部、群众和原定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中国敏感词过滤、坏分子、右派分子）当作“死老虎”统统揪出，采取罚、关、打、骂等手段，进行逼、供、讯。6月27日至30日，县革委会召开第4次全委（扩大）会议，部署在全县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8月至9月中旬，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为目标的社镇学习班，一些已结合的老干部又重新被批斗。6月8日 户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文革”组主持革命批判展览，绘制了县、社镇七十多位领导干部的所谓“群丑图”进行展览。秋，将补订漏划地主、富农成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列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全县掀起补订地主、富农成份突击运动。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七人组成的审批小组（有时组内二、三人也可以进行审批）。仅54天时间，全县就补订地主、富农1540户。在户县革命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10月中旬，把那些未结合的干部下放劳动，办“五•七”干校，分别建立了桦林湾、腊家滩两个连队，共计280人，其中批斗对象64人。12月5日 “户县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干校在腊家滩集中整修后，全面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怀疑、审查和专政的对象，占到总人数的30％左右。
这里来说说社镇干部学习班。1968年8月下旬，户县革委会在县人民会场（即文庙）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 为内容的“社镇干部学习班”，又一轮迫害开始进行。这次学习班虽没有“文革”初期教师集训班那样的规模和戒备森严，但也是阶级斗争气息浓厚，令人心惊胆战。
这期学习班，按当时的说法，主要解决三个指向（斗争矛头指向红色政权、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命群众）和对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态度。要在斗争中树立刚诞生不久的红色政权的权威。学习班参加的人员全是公社干部，全县每个公社除留2名被认为是工作好的同志外，其余全体干部包括各社已经在本社揪出的所谓“走资派”、“坏头头”等全部参加。学习班划分为大约十个组，（两社为一组）此前各社自己已揪出的人现在全部集中在一起，没有参加各组的活动。所编的组，就是按照县上掌握各社主要领导成员的态度和问题大小搭配编组。
这次学习班是一次划线站队的学习班，名为学习中央文件，实是打击一大片，保护帮派利益，办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就有 11个公社的12名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被揪出进行批斗，有秦渡公社的杨志新、祖庵公社的张省德、牛东公社的王存孝，五竹公社的黄云龙、红旗公社的程尚斌等等。
却说光明公社的张炳林在“文革” 前是公社书记，文革初被中国敏感词过滤，革委会成立时未被结合为革委会主任，但已被“解放”，成了一名普通干部，为公社西片片长。因为“文革”前光明公社曾是县上“走资派”何勤如的“点”，此次学习班又上挂下联，将“走资派”张炳林又“专政”起来，接受审查和批判。在审查中，发现张炳林竟有一把，这成了极惊人的事！经追查，原来枪是公社武装干事赵志恒给的。张炳林曾是赵志恒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不错。赵志恒见张炳林白天黑夜在西片下乡，出于对老领导安全的考虑，便私下把自己保管的3支枪给了张一支，用作防身之用。本来，这只是一件违反管理的违纪行为，但在学习班中，这件事却被上纲上线，说得十分严重。那声色俱厉的责问，无限上纲的批判，使赵志恒背负了极大的政治压力。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和他打地铺在一起睡的公社革委会主任韩治中还劝他，不要有太大压力，但并没有对他产生效果。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赵志恒不见了。学习班派人四处寻找，但一直到学习班结束，始终未找见。到了第二年三、四月间，人们在县南关中学南面田地里的井中发现了一具尸体，打捞上来，肉身已全部化掉，只有骨殖、衣服。人们怀疑死者就是赵志恒，经通知赵的家属来辨认，尸体虽不能辨识，但看了衣服，那可怜的女人已痛哭失声。人们知道，赵志恒早已在学习班期间就自尽了……。
牛东公社革委会主任王存孝在会上被揪出，他的罪状是：队站错了。所谓“队站错了”是指革委会成立前，他所在的牛东公社24个大队除张五桥大队少数队倾向“户兵团”外，其余的大队都倾向“户红联”，这就被认为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指向解放军，穿新鞋走老路等等。王存孝对这些罪名坚不承认，领导这次“学习班”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多次在大小会上批评王存孝态度顽固，要王存孝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文章 。“学习班”把王存孝当阶级敌人对待，连续批斗、罚站、弯腰、拳打、不让睡觉，采取逼、压、诱的手段，要王存孝承认错误。王存孝由于受到多方折磨，加之内心气忿，引起胃病复发，但“学习班”不准去看病，致胃病越来越严重，痛的不能吃饭。一天吃早饭时，王存孝的胃病终于大发作，导致胃穿孔，疼得他在地上打滚，在场的同志都不敢管。有同志给那位副主任汇报，他还认为是装病。青年干部孙芒德不顾严酷的政治气氛，将王存孝用架子车拉到医院检查，那位副主任知道后指使人强行把王存孝又拉回会场，继续批判斗争。王存孝都休克了，还说他耍死狗。直到晚上，王存孝女人才不顾拦阻，把他拉到医院，经检查穿孔化脓，生命危险。给西安送已来不及，县医院那时很少作开腹手术，又无血源。一位大夫硬着头皮说，反正给西安送肯定死在路上，咱就当学手术呢。在那位大夫的主持下，勉强给王存孝动了手术，算把王存孝给救下了。那位副主任还不相信，派人到医院了解王存孝真的有病还是装病。王存孝虽保住了命，但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再来说说“民主补课”运动。所谓“民主补课”，是来源于60年代在陕西影响颇深的一个论点：“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是作为批判彭德怀、习仲勋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大罪状而提出来的，并不断强化、升级。早在1963年的社教运动中，全省就进行过一次“民主补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9月，陕西省革委会的掌权者胡炜等炮制了一个所谓“潼关县清队经验”，随后又利用省革委会名义，于12月12日至15日召开了“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潼关现场会议”，并在《陕西日报》作了报道和推广，广泛宣传和号召“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要求“把混入人民内部的地、富清理出来，是农村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项重要内容……没进行过点上“四清”的县、社，都可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普遍进行”。“民主补课”运动很快在全省开展起来。
1968年10月，为了取得“民主补课”的经验，户县革命委员会选定五竹公社周店大队为试点单位，组成了以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为队长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进村后，正逢毛泽东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发表，即决定马上进行整党，分为大学习、思想整顿、组织整顿等几个阶段。在思想整顿中，提出“火线练兵、火线整党”口号。要求村里每个党员都要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否则就不能恢复党组织生活。宣传队在会上大讲：“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搞‘民主补课’，咱们大家在此运动中要先走一步，给全县拿出典型。”宣传队引导大家学习《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特别是构成地、富的有关章节，组织群众反复学习。发动群众大胆怀疑、大胆揭发，并在村子成立专案组，分工包户、调查摸底，将全大队15户中农家庭财产进行了查封。准备就绪后，在宣传队的启发鼓动下，大队书记赵海云、大队长化振清“打击贫下中农、维护‘高成份’利益”等问题被揭发出来。有人还揭发赵海云的父亲赵成才解放前给地主李大收租子的问题以及他公开为彭德怀评功摆好、歌功颂德的现行反动言论问题；还有人揭发赵海云的母亲也有现行反动言论等问题。
宣传队在村里连续召开了批斗会，大队书记赵海云、大队长化振清以及被揭露出来的漏划地、富人员被押上会场接受批斗。个别宣传队员在批斗会上用手捺受批斗者的头，踢受批斗者的脚。宣传队又组织召开了贫下中农座谈会，组织外调，大会小会和本人对质落实。那位副主任经常亲临“指导”，抓得很紧。很快，周店大队整理出了6户漏划的地、富家庭材料，上报县委审批。
1968年12月5日，在户县革委会第41次常委会上，那位副主任在会上大讲：“准备在周店召开现场会，‘民主革命补课’要在12月掀起高潮，解决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好人民战争。” 他还讲了“民主补课” 划定农村阶级成份的土地“杠子”问题，大大的提高了土改时划定成份的标准。会上当场审批了周店大队化振海、化振清、化现，化义林、李世杰、赵成才共6户为地、富成份，原大队书记赵海云被订为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其家被订为地主，其父赵成才虽然已死，难逃罪责，也被订为地主分子；其母虽已年迈，也被订为地主分子。
1968年12月8日，户县革委会在五竹公社周店村召开了全县“清理阶级队伍民主补课现场会”，那位副主任在会上大讲：“户县民主革命极不彻底，漏划了大批地富成份，要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报告，办学习班，突出民主补课，大揭盖子，会内外要结合”。他强调说：“周店搞出了地主、富农，你们那里就没有？我就不相信！”“周店是这样，全县各队也不例外，必须进行‘民主补课’。”
会后，周店大队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宗族派性的干扰，补订成份还在继续进行，又补订了化三亭家为地主成份；原大队长化振清本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此后，各公社、大队陆续来周店参观、学习，周店也组织了“整党讲用团”，巡回宣讲，介绍经验。
1968年12月16日，户县革委会成立了“户县农村阶级成份审批小组”，正式在户县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补课”运动。在“地、富成份一定要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六、七、八”的规定下，补订成份可谓雷厉风行，到1968年12月底，全县共补订地、富成份1723户，连同以后个别零星订的，共为1743户（其中地主955户，富农779户）占土改及“文化大革命”前地、富成份总数1089户的159.2%。共没收补订地、富衣物、家具等财产价值约4600多元，房屋191间。真是时间短，成绩大，“民主补课”取得巨大的“胜利”。
却说户县“民主补课”中，其行动真如儿戏，普遍存在着大搞逼、供、讯现象，如玉蝉公社北斑、西伦大队，在和补订地、富对象谈话时，连打带骂，名曰让出去考虑问题，实为让其在室外受罚挨冻；有的搞假材料整人，如玉蝉公社玉蝉大队为给任树升补订成份，到三旗大队去找长工金文娃索取证明，那调查人根本没见到金本人，就自己写张证明材料，糊里糊涂由三旗大队盖章入卷定案；有的是帮派操纵，大打派仗，互相在对方组织里找地、富成份，如玉蝉大队的群众组织，均把对方帮派的一个头头家里订为地主和富农。还有的滥定地、富、资本家成份，县审批组将渭丰公社某大队刘吉通家补订为资本家成份，只有一份大队写的材料和公社的简单报告，既无本人交代、口供，又无任何证明材料；在审批中还往往滥放审批权限，审批成份中，多数会议不够规定人数，补订的地富成份中，经县革委会常委会审批的只有16户，县审批小组四人以上参加会议审批的有225户，共241户，占补订地、富成份总数的13.8%。1969年1月以后，审批小组分为两个组，深入农村巡回审批，在这期间，审批组三人参加审批的有123户；二人参加审批的有858户，一人直接审批的有401户，如审批组有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一人一次就审批地、富成份44户；不是审批组成员的一名解放军干部也直接审批了地、富成份3户，以上不够规定人数参加审批的地、富成份共1389户，占补定地、富成份总数的79.87%，这几个能够审批成分的人权力可真大呀！大笔一挥就把一个家庭掀到敌人阵营去了，而这个家庭也就陷于深渊……。
“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次“民主补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补订的地、富成份绝大部分是错订的，如周店大队所补订的地、富成份全为错订，这就把大批劳动人民，甚至许多贫雇农推到地、富一边去了。有些土改、合作化时的老模范、老党员、老干部被错戴上地、富分子帽子。 “民主补课”运动中，补划地、富成份工作划比例、撵进度、搞突击，随意降低政策界限，造成了扩大化，致使被补划家庭的亲属、子女数万人受到株连，有的被开除公职遣回生产队，有的甚至被迫含冤而死；许多子女入学、参军、提干、婚姻受到影响，如宋村公社南坡大队一户被批为地主后，四个儿子多年问不下媳妇；再如，余下公社安善坊哑巴王功生，其家庭先被补订为地主，后又改订为富农，妻子被订为富农分子。儿子王丁旺1965年毕业于西工大，安排到西安东风仪表厂工作，1969年因申诉自己家不应补订为富农，被认为是为反动家庭翻案而被开除回家，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才恢复工作。这次“民主补课”运动大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许多干部在运动中挨整，不少好的干部由于家庭被错定为地、富成份而受到株连，有的被错订为地主或富农分子。许多干部心有余悸，精神不振，不敢大胆工作。这些问题，对户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正是：
当年革命醉欲狂，左拳屡出万民伤。
最是子女株连苦，泪流无语空彷徨。
且看下回。
第十二回 残酷审查“叛徒”、“特务” 殴打批斗“残渣余孽“
诗云：
浴血奋战几十秋，白区工作手提头，
步危履险几番死，燃火撒种此身留；
艰苦换来新世界，老将甘为孺子牛，
“文革”风起黑白倒，心屈浊泪滂沱流！
却说第十回中曾提到1968年10月中旬，在户县革命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把那些未结合的干部赶往太平峪内的桦林湾，办所谓“五七干校”，清理阶级队伍，进行“劳动锻炼”。
何谓“清理阶级队伍”？
一是清理历史上经典的阶级敌人， 1967年《公安简报》中所列的21种人均在其列，这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这些人“文革”初期战战兢兢，但未受到大的打击，现在开始倒大霉了。
二是清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这时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已没有什么权，在“三结合”时被抛弃，变成了清理的对象；所谓叛徒、特务，却往往是有些干部在解放前那风云变幻中的遭遇，说不清道不明，此时都成了问题，本人成了清理对象。
三是清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组织的坏头头，他们大都是原对立组织的大小头头，都在被扣上“小爬虫”、“变色龙”等帽子后被揪出；还有所谓有劣行的群众、打砸抢分子、犯有重案和命案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管是农村，还是工厂，还是机关，都成立了专案组，对有问题的人或者将对立面的一派群众进行审查。每个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人都是内心恐惧，因为大帽子随时都会扣到自己头上，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
具体做法是：审讯前，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然后召开大会，台下众人屏息无声，听会议主持人点名。那主持人声嘶力竭高呼：将埋藏得很深很深的大鲨鱼某某揪出来！已准备好的“革命群众”就会立即拿来高帽、大牌给被点名的人戴上，那人就立即成了“阶级敌人”，听凭别人摆布，面色惨白地被拉去游街，回来就被实行“群众专政”。所谓专政，就是各单位都建立了自己的“牛棚”，用来关押监禁本单位的被审查人员；采取揭发批判、核实材料、当堂对质相结合；采取大会（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
在这场“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的运动中，在连续审讯、刑讯逼供之下，绝大多数人是屈打成招，被逼认罪的。
时人有诗，单说这清理阶级队伍之事：
牛头马面系传闻，人首蛇身乃妖魅。原本虚构事乌有,散见古今怪异志。
迨夫煌煌社论出，横扫牛蛇无遗类。敢问宏论何所指，大抵阶级敌人辈。
地富反坏资本家，右派走资派连袂。叛徒特务及现反，恶攻分子亦其次。
反动学术权威者，三反分子同匹配。尚有封资修余孽，兼括社会之渣滓。
于时罗网弥天地，牛蛇顷为“法外罪”。高帽游街众共识，白套缠臂人皆弃。
鞭挞捶楚深桎梏，还被恶少当马骑。连日更做“喷气式”，彪汉命作鹤闪翅。
揪发扭臂按其首，此功做罢魂欲逝。哀哀棚友谁苟免，老者因之横泗涕。
剥权扣薪服劳役，夜夜都入牛棚睡。批斗受辱写检查，认识不深屡罚跪。
家人咫尺隔生死,月冷秋宵棚门闭。棚规森严等牢狱，夜深棚民泪如水。
牛蛇赐号狗屎堆，革命群众所不齿。扫地出门身萧条，惶惑不知逢何世。
窃闻牛棚私刑繁，一一道来匪夷思。磕头鞭股扇耳光，抹墨涂漆遭突刺。
烈日曝晒跪炭渣，冷水浇身作儿戏。开水洗澡骇听闻，伤哉牛鬼命如蚁。
钢钳夹鼻烧眉发，硬扯胡须断指臂。胸背自贴大字报，鸣锣示众假枪毙。
刀捅棍击命对打，求生不能欲求死。旧棚昨添新蛇神，剃成阴阳发式贰。
右边头皮独锃亮，左侧留发花容废。路人见状不忍睹，儿女惊泣却相背。
人生到此无生理，芳魂夜半逝靡靡。满棚牛鬼共向隅，谁家黄犬隔墙吠。
生人一旦遭剃度，知他是人还是鬼。众鬼生前哀怨多，死去犹为斯世鄙。
茫茫大限难不止，牛鬼遭遇谁所使。清夜恍见牛鬼影，我歌未竟泪湿纸。
那桦林湾地处太平峪内深山之中，乃一高山盆地，现已成为太平森林公园的旅游胜地，但在当年，却是一处封闭的深山老林，从太平进入，道路崎岖难行，那时已修了涝峪公路，要到桦林湾，只能走涝峪，而这也要翻山越岭，走上百里的路。10月16日，100多名未被安排工作的男女干部，包括原来的县长何勤如、副县长梁燕语，个个身背行李，向涝峪进发。他们经过几天的跋涉和翻山越岭，在那荒无人迹的深山安营扎寨，住在那四周通风的木屋里，寒风刺骨。还要每天翻山，到东流水背面和生活用品。生活的艰苦，精神上的折磨，是这次所谓“劳动锻炼”的最佳注脚。这些干部每天冒着寒风修路、背面，伐木、扯板、盖房，像犯人一样的衣衫褴褛，流血流汗，给这些干部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折腾了50多天，未料到了12月初，一纸通知，要求所有人员撤回，在腊家滩办“五七干校”。于是，一干人撇下伐倒的大批树木、扯好的木板，留下了一片狼藉，又翻山越岭走下山来，开始了在腊家滩办“五七干校”的过程。
当年在桦林湾办“五七干校”，是至今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除了“整人”两字以外，再找不出更好地解释了。
却说那桦林湾、腊家滩“五七干校”是作什么的，说穿了，就是强迫这些没有被安排工作的干部每天作体力劳动外，以学习为名，交待问题，许多专案就是这时形成的。而这些专案中，以地下党的专案最为有名。
却说中共户县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前那严酷的工作条件下，为党和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作了大量的工作，建国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吃苦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解放19年后，新成立的户县革命委员会却对老地下党员以及整个地下党组织成立专案组，严密审查，把老地下党员、户县解放后首位老县长曹希文，老地下党员、原县公安局局长，已调甘肃的王振林分别从西安、甘肃强行逼迫回到户县，接受审查。在审查中，对这些老地下党员进行了残酷的殴打、罚站、车轮战等多种刑罚，进行批斗。作出了地下党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敏感词过滤打进共产党内的特务、奸细、叛徒的结论。
却说建国后那户县首任县长曹希文，石井乡曹家堡人。其在青少年时期，受其舅父韩兆鹗和教师杨瑞安的影响，思想进步。1928年，曹希文中学毕业，先后在绥德、朝邑、户县、西安等地任教职。其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樊创基，接受其革命思想，世界观为之转变。1933年下半年回乡，在村人和父亲支持下，以及韩兆鹗捐资2500元，于1935年办起私立辛垦小学。通过樊创基聘请了10余名教师（其中大多是中共地下党员）。曹希文依据“培养人才，为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辛勤耕耘”的办学宗旨，设计了校旗，谱写了校歌。在韩兆鹗的周旋下，请郭沫若为学校题写了校训，陶行知题写了“在劳力上劳心”的横幅。
1939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辛垦小学支部，在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抗日宣传活动，在当地造成较大的影响。又吸收进步学生组织“青年救国会户县分会”，并先后从中发展中共党员10多人，选派曹治中、夏嘉瑞、刘庆民等20多名进步青年到“安吴青训班”（中共边区培训抗日青年组织）学习。
1939年7月，曹希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征得组织的同意，以户县教育科长的身份进入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政府，开展对中国敏感词过滤反动势力的斗争。其间，协助解放区派来的户县工委书记康行（赵廷平）健全组织，发展党员；帮助地方进步人士到省政府请赈；掩护和营救中共党员。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王树声部，转移洛南山区活动。接中共陕西省工委指示，曹希文精心策划，利用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保安团内部矛盾，将中共党员刘庆民推荐为户县保安团驻涝峪“剿匪指挥部”的负责人，以接应解放军或给予方便。
1947年11月，县工委工作由曹希文负责。为配合解放战争，开展了宣传活动，并组织了一系列学潮斗争；秘密向各界人士通报“三大战役”的胜利，传阅中共《土地法大纲》、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文件；组织游击队，配合解放战争；向解放区输送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1949年4月底，曹希文受中共党组织指示进入陕北，到中共关中地委干部训练班学习。
1949年5月中旬，曹希文被任命为户县县长，与新任县委书记刘泽西带领边区20余名干部到大王镇筹备中共户县委员会、户县人民政府组织事宜。开始了建立政权，接收、接管、收编地方武装、支前、反霸、减租恢复生产等工作。1951年，曹希文担任陕西省交通厅运务科长。1962年，曹希文担任陕西省交通学校校长。
户县革委会专案组对户县地下党作了这样的评价：
……从户县地下党组织情况看，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叛徒三曹（曹希文、曹文青、曹治中）掌握着领导权，屈膝投降中国敏感词过滤，和中国敏感词过滤狼狈为奸，互相勾结，使党的组织从四零年起遭到四次破坏，上级派来工作的负责人和当地一些党员被捕叛变自首。解放后，除了跑台湾的，剩余留下来了……
全县共有中国敏感词过滤残渣余孽2757名，其中叛徒69名（属户县地下党叛徒46名）……
全县清理阶级队伍取得了很大成绩，运动中共清理混入革命队伍内部中的各种阶级敌人2987名，其中叛徒83名，特务90名，顽固不化走资派224名，中国敏感词过滤残渣余孽751名，其他631名……
彻底批判差不多论，坚决把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进行到底！
县委成立以来，狠抓了阶级队伍清理工作，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充分发动了群众，大挖了混入革命队伍和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形形色色阶级敌人，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目前，共清理出各种阶级敌人4309名，其中叛徒60名，特务128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38名，资产阶级分子63名，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3408名，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328名，其他184名……。
另外，补订漏划地、富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胜利，目前，补订地主、富农1099户，补带地、富分子帽子有513名。
在清理地下党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胜利，截至现在初步清理出叛徒103名，混入党内的假党员128名。
户县地下党遭受过敌人三次破坏，先后有三任地下组织负责人投敌叛变，两人当了特务。所谓地下党负责人曹希文是一个担任重庆办事处主任等十一种伪职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另一个负责人曹文青担任过通信科主任科员、兵役委员会的委员，又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还有一个负责人王振林，加入户县地下党后，又按照三青团干事长李鋆指挥，组织三青团大王区队，任分队长……以后出买了地下组织。这些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在户县都有一定的社会势力。
1968年12月23日户县革委会专案组的《关于清理假党员的简要报告》这样结论：
一、……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户县地下党组织开展了群众性大审查、大清理，揭示了户县地下党被中国敏感词过滤操纵，被中国敏感词过滤、叛徒、特务、内奸把持领导权，叛变革命的罪恶面目。挖出了一批叛徒、特务，清理出一大批混进党内20多年左右的假党员，为整党、建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共产党还是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地下党到底是个什么面目？广大革命群众以大揭发、大批判的革命有利形势，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首先对户县地下党组织的几个头头，用查历史、查身份、查活动、查和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关系……终于查明了户县地下党组织被中国敏感词过滤县党部操纵，权力被叛徒、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内奸所把持，他们窃取领导权后，效忠于中国敏感词过滤，公开武装进攻共产党，接受中国敏感词过滤特务机关训练，积极为伪党团发展力量，大量出卖地下党员，定期为伪警审局报告共产党活动情况。他们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敏感词过滤打进共产党的奸细。
这几个头头的面目是：
一九四零年任县工委书记的邓慎祥，在叛徒宋继堂叛变革命后，思想动摇，亲自在伪省党部自首叛变并向敌人出卖边区派来的地下工作人员，致使户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长期处于“睡眠状态”。
担任中国敏感词过滤第四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曹希文，一九四六年回到户县，他靠后台“国大代”赵某某（长安人）充任伪县党团合并统一委员、伪敌科长职务。这个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借户县地下党组织破坏后瘫痪之际，以两面派手法，窃取我党组织领导权。他与中国敏感词过滤亲如兄弟，和伪党部书记长李鋆结为“干亲”，1947年胡宗南匪部向我革命圣地—延安发动中国敏感词过滤进攻时，曹希文伙同内奸曹文青积极策划，通过伪参议长杨干青向伪县长刘瑀献策，杨派党员刘庆民等带领五百多民夫，持枪配合胡宗南攻打我延安，后得到伪县长表扬。一九四八年雷文钦带领六名同伙叛徒爬出狗洞，给曹希文说明情况后，他又和曹文青东奔西跑，给其安排职业。
伪县三青团干事长郑炳南，当着伪县长刘瑀的面说：“共产党来了你不要紧，你手下还有些共产党呢！”
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曹希文控制了地下党领导权后，为了效忠中国敏感词过滤，便在县北第一个吸收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县党部书记李营派回户县、开展组织三青团中国敏感词过滤活动的王振林加入共产党，曹并指派王为县北地下党负责人。该王入党后按照其主子李鋆指示，在大王地区积极筹备、组织伪三青团区队，并充任分队长。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国敏感词过滤以“苦肉计”的办法将王振林逮捕，该王便立即出卖了边区派回户县的地下负责人康行等。出狱后，王还定期给伪警审局报告边区地下工作人员来往情况等。
所谓户县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曹治中，入党后，于一九四零年在其主子曹希文的带领下参加中国敏感词过滤，同年去中国敏感词过滤特务机关——省战干团接受中国敏感词过滤训练。回县后，亲自带领辛垦小学一班高年级学生，在伪三青团县团部参加了三青团。
户县另一个地下党“负责人”曹文青，一九三九年就参加了中国敏感词过滤“情报网”，并亲自书写“拥蒋中国敏感词过滤”壁报。一九四一年后充当伪乡长朱德青走狗——文书。解放战争时充任中国敏感词过滤县府建设科主任科员、伪县兵役协会会员。一九四七年曹希文指派共产党员刘庆民等攻打延安，一九四八年收纳叛徒雷文钦等。
这几个坏家伙，自从控制我县地下党领导权后，一贯效忠于中国敏感词过滤，仇视反对共产党。解放后，他们披着户县地下党负责人的外衣，窃取了县长、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等重要职务，大搞中国敏感词过滤复辟活动，他们极力保护中国敏感词过滤县党部书记长李鋆逃避镇压，多次给县府秘书说情，为李开路条，均遭到秘书反对。曹后借秘书吃饭之机，偷盖县府印章，给罪大恶极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开了路条，指示外逃。
报告中所说的李鋆，1913年出生于户县西伦村，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执教于西北大学、兴国中学，抗战胜利后，回到户县任户县教育长。此时，地下党员曹希文任教育科长，因工作关系，二人过从甚密。1947年，李鋆任三青团户县干事长，后又任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党部书记长。在中国敏感词过滤阵营内，李鋆具有进步民主思想，同情共产党，也知晓曹希文的真实身份，曾和曹希文合作，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解放初镇反运动开始，未能及时辨清敌我，李鋆竟被作为中国敏感词过滤而镇压。此时曹希文已调离户县，竟不能为其辩白。报告说曹希文“与中国敏感词过滤亲如兄弟，和伪党部书记长李鋆结为‘干亲’”，“效忠中国敏感词过滤”令他痛苦交加而又百口莫辩。
《关于清理假党员的简要报告》还写道：
一九五六年，湖北省公安厅把血债累累的刘瑀押解回户县查办，但这时窃取县委副书记的曹文青（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利用职权，多方包庇，最后白白的把这个伪县长“无罪释放”。解放初曹、王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把所有的武装大权全部交给了中国敏感词过滤的伪军长、土匪、地痞、流氓，武装大队里好人极微。
另外在解放初，这些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忠实走狗，为了保护伪中国敏感词过滤的组织，便利用开黑会、个别串联、订立攻守同盟、伪造入党日期等办法，以单线发展为借口，曹、王装出两派争权夺利、拉拢私人势力的假象，把罪恶累累的伪县府科长魏俊清、伪营长任玉泉和大王地区的三青团区队班子全部伪报成“地下党员”。他们解放后，……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乡、熟人等伪报成“地下党员”。就在这几个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忠实走狗把持领导下，使户县地下党组织变成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在党组织里混进了不少坏人，出现了真的地下党员少，假的地下党员多，真假党员混乱不堪的局面。混进党内的坏家伙和大量假党员长期以来，以“地下党员”欺骗组织和群众，其中绝大多数骗取了县书记、县长、部局长等重要党政大权。
……在解放初拉进一百二十八名假地下党员……
对户县“地下党”的这个评价，给户县党、政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不幸，他们大多曾遭受难堪的审查和批斗，经过了那一段难捱的时光，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正是：
当年清理阶级事，人性灭绝兽欲狂。
残酷无情淆敌我，回首多宗净荒唐。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三回 地下党员含冤屈死 “阶级敌人”倒霉遭殃
诗曰：
文革风云来势狂，热血志士纷遭殃。
以身殉志壮烈死，不将头低媚强梁。
上回户县革委会专案组的《关于清理假党员的简要报告》，这个报告的背后，隐藏着户县老地下党员巨大的悲痛和屈辱。我们来看看几位老地下党员的惨痛经历。
刘安仁，又名刘秉三，户县焦将村人，生于1908年。在西安上学期间，常读瞿秋白、李大钊的书。1926年12月，中国敏感词过滤省党部派共产党员薛作茂、李艮以“中国敏感词过滤陕西省临时党部宣传队”名义来到户县，住在西焦将刘安仁家。不久，由薛作茂介绍刘安仁加入中共党组织，刘安仁成为中共户县地下党第一个党员。12月20日，薛作茂、李艮、刘安仁在刘安仁家开会，成立了中共户县第一个党小组。不久，在党小组的活动下，在焦将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农民协会，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到1927年3月，已发展地下党员37人，遂成立了中共户县特支。下辖3个支部，刘安仁任西焦将党支部书记。其地下革命历经风雨，不及尽述。
1928年户县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后，刘安仁又到西安高中上学。上学期间，参与领导了震撼关中的户县农民“交农”运动（1932年4月21日，户县数万农民为反抗县当局的压迫和剥削，组织起来，涌向县城，要将农具交给县府，不做庄稼了，迫使县府答应了农民提出的13条要求，事后，省府被迫撤了县长强云程的职），此次运动中，刘安仁和杨地得、朱成文三人为发起人，起事时，杨地德、朱成义为总负责，刘安仁为总联络。由于刘安仁长期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盯梢。1935年刘从西安回户县途中被逮捕，送往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关押。后经其好友刘印初（新寨人，时）通融军法处长张依中等人，恳请开脱，1936年3月被释放。后教书直至解放，先后于咸阳周陵中学、渭南中学、岐山中学、同州（大荔）中学任教。1940年，刘安仁参与创建圭峰小学（即焦将小学），为建校理事会理事，并捐大树两颗。1947年曾安排为户县中学总务主任，未果。解放后，在家务农。因未被政府起用，曾于1956、1960年赴京找中央组织部，后一次见到刘少奇秘书，将其介绍到省委，却被搁置。
“文革”中刘安仁被诬为“叛徒”，受到残酷批斗。他个性刚直，不容受诬，1968年7月30日怒而出走，跳入高冠潭中。那高冠潭轰雷叠鼓，怒崖愤涛，刘安仁葬身于此，亦壮烈矣！时年60岁，悲哉！
1988年1月，中共户县县委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放下不提。
却说1968年的7月，天气酷热难耐，在秦岭山脚下一个偏僻的中学校园内，“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已进行好多天了。这天午后，在校东边的一座空学生宿舍里，散布着浓烈的农药气味，一个躺在床板上穿着整齐但遍体鳞伤的中年人，口吐白沫，满脸痛苦绝望地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就是这个学校——陕西省户县第七中学的副校长王生孝。 王生孝是户县西街五魁巷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1945年8月户师毕业后，到户县西小教书两年多时间。青年的王生孝怀着极大的继续深造报效国家的热情，于1948年6月前往兰州投考兰州大学。虽未能如愿继续上学深造，但却接触到了一群进步青年，他积极地参加了这群进步青年组织的“星期日学习研究会”，学习进步书籍，讨论辩证唯物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议论中国敏感词过滤反动派政权的腐化，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的丑恶面目。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发展和巨大的进步领导作用，初步接受了革命理论与思想。在这年冬天回到了户县。
回到户县后，王生孝就经相知同学介绍和我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振林的介绍下，在1949年2月2日参加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几乎同时，他终于活动到了户县玉蝉台小学校长一职，从此，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学校为掩护，为迎接户县的解放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王生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党员穆相林、马瑞麟成立了户县城关党支部，积极发展党组织，吸收积极分子、优秀青年入党，先后吸收周彦英、黄金瀛、罗春秀、高登云、张乐山、谭志忍、杨伟名（解放后在1962年向各级党委上书《当前形势怀感》的三个共产党员之一）等加入党组织。还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秘密通过封锁线，向边区输送干部，先后输送的干部有周璋、王作、李明柱、夏希彦、吴永锡等，这些同志后来都在解放战争中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联络进步青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王生孝还打进了伪学兵团，任团部政治主任职务，为迎接解放做准备。户县解放前夕，胡宗南匪军向南山窜逃，中小学都先后停课解散，王生孝却坚持团结进步教师，稳定学生情绪，未予停课，迎接解放，并相机从敌人手里弄到机枪一挺、长枪50枝。户县初解放，边区干部还未赶到，王生孝经组织指示从学校到县上工作，首要任务是解除沿山一带的敌人武装，他不避危险，说服伪乡公所敌伪人员投诚，缴获长短枪五十多枝。还说服敌自卫军一个连投降，缴获敌汽车一辆，为解放户县做出了贡献。1952年9月，王生孝担任户县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他积极忘我地投身于工作，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后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1957年，王生孝的政治生涯开始蒙上了阴影。一是这年的5月，户县涝峪内发生了中国敏感词过滤暴乱。暴乱前，曾有人向他反映过，他却忙于事务，未能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也诚恳地作了检查，但此事最终给他埋下了隐患。二是伪乡长张荣绅在交代敌伪党团关系时曾说过王生孝在玉蝉台小学当校长时曾任过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一职。户县县委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曾组织作过详细的调查，在敌伪档案中没有发现有他任伪职的纪录，众多的人证均证明他解放前积极参加革命，没参加过敌伪组织。再次向那个伪乡长张荣绅取证时，他解释说：“前所说各机关首长、各校校长负责区分部书记，乃系我推测之说……各学校党团直属是党部领导，我没有委派过。”户县县委据此对王生孝这一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但他还有在上中学的时候，曾被以集体名义宣布参加过伪三青团，以及他妻子家是地主成份、岳父王伦伯曾在旧社会当过陕西省田赋粮食处主任等所谓“问题”，这些问题都给他造成不利影响。
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响遍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已普遍地开展了起来，这时，已担任户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生孝“曾当过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的旧话又有人提了出来。面对新的审查，王生孝积极、坦诚地向组织提供调查线索，开诚布公地向组织阐明： 我没担任过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区分部书记，也没有担任过中国敏感词过滤和为三青团的其他职务。
王生孝并诚恳地说明他其所以既当了校长却又未担任伪职的原因，他说： 我在中国敏感词过滤时期曾担任过小学校长，为什么却没有担任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或委员职务呢？就我考虑有以下原因：一是我担任中国敏感词过滤小学校长是1949年1月下旬的事情，到学校已是旧历年后。户县解放是同年4、5月的事情。那个时候中国敏感词过滤内部已经慌乱了，可能顾不来这事情，同时我担任校长总共只不到3、4个月的时间，中国敏感词过滤就跑了，时间很短。二是我是在1949年1月下旬任校长职务的，经地下党组织接收为党员是2月2日，即在我担任中国敏感词过滤小学校长不几天就入了党，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不可能再去担任中国敏感词过滤的职务。
对王生孝的调查没有新的进展，他的辩白虽入情入理，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支配下，却不能受到实事求是的采纳，他的问题被搁置了下来。 1965年，阶级斗争的形势更加激烈，王生孝的问题使户县县委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便将他调离县委，任户县七中的副校长。他在内心充满痛苦，但坚决服从组织调动的同时，再次请求县委尽快弄清他的问题。但他的问题仍被搁置了下来。 1966年,王生孝难逃厄运，他被造反的人们戴高帽、挂牌游街，反复批斗，折腾了近两年时间。他在痛苦和迷惘中苦苦期盼动乱尽快结束，还他以清白。但没有想到，又一场席卷全国的滔天巨浪正向他袭来 5月，他发展的党员杨伟名因1962年上书问题被迫饮毒身亡。王生孝因兼有“走资派”、“假党员”和“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3顶帽子，成为了重点受批斗的人物。他在1957年因麻痹而未能及时向上级汇报暴乱的事被说成是根本立场问题。更令人震惊的是，王生孝的亲密战友，解放前夕，曾在玉蝉台小学任教导主任，被王生孝发展成党员，现在南京空军气象处工作的高登云却有板有眼地证明他曾当过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区分部书记，他百口莫辩，受尽了学校“革命师生”各种酷刑和残酷折磨。
我们来看看他从6月以后所受到的折磨过程：游街：每次都是由一伙雄赳赳的“革命师生”手拿木枪押着。临走时，都用黑、兰油墨在王生孝头上、脸上乱画，再用红油墨在脸上打叉，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在重约十多斤的黑板上拴上20号铁丝，挂在王生孝的脖子上。
第一次游街是在6月3日，他被簇拥押着出了校门向南，走过下新城、高寨、南元、雷家寨、叶寨、半个城、白庙、付家庄、八什村、四马村、庄元等11个村庄。
第二次游街是在6月4日，出校北门，经北元、三旗、水磨三个村庄，到达县城，游了县城4条大街。
第三次游街是在6月5日，出校门东去，经南元、丈八寺、斑竹园。
第四次游街是在6月6日，出校门西去，经庄元、石佛寺、蔡村、庄头、养老宫，游了祖庵镇四条街。返回游了洪庵、蒋村、四马村的罗堡。
这几次游街，除第三次路途稍短些外，都有很长的路。王生孝手执铜锣，边走边敲，每走一个村子都要向群众宣读已准备好的“罪行”材料。每次都是汗流浃背，不成人型，几乎昏倒在地。长时间的游街，脖项被磨出了血口子，不但不能停下，有人还用枪托从背后打他。路上不准休息，不准喝水。回校后又被锁在房子内，严密看管。 6月中旬的几天晚上，学校连续召开批斗会，所有教师和少数学生参加。王生孝和几个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押上会场接受批斗，被罚跪在砖头上,砖头有的平放，有的立放。第三晚罚跪升级，被逼跪在床凳子上，脖子上挂小黑板。为了跪在床凳上平衡，在脚后跟压砖三、四块，又给脖子上挂铃，正挂之际，王生孝从凳子上摔下，摔得鼻青脸肿。
7月18日（农历6月23日），七中周围下新城、鲁村等几个村子过古会，一些教工和部分学生押着王生孝和其他“牛鬼蛇神”游街。在北元村遇到白庙公社的一群“革命群众”押着万勤轩、李治安、王亭山、史志刚等所谓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游街，两支队伍汇合一处，游完后共同进了七中操场。有几名“革命欲”极强的教工将李治安用绳子吊在栏杆上，绳断了取绳又吊，还拳打脚踢，用鼓锤打了一顿。打后放下李治安，给王生孝等训话说：“王生孝看见了没有？！若不老实交代，比这还要厉害！”还要叫他谈感想。这次游街加批斗结束已是下午1点多了，这些“革命派”教工和学生吃了饭都去睡觉了。汗流满面、身心交瘁的王生孝躺在床板上，痛苦的进行着回忆和思想斗争，他想大呼：“我没有当过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
他想叫生他、育他的秦岭、渭水作证，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但除过窗外树上蝉的凄厉嘶鸣外，没有任何回声，他彻底绝望了。
却说1968年7月18日下午4点左右，那户县七中“革命派”教工叫被批斗的对象去劳动，却发现王生孝不见了，于是叫起全体师生，分头寻找。有两人在校内由北门向东找，在学校东边一个学生宿舍从窗子破口看进去，发现王生孝躺在床板上。窗子用床板挡着，门用桌子顶着。他们急忙叫来其他人，用力将门推开，一股农药气味扑面而来，只见王生孝仰面躺在门对面靠窗口的床板上，两手向两边直伸，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口吐白沫，手指发青，身上也有青斑，但衣服穿的整整齐齐。床边、地上有呕吐物。众人急忙叫来庄元村的医生，发现人已死了，断定是服药王（农药1059）而死。
王生孝就这样地走了，并且带着遗恨永远地走了，他只活了45岁。事后，人们在宿舍里发现了他写的一张纸条，写着： 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既没有人选我，我又没见任何委任状之类的东西，我真正不知道这回事。共产党员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只能这样向大家最后交代。
王生孝死后，家属子女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对他的死因抱有极大的怀疑。他们多次找县革委会讨要说法，但在阶级斗争观念支配下，县革委会个别领导人对一个“自绝于人民”的“阶级敌人”的死，抱着极为冷漠、无情的态度，厉声斥责王生孝家属，要求限期埋人。王生孝的遗体最后只能被草草埋葬，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屈辱地埋在了地下。 1973年，随着林彪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的倒台，邓小平重新执政，开始落实政策，王生孝的死因才得到重视，县革委会组织对其死因进行了调查，认为是本人属于对运动不理解而服毒自杀，按正常死亡对待。但对原七中少数教工用各种酷刑迫害王生孝以及他的所谓“历史问题”均未涉及，王生孝仍然冤沉海底。
直到1978年，王生孝案件作为“文革”中重大案件，受到户县县委的极大重视，指示县教育局组织对王生孝的死因、历史问题作全面的调查。调查组除对敌伪档案作了全面的查阅外，对所有还活着的知情人逐一走访，大量的事实证实王生孝历史清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人凄婉悲愤不已的是当年指证他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的那个战友高登云，此时才说出原委，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位战友也曾受难，被送进“五七干校”达三年之久，在长期不停的检查交代中，“为了走坦白道路，不再受‘太离奇、不合逻辑’的指责，避免长期没有自由的痛苦，在记忆不清的情况下，曾推测想象地交代，张荣绅在学校请教师吃饭前的会上，指定王生孝为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这位战友痛切地说：“我以为组织上会客观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但1972年我被复员回家后，听说……有严重的逼供现象，这使我很失望，很悲观、很吃惊。”原来如此，关于王生孝曾当过中国敏感词过滤区分部书记的说法自此才真相大白。
1979年元月20日户县县委在县剧院召开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公开为王生孝平反，推倒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还他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面目，恢复了他的名誉，对其家属子女作了妥善的安置，王生孝的在天之灵才终于得到了安息。
正是：
地下工作历风云，出死入生何处陈。
虽有丹心昭日月，全无余力对阴沉。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四回 厂长逃外乞讨命存 经理陷井含冤身亡
诗云：
不堪回首六八年，清理阶级遍地冤，
泪看棉花公司院，戾气冲天血斑斑！
1968年9月7日清晨，在陕西省户县棉花公司那贴满大字报的院内，人们争着奔向厕所旁边的水井处，一群人向上打捞，不一时，手忙脚乱地打捞上一个浑身湿透的人来。这个人背部青伤一片，口唇发青，嘴里流血，已无有了气息，他就是户县棉花公司原经理徐纯杰。
户县棉花公司在1964年时，根据国家组建棉花托拉斯的安排，划归了陕西省棉花公司管辖，徐纯杰任公司经理。
徐纯杰是户县玉蝉公社陂头大队人，学生出身，1949年7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58年10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西北军区军械员、县银行科员、商业局副股长、县财贸部干事、县供销社秘书股长等职。徐纯杰平时为人艰苦朴素，工作中积极负责。他任户县棉花公司经理后，严格贯彻执行了国家当时制定的“棉绒加工四十八条”，多有建树，因而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奖励和表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徐纯杰开始了厄运，他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革命造反的人们”的批斗。当时的大字报这样对他揭发批判：
我们棉花公司近几年来，一直被以徐纯杰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他们一贯抵制毛泽东思想，大搞经济主义，企图恢复资本主义，大搞独立王国；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害怕职工掌握毛泽东思想；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封官许愿，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革命同志。”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心中有鬼，害怕革命职工揭露他们的罪恶，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挑起群众斗群众，公开压制群众运动，给革命职工拨冷水，转移斗争目标，总之他们干尽了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不把这些牛鬼蛇神彻底中国敏感词过滤，我们誓不罢休！
“造反派”编造了许多徐纯杰的所谓罪行，以求达到中国敏感词过滤他的目的。除污蔑徐家是漏划富农外，还网罗“事实”，攻击徐反对毛泽东思想、反攻倒算，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还说什么徐结党营私，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同志，在棉花公司搞独立王国、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罪行。
户县棉花公司“革命组织”的头头叫兰希晓（化名），是渭南县人，1955年参军，后转业到户县，在棉花公司当警卫。“文革”开始后，兰希晓积极参加“造反”，很快就当上了棉花公司造反组织“文革会”主任。
兰希晓对“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立场非常坚决，手段也非常强硬，毫不手软，他经常组织对“走资派”触及皮肉的批斗会，带头打人，致这个单位打人成风，十分残酷。在对“走资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们都靠边站的时候，兰希晓疯狂地转入了派性斗争，他拼命抢权，砸门扭锁，搜材料和公章 ，制造停电停产事故；1967年农历腊月初七晚，和森工（东方红）合伙强抢县体委10支、子弹29900发、***子弹305发，自己分得2支，子弹1千发；1968年4—5月，参与盗窃森工母子坪处炸药20余箱，用之换回、冲锋枪各1支；，并自制6支，用作武斗之用。
1968年3月，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兰希晓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县革委会委员；7月，棉花公司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又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户县棉花公司在兰希晓的带领下，是全县打人、整人最凶的一个单位。先后被打19人，次数难于计数。刑罚有：罚站、罚跪、 游街、抹黑脸、推光头、拳打、脚踢、打耳光、弯腰、喷气式等十多种；刑具有 ：挂木牌、铁牌、条子把、毛弹把、草绳、皮绳、皮子、三角带、木杠子、鞋底子、头顶喇叭壳、跪砖、跪板凳、跪三角铁、脖项挂砖头、挂砝码等20多种。常常把人打得血流满面，汗流浃背，心力交瘁，痛苦不堪。
一次批斗会上，兰希晓一伙“造反的人们”厉声质问徐纯洁和棉绒厂厂长白鸿治：“你们主子刘少奇、邓小平是如何给你二人面授机宜去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徐答：“我还没资格见刘邓，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这一答不得了，立即引起“造反的人们”的怒吼：“这两只狗不老实，睁着狗眼放狗屁！”有人喊：“打！不打就不是左派！”一群人围上来，拳脚齐上，劈头盖脑地乱打乱踢，把徐纯杰打的鼻口流血，脸青眼腫，腰直不起来，还不准去医院疗伤。会后把二人关进黑房子内，一关就是半个多月，上厕所也有人端着枪跟着。其后的批斗，至今当事人回忆起都令人心惊肉跳。每次开批斗会时，都是在喧嚣的“造反有理，造反万岁”喊声中和伴奏声中开始的，徐纯洁和白鸿治等人每次都被双手背后抬高、腰弯90度推至台前。批斗中往往叫跪立砖（双膝跪在立放的两块砖上，双足不能着地，头顶一满盆水）或戴大黑板或铁法码（重约50斤到100斤，用细铁丝挂在他们的脖项上，往往铁丝勒入肉中，鲜血直流）。
棉绒厂厂长白鸿治实在受不了那残酷的批斗，趁人不备，逃了出去，到宝鸡北山一带，装聋卖哑，讨饭乞食，给人打工，侥幸逃脱了活命。
那个家庭是“漏划富农”的“走资派”徐纯杰此时是重点批斗“清理对象”，他饱尝了兰希晓一伙“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的厉害，受到了极其残酷的触及皮肉和灵魂的毒打。兰希晓等在批斗徐时，无所不用其极，不是拳打脚踢，就是用扫把、三角带、胶皮带、传动带、麻绳等多次对其猛烈抽击。9月1日，殴打更加升级，徐纯杰实在受不了那法西斯的折磨，趁人不备带着浑身的伤逃了出去，但那时到处都是在揪人、整人，根本无藏身之地，经亲属劝说，在9月2日又自动回到单位。这下子兰希晓兽性大发，决心教训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3日晚，兰希晓集中全部人马，开会批斗徐纯杰，兰吼声如雷，指挥打手对徐连推带打；4日晚，审查所谓徐“逃跑事件”，批判武斗升级，他们用胶皮带、传动带、麻绳、扫把围住徐不分上下乱打，将灯泡都打坏了。他们又叫徐跪砖头，脖子上挂5公斤重的砝码，头顶喇叭壳，连问连打。徐纯杰汗水直流，浑身血迹斑斑，还有人用脚踢，致徐跌爬在地。5日晚，又是全武行的批斗；6日晚，仍是以毒打至终的批斗……
7日清晨，棉司职工邱俊民到井边提水时发现井内有个人，头上脚下，头朝东南向下弯，全部入水，人们七手八脚将人打捞上来后，一看是徐纯杰，已经死亡。当时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经常有人上吊、跳井，已不是什么惊人的事，“畏罪自杀”是处理这样事的最轻松办法。徐纯杰的家属也被通知到了现场，他们虽然对徐身上的伤痕和死因多有怀疑，但不敢发问，连哭都不能哭出声，只能埋人了事。他死的时候才39岁。
转瞬到了1969年春，户县棉花公司进驻了工宣队，许多职工和徐的家属向工宣队纷纷反映徐纯杰死因不明，工宣队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就停止了。1970年4月下旬，户县革命委员会又给棉花公司派驻了宣传队，对徐的死因继续进行审查，给公司领导班子举办了学习班。5月4日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兰希晓开始作了他和宋某某、阎某某三人将徐拖到井边推入井内致死的交待。宣传队十分重视，第二天，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隔离审查，也都承认将人打死背到井边投入井内；宣传队通过当时参与打捞人员了解到，徐被打捞上来后，肚内无水（说明不是淹死的），脚只穿一只鞋，手握纸旦，口唇发青等。徐的家属反映，徐打捞上来后，他们看到徐的面部、额部、手腕、背部有外伤，舌头被割断等。
宣传队感到案情重大，立即上报，经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研究决定，于1970年8月13日将兰希晓、宋某、阎某、李某等4人以“私设公堂，致死人命”罪拘留收监。
在监狱中，又查出了兰希晓破坏军婚、奸污妇女的罪行，但兰希晓等人很快都中国敏感词过滤了在学习班“将人打死，投入井内”的供述，加之，徐从井内捞起时并未作法医检验，身上外伤众说不一，舌头被割更是众说纷纭，虽能证实徐确实曾遭到残酷殴打，对他的死因却不能作出确切结论，兰希晓等人被长期羁押。
有戏剧性变化的是，也令兰希晓意想不到的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使他又成了“人民的功臣”。8月23日，中共户县第十五次扩大会议召开，会上一些人重翻“三批一清”的案，针对棉花公司徐纯杰案件，大放“这个案子是有意整‘造反的人们’、压‘造反的人们’”的舆论，质问：“把‘造反派’长期关押是何道理？”在这些人“打开监狱放战友”的鼓噪下，兰希晓被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不但参加了县委十五次扩大会，而且恢复了县革委会委员职务。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清查“三种人”的开始，兰希晓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1977年县组织部批复县供销社党的核心小组：
兰希晓奸污妇女，破坏军婚，错误严重，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报经地委组织部批准，对兰希晓开除党籍，撤销县革委会委员职务。
1978年驻户县棉司工作组又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在1978年9月26日写出《关于棉司”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砸、抢情况及徐纯杰同志之死的调查报告》：
徐自1966年底以来，先后挨打近20次，被打的地方有在室内，有在室外，有在单位内部，有在公路旁边；有在会内打，有在会外打。其中近10次都属私设公堂进行毒打的，尤其是最后5天中挨打5次，9月4日最为严重。
这个调查报告作出了徐纯杰“因多次遭受毒打而逼死”的结论。1978年12月5日兰希晓又被逮入狱中。
1979年6月29日，中共户县委员会组织部专门作出决定：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在一九六八年对徐的批斗中兰希晓等人给徐纯杰同志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多次进行毒打逼死。故经中共户县县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
对逼死徐的兰希晓、王某某依法捕办；
对强加给徐纯杰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召开追悼会，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5月11日，户县县委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强加在徐纯杰身上的不实之词彻底推倒，给予了彻底的平反。并给其子徐延安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那兰希晓坐监直至1980年，虽因种种原因未被正式判刑，释放出狱，但他毕竟被两次入狱关押，坐闷监时间长达五六年之久，也算得到了报应。按下不提。
正是：
莫谓天道终滞迟，
善恶得报正有时。
欲知徐纯杰死因究竟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五回 残酷批斗砸钉入脑 多次殴打一双出逃
诗云：
拳打脚踢凶焰高，小命虽微怎不逃？
可怜冤魂何所依，悲愤不过奈何桥！
却说1968年6月23日，位于现在画展街中段的户县采购经理部内人们神情紧张、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忙碌着，抬头的抬头，抬腿的抬腿，把人往医院送……
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叫李兰亭，陕西省神木县人，生于1909年9月24日，1968年7月1日死亡，生年58岁，死前系户县原采购经理部干部。
这李兰亭与原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本是同学，青年时期，都曾向往革命，追求进步，但命运却迥然不同。他曾在1926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因各种原因和组织失去联系。为谋生先后在中国敏感词过滤陕北骑兵师一团当文书，在神木模范小学当过校长，还当过甘泉县政府会计、科长，千阳县政府会计，甘泉县政府科长，西安中华书局交际员，陕西省兴国中学事务主任，还在中国敏感词过滤政府财政部汉口直接税局当过事务股长等职。解放后在西北贸易部财务处任科员，1954年调至西北土产出口公司，1962年8月在陕西省对外贸易局任会计，1966年调至户县采购经理部任管理员。
李兰亭的政治历史问题，1956年陕西省土产出口公司曾进行审查，结论为：
该李以上历史阶段之证明查对，非中国敏感词过滤员，历史交待与查证相符，其交待1926年10月参加榆林师范召集各校运动大会，加入青年团组织并发有团证，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派镇压青年运动，逮捕革命同志，由于李方向不明，在我革命受到反动派势力压力时，李即意志动摇，脱离组织。综上所述，经审干分小组讨论研究，认为李兰亭同志历史交待清楚，予以结论。
却说这户县采购经理部虽是个小单位，却也十分复杂。1967年时也分为两派，曾经彼此为“革命”纠缠不休，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这个单位一派掌权，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6月，就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那李兰亭身份复杂，革委会怀疑该李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决定对李进行审查。
从1968年6月4日，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限制了李兰亭的人身自由，不准接见家属。每天除接受批判外强迫其从事力所不及的体力劳动，工资由65元降为34元。革委会的头头在李兰亭政治历史问题已作结论且在无新的线索的情况下，无端要李承认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员，还要求他承认曾代理过伪县长及担任过伪自卫分队长。要李交待如何背叛革命，并罗织其它罪行（攻击革命组织，反对毛泽东思想，大刮经济主义妖风等），无中生有，无限上纲。
一直到6月22日长达18天的多次批判会上，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对李兰亭这个“阶级敌人”采取了惨无人道的批斗，罚站、车轮战、肆意打骂，使李经常满头大汗、疲惫不堪。21日，李在被批斗时遭到连续不断的痛打，在巨大的压力下，李兰亭已失去活下去的勇气，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6月22日，又是连续1天的批斗，李在批斗的间隙写了遗书，遗书中写到：
今天晚上的会战实在害怕，不能克服我的恐惧心理，怕象昨天的挨打，还是死好，免得痛苦。
这封遗书被革委会发现后，头头们非但没有警觉，反而雷霆大发，立即召集革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当晚召开批斗李兰亭职工大会。
当晚，会议室灯光齐明，气氛森严，一派恐怖气氛，那个“中国敏感词过滤的残渣余孽”李兰亭被人搀着押上台来，在“李兰亭老实交待”、“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叫嚣声中，李兰亭已面无人色，90度弯腰，汗流浃背。会场上打手们声色俱厉，拳脚齐上，变本加厉的对李实行责打逼供。那革委会的头头又煞有介事地上纲上线，把遗书说成是求援信。说：“你李兰亭发求援信是叫西安来人搞武斗杀人：用酒放火烧国家仓库！”
这两条罪名，十分可怕，当时正值毛主席在公安六条中关于“除杀人放火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外，一律不捕”的指示发表，这两条罪名无疑是说李想杀人放火，这样更加重了李的恐惧心理，坚定了李死的念头，加速了李死的进程。
但是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李兰亭的身边无时无刻守着专政他的人，当时很普遍的自杀办法跳井、上吊、触电都是不可能的，但李兰亭在自己口袋里不知什么时候放了一枚长钉，他要用这枚铁钉结束自己的生命。
6月23日下午，李兰亭借看守人员去伙房打饭之机，将这枚长钉用砖头狠命砸入自己的头部，在巨大的疼痛中，他在地上翻滚。当看守人员进来后，慌了手脚，急忙叫人来看。当时李还能讲话，对看守人员及急忙奔来的革委会头头说：“我牺牲了，我头上钉了个钉子。”这时，那些十分“革命”的头头也慌了手脚，急忙七手八脚把李兰亭送到户县医院抢救。
那李兰亭在拔钉子前还对医生讲：“我于12分钟前给自己头部打入4寸长钉一个”，“有些想不通”。说明李当时神志清楚。由于伤势严重，6月26日转至西安市中心医院，经治疗无效，于1968年7月1日死亡。
但李兰亭的死，却似死了一只蚂蚁，除了那把眼泪往肚里流的家属及对他充满同情之心而又不敢表露的同事外，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们对他的“畏罪自杀”充满了蔑视，死了一个“阶级敌人”、“叛徒”、“中国敏感词过滤的残渣余孽”那是活该，没有什么了不起。
户县采购经理部突然冷寂了下来，革委会的头头们深感余兴未尽，“革命”的力量好像无处使了，他们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扫描着单位的角角落落，他们把眼光停留在一个年轻的女性身上……
这个女职工名叫袁秀琴，当年刚满30岁，是河南省郑州市向阳区人，1953年至1966年10月在咸阳国棉三厂工作。因丈夫在户县一中教书，她于1966年10月份“文革”进入高潮时调入户县采购经理部，任出纳、统计员。
转眼到了1967年，厄运开始降临在袁秀琴身上。3月2日，在他的房子门外出现了一份中国敏感词过滤传单，传单上写着“中国敏感词过滤毛泽东！刘少奇万岁！”引起单位震动，公安机关也住在这个单位进行调查，当时有人就怀疑是袁秀琴所为，对她反复进行追问，并隔离审查。由于无有任何证据，加之当时派性正浓，“革命”的两派正在争权夺利，一时也顾不上再追查下去，半年以后，“反标”事件便搁置下来。
李兰亭死后，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下来，7月5日，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们召开会议，会上提出了要继续追查去年的“反标”事件，确定袁秀琴为重点追查对象，安排部署了追查的时间、步骤。在会上，头头们的“阶级斗争”眼光十分犀利，敏锐地感到袁秀琴身后有人，这人就是原户县采购经理部的副主任郭裕。
郭裕，武功县城关公社五塔生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1950年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户县工作。当年36岁。上年查“反标”案件时，在发言中袒护袁秀琴。袁当时压力很大，郭裕一方面公开在会上表态不是袁做的案，一方面私下给袁秀琴做工作，两人关系日渐亲密，据说有暧昧关系。
据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后来说：
经理部袁秀琴房出了反单，而郭和袁秀琴经常来信，同志们在会上也好，在底下也好，都对郭有议论，并和他家联系起来。郭的父亲给郭写过一封反动的信件，本人在解放武功，第一次参加革命；第二次敌人来，郭又到敌人那边去；二次又解放武功，郭又参加革命，经武功县清理解除。郭后托熟人到咸阳，由咸阳到户县；并在西安上学参加反动组织。这都是同志们的意见和揭发。到了清队时过一段，郭采购回单位，我以个人名义问郭，谈了一次话，当时谈的思想：你不要和袁一天过来过去，因袁的房发生反单，公安正在搞，不要冲断破案工作。郭说，我今后再不会犯原来的错误。我说：那好。你继续外出采购。我当时内心，叫郭出去一个月时间，那问题也逐个解决。结果郭说我贴的钱太多，我不出去。而自己想的好心无法给郭说明，自己就走了。
郭裕并没有领这位头头的情，不但不离开，而且写了一张为自己辩解的大字报，贴了出去。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那位好心的头头很快就作出了专政郭的决定。
7月9日，针对袁秀琴的追查“反标”会议在单位召开，会议气氛森严，杀气腾腾，那怀着孩子、挺着大肚子的袁秀琴低头立在会议室台上。会议的主持者声色俱厉的追问声使她肝胆欲裂，她反复申辩，但却被认为是“在介绍发案情节时，多次说法不一，制造混乱，影响破案工作”。
在会上，那位头头宣布限制郭裕的自由，劳动改造。
10日，又召开职工会议，反复让袁秀琴交代问题，那已8个月身孕的袁秀琴，汗流浃背，痛苦不堪。跌到地上，不省人事，人们紧急送往医院，结果早产，那可怜的不足月的小孩，生下来身体就十分不好，被放在温箱中。
到了晚上，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在会上讲，袁秀琴现在要生小孩，关于袁秀琴的事暂放一边，斗争矛头要集中到郭裕身上，要对郭裕以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进行批斗。
14日晚，户县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们开会，具体研究了如何对郭裕进行批斗。除要严格追查他和袁秀琴的关系外，要把他按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进行批斗，主要问题是：
1、侮辱毛主席，郭将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坐在屁股底下；
2、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
3、坚持反动立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4、反对红色政权，7月9日在大字报中公开攻击革委会，包庇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
5、幕后策划破坏（反单）破案工作；
6、反对学习“老三篇”；
7、污蔑党的政策，为中国敏感词过滤李兰亭喊冤叫屈，说：唉！党的政策伟大！（指不叫李兰亭的小孩去见）。
7月15日晚，开始批斗郭裕。在所谓的揭发之后，革委会的头头宣布：
根据同志们的揭发，和材料的证据，在大字报中过去和现在的情况，是个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有关问题都属实。郭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反动，他暴露的很好，今晚要和他拚刺刀！
革委会的头头还运用毛泽东的文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某些段落：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在狂吼声中，巴掌、拳头不时向郭裕的身上、脸上打来。那些“革命”的头头和“革命”群众对郭裕和袁秀琴的男女关系问题特别有兴趣，反复施加压力，进行追问。
一直到24日，连续9天的时间里，革委会先后召开批斗郭的职工大会12次，每次批斗会都对郭进行体罚和毒打，毒打的狠劲和批斗的规模远远大于对李兰亭的批斗。拳打脚踢、打耳朵、拧耳朵、扭胳膊、架飞机，强扭着双膝下跪请罪。用条子把、木板、木棍、扎钢丝的麻鞭等进行毒打，常将郭裕打得来回转，大声呼喊，惊动隔壁另一单位户县木材公司很多人坐在东墙上看。一天，又将一、二十斤重的木牌用细铁丝挂在郭的脖子上，头低下，手不能动，不时有人把头往下按，把牌子往下拉，让铁丝拉入郭脖子的肉里。打的郭遍体鳞伤，一次竟用扎钢丝麻鞭将其白衬衣抽烂 ，晚上脱不下来。革委会的头头还派专人将郭一切行动严加看守。
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是不能自由出售的，都要交给国家有关部门收购，户县采购经理部正是这样的一个部门，7月下旬，大量的西瓜已经成熟，急需收购外运，7月24日，采购经理部革委会的头头在批斗会结束后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集中力量收西瓜，组成了15人的收购小组，包括郭裕。要郭好好考虑问题，待西瓜结束后继续搞。郭才暂时恢复了有限的自由，在火车站收西瓜。
一天，天下着小雨，收西瓜暂有空闲，郭裕请假到医院去看满身的伤痛，在医院却意外地遇到刚生小孩不久的袁秀琴。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定是谁首先提出，但可确定的是受到残酷殴打的郭裕和亲眼见到李兰亭之死的袁秀琴两人迅速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跑！于是两人商定了具体的办法，时间、地点和要准备的东西等，就分手了。
此后，袁秀琴准备了700多元钱和400斤粮票，8月8日，带上他那10岁的大女儿，抱着刚生不久尚未满月的小女儿，假说回娘家，坐火车向东而去。8月的天气，酷热难耐，车上人多拥挤，使人汗流浃背。那小女儿怎受此等折磨，快到洛阳，便已奄奄待毙，袁秀琴无奈，只得含泪在洛阳下车，住进了金谷园旅社，将孩子送往洛阳医院抢救，终因孩子先天不足，又过度颠簸，病势危重，医生回天无术，离开了这个世界。袁秀琴托人把孩子裹了几块破枕席给埋了。处理完这些事，他又坐车到郑州，把大女儿安排到娘家，动身奔武昌而去。
那郭裕自医院和袁分手之后，急速准备好现金和粮票、衣物等，装上原采购出差的介绍信3张，以作外逃证件；还带上“冬眠灵”等药物，准备必要时自杀。8月11日，趁人不备，悄然坐车东遁，直达武昌。每天在火车站缩头缩脑地看望，等候袁秀琴的到来。
9 月7日，郭裕和袁秀琴终于在武昌火车站会面了，悲喜之余，二人详细地商量了行走路线，开始了漫长的外逃路程，据后来革委会给他俩总结的罪状这样说：
从此，他们便过上了资产阶级流氓、阿飞的污浊糜烂生活，竟置“八.二八” 命令于不顾，先后流窜于河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以及我沿海的舟山群岛，深圳、宁波、上海、南平、杭州一带，非法奸居长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
在逃跑期间，郭、袁二人都给有关亲属写了信，这些信后来都被革命组织搜去，认为：
郭裕带罪潜逃期间，竟采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手段为其开脱，向户县革委会挖空心思，用极其恶毒的语言，书写长达六千余字的控告信一封，谩骂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攻击红色政权，以泄私愤。同时还给其表姐的一封信中写道：“风云突变，我单位一小撮坏蛋，给我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于七月份开展了对我的斗争……这一口气我是吃不下去的”，并对其地主分子父亲关怀备至，信中称：“……儿应在父面前尽父子之情”。袁秀琴为了隐瞒事实真相，颠倒是非，在给其爱人的信中，把她的逃跑、“自杀”及孩子的夭亡嫁祸于革命组织，说什么：“我再无力忍受种种压力，离开了可爱的世界，我明白一些别有用心的坏蛋们，会给我加上许多帽子，捏造罪名”。唆使其爱人与组织闹事。同时与郭合谋，以“遗书”的伎俩向县革委会、供销社领导小组写控告信，谩骂原采经部革委会“和中国敏感词过滤一样”，“一切权力为一小撮灭绝人性的恶霸所操纵、所掌握。他们在控制群众、在压制群众上有一套手段”，恶毒之极。
却说郭裕和袁秀琴东奔西走，茫无目的，外逃的日子决不是浪漫的，“文化大革命”远远看不到尽头，二人惶惶不可终日，随着所带的粮票和钱越来越少，时时感到压力，尤其是作为合法证明的介绍信用完，更使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感到害怕和紧张。1969年2月，郭裕无法，只得尝试用肥皂刻制“陕西省户县革命委员会”假公章，伪造证件，到处流窜。后来眼看钱越来越少，在上海“骗索得国棉三厂女工俞某的居民户口本，寄卖衣物”。
诺大一个中国，竟无郭裕和袁秀琴容其身之地，时光荏苒，二人在外流荡，已有一年两个月之久，正不知何处是归宿，一次意外，终使外逃之路走到尽头。1969年10月22日，郭裕在杭州西湖边百无聊赖、茫无目的的走着，被杭州群众专政指挥部盘查，两人都被抓。此后被解押回户县，分别关押在户县看守所。那户县采购经理部的头头怀疑袁死去的婴儿是被他二人杀害的，还派人到洛阳调查，无功而返。郭裕和袁秀琴在监狱中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百般抵赖”，后来在办案人员的“教育”下，袁秀琴终于表示和郭裕划清界限，交待和检举了和郭裕外逃时的经过。在长期的关押之后，他们终于在1971年3月26日教育释放，但仍未逃脱惩罚，双双被开除公职。此时的他俩，已无缘走到一起，那郭裕回到家乡，得到妻子的宽恕，作了农民。改革开放之后，他率先利用自己长期从商的长处，办起了商店，生活得到了保障。
那袁秀琴的遭遇却是惨而又惨，被开除以后，爱人也和她离了婚。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孩子，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悲惨的事还在后面，她已不能拥有城市户口，只能回到原籍的农村，这使她走途无路，匆忙嫁给了一个工人，以求保住户口。谁知，那个工人并不把他当人看，她的那些事情令工人恨之入骨，经常打骂，袁秀琴终于忍受不了长期的屈辱，饮下农药，离开了这个世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时间到了80年代，那屈死的李兰亭终于得到了政府的平反，那外逃的二人却因种种原因沉沦海底……他们的事情也渐渐被人们忘却了。文革过后，那早已迁往千里之外湖北的原夫带着大女儿寻找袁秀琴，竟无结果，痛哭而返。此是后话，搁过不提。
正是：
一纸反单惹祸端，浪迹天涯泪轻弹。
西望茫茫无归路，漂泊四海何时还？
且看下回。
第十六回 “残渣余孽”自戕逃罪，“阶级敌人”历刑呼天
诗云：
逼供突出反革案，雪球翻滚大如山。
一朝阳出冰融后，泪飞如雨洒江天！
却说”文化大革命”中，在所谓的“清队”运动狂潮中，在户县余下地区发生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所谓“‘卫国救义军’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案”（包括套入此案之中的“肖魏敌台案”和“盗窃‘九大’会议机密文件案” ）
那户县余下，原为一个小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援建中国的两个大项目在此落户，惠安化工厂和西安第二热电厂开始兴建，铁路还专门修到此处，形成一个工业重镇，从此闻名遐迩。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了“斗批改”阶段，“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猛烈展开。三月份，国营惠安化工厂二车间一个名叫高存才的老“伪军工”被揪了出来，所谓的“伪军工”，是指一些解放前曾在东北敌伪军工厂干过的老工人。这些人解放后在苏联援建惠安化工厂时调来，历史早有结论，但这次又被以“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身份被清理了出来。在当时弥漫全国的刑讯逼供、残酷批斗风潮的影响下，高存才多次遭到毒打，逼其招认“中国敏感词过滤罪行”。高受刑不过，终于招出了一个令专案人员十分震惊和欣喜的“大案”。
高存才交待说：他参加了余下以陈昆刚为首的一个中国敏感词过滤组织——“卫国救义军”。这个组织又叫“中国敏感词过滤大党”，下面设了“一七五”、“七二四”、“终南”、“沙窝”、“三一五”、“敬仰”六个暴动队，原来准备在1969年春节暴动，因故未成，二次又准备在五月暴动。
惠安化工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听到这一“重大敌情”后，如临大敌，一方面部署将高存才透露出的“案嫌分子”强行关押，严厉追查；一方面紧急将此情况上报陕西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省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省军区独立师司令员黄传龙不分青红皂白，提笔批示令“急办此案”。得此指示，惠安化工厂革委会立即成立了专案组织。
4月7日，惠安化工厂召开了对敌斗争体现政策大会，一方面由高存才交待问题，然后宣布对其从宽处理；另一方面，其供出的一些案嫌分子如电器车间的老“伪军工”徐得成等都被宣布“专政”，这些人被施以各种毒刑，毒打后都非常“老实”，专案组指向那里，这些人就只得供向那里，越供线索越多。接着，专案组未通知户县方面，即将余下市场隶属于户县余下零售公司合作组织的陈昆岗、董元森、王再治、徐永华、刘新学等多人抓走关押审查。
4月下旬，省革命委员会政法组派张东森来到余下，在惠安15号楼召开了有惠安化工厂军宣队、革委会和户县公安机关军管组负责人参加的碰头会，定性此案为“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案”。会议决定涉及到惠安化工厂和余下市场的嫌疑分子由惠安负责审查，涉及到户县、涝峪、草堂寺、城关等地的嫌疑分子由户县负责审查。碰头会后，惠安化工厂立即成立了工宣队，进驻余下市场，把一部分审查对象集中到原余下面粉厂，后又移至惠安化校，成立专案，办“学习班”。户县也陆续在涝峪公社、宋村公社草堂营两地办“学习班”。另外，还对涉及到城关等地的个别“案嫌分子”通知单位进行审查，共计审查三十多人。
在审查中，陈昆岗是重点人物，陈是隶属于余下零售公司牛羊肉合作组的采购员。这个合作组在1961年从余下综合服务站分开单独营业，全组共有7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阶级斗争的大形势下，这个组就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认为这些人大都历史复杂，如据说陈在解放前曾任过中国敏感词过滤国防部二厅二五六组便衣特务；另一个采购员虎进忠曾给郑州市大特务头子尚志于当过便衣特务；营业员虎尊义解放前曾任过郑州便衣特务；出纳赵昆是中国敏感词过滤员，曾任过中国敏感词过滤59师中尉连长等。还查出这个组的几个人互相勾结，在三年困难时期，倒卖牛羊肉，搞投机倒把活动的事实，“根据该组人员严重不纯，对社会主义不满，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党进行了猖狂进攻，性质和问题是极其严重的”情况，1966年10月24日，这个组的营业执照被宣布收回，予以停业处理。这次专案，陈昆岗等人被抓走审查时，正处于无业状态。
陈昆岗是明显的“阶级敌人”，而且是中国敏感词过滤组织“卫国救义军”的头目，专案组对他自然不能轻饶，进行高压审查，残酷殴打，轮番审讯，指供套供，严刑逼供。陈在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情况下，只得胡咬乱攀，致使一些无辜群众陆续被诬攀而抓起审查，同样受到酷刑逼问，又有许多人被抓了起来，就像滚雪球一样，“案嫌分子”越越审越多，户县扩大至99人，惠安和余下市场扩大至100多人，外省外县也扩大至100多人。
除《盗窃“九大”会议机密文件案》属惠安化工厂内部的一个假案不再赘述外，这里要说一说套入此案中的所谓《肖魏敌台案》，其中的肖指的是肖惠芳；魏指的是魏宏钧。
肖惠芳是户县牛东乡南待诏村人，1949年毕业于西安陕西省助产士学校，是新中国第一代助产士，她先后在西安、临潼、长安杜曲、斗门、鸣犊镇、汤峪、户县祖庵等地基层卫生院当助产士，曾经风里来雨里去，翻山越岭，常年奔波在山野村庄，为群众服务，助产看病，经她手中诞生的孩子成百上千，从未出过事故。肖惠芳的丈夫名叫李天胜，陕北绥德人，是1946年加入中共的老干部，曾为解放事业立过汗马功劳，1962年6月任西安市建设银行户县办事处主任，常年驻在余下，为国营惠安化工厂等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肖惠芳按理应生活、工作得很幸福，但她却因出生于大地主家庭和有“海外关系”问题，经历非常坎坷，她先是被赶出城市，频繁调动于乡间小医院，夫妻常年两地分居，5个孩子无人照顾，她却毫无怨言，默默地为群众辛劳。但她还是在1963年被所在单位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劳动和工作的权利，无奈到户县余下丈夫处当了家属。此后，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政治罪名一直压在他夫妻二人身上，李天胜受不了长期的精神压抑，竟至精神崩溃，在1965年冬的一个大雪天，跑到大街上，大喊大叫，说他的妻子肖惠芳是特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仅有十多人的余下办事处更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李天胜和其它3名干部都被打成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特务分子”和“地主分子”。肖惠芳自然难逃此劫，她家曾买有一部上海产的“华山”牌电子管收音机，由于质量低劣，收听时经常发出嘀嘀声，竟引起革命组织的极大警惕，认为肖惠芳确是特务，在晚上偷偷向海外发电报。这事又牵涉到了魏宏钧。
魏宏钧，西安市人，当年32岁，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14岁），历任学员、报务员、电台台长、无线电排排长、坦克团指挥排排长等职，1964年转业至建行户县办事处任一般干部。8月份，魏宏钧表姐的孩子徐苗苗（惠安九车间工人）到建行户县办事处玩，走时借走了魏一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的油印材料，这事竟被说成是“拿走了一部特务用的电台”，加上魏的父亲曾在杨虎城部下当过少校军需（解放后曾长期担任市人民代表），被认为是有严重的历史政治背景。肖、魏两个毫无关系的人，竟被臆断联系到了一起。惠安“卫国救义军”一案被抖出以后，他们也被诬攀了进来，被认为均系这个“地下中国敏感词过滤组织”的重要人物。1968年12月，李天胜、肖惠芳、魏宏钧先后被惠安专案组未通知户县方面，隔行业、隔部门抓走，关押在惠安化工厂40号楼地下室，进行审查。那个“华山牌”收音机也成了重要的罪证，拿到兰州鉴定，还到处展览，炫耀清队“战果”。
后来，专案组把抓来的人都关押在惠安化校，肖淑芳曾被连续审问三天三夜，不准睡觉，她实在受不了了，趁专案组不防，用大头针挑破动脉自杀，血把褥子都凝结成了硬块，还死不了，又用大头钉扎进太阳穴，经急救动手术才救回一命。
专案组逼魏宏钧承认是余下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的“司令”，一个姓石的干部是他的“警卫长”，一个姓曹的干部是他手下第一纵队“司令”，一个安装公司职工的家属是他的“秘书”等等。魏宏钧年轻气盛，质问专案组证据何在？为何凭空抓人？专案负责人恼羞成怒，立即脱掉皮鞋打魏的嘴，直打得满嘴流血。他还叫一个女专案人员（这位女专案人员后来火线入党）连续用木头打魏的头部、腰部，问：嘴还硬不硬？魏喊冤枉，这位专案负责人便伙同另外三个专案人员将魏压在一个大木头上，致魏宏钧的脊柱骨被压断，至今成了残废。专案人员还觉得没有充分展示“无产阶级铁拳头”的厉害，又将魏拖到惠安化校的操场，用砖头在身上乱打，提起四肢在地上墩。到第二天，魏已经不能站起，要求治疗，专案组负责人恶狠狠的说：“你咋不死？你不死，我就叫你这样活下去，一直把你斗到死！”
专案组的刑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据魏宏钧沉痛回忆，大约有二十二种刑罚：
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就是捏“案嫌分子”手指头，将人的手指向里狠捏，捏的发青、出血，疼的人浑身汗水直流，叫喊不绝。魏宏钧右手小拇指指就是这样被捏断的，筋断裂，至今骨节错位。
第二种是罚“案嫌分子”站正大弯腰，成90度，每次均弯腰长达五、六小时，凡受此刑罚的，过后至少三天之内不能直起腰，落下多年残疾。
第三种刑法是“十天一贯制”，就是连续轮番审讯，让受刑人每昼夜只能睡个把小时，过度疲劳，神志不清，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交代“真情”。
第四种刑法是将两手背绑，吊在大梁上，用木棍周身乱打，打昏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受刑人常常臀部、背部及下身很少有好肉，血连肉，肉烂连衣，血染透衣。
第五种是一种艺术刑法，即让受刑人站正，专案人员用尽全力打受刑人耳光，一打一转圈，姿势非常优美。受刑人往往是满嘴、满脸流血，痛苦不堪。其中一个专案负责人特别垂青于这一刑法，常常不惜力气，亲自动手，越是受刑人痛苦叫喊，他越是得到最大的心理满足。
第六种是用粗绳结疙瘩打受刑人，打的全身青一块、红一块、紫一块。
第七种是一种羞辱型的刑法，就是专案人员围站在一起，给受害人吐唾液，还不准擦。只是这时的受刑人早已没有多少尊严和人格了，虽吐的满脸唾液，缺少了皮肉之苦，所以这还是一种受刑人求之不得的刑罚。
第八种无疑是种全武行，就是用木棍和砖头有意打腰部，直至打得站不起来才罢手。
第九种是给木板钉铁钉子，用其打人，打烂肉，打烂衣服，看受刑人疼的在地上打滚，专案人员则得到极大的满足，哈哈大笑。
第十种是一种名曰“苏三起解”的刑罚，这种刑法是用铁棍夹受刑人脖子，夹得受刑人脖子又粗又肿，不能转动，这时就很容易得到“口供”了。
第十一种也有些特殊，就是用木凳放在地上，让受刑人躺下去，凳子垫腰，专案人员将其手脚、头部硬压硬踩，在这种情况下，任你是钢筋铁骨也要口吐“真言”。
限于篇幅，其他刑罚不一一列举。在当时一些貌似革命的口号蛊惑下，专案组的个别头头猖狂地向他们的成员宣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我们就是武斗学校毕业的！”“咱们不是搞逼、供、讯，是阶级敌人逼出来的。”“过去我们偷着搞武斗，现在江青同志给我们撑腰，我们要公开搞，大搞！”他无耻地对受刑人说：“我们逼了，你也招了，信不信由我们。”在专案组的各种刑法逼问下，许多善良无辜的人都受到了及其残酷的刑法。一次，专案组的“干将”们在操场打篮球，玩到兴尽时，叫肖惠芳给他们打水，却无端认为肖惠芳打的水不干净，多人竟拽住肖的头发，拉至操场就是一顿暴打，直打的她满嘴流血才住手。惠安一个名叫栗冠九的土木工程师，他的妻子祥云被诬参加了中国敏感词过滤组织，竟被装在麻袋中，倒吊了三天三夜。余下零售公司下属综合社的一个职工叫王再治的，在专案组的一次刑讯后，含悲离开了人世。惠安医院中药房药剂师赵克强（石井乡吊庄人），在被多次毒打下，实在受不了百般折磨，上吊自杀。化校原党委书记关恒，大雪天被毒打，乘人不备，翻墙跳井自杀。惠安二车间工人李文庆受不了折磨，跳楼自杀。余下零售公司下属的合作组织的那个“祸首”陈昆岗和另一个职工董元森，在酷刑之下，也相继自杀而死。由户县办的涝峪“学习班”也刑讯逼供，除整得许多人受伤外，逼死了一个无辜群众张致远，逼得女青年古艳梅跳崖，成了终身残废……。
这个专案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共株连了360多人，死的不说，一共打残了23人。这些受到百般折磨的无辜群众，不但自己蒙受冤屈痛苦，而且株连妻子儿女，她们大都被强行赶到农村，或者遣送回原籍，举目无亲，衣食无着。李天胜、肖惠芳夫妻在关押期间，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也都被关押，后强制下放农村。还有三个小儿女无人照顾，受尽苦难。17岁的女儿李亚利被强行下放农村后，在给棉花打药时不幸中毒身亡。魏宏钧母亲尚素云也因株连此案被逼含冤而死，父亲、妻子、孩子、岳父均遭牵连受审长达两年多时间。
在折腾了近一年以后，专案组得到的口供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乱，真是五花八门，案情越来越大，但是却只有口供，并未有一点旁证，连专案组的头头都觉得这样下去没有办法结案，更没有办法交待。1970年4月11日，陕西省政法组侦破组组长吴怀孝来到户县余下，在惠安15号楼召开碰头会，指示对此案进行甄别。接着，由省政法组高志舟、咸阳地区政法组刘行中、户县革委会政法组高忠仁三人组成甄别小组，对此案进行甄别调查。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认为这个案件最早交待问题的几个重点对象所供材料是在严重的逼供情况下编造的，根本没有证据，属于假案。1970年10月17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谷凤鸣（省军区政委）作出指示，对“卫国救义军”案予以否定。
这个指示下达后，惠安化工厂原先发端这个案件的头头们，仍然多方隐瞒上级指示，隐瞒事实真相，拒不为受冤群众平反。一些受屈者仍然被以种种借口被关押，直到1971年3月，才在群众多方反映下，在上级的多次催问下，由惠安化工厂、余下公社、户县公安局组成了“卫国救义军”一案否定后的缮后处理小组，专门处理此案，受屈者才恢复了自由。缮后处理小组对在审查中致死的王再治、董元森、陈昆岗、张致远等以及致残的古艳梅，还有隔离时间较长、后果严重的一些成员及其家属进行了抚恤和安置。但是，在当时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没有也不可能对所有受冤的人及其家属做出公正而彻底的平反和抚恤，许多人仍然生活在“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案的阴影之下，一些受冤人的家属子女仍然远离亲人，生活在偏僻农村，生活上的贫穷和政治上的重压，仍然逼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户县余下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株连360多人的“卫国救义军”大案，直到中国敏感词过滤“四人帮”，方云住雨歇，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极左阴云终于逐渐消散，“卫国救义军”假案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开始群体多次向中央、省、地、县和惠安化工厂反映，要求对此案彻底平反。这一案件终于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1978年9月21日，在省委领导的指示下，省信访室召开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座谈会，决定对此案彻底平反，研究了对平反和遗留问题处理的具体措施。
1978年12月22日，户县县委和惠安党委在作了大量的调查和善后工作后，做出了《关于对〈卫国救义军〉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假案的平反昭雪决定》，决定指出：
一九六九年三月至一九七零年十月清队运动期间，以国营惠安化工厂、户县余下、涝峪等地区为中心，波及三省、十四县、五十多个单位，株连干部、职工、人民群众360余人的所谓《卫国救义军》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集团案（包括套入此案之中的《肖魏敌台案》和《盗窃九大机密文件案》在内）是由国营惠安化工厂当时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政治纲领，搞清队扩大化的影响下，主观臆造，捕风捉影，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现予以彻底的平反。
《决定》宣布：对于强加给此案受株连的所有人员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因此案遭受迫害、含冤而死的同志，按被林彪、“四人帮”中国敏感词过滤修正主义路线迫害逝世予以结论，彻底平反，公开昭雪，并参照因公死亡待遇处理。就连那个“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陈昆岗也以病故结论，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了妥善处理；对因此案受迫害而致病、致伤、致残及造成其他遗留问题的，也在确实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政策，妥善、慎重加以解决；对因此案搜查、抄家、隔离审查时，丢失和损毁的财务，要认真查找，如数退还，损毁和找不到的，要追究责任，依据情况，适当补赔。
《决定》还宣布：对因此案被隔离审查，造成的误工损失，原属职工者，补发工资；是公社社员或无职业居民者，根据实际情况在经济上给予适当补助；对因此案形成的一切材料，全部销毁，所谓的本人交待材料一律退还本人；对因此案被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发函或派人去消除影响，清理档案，尽快予以解脱，并做好安慰工作。
《决定》还庄严宣布：对当时参与办理此案的工作人员中，那些目无法纪，参与策划制造假案、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进行阶级报复、挟嫌报复，及一贯搞打砸抢、残害人民群众、后果严重的坏人，要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其罪恶，绳之以法；对那些犯有错误、轻度违法和尚属年轻无知的人，要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思想教育，提高觉悟，分清路线是非，承认错误，一般不追究个人责任，但对于那些至今仍坚持错误立场、态度顽劣或继续干坏事者，则要严肃处理。
此后，户县县委和惠安党委组织专门机构，作了大量慎重而细致的工作，对那些制造假案的责任人作了严肃的组织和法纪处置；走访、调查了上千的知情人，翻阅了大量档案资料，不但对此案的受害者作了平反结论，而且实事求是的为压在这些人身上多年的所谓“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因此案冤死的，对家属子女作了妥善的抚恤安置；对受害者已下放农村或赶回原籍的家属子女予以收回，使他们回到了亲人们身边；家属原来有工作的，恢复其原工作；子女无工作、家庭生活有一定困难的，给其子女也妥善的作了安置。套入此案的《肖魏敌台案》的主角——肖惠芳，不但得到了彻底的平反，而且恢复了原在祖庵医院的工作权利，作退休处理。她的所谓“海外关系”后来也得到了澄清，她的那些亲属，在国外的都是些爱国人士；在国内的有好些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对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此案的另一主角魏宏钧，被平反以后，调入户县人民银行，后调入西安市农行。他放下一切政治包袱，焕发了青春，认真钻研金融专业，掌握金融基础理论及专业技能，终于成了一个著名的学者、企业家。
1978年，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一年，那些受尽冤屈的人们，终于卸下了身上的政治包袱，轻装上阵，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对国家、社会做出回报和贡献。至此，这个曾震动陕西省的特大假案才终于圆满的画上了句号。此是后话，搁下不表。
正是：
云障雾遮铸错案，多少无辜受累牵。
苍茫大地冰雪冻，却向何处呼苍天？
欲知此案到底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七回 “中国敏感词过滤”带屎口罩哭天喊地 女社员坐尖木橛呼爹叫娘
诗云：
农民心性本善良，奈何行凶似虎狼？
旷古未闻坐尖橛，此情此景足堪伤！
却说当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县城各单位进行的是如火如荼，在农村也是十分的热闹。在户县西北乡，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100多户农家，600多口人，种有600多亩地。村子虽小，却历史悠久，相传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前，格姓人居住在此，村子故名格家庄。多少年来，格家庄人勤劳俭朴，民风醇厚，善良好客，邻里和睦。解放以后，不管是初级社，还是高级社，还是后来公社化后的大队，全村都是一个大家庭，相安无事。自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村子的人们就变了样，你争我斗，乱揪乱批，本来祥祥和和的村子，从此不得安宁。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格家庄也成立了专案组，开始揪斗有历史问题和各种问题的人。夏忙后，运动进入高潮，有人写大字报揭发57岁的女社员吴秀珍偷盗生产队的黄豆和棉花，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吴秀珍揪出，对她进行了多次大小会批斗。大队纠察队长郑志会，给专案组头头阎某某写大字报，说阎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要揪阎某某落实问题。阎某某知道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连夜和与自己走得近的其他干部商定。第二天早晨，即将郑志会以“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罪和他母亲、49岁的许云芳以“母老虎”罪揪了出来。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有人发现社员阎某某家里的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上的毛主席像被人挖了眼睛，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政治案件，专案组反复追查，追来追去，追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张女女（化名）的头上，经反复施加压力，这个女孩承认是吴秀诊唆使她干的。专案组立即把吴秀珍抓到大队，严刑逼问。吴秀珍一个老太婆，能有多少扛劲？很快就承认是她叫张女女干的。专案组迫使她承认了专案组发现的一户社员家里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的毛主席像眼睛被挖也是她干的。专案组继续深挖，追问吴秀珍的后台是谁？吴秀珍无奈，只得供出她的后台是许云芳。当时，最能使对方置于死地的办法，无过是发现他（或她）在毛主席身上的“现反”活动，于是，专案组便立即对许云芳进行严刑逼问。后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把这两名妇女关在村子一个庙里，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此后，这两名妇女便被以“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的罪名反复多次批斗，大队专案组和纠察队在批斗时使用了多种手段，罚站、罚跪，用树条条、树棍棍、三角带、扫帚条条和皮鞭等毒打，直打得这两个妇女喊爹叫娘，哭天喊地，但专案组仍不罢手，有人给许云芳背上压胡基，脖子上挂胡基；有的还给牌子上写侮辱人格的话，挂在吴秀珍的胸前。更残酷的做法却还在后面。
一天晚上，月色朦胧，批斗会上的灯光照得刺人眼目，大喇叭高唱着革命歌曲。会场上人头攒动，争着看专案组把原党支部书记和两个“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女罪犯押进会场，一场极为野蛮残酷的批斗会开始了。批斗会上，一个女青年正在批判发言时，突然拿出一个锨把，狠力向许云芳裤裆戳去，当即将许戳倒。原来这个女青年过去在田间劳动时，和许云芳发生过争吵，所以借此机会进行报复。会议立时进入了近乎疯狂、愚昧的批斗场面。在专案组阎某的煽动下，几名男女用白布做了口罩，从污水池和厕所操来青泥和粪便，抹在口罩上，几个人捺住许云芳，把屎口罩给她戴上。又有几个妇女在厕所操了粪便，抹在口罩上，给吴秀珍戴上。两个被批斗的妇女戴上屎口罩还不解恨，一个女的高喊：“给她楔个木橛叫坐上！”接着便叫儿子取来木橛插在地上，立即有好几个妇女拉吴秀珍向上坐，因木橛没有插稳，倒了。几个人又重新插好，强拉吴秀珍坐上。许云芳也难逃厄运，同样被众人拉住强捺着坐上木橛。在这两名妇女遭受如此酷刑时，大队有一名党员干部不但不制止，还在许云芳屁股上踢了一脚，并用手摇许的肩膀叫坐好。本村一个在国营惠安化工厂当工人的，也来凑热闹，扑上前来在许云芳的肚子上踢了一脚，疼的许在地上打滚。这时会场一下乱了起来，有哭的、喊的、骂的、闹的，会议已开不下去了，会议主持人便紧急宣布散会。那被整的两名妇女已几乎昏倒在地，不能起来。其家人用架子车拉了回去。吴秀珍身子还算硬朗，自己服了些药。那许云芳坐木橛可受了亏，当场晕倒，据说阴道出血。
格家庄的人怎么了！他们之间到底有多么深的仇恨？为什么使用这样残酷的手法整人。后来调查，在这场批斗会前的预备会上，只是商定了发言人和发言批判的问题，并未有抹屎口罩和楔木橛的预谋。但整人的蓄意早在一些人的心中。这些整人的人也都是一些“好”人，只是平时和吴秀珍与许云芳有些过结，但他们都在“革命”的口号下昏了头，借机泄私愤，搞报复，于是便发生了这等残酷整人的悲剧。
许云芳、吴秀珍被批斗，身心受了大亏，但那是“革命行动”所为，一个村妇，能奈若何？只得忍辱含屈苦度时光。不觉到了1978年，那狂乱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对“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在户县全面开展，许云芳的家属多次进行反映，要求组织处理。这年12月，玉蝉公社党委组织了四位同志，先后两次深入到格家庄，在基本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处理：对许云芳、吴秀珍政治上彻底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在经济上给许云芳、吴秀珍补贴了几十元钱和几百工分。对有关人员如原”文革”会主任、原专政队长、原专政队员等进行了批判，还分别罚了5元到10元钱和几十工分；对参与整人的一些社员也分别罚了几元钱和几十工分。这样处理以后，吴秀珍同意公社处理，但许云芳的家人却认为处理不公，多次向县人大常委会和省、地领导提出书面申诉。
对此案件，户县县委非常重视，决定从县级有关部门抽出三名同志，从公社抽出两名同志，于1979年7月27日再次深入到格家庄进行调查，共用了14天时间，彻底查清了这一案件，弄清了事实真相。
这次调查后户县县委常委认真讨论了这一案件，认为：
……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践踏党纪国法，对许云芳、吴秀珍在清队中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许、吴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严重迫害，身体上受到摧残，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乱纪案件。
户县县委决定给格家庄大队涉及责任的有关党员干部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和留党察看处分，并增罚钱款，用于对许云芳家属补助。至此，这一案件才划上了句号。此是后话不提。
正是：
“革命”口号嘴上提，正是报复好时机。
民风凋敝足堪叹，雾遮山暗雨凄凄！
不知吴秀珍和许云芳到底如何，请看下回。
第十八回 贫农激愤口无遮拦 “现反分子”帽顶扣牢
诗云：
特殊年代人要活，假话还比真话多。
堪赞矍铄一老农，敢为真理背不驼！
却说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一个酷热的日子，陕西省户县大王公社卓南大队的戏台下，人头攒动，这里正在召开公捕大会。一个满脸风霜的老汉被押上台来，五花大绑，汗流满面。他叫阎如智，52岁，本大队人。他被宣布犯有严重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罪行” ：
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阎犯于1966年至1968年6月期间，在本队柿园、办公室等处，竟敢恶毒地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破坏大队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反，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歌功颂德，阻止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表彰地、富阶级，充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真是反动透顶。
阎如智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是怎样攻击毛泽东主席，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我们不妨沿着阎如智的人生轨迹，回到那一场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去梳理这一案件的来龙去脉。
却说这卓日村，乃是五胡十六国时东晋大臣习凿齿被前秦符坚掳来后所住之地，久之自成村落，因名凿齿村，上世纪50年代末，不甚重视其文化渊源，因方言口语之故，后文件中竟称之为卓日村，几十年后方才改正，此乃后话不表。
却说那阎如智其实是个不知名姓的孤儿，从小从周至县讨饭流落到户县凿齿村，被养父母收留，姓了阎，起一个小名叫“北瓜蛋儿”，解放后才起了个官名叫如智。养父母家里也十分贫苦，他十几岁就被出壮丁，受尽了苦难，也成了做庄稼活的全把式。解放后，他彻底翻了身，因此，他对共产党充满了热爱，处处事事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不管是办互助组，还是办农业合作社，都积极走在前边。办事公道、为人正派，所以深得群众的信任，一直选他当干部。他也一直把集体的事当自家的事来办，认真负责，毫无私心。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没有文化，心眼太直，俗话说的是“直杠杠脾气”，不会曲里拐弯，不会看眼色、拍马屁、见风使舵，看到不对的人和事，就要说，而且想说啥就说啥，从不顾忌，人们背后都叫他“老北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阎如智对乱斗、乱批、乱抓，对社会一片混乱非常不理解和不满，出于他的秉性，常常不看场合、不顾影响，用他那农民的直率，直言无忌，对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凿齿村有一个历史传统，就是在春节前后家家扎纸灯，元宵节前上市出售，在方圆远近很有名气，也是村上农户一笔很重要的收入来源。 “大破四旧”时，红卫兵把群众扎的红灯作为“四旧”都收去烧了，群众都很不满，但没有人敢说，阎如智就很公开的斥责红卫兵：“天安门上都挂红灯呢！为啥收社员的？”红卫兵在村子里乱收“地、富”的东西，他气愤地对这些人说道：“红卫兵收人家的东西，给人家退了。不退，小心打你的X着！”他还经常愤愤地说：“毛主席看把世事弄成啥了！”1967年6月18日早晨，公社一干部和许多社员在地里种玉米，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阎如智不平地说：“毛主席为了把中央一些人打下去，把这些学生豁起来胡闹呢！”这名干部严肃地指出这是反动言论，阎如智竟挺起身子，大声说：“把我的××咬了！”
阎如智在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就和当时的宣传完全对立。1967年春，大队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当会就站起来表示反对，他说：“要批判刘少奇，我看先批判毛主席！毛主席错误比刘少奇还大，我看刘少奇没有啥错误，刘少奇闹啥总得通过你（指毛主席）。”
1967年秋季，阎如智在学校门前当众人面公开说：“毛主席是正的，刘少奇是副的。刘少奇搞错了，你正的也有错！”12月的一天，阎如智在学校门前见人们正在批判刘少奇，就忍不住说道：“你这伙光闹刘少奇呢！咋不闹毛主席呢？害怕把你的饭碗拌了？”阎如智在地里劳动时，经常“大放厥词” ：“现在刘少奇倒霉了，都说刘少奇不对！都是刘少奇的错误。我看还是怪毛主席。” 又说：“毛主席也害怕死，一心想把刘少奇弄倒。刘少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把中国叫你一个人掌握了，就心平气和了。” 一些胆小的人劝他再不要胡说了，他竟然用农村粗话骂道：“××！你把我拿枪打了！把我××咬了！” 他还经常给群众说：“毛主席说来刘少奇游街，我也要去游街。” 这年又有一次，大队在办公室召开干部会，有人提出要批判刘少奇，阎如智在会上即极为反感地说：“瞎咧都是刘少奇来，狗巴的都赖刘少奇巴的。”
1967年4月初，县上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这个大队召开大小队干部会议，阎如智在会上很公开地说：“现在是青年的嘴，成年的腿，只有地富干的美！” 曾有多次，大小队干部在办公室开会时，会前学习毛主席语录，阎如智就大声反对，说：“再学我就走呀！” 大队给各小队发毛主席语录，阎如智又反对说：“发那作啥呢？就没有人学！”
我们现在来看阎如智的这些言论，其实都是大实话，也是许多群众当时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敢公开地随声附和，但也都心照不宣，心里是很同意这些话的，所以，阎如智说归说，并没有人私下把他的话反映给上边，队上的干部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人把他怎样。但后来的一件事却让人拉不离手，非得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不可。
1968年的6月，正是三夏大忙时节，麦子堆在场中，棉田草长老高，许多农活在等着人去做，但县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却把所有的青壮年召集在办公室举办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阎如智作为队长，眼见时节不等人，再不抢种抢打，庄稼就要受损失，他已请来了拖拉机在场上准备碾麦，但一伙青年人却坐在凉房下“学习” ，场里、地里都不见人，便气不打一处来，倔脾气就上来了，在街道上、在办公室门口大喊大骂起来：“开他娘的X呢！开会呢！”“把他娘X咧！开X呢，开会呢！” “办TMDX呢！把精小伙子放在办公室学习呢！” “办这学习班X他妈！” 老汉这一通骂，虽然把会搅黄了，但也把县上的领导干部惹恼了，认为这是一件拉不离手的重大政治事件，阎如智竟然胆大包天，公然谩骂伟大的领袖，反对群众学习领袖著作，这还了得！必须严加惩处。于是很快就有专案人员对老汉的以往言行进行调查，形成了阎如智“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单行材料。材料把老汉好多事都罗列成了“罪行” ，如老汉在解放前曾因迷信参加过一贯道的事也被追究出来。老汉在抱孙子的时候，常念农村几千年传下来歌谣：
咪咪猫，上高桥。
金蹄蹄，银爪爪。
上树去，逮鸟鸟。
扑楞楞，都飞了。
看把老猫气死了。
这首民谣中的“老猫”被曲解为“老毛”——阎如智在谩骂毛主席！
阎如智还有一条罪状：
去年任生产队队长时，大搞副业单干，长年连续派多人去西安拉板，四六开成（收入个人得六，集体得四），大大助长了私人资本主义的泛滥。夏收大忙季节，撂挑子不干，秋季抗旱又不很好安排，以致造成农业减产，社员口粮降低，国家公购粮三千二百斤不能入仓。
但群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群众搞副业给集体交钱，既维护了集体经济，又增加了社员收入，每户都置买了架子车。至于撂挑子，实在是他在无尽的政治干预下不能尽职尽责的无奈之举，但这都成了他的罪。
材料对阎如智作了这样的评价：
该阎如智虽系贫农出身，实质上已是变质分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中国敏感词过滤。该阎一贯恶毒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攻击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实属敌我矛盾。罪大恶极，实应千刀万剐。我们广大群众和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中国敏感词过滤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1968年8月17日，户县革委会、军事管制小组批准了户县公安机关临时领导小组将阎如智逮捕的报告，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见老汉绳捆索绑被抓走，满凿齿村的群众都通不过，男女社员都流了泪。好多人都哭着说老汉不应该受法，老汉为啥和人喊，主要是想把生产队搞好。老汉旧社会受可怜，新社会把力出了，还落了这下场。但当时的严峻的政治气氛群众是说不上话的，阎如智锒铛入狱。
1968年11月6日，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阎如智做出刑事判决：
阎犯解放前曾参加一贯道中国敏感词过滤组织，思想极为反动。解放后，资产阶级思想未得到改造，混进基层政权后，大干坏事，特别严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公开场合公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毛泽东思想，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喊冤叫屈，表彰地、富阶级有功，实属死心塌地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罪行严重，依法必须从严惩处。据此，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管什么地方出现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的教导，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判决如下：
阎如智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期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起至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止）。
判决一公布，阎如智即被押赴延安南泥湾一劳改农场服刑，好在他是农民出身，庄稼活不在话下，加上舍得力气，什么活都抢着干，很快就获得了农场干警的信任和尊重，也受到了犯人的爱戴。1977年10月12日，阎如智被提前释放，群众为照顾他，一致选他当饲养员。
1978年，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平反冤、假、错案，当年阎如智的“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案”也受到了户县人民法院的极大重视，组织专人进行复查，于1978年11月12日做出了新的判决：
阎如智出身贫苦，解放前一贯务农，解放后长期担任生产队干部。但因学习不够，政治识别能力差，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破坏革命和生产的罪行，识破不了，错怪了毛主席，说了有损伟大领袖光辉形象的话，但不是以中国敏感词过滤为目的进行恶毒攻击，属于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应予严肃地批评教育，而原判以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论罪科刑是不对的，现本院依法判决如下：
撤销原户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68）户军管刑字第27号判决，对阎如智不以中国敏感词过滤论处，宣布无罪。
时光到了1980年， 2月29日晚，“刘少奇同志”这个熟悉的称呼十几年后又一次从播音员嘴里说出，电视机里播出的《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宣告：“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
4月4日，户县人民法院又对阎如智做出了一个新的刑事裁定书，指出：
本院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再审以（78）户发刑字第41号判决，撤销原判，宣告阎如智无罪，但对原判认定阎如智“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歌功颂德，阻止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节未作明确纠正，而阎如智为刘少奇同志的问题鸣不平的言行是正确的，故依法裁定如下：
撤销原判对阎如智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的部分。
至此，所谓“阎如智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案”才最终得到了彻底纠正。
正是：
老农耿鲁无遮拦，
直言时政惹祸端。
却待春风吹来时，
已是牢狱将十年。
按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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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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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2-2-16 17:59:11
显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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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28 17: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