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

丛林里的海藻

万盛米行的河埠头，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船里装载的是新米，把船身压得很低。齐般舷的菜叶和垃圾给白腻的泡沫包围着，一漾一漾地，填没了这船和那船之间的空隙。河埠上去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走的街道。万盛米行就在街道的那一边。朝晨的太阳光从破了的明瓦天棚斜射下来，光柱子落在柜台外面晃动者的几顶旧毡帽上。

那些戴旧毡帽的大清早摇船出来，到了埠头，气也不透一口，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糙米五块，谷三块，”米行里的先生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旧毡帽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

“十五块也卖过，不要说十三块。”

“哪里有跌得这样利害的！”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不知道么？各处的米象潮水一般涌来，过几天还要跌呢！”


刚才出力摇船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今年天照应，雨水调匀，小虫子也不来作梗，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


哪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


“还是不要粜的好，我们摇回去放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先生冷笑着，“你们不粜，人家就饿死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洋米，洋面，头几批还没吃完，外洋大轮船又有几批运来了。”

洋米，洋面，外洋大轮船，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不粜那已经送到河埠头来的米，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粜呢？田主方面的租是要缴的，为了雇帮工，买肥料，吃饱肚皮，借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们摇到范墓去粜吧，”在范墓，或许有比较好的命运等候着他们，有人这么想。


但是，先生又来了一个“嗤”，捻着稀微的短须说道：“不要说范墓，就是摇到城里去也一样。我们同行公议，这两天的价钱是糙米五块，谷三块。”

“到范墓去粜没有好处，”同伴间也提出了驳议。“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先生，能不能抬高一点？”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


“抬高一点，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我们这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你们要知道，抬高一点，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这样的傻事谁肯干？”

“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去年的粜价是七块半，今年的米价又卖到十三块，不，你先生说的，十五块也卖过；我们想，今年总该比七块半多一点吧。

哪里知道只有五块！”

“先生，就是去年的老价钱，七块半吧。”

“先生，种田人可怜，你们行行好心，少赚一点吧。”

另一位先生听得厌烦，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睁大了眼睛说：“你们嫌价钱低，不要粜好了。是你们自己来的，并没有请你们来。只管多罗嗦做什么！我们有的是洋钱，不买你们的，有别人的好买。你们看，船埠头又有两只船停在那里了。”

三四顶旧毡帽从石级下升上来，旧毡帽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破布袄的肩背上。


“听听看，今年什么价钱。”

“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什么！”希望犹如肥皂泡，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


希望的肥皂泡虽然迸裂了，载在敞口船里的米可总得粜出；而且命里注定，只有卖给这一家万盛米行。米行里有的是洋钱，而破布袄的空口袋里正需要洋钱。


在米质好和坏的辩论之中，在斛子浅和满的争持之下，结果船埠头的敞口船真个敞口朝天了；船身浮起了好些，填没了这船那船之间的空隙的菜叶和垃圾就看不见了。旧毡帽朋友把自己种出来的米送进了万盛米行的廒间，换到手的是或多或少的一叠钞票。”

“先生，给现洋钱，袁世凯，不行么？”白白的米换不到白白的现洋钱，好像又被他们打了个折扣，怪不舒服。


“乡下曲辫子！”夹着一枝水笔的手按在算盘珠上，鄙夷不屑的眼光从眼镜上边射出来，“一块钱钞票就作一块钱用，谁好少作你们一个铜板。我们这里没有现洋钱，只有钞票。”

“那末，换中国银行的吧。”从花纹上辨认，知道手里的钞票不是中国银行的。


“吓！”声音很严厉，左手的食指强硬地指着，“这是中央银行的，你们不要，可是要想吃官司？”

不要这钞票就得吃官司，这个道理弄不明白。但是谁也不想弄明白，大家看了看钞票上的人像，又彼此交换了将信将疑的一眼，便把钞票塞进破布祆的空口袋或者缠着裤腰的空褡裢。”

一批人咕噜着离开了万盛米行，另一批人又从船埠头跨上来。同样地，在柜台前迸裂了希望的肥皂泡，赶走了入秋以来望着沉重的稻穗所感到的快乐。同样地，把万分舍不得的白白的米送进万盛的廒间，换到了并非白白的现洋钱的钞票。


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旧毡帽朋友今天上镇来，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洋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回去。洋火也要带几匣。洋油向挑着担子到村里去的小贩买，十个铜板只有这么一小瓢，太吃亏了；如果几家人家合买一听分来用，就便宜得多。陈列在橱窗里的花花绿绿的洋布听说只要八分半一尺，女人早已眼红了好久，今天粜米就嚷着要一同出来，自己几尺，阿大几尺，阿二几尺，都有了预算。有些女人的预算里还有一面蛋圆的洋镜，一方雪白的毛巾，或者一顶结得很好看的绒线的小囝帽。难得今年天照应，一亩田多收这么三五斗，让一向捏得紧紧的手稍微放松一点，谁说不应该？缴租，还债，解会钱，大概能够对付过去吧；对付过去之外，大概还有多馀吧。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有些人甚至想买一个热水瓶。这东西实在怪，不用生火、热水冲下去，等会儿倒出来照旧是烫的；比起稻柴做成的茶壶窠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们咕噜着离开万盛米行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袋里的一叠钞粟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马上开船回去未必就会好多少，镇上走一转，买点东西回去，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有些东西实在等着要用。于是街道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短短的身影，在狭窄的街道上走。嘴里还是咕噜着，复算刚才得到的代价，咒骂那黑良心的米行。女人臂弯里钩着篮子，或者一只手牵着小孩，眼光只是向两旁的店家直溜。小孩给赛璐珞的洋囝囝，老虎，狗，以及红红绿绿的洋铁铜鼓，洋铁喇叭勾引住了，赖在那里不肯走开。


“小弟弟，好玩呢，洋铜鼓，洋喇叭，买一个去，”故意作一种引诱的声调。接着是——冬，冬，冬，——叭，叭，叭。


当，当，当，——“洋瓷面盆刮刮叫，四角一只真公道，乡亲，带一只去吧。”

“喂，乡亲，这里有各色花洋布，特别大减价，八分五一尺，足尺加三，要不要剪些回去？”

万源祥大利老福兴几家的店伙特别卖力，不惜工本叫着“乡亲”，同时拉拉扯扯地牵住“乡亲”的布袄，他们知道惟有今天，“乡亲”的口袋是充实的，这是不容放过的好机会。


在节约预算的踌躇之后，“乡亲”把刚到手的钞票一张两张地交到店伙手里。洋火，洋肥皂之类必需用，不能不买，只好少买一点。整听的洋油价钱太“咬手”，不买吧，还是十个铜板一小瓢向小贩零沽。衣料呢，预备剪两件的就剪了一件，预备娘儿子俩一同剪的就单剪了儿子的。蛋圆的洋镜拿到了手里又放进了橱窗。绒线的帽子套在小孩头上试戴，刚刚合式，给爷老子一句“不要买吧”，便又脱了下来。想买热水瓶的简直不敢问一声价。说不定要一块块半吧。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买回去，别的不说，几个白头发的老太公老太婆就要一阵阵地骂：“这样的年时，你们贪安逸，花了一块块半买这些东西来用，永世不得翻身是应该的！你们看，我们这么一把年纪，谁用过这些东西来！”这罗嗦也就够受了。有几个女人拗不过孩子的欲望，便给他们买了最便宜的小洋囝囝。小洋囝囝的腿臂可以转动，要他坐就坐，要他站就站，要他举手就举手；这不但使拿不到手的别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冒火，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怪有兴趣。


“乡亲”还沾了一点酒，向熟肉店里买了一点肉，回到停泊在万盛米行船埠头的自家的船上，又从般梢头拿出盛着咸莱和豆腐汤之类的碗碟来，便坐在船头开始喝酒。女人在船梢头煮饭。一会儿，这条船也冒烟，那条船也冒烟，个个人淌着眼泪。小孩在敞口朝天的空舱里跌交打滚，又捞起浮在河面的脏东西来玩，惟有他们有说不出的快乐。


酒到了肚里，话就多起来。相识的，不相识的，落在同一的命运里，又在同一的河面上喝酒，你端起酒碗来说几句，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中听的，喊声“对”，不中听，骂一顿：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


“五块钱一担，真是碰见了鬼！”

“去年是水灾，收成不好，亏本。今年算是好年时，收成好，还是亏本！”

“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去年还粜七块半呢。”

“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粜出去了。唉，种田人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米！”

“为什么要粜出去呢，你这死鬼！我一定要留在家里，给老婆吃，给儿子吃。我不缴租，宁可跑去吃官司，让他们关起来！”

“也只好不缴租呀。缴租立刻借新债。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去缴租，贪图些什么，难道贪图明年背着重重的债！”

“田真个种不得了！”

“退了租逃荒去吧。我看逃荒的倒是满写意的。”

“逃荒去，债也赖了，会钱也不用解了，好打算，我们一块儿去！”

“谁出来当头脑？他们逃荒的有几个头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听头脑的话。 ”

“我看，到上海去做工也不坏。我们村里的小王，不是么？在上海什么厂里做工，听说一个月工钱有十五块。十五块，照今天的价钱，就是三担米呢！”

“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上海东洋人打仗，好多的厂关了门，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你还不知道？”

路路断绝。一时大家沉默了。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酒力，个个难看不过，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


“我们年年种田，到底替谁种的？”一个人呷了一口酒，幽幽地提出疑问。


就有另一个人指着万盛的半新不旧的金字招牌说：“近在眼前，就是替他们种的。

我们吃辛吃苦，赔重利钱借债，种了出来，他们嘴唇皮一动，说‘五块钱一担！’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

“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那就好了。凭良心说，八块钱一担，我也不想多要。”


“你这囚犯，在那里做什么梦！你不听见么？他们米行是拿本钱来开的，不肯替我们白当差。”

“那末，我们的田也是拿本钱来种的，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为什么要替田主白当差！”

“我刚才在廒间里这么想：现在让你们沾便宜，米放在这里；往后没得吃，就来吃你们的！”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


“真个没得吃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米，拿点来吃是不犯王法的！”理直气壮的声口。


“今年春天，丰桥地方不是闹过抢米么？”

“保卫团开了枪，打死两个人。”

“今天在这里的，说不定也会吃枪，谁知道！”

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酒喝干了，饭吃过了，大家开船回自己的乡村。

船埠头便冷清清地荡漾着暗绿色的脏水。


第二天又有一批敞口船来到这里停泊。镇上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市镇上表演着，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


“谷贱伤农”的古语成为都市间报上的时行标题。


地主感觉收租棘手，便开会，发通电，大意说：今年收成特丰，粮食过剩，粮价低落，农民不堪其苦，应请共筹救济的方案。


金融界本来在那里要做买卖，便提出了救济的方案：（一）由各大银行钱庄筹集资本，向各地收买粮米，指定适当地点屯积，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当儿陆续售出，使米价保持平衡；（二）提倡粮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群相采购，造成无期的屯积；（三）由金融界负责募款，购屯粮米，到出售后结算，依盈亏的比例分别发还。


工业界是不声不响。米价低落，工人的“米贴”之类可以免除，在他们是有利的。


社会科学家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统计，从学理，提出粮食过剩之说简直是笑话；“谷贱伤农”也未必然，谷即使不贱，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农也得伤。


这些都是都市里的事情，在“乡亲”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有的粜了自己吃的米，卖了可怜的耕牛，或者借了四分钱五分钱的债缴租；有的挺身而出，被关在拘押所里，两角三角地，忍痛缴纳自己的饭钱，有的沉溺在赌博里，希望骨牌骰子有灵，一场赢它十块八块；有的来人去说好话，向田主退租，准备做一个干干净净的穷光蛋；有的溜之大吉，悄俏地爬上开往上海的四等车。





（1933年7月1日发表）
（原载《叶圣陶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

丛林里的海藻

小说简介
《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从河埠头的万盛米行粜米到街上购物，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场景，讲述了旧中国农民丰收成灾的悲惨命运。小说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江南一群农民忍痛亏本粜来，在丰年反而遭到比往年更悲惨的厄运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旧中国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村急遽破产的现实。
这篇小说的环境描写简练而传神。作家用极为精练的笔墨三次描写了故事的环境，寥寥几笔活画出江浙小镇的风情面貌，乡土气息十分浓厚。

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988） 现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

丛林里的海藻

一方面，我们想起了叶圣陶先生被收进课本的一篇文章《多收了三五斗》；


一方面，李昌平先生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言犹在耳；


一方面，说金融危机扑灭了很多农民外出打工的希望，大家都在返乡路上…


这是怎样的一组画面？敢问农民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脚下在哪？

丛林里的海藻

2008年12月04日10:13 　 南方新闻网　 胡亚柱 王宏旺


无论在接下来的20多天会发生什么，无论明年官方公布的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何，都不妨碍我们作出判断，那就是：2008，农民跌倒在增收路上。 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中国在火与冰之间煎熬。上半年，物价飞涨，一切迹象显示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成为政府头等大事；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金融风暴越过太平洋，猛烈地扑上隔岸的中国：房市下挫，股市狂跌，企业大量倒闭，无数农民工黯然返乡。历史上的中国，很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经历冰火两重天。 在这种急遽转换和煎熬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农民，命运尤为可叹：在如火的经济形势下，他们必须承受农资价格的全面暴涨，但农产品价格始终受制于看不见的手，涨幅有限，而自然风险仍悄然来袭，让人猝不及防；如冰的经济危机中，企业的倒闭断了他们的生路，当他们怀揣一丝愿望返乡试图创业时，却遭遇捉摸不透的政策之变。

中国农民可能想破脑袋也料不到，他们会以这样的处境来纪念曾经属于他们的农村改革，虽然历史的荣光早已离他们远去。
他们能想到的问题是：天灾年年都有，为何农业保险总是缺席？政府能不能不控制粮价，如果非要干涉的话，能不能连带农资价格也一起控制？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政府有何措施帮他们提升就业能力和提供就业岗位？农民自己创业，没有麻烦政府，为何政府却来找麻烦？
明年形势可能更加凶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本月1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2009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迎来极为困难的一年。
他认为，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农业的比较效益将会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逐步走低，由此可能出现新一轮农产品卖难问题，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第三，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
值此危难之际，广大农村地区却被当作国家启动内需、促进增长的救命稻草。然而，农民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如何能背负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何去何从，当令为政者深思。

丛林里的海藻

天灾人祸扑倒渔农

《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宏旺

冰灾造成损失240万，三聚氰胺败坏鱼的品质，广州资深渔农欲转行



天灾和人祸，使欧阳伯成对养鱼已经丧失信心，尽管他拥有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广州白云区的水产界鼎鼎大名。
为此，他已在压缩养鱼的规模，决定再养几年，把本钱收回来之后，便洗手不干了。

承包4年连亏
年初的那场雪灾，虽然已快过去一年，但欧阳伯成感觉恍如昨日：他曾经目睹，200亩水面的陈洞水库泛起80万斤罗非鱼——那是他半辈子的心血。他的下半生，随之改变轨道。
一条土路伸向水库，正好将其劈为大小不均的两半，欧阳伯成在土路上修建了一个简易的水泥棚，装上热水器，摆了台电视。以此为根据地，他照看自己的渔场。
这个水库原先属于钟落潭镇水利站，2004年4月，欧阳伯成从别人手中转包过来，开始投苗放料，饲养罗非鱼。
欧阳伯成人称“天哥”，在白云区养鱼界无人不知，他敢于接手水库，源于对自己20多年养鱼经验的自信。他1982年开始全职养鱼，慢慢壮大。在2004年之前，他已拥有三片鱼塘：在家乡白云区江高镇小塘村有400亩，人和镇蚌湖村两片总计200亩，此外，他还经营饲料和贩鱼。
雄心万丈的他，没有料到，陈洞水库就是他的滑铁卢。
“从承包到现在，就没有赚过钱。”11月30日，欧阳伯成盯着水面，无法掩饰自己的忧伤。亏本的原因，一开始是由于转让费比较高(14万)，后来是因为治安不好——当地偷鱼者较多，再后来是鱼价太低，比如2007年年末，罗非鱼价格才3块一斤。
这些对于饱经风霜的欧阳伯成来说都是小事一桩，只要承包期为20年的这个水库正常运转，他总可以应付过去。但是，今年年初的低温冰冻雨雪天气，却给了他致命一击！

80万斤鱼冻死
那次低温天气，是从2008年1月10号开始的。
欧阳伯成非常焦急，他不停地拨打广州市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专线，听到的总是低温仍将持续的女声播报。他的思绪回到了1995年，当时，天气也一样糟糕，不过，幸好他在蚌湖村的鱼塘可以抽取地下水，温暖的地下水保护了罗非鱼过冬。
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陈洞水库有没有地下水？在帽峰山周围和陈洞村民家里观察之后，他断了这个希冀。陈洞村属于岩石地貌，没有厚的沙层，“沙层没有一两米是蓄不了水的”。
抽地下水行不通，能否做个过冬棚？这是一般鱼塘用来抵御低温的方法，但只适合10亩、8亩的小鱼塘，在200亩大、8米深的陈洞水库上，根本无法搭起一个如此巨大的棚子。
能不能请人赶紧捞鱼，火速卖掉？刺骨的天气里，没有工人愿意下塘涉水，而各大冷冻厂也开始落井下石，纷纷压低鱼价——1块钱一斤。最关键的是，即使可以这样做，陈洞水库80万斤鱼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卖掉的——他的东风卡车一车运8吨的话，也要运50车。
怎么办？欧阳伯成想尽一切办法，却一筹莫展。
今年大年初六，冷冰冰的水库终于发生恐怖的变化。一些罗非鱼开始零星浮出水面，它们由于肺部被冻伤，争相到水面上呼吸氧气。然而，表层温度更低，它们很快被冻死，又沉下水库，随之发生腐化，鱼体发胀后又重新浮上水面。随后，尸体开始大面积铺开，最后，水库变成了几十万条罗非鱼的停尸场。
“80万斤全部冻死，冰灾结束后，我只捞上400斤活的。”欧阳伯成抽了一根烟，记忆在吞云吐雾中变得苦涩，“死鱼也有一些鱼粉厂来收，一毛钱一斤，但我请人打捞是8分一斤……”
一年下来，他光在饲料上的投入就一百多万，还不包括人工、鱼苗、承包费等，以市场价3块计算，欧阳伯成的损失是240万。
“我想说的是，我们农民不容易，要是有农业保险该多好啊……”

鱼价跌破成本
欧阳伯成盼望政府补贴，盼到手了——5000块；希望得到贷款，可以申请——2万块限额。他之前做饲料生意，别人欠他一百多万，打电话过去，对方称没钱。
“做人不要太义气，这是我的教训。”他从这场雪灾中学到了这条，“以前我多仗义，帮助那么多人，以为他们也能帮我，哈哈，简直是太天真了！”
冰灾发生前，他是三管齐下：养鱼、卖饲料和贩鱼；雪灾之后，现金流的断裂使他对后两块业务忍痛割爱。饲料经销生意的运营方式已今非昔比，如果说以前赊帐是司空见惯的话，现在人们只相信现金。贩鱼曾经是最赚钱的行当，即使在鱼价最低迷的时候，用卡车在鱼塘和冷冻厂之间奔波，仍然可以赚取差价；如今，收鱼需要支付现金，例如收一车7吨的鱼，大约要付4万块，但是鱼送到冷冻厂后，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拿到货款，一手付现金，一手被压款，这对现金已经枯竭的他来说，是无法继续的生意。
欧阳伯成能做的，只有继续养鱼。他在蚌湖村的鱼塘因为有温暖的地下水，冰灾后100万尾鱼苗还剩下50万尾，他把其中的40万尾放在陈洞水库。
之所以继续养鱼，当时他与同行有这样的分析：雪灾中，大量罗非鱼冻死，供给紧缩，养鱼肯定有赚头。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灾后的短短一两个月，罗非鱼价格曾飙升到5元/斤，此后，鱼价一路下行，目前价格维持在3.2元/斤左右。“我的成本都要3块多。”欧阳伯成再次灰心，价格高的时候鱼没长成，等到长成的时候，鱼价却降低了。他选择少卖鱼，试图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然而又要过冬了，是不是还有低温天气？他不知道。

三聚氰胺施害
“这几年养殖业被搞乱了！”欧阳伯成摇头，他自己有鱼苗，不用买，自己有车，可直接送到冷冻厂卖；换言之，成本比人家低6毛，鱼价比人家高4毛，“可为什么还是亏本？”
他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饲料厂胡乱添加蛋白精(三聚氰胺原料)，扰乱了市场；第二，冷冻厂联合压价；第三，气候反复无常。
2008年9月，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被媒体曝光后，三鹿等企业已得其咎；然而，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曝光后，却始终无法揪出大型的生产企业，欧阳伯成对此冷笑不已，“我养鱼26年，也经销饲料，可以打包票说，每一个(饲料)企业都用蛋白精！”
蛋白精的添加可以迅速提高饲料中的蛋白含量，并且大幅降低成本，但这种蛋白却无法被吸收，甚至因为含有三聚氰胺，对鱼体和其他动物有害。
“现在的鱼还有鱼味吗？没了。”欧阳伯成无法掩饰对饲料企业的痛恨，“现在的鱼，不但长得慢，而且病痛特别多，都是饲料弄的！”
“这个行业，就是天生天养，还不如种粮，种粮还有补贴！”欧阳伯成表示很多同行与他的想法一样。

丛林里的海藻

不赚钱，种粮大户加速消失
记者 王宏旺

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资涨价和农产品涨价出现不对称运动，导致英德市洲西村农业规模经营萎缩


遭受天灾人祸，损失惨重的广州养鱼大户欧阳伯成竟然羡慕粮农，只因种粮有补贴，但英德粮农的真实状况却令人悲观——

11月26日，夕阳残照中的英德市洲西村里，家家户户忙着将晒干的稻谷和花生收入箩筐，一派忙碌的景象。洲西村第一种粮大户李雪飞却浑然不觉丰收的来临，细细算账后，他决定明年还是少种水稻。
此前，洲西村5个种粮10亩以上的大户纷纷壮士断腕，自弃良田。粮价涨不过肥价，丰收顶不住灾害，第6个大户李雪飞也逃不过“大户萎缩症”。
肥料涨价起于国际市场，直抵乡村，价格传导一竿子捅到底；洲西村民处于中国的最底层，面对早已决定的粮价毫无话语权。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一面是城市到农村工业品涨价的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面是农村到城市农产品涨价的步履维艰，受制于城市居民对粮食价格的敏感，涨幅不得不锁定；一面是城市内部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一面是农村日益萎缩的规模经营。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鸿沟正自我导向为更大的鸿沟，倘若不加控制，农民纵使粉身碎骨，也无法越雷池半步。

肥涨价翻跟斗
年关一至，2008年就将被抛弃在泛黄的日历里，李雪飞细数过往，印象中抹不去的，只有肥料涨价的次数之多和幅度之大。
2000多人的洲西村，宁静而遥远，依赖一条长约9公里的江洲公路通往沙口镇，农资的信息在这条窄窄的村道上反复传递。清明前，农民种下水稻，清明后，茁壮成长的水稻开始需要大量肥料。于是，洲西村民通过江洲公路，到沙口镇的农资经销店里购买化肥农药。
“价钱怎么样？”回到村里，没有出门的洲西农民诚惶诚恐地打听，听到的却是心惊肉跳的价格。“复合肥240块？”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种肥料清明前才125元。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不单复合肥，尿素也涨了，农药也涨了，而且10天一个价。
不安在洲西村民中间蔓延，一些农民坐不住了，立马出村买肥；一些农民想再等等，却等来更高的肥价。同样的俄罗斯“双马”牌复合肥，李雪飞买的是240元/百斤，迟几天赶集的廖德星却要多出10块。
不同于廖德星一年拉一次肥，李雪飞拉了两次，一次是清明后，一次是8月份，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复合肥价格已经变成260元/百斤。种了14亩水稻的他，第一次拉了4000多块钱的肥料，第二次又拉了1000多块钱。

农资易涨难跌
农资价格只见涨，不见跌，“正邦”牌农药在清明前是20块一瓶，清明后变成23块，6月份变成25块，现在还是25块；同样，复合肥从去年的125块涨到清明前的130，再到清明后的240，8月份的260，现在仍然是260。“听说石油、硫磺什么的原料早就降价了，怎么农资价就不降了呢？”李雪飞很纳闷。
李小心翼翼地向经销商表达对肥价只涨不跌的不满，得到的答复是：肥料企业是在原料价格高涨时进的货，现在还在用它们生产，肥料价格当然不能降。
业内人士透露，肥料涨价程序很简单：大型肥料企业根据硫磺等原料涨价的情况，将出厂价提高，区域经销商也随之水涨船高，乡镇零售商再加价将肥料卖给农民，而中小型企业涨价则紧跟大型企业的步伐。肥企——区域分销商——乡镇经销商，农资涨价顺流而下，每多一层，价格便高一截，到农民手上时，肥料价格已经翻了跟斗。这个价格链条传递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在一天内完成的。然而，虽然各种原材料价格如硫磺全面暴跌，但是肥企仍然以种种理由推迟降价，这是行业内普遍的操作原则。这便出现了“涨价如火箭升空，降价似蜗牛下楼”的怪状。在这种不对称的价格运动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农民。

等钱用急卖粮
每到8月，洲西村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里，便多了一些来回穿梭的卡车，村民对这些收粮食的车辆习以为常。
粮贩子跳下卡车，走进廖德星家的晒谷场，吆喝一声：卖粮不？
“多少钱？”廖德星问。
“110。”粮贩子答道，这是一百斤的价格。
“能不能高点？”廖德星近乎乞求。
“不卖以后更低喽。”粮贩子颇不耐烦。
廖德星忙不迭地答应，粮贩子又以稻子不干，没有经过风车为由每百斤扣2斤。
廖德星的急切，源于琢磨不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往的教训让他“不敢等”，最新的例子是，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冰灾让许多“等等看”的桔农血本无归。“今天100，明天就80，都说不定的。”廖摇摇头，“比如花生，11月初还是1块2/斤，现在只有8毛5了。”今年他种的4亩多花生亏了本。
有些村民则是“不能等”。由于家有小孩上学急着用钱，他们早早就把粮食卖了，价格往往更低。尽管免费义务教育已在英德实施，但正如其他地方一样，中学的住宿费、伙食费、乱收费比当初的学费还要高。而洲西的小学生上到6年级，就要转到圆山小学去读——这个小学属于另外一个村委会，伙食费和交通费要增加不少。
收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赚运费的，例如本村的马桥宝，在本村收110元/百斤，卖到沙口是115块；一种是加工厂老板，自己收粮加工成米。无论哪种方式，对村民来说，粮价都是已经决定好的，只是等待自己确认。
“啊？跟粮贩子抬价？”听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建议，廖德星睁大了眼睛，“最多开个玩笑，说能不能提点价，人家也会跟你开玩笑，说‘你叫国家先提啊’。”
与其他村民不同，李雪飞憋了一口气，要等更高的粮价，他的心理价位是120块。等了几天，他终于等来一个电话——沙口镇粮贩谢献根打来的，对方打听到他是大户，有1万斤粮食，愿出价118元/百斤，约定第二天来收。
留下1千多斤自用，卖出9千斤，李雪飞老婆很是高兴，说“赚了一万块”。李雪飞训斥她：光买肥就花了5000多，还没有算农药、人工、机械的钱呢！就光看钱，不看成本！

国家操盘粮价
在灯光昏暗的米店里，谢献根一脸委屈地干笑着。在他看来，决定粮价的，显然不是粮贩，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8月初，谢献根与沙口其他的粮商便去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国企）打听风声，以便决定自己的出价。储备公司发出的话是110块/百斤，谢献根们据此认为今年的粮价就是这个水平了。
在大站镇，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的储备库正在抓紧建设中。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储备库计划库存3万6千吨，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相当于全市108万人维持温饱水平40天所需的消费量。该负责人表示，无论如何，储备公司对本地的粮价有绝对的调控能力。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通过四级(中央、省、市、县)粮食储备，可有效地调控当地的粮食余缺，进而控制价格，“要想国内粮价大涨，不可能”。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控制粮价，第一是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是中储粮不时地拍卖粮食，第三是严格控制粮食出口，所以，虽然国际粮价飙升，国内粮价却仍然涨幅滞后。此前，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已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达对国家一手补贴国内生产，一手限制出口的不满。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国家才是粮价最后的操盘手。这只手如此无形，以致农民琢磨不透。“听说国家提出国内粮价要跟国际接轨，你说城里人能答应吗？”走南闯北，自称“知道城市是靠牺牲农民建起来的”村中能人陈寿财满脸狐疑。

再无种粮大户
李雪飞训斥完老婆后，便仔细算账，每亩用肥240元，同比上涨近100%；农药每亩投入35元，同比增加16.7%；人工35元，同比增加40%；机耕和机收各75元，同比增加25%；总计每亩投入高达460元，同比去年增加50%以上。而受水灾影响每亩粮食产量仅为500斤，粮价为118元/百斤，每亩收入则为590元，减去成本每亩实收190元，他14亩水稻2660元。
“我们夫妻两个人，等于每月每人才挣200块！”李雪飞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还不如打工，打工一个月挣一两千也正常。”
令他更加沮丧的是种稻又累又烦，“要除草、杀虫、放水，施肥要两三次，杀虫要五六次。”李雪飞已决定明年少种水稻，多种经济作物，成为洲西村倒下的又一个种粮大户。
最早倒下的大户是陈福礼，他在2002年就种了20亩水稻，但无奈粮价太低，种得越多便亏得越多，他开始减少种粮面积，最后干脆不种粮，搬迁到清远居住；第二个大户是李荣富，2003年种了13亩水稻，因受水灾和粮价低等影响，越种越少，2007年萎缩到7亩，今年只有4亩多；第三个大户周景富，从13亩萎缩到今年的7亩；第四个大户是梁洪苟，2006年种了十来亩，后转入英德做生意；第五个大户是李雪飞的哥哥，2007年种了14亩，今年萎缩为4亩。
至此，洲西村已没有种粮大户。而广东省今年也取消了专门针对种粮大户的种粮补贴，转而“摊起了大饼”——凡种粮者皆可得到补贴，这意味着多种粮食不再受到鼓励。

丛林里的海藻

金融风暴卷走900万农民工
记者 胡亚柱

以物业收入为重要来源的珠三角农村经济面临转型难题，农民工返乡恐引发土地纠纷等问题



种粮收益低下的英德粮农李雪飞慨叹“还不如打工”，但产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无数农民工的生计——

眼下，金融海啸正从太平洋彼岸刮来，飓风震荡东莞之余，已经波及整个珠三角和长三角，乃至全国。中国企业的自信心面临严峻考验，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农民工正成为经济链上最薄弱的一环，面临失业，返乡恐怕还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企业倒闭民工返乡
东莞是中国“制造之都”，本地人口168万，却吸附了1000多万外来人口，涉及全国1000多个县。东莞冷暖，四方皆知。
铁路部门发布权威数据：广州火车站10月份旅客发送量为224.9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0.9%，增幅比前年翻倍；东莞东站情况类似，今年10月发送27.9万人，同比增长9%，而去年的同比增幅仅为5.3%；深圳火车站同比平均每天多发送千余旅客。
广州火车站是最大的民工吞吐地。11月19日，候车室入口几十米外已搭起铁栏杆，有警察戒备，“持有开车前2小时内车票的旅客方可进站候车”。26岁的河南南阳人李军，是返乡农民工中的一员，急躁地挥舞车票，等待安检。他所在的东莞一家小型皮鞋厂刚倒闭，所以只好回家。
据《南方都市报》11月中旬在广州火车站的随机调查，944名受访旅客中有643人为返乡，主要流向粤北、粤西、湖南、四川等地，其中湖南旅客以159名居首。返乡人员中，来自东莞的有181人，来自广州的为166人，来自深圳的有83人，来自佛山的为58人，其余155人来自珠三角其他地方。468名受访旅客在五金厂、制衣厂、电子厂、家具厂等规模不大的外向型企业打工。
另据中西部媒体报道，虽然四川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尚未出现，但农民工返乡人数有逐月递增的趋势。而11月8日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表示，近两个月时间，湖北省返乡农民工人数已近30万。“湖南在线”则发布消息称，湖南在外务工者返湘找工作的现象已悄然升温。而安徽省劳动保障厅介绍，从10月份开始，安徽省农民工开始回流，合肥火车站出现民工返乡潮。江西省劳动保障厅则透露，从10月份开始，省内农民工开始回流，但本地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纺织等行业已出现订单减少的现象。
一叶知秋。东莞虎门镇龙眼社区是虎门最富裕的村之一，这里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高峰时曾达130多家，龙眼社区外经办主任张志航介绍，近一年来，村里已有十几家企业相继倒闭或搬迁，基本上都是外资，而且仍有企业计划于今年离开。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据我省工商部门统计，1-9月，全省注吊销企业同比增长37%。以珠三角为例，仅10月上旬，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日预言，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引起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倒闭将引起87.5万人失业。
从国家相关部门最新的调研数据来看，目前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5-7%提前返乡，也就是说有650—910万农民工因失业提前返乡。

农民出租收益剧降
产业倒闭与工人撤退，让东莞火热的租赁经济迅速降温。
据统计，2007年东莞全市的出租屋税近5000万元。因为厂房、民房的出租，东莞城乡人均收入当年高居全国第一。正因为租金收入丰厚，东莞市的户籍劳动力有10万人选择了自愿失业，占失业总人数的六成。
但今年不同以往。据东莞市上半年对全市成栋出租屋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在3200栋92064间出租屋中，空置24887间，空置率为27%，空置率超过30%的镇(街)有12个，空置率最大的万江街道达到58.5%。此外，出租屋租金也呈逐年下降之势。在抽样调查的92064间出租屋中，以每间15平方米计算：2006年平均租金为200元/间，2007年降为194元/间，今年则为184元/间。
大朗镇求富路社区，去年居民出租率在85%左右，今年只有70%。同镇的圣堂村，随着几家毛织企业的搬迁，村内每间出租屋每月租金下降百余元。相邻的洋乌村，出租房空置率提高10%。
厚街镇丁山村，为留住一个4000多人的工厂，最近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将该厂每个月的租金由60多万减至50多万。同镇的涌口村也决定：从10月1日起，把在本村办公的伟腾五金厂的租金由原来的每月61185元减至51185元。
厚街镇唯一的购物中心背后是寮厦二村。这里多是单体楼，三四层至八九层不等，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上张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这些房间租金已经跌到了100元左右，但仍少有人租。
寮厦二村村民林生说，他现在每月要少收6000到7000元租金。林生当年是个地道的农民，上世纪90年代制鞋企业大量在厚街聚集，他学着别人建了一套5层楼房，过起了“包租公”的生活。平时，他主要精力都扑在麻将上，“我们对子女的影响可能真的不太好。我小学毕业，却不劳而获，生活富裕，所以我说服不了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工作。我也帮不了他们。”
合俊玩具厂所在的东莞樟木头樟洋富竹一街，只有短短的200米，却有着近百家中小店铺，10年来生意一直红红火火。10月15日，被誉为“全球玩具代工巨头”的香港合俊集团旗下的“合俊”与“俊领”突然宣布倒闭，近7000名职工失业，这些店铺赖以生存的数千名常客消失了。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有店铺贴上了“转让”的牌子，有人带着老小回老家种田去了。合俊仓库外的“荆楚风味小吃”档口，最贵时月租金曾达5000元，如今已人去楼空。合俊玩具厂对面的电话超市已无人问津，而以前合俊的工人在这里打电话还要排队，现在老板只好看电视打发时间。镇上有间杂货店贴着“经济危机开仓大减价”的横幅已经好久了，但日常用品还是卖不动。
有专家指出，大量珠三角企业的倒闭，严重地打击了以物业出租收入为重要来源的珠三角农村经济，后者已经面临转型的难题。

失业与民工荒同现
广州市中心人才市场、东莞智通人才市场和厚街劳务大市场信息显示，10月以来，这三个市场的职位供给量较往年都有所萎缩，而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求职者约增加10%。
由于外部需求疲软，为规避新《劳动合同法》，东莞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裁员方式。徐仲连是光明(柯式)印刷纸品厂工作10多年的老工人，以前厂里总是加晚班，这段时间却没活干。10月27日晚上，由于无聊，他和同事三人一起在宿舍打牌，结果被公司勒令从10月29日起离职。
而在学界，甚至出现“应适当扶持优质的中小企业，暂缓执行新《劳动合同法》，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呼声。
东莞市劳动局统计显示，今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出现大幅上升，劳动监察、仲裁压力明显增加。今年以来，全市劳动争议仲裁庭办结案件数达1.2万件，结案数、调解案件数及仲裁案件数分别是去年同期的3倍、3.4倍和2.9倍。
因欠薪引发的群体事件触目皆是。粗略一算，去年和今年，东莞发生老板欠薪逃匿大型事件不少10起，有人谓之“已成风气”。而政府部门已向辖区内各村打好招呼，“成立队伍，以监督一些有异常的工厂，防止设备被悄悄搬走”。
令人感觉吊诡的是，广东同时出现民工荒。但有专家认为此非幸事，其原因主要是打工者年龄结构上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老打工者年龄逐渐上了35周岁，而多数厂家招工年龄条件设置在35周岁以下。另一方面，新打工者80后居多，年轻人吃不了苦，频繁跳槽。
农民工持续返乡，一些问题可能要在不久的将来才能呈现。
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显而易见，农民实际收入将会缩水，进而影响农村消费。如此庞大的市场，最近几年才引导起来，尚未形成气候，此后可能会再度陷入疲软。如此，国家扩大内需的导向，又将被装进农民空空的衣兜。
据预测，明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本来要外出的农民工大量滞留农村，很可能会引发土地纠纷和子女重回农村上学难适应等社会问题。   (罗科对此文亦有贡献)

丛林里的海藻

猪场难保，35岁农民婚事泡汤
记者王宏旺
阳山县百家猪场遭灭顶之灾，但当初受政策鼓舞的农户兴建猪场时却未被告知违章



曾经的增城新塘镇某服装厂老板邓彪，在广东打拼7年后，最终决定回四川广安老家去搞养殖，但阳山县养殖户回乡创业之路并不平坦——

卸下的瓦片堆积一地，七八根水泥柱伏到在田，阳山县黄坌镇左村山边小组村民李志兴，站在被镇政府拆除的猪场里面，目光呆滞，脸上肌肉开始抽搐。他没想到，投入5万多元，今年6月才动工的猪场还没有来得及站立，就已经倒下。将入黄昏，山风从四面涌入这块已成废墟的平地，李志兴不觉瑟缩起来。
阳山县国土局的执法行动，让阳山百家猪场遭遇灭顶之灾！政策，变幻莫测的政策，犹如喜怒无常的汪洋大海，农民则恰似其上的一叶扁舟，大海一个随意的懒腰或者哈欠，对扁舟而言却可能是粉身碎骨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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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被拆 血汗东流
48岁的李志兴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在自家2亩多田上，他耕作至今，每年的收入，就是卖粮所得。今年6月，握着几十年辛苦攥下的血汗钱，他与二哥商量建猪场养猪。他的想法很简单：赚一点钱，收一点肥。二哥刚好在本村有丢荒多年的1亩半耕地，二哥常年在外打工，这块田已经丢荒多年。李志兴觉得，在这里建猪场既可以利用荒地，又可以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由于资金较少，他选择与温氏合作，由对方提供猪苗和饲料。今年6月，踌躇满志的他在耕地上扎下第一根水泥桩，开始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11月14日，刺耳的汽车和摩托喇叭声刺穿了他的梦想。当天下午4点左右，随车跳下了镇政府的10名干部，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顶棚掀了下来。“不要动水泥桩”，闻讯赶来的李志兴二哥看见此景，希望挽回损失；然而无人理会，这群人告诉他，这里是农保区，不允许建猪场，他们将一些水泥桩砸倒在地，扬长而去。
此时，李志兴正在黄坌镇上，等他赶到时，猪场已经面目全非，李志兴一下子就头大了。
在李志兴猪场的不远处，欧学雄的猪场依旧站立，此情此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悲哀。高兴的是，猪场没有像李志兴的一样，成为废墟；悲哀的是，镇政府通知他：等你这批猪出完栏，就要拆掉猪场了。
欧学雄是黄坌镇最早与温氏合作养猪的农民，在外拼搏多年的他，已经厌倦了在城市打工的生活。2007年初，他碰上了一个以前的同学——现在的温氏员工。这位同学跟他说了跟温氏养猪的种种好处，欧学雄动心了。跟李志兴选址一样，他首先想到了自家1亩8分的农田。2007年6月，他投入13万，顺利建好猪场，并没遭到干涉。同时，他投放猪苗，出栏的时候，“360头猪，死了2头，卖给温氏的是358头。”欧记得一清二楚，当时他赚了2万多。兴冲冲的他连忙投下第二批猪苗，等着今年的丰收。35岁了，还没结婚，他是这样计划的：在外工作不稳定，不适合结婚，等养猪赚了钱再做打算。
与李志兴一样，他的梦想也要破碎了，更惨的是，他的婚事恐怕遥遥无期，因为他要先还清借人家的6万块钱。
这一切，都源于不久前的一份文件。

罚金上万 不堪重负
11月10日，阳山县国土资源局发布《关于限期查处整治违法违规用地的紧急通知》，要求对2007年11月至今新发生的违法违规用地，在2008年11月15日前完成整治，清远市政府和省政府将在11月25号之后进行检查验收。对占用农保区的违规建筑提出要“坚决予以拆除”，而对非农保区建设的养殖场，经国土资源局处罚后补办临时用地手续，处罚的标准为：2008年11月20日前交的，每平方米罚款5块，而在这之后的，则要翻倍，达到每平方米10块，同时，办证猪场还需要交纳每平方米12元的复绿押金，以防止猪场两年之后不进行复绿工作。
“马上，第四次卫片就要开始了。”阳山县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队队长毛志标透露其中原委，他正是上述文件的起草人，他所称的第四次卫片，即为全国第九次卫星拍片土地执法检查。
李志兴、欧学雄的猪场建在农田保护区上，难逃被拆的命运，而对将猪场建在旱地上的农民来说，虽然猪场不用被拆，但这笔罚金也足够压垮他们。
“1平方米17块。”养猪户林炳权给记者算账，“一个500平方米的就要交8500块，再大一点就要一万多，我们怎么交得起。”养猪户大多是打工回乡创业的，积蓄不多，基本都是借钱建猪场的。
“今年才建场，猪都没出栏，哪来的钱啊。”另外一个猪农、放弃了中山打工的黄松安叫苦连天。
“为什么当初我们建猪场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耕地？等到建好了，你才说不合法，这不是坑人么。”林炳权质问。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黄坌镇副镇长郑柏杨面对记者同样的诘问拉下了脸，“我们是按照县国土局的文件执行的。”
“主要是人手不够。”毛志标这样分析，“有的乡镇国土所才1个人，车辆配置也不够，所以很难通知。”
“建猪场不是一天两天，哪个猪场不是要建几个月？”欧学雄对此不屑一顾，“几个月都发现不了？”

一样违规 两种处罚
据毛志标介绍，在2006年11月到2007年的卫星拍片中，专家看图分析，发现阳山出现一些违法违规用地，主要是两类：一是省重点工程清连高速违法占用耕地1000多亩；二是各类矿山占用耕地1000多亩。而猪场占用耕地相对以上两者而言较少，阳山有100个左右猪场鸡舍、每个猪场按500平方米计算，占地5万平方米，尚不足100亩。
猪场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占用农保区的耕地，这类要坚决拆除；二是占用旱地的，这类需要先罚款(每平方米5元)，后办临时土地使用证(最长有效期两年)，同时，需要交复绿押金(每平方米12元)。
“建猪场，省、市都很支持，我们也很鼓励，所以，我们对猪场的处罚比较轻。”毛志标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对矿山的罚款是每平方米20元。
然而，作为省重点工程的清连高速公路违法用地情况，阳山县似乎束手无策，县国土局给清连高速公路公司发了处罚通知书，对方的回复是：清连高速属省重点工程，相关问题需与清远市国土局协商。
“这不是欺弱怕强么？”一个养猪户听到记者转告后，忿忿不平，“专门欺负我们农民。”
“如果政府欺人太甚，我们只好从国土局楼上跳下来了。”欧学雄代表猪农说。

不求支持 请别刁难
案几上的红木神龛里，瓷制观音菩萨结跏而坐，墙壁上挂着温氏养猪技术指南，香火充盈在这间由水泥砖砌成的小屋里，林炳权每天都会向观音菩萨祈祷，祈祷自己新建的猪场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但面对现实，林炳权苦笑不已。
许多养猪或养鸡户都是在城市打工若干年后回乡的。25岁的罗海友初中毕业一直在顺德修理空调，他决定回家，离开这高风险的行业和地方；欧学雄，辗转惠州、广州、佛山，在餐饮店做服务员，最后一个工作是在深圳布吉市场后面的西餐厅，受经济不景气影响，人流越来越少，收入也越来越低，他也选择了回家；林炳权，在广州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开了3年车，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回家；黄建卫，初中毕业就在顺德一家电镀厂，今年8月，电镀厂受金融危机波及，被迫关闭，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找不到工作，回家……
城市越来越高高在上，他们选择回到农村，以为是一个避风的港湾。他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去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这一文件，对“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这一表述倒背如流；他们最不解的，是在荒山荒地上建猪场，与国与民有何不利；他们最痛恨的，是建猪场的时候风平浪静，无人通知违法违章，等到卫星要扫过了却强行拆除。
11月16日晚，黄坌镇上的小餐馆里，这群猪农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养猪。”林炳权小声嘟囔。
来阳山学养猪技术的重庆人谭冰大声打断他的话：“不求支持我们，只要政府不刁难，就够了。”

丛林里的海藻

被罚养殖户：我是怎样从城市回到农村的
17岁出外打工
失业回乡养鸡
□黄建卫(男 23岁)
我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那是2002年，我17岁。我到的是顺德容桂镇，找到了一家电镀厂，从此一直在那里呆着。最开始，没有技术也没有文化，只能做学徒。电镀是这样的，把客户给我们的机器设备什么的放进电镀池里面，镀铬防止生锈，自动上色，不是很麻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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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一个小工厂，加上老板和老板娘，才十几个人，老板娘会给我么做午餐和晚餐吃，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而到了星期天，老板娘就会给我们加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对厂子是很有感情的。
6年，至少我看来，这个厂子发展得很好，我的工资从学徒时候的300块一个月，到正式工时候的900块，再到今年的2800块——加上伙食补助，差不多3000了。我这样一个初中生，是很满意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我想我会一直做下去。
但是，我的希望泡了汤。今年8月的一天，老板突然召集我们这些工人，说厂子要倒闭了，你们去财务那领工资，然后回家吧。我十分震惊，这么好的一个厂，怎么说倒闭了就倒闭了。老板也很痛苦，说今年的原料涨价太凶了，硫磺、铬干都价格飙升，而且，顺德一些工厂纷纷倒闭，拿过来上铬的机器越来越少，工厂实在无法支撑下去。真没想到，这个1996年建的厂子，挺过了这么多风雨，却挺不过这场人家称作“金融风暴”的东西。
我很难过，默默地去财务领过5600块——两个月的工资。但是我没有想到回家，做电镀，回家能干什么呢？我还是呆在顺德，想找到新的工作。整整一个月，什么招聘会，什么工厂，都走遍了，没用，我们那是个电镀城，有很多家工厂，但是受经济形势影响，大多都没有事做，没有人愿意要我。
回家吧，没有什么办法了，总不能不做事。在我们黄坌中学，跟我一样初中毕业出去的，据我所知还有七八个人像我一样，也是工厂倒闭回家了。我跟我父亲一起，把打工赚的钱都拿了出来，建起了一个鸡舍，但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问题。城市中容不下我，难道农村也容不下我么？
安装空调腿发软
回家养猪遭狙击
□罗海友（男 25岁）
我之前也在顺德打工，但我没有见过黄建卫，阳山外出打工的人太多了。我读是中专，毕业就来到了顺德，当时我21岁。因为我学的是技术，所以到顺德找的也是空调维修的工作。这个行业很危险，压力很大，经常，我需要吊着保险带，从大厦的外表下去，给人家安装或者维修空调。
有一次，我被派到一个住宅区安装空调，从32楼吊下10楼的厦体表面，下去我不觉得怎样，等我安装完毕，上到楼顶，往下一看，腿就软了。
空调行业今年不好做了，空调安装量只有去年的一半，其中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环境不好，买房的人少了，安装空调的自然就少了，而且今年雨水特别多。
安装得少，我的收入自然也少了，我想想还是回家算了，在外面做了那么久，有什么好的，天天跟高楼大厦打交道，可那不是我的家，还是在家里安全。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多好：在外面，家人担心我，我也挂念家人。
于是我今年就回来养猪，我想这几年猪肉价格这么高，跟着温氏，应该不会亏的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丛林里的海藻

时间：2008年9月20日
地点：中国政法大学学院学术报告厅
自主性--中国和中国农民

李昌平：农民对享受的要求是很低的，你给他发展的机会就行了，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压粮价、压工资他没有怨言，义务教育搞不好，农民的孩子上小学几百块、高中几千块、大学几万块还是得交，正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农民，所以国家才这么稳定。很多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好搞，我看中国的事情是最好搞的，问题是你搞不搞。
我认为现在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要落实集体所有制，把它搞明确，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里面，由农民来决定，到底是承包还是怎样，这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主持人：尊敬的李昌平老师、各位腾讯网的网友、政法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六下午来参加燕山大讲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东生。现在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出李昌平老师，大家欢迎。
李昌平老师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曾经先后四次担任党务书记，2000年的时候曾经致信朱熔基，提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起了中央对“三农”的关注，现在就开始请李昌平老师展开他的讲座。
李昌平：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过来听我的讲座，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自主性、中国的自主性，我要分七个小题目来讲这个主题。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或主体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长期依赖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牺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或主体性(创造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 “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农民很快有了积累(钱)，有了购买能力。但当时的情况是除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外的所有物质都极度短缺，农民有钱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很快，农民将需求冲动转化为了投资冲动——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个体户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获得了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产业的自主权。到1985年的时候，中国农村不仅出现了卖粮难和农产品的极大丰富，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材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不仅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连城市待业青年和国有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也加入到乡镇企业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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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农村区域或局部市场已经不能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准许农民在城市开设窗口和销售网点成为一时风尚—— 农民企业家和农民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农村企业和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并为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力的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同时也逼迫国有企业和城市不得不改革开放了。
中国80年代改革发展的成就，是在没有外资、没有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农民自主性不断发展，创造性也同步增强的结果。中国80年代的改革发展证明，不走对内“殖民”的道路——“内卷化”道路，不走外向依附型的道路，中国也能自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四、以《土地法》为转折，中国重新回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轨道；
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在农民和农村主导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渡论，认为中国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水平低、没有前途，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 要加大对外开放，以市场换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促进高水平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种思想逐步在80年代后期占据主流地位，中国悄悄地发生了三项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项是《土地法》出台。1988年《土地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三个改变，一是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了，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二是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归政府独占；三是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合资或外资企业特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剥夺了农村办工业的权利，剥夺了农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一句话：农民被政府“殖民”了，农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和创造性又一次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剥夺了。
第二项是1987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分灶吃饭”(下面以县(市)乡(镇)政府“分灶吃饭”为例加以说明)。县(市)和乡(镇)的财政“分灶吃饭”是以1986年为基数，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向县(市)递增上缴财政收入。但随着9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凋敝，乡镇财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递增7％，有很多乡镇的财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递增上缴是不能少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收不抵支；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改革同时，“依法治国”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法律越来越健全，执法的部门的越来越多，基层的执法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少则300人左右，多则1000多人。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担工资和费用，乡镇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饭”初期基数的数十倍之多。 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第三项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财政也占到 24％左右，经过县(市)一级之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9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1996年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县乡财政收入的96.29%。这就是说，分税制后的乡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法”向农民和乡镇企业“寻租”获得的。
据学者计算政府已经剥夺农民了19万亿，90年代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负债。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胀，但合法收入却在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和部门不得不“依法创收”——“合法寻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农民负担和乡镇企业负担，并大规模强征抢占农民土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大约为100斤粮食；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1987年前，乡镇企业大约只向乡镇政府上缴利润的30％左右；到1992年，乡镇企业所有利润都必须全额上缴乡镇财政、甚至出现贷款上缴税费的情况。在征占农民土地方面，有学者计算，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府”已经剥夺了农民土地价值19万亿！尽管如此盘剥农民，全国乡镇(村)在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债务。
乡镇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负担和农民负担逐年攀升，农民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也急剧萎缩；加上土地制度变革后“政府”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导致银行不再向乡镇企业和小农贷款，给了乡镇企业和小农雪上加霜的打击。在上述三重压力之下，80年底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出现了“倒闭”潮，也导致了90年代农民“盲流”潮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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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财力上收，事权下放，还导致了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完全抛弃在“国家责任”之外了(在90年代的农村义务教育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付不足2％；在90年代的农村医疗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出不足0.5％)。义务教育变成了老百姓的义务，中央或省财政在教育上的支出连20%都不到，每个农民的孩子一年要交35块，收人头费。每个派出所要交7万，派出所成了“企业”。1949年建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90年代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包括农民工)沦为了贱民，不少地方的农村沦为国家的“殖民”地。
1949－1978年，牺牲农民，理由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农民带来的困境，通过80年前后的恢复农民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解决；80年代后期开始，再次牺牲农民(包括农民工)，理由同样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占国民人口绝大多数 农民(包括农民工)必然再次导致困境，可是，历史并没有简单重复过去，中国并没有用恢复农民(包括农民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办法去应对危机，而是走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也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不争论)的道路。
五、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中国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
在中国以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理由，剥夺农民和农村自主性和自主权，导致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之后，中国出现农民“盲流”潮的时候，也正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中国农民和国际资本都需要寻找新出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92年南巡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邓小平极端权威而又非常自信地给了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和金融支持、低环境成本、低工资和社保等等。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实在短期内帮助中国农民——“盲流”实现了异地就业，并通过异地就业的低工资转移回农村维持了数亿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但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中西部乡镇企业普遍生存在高税赋之下；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不仅享受低税赋、低工资低社保成本、低环境成本政策，还享受土地、金融、财政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导致很多中西部的企业老板，关闭或变卖企业之后也来到了东部沿海，加入了“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行列，在加速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凋敝。
对于90年代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乡镇企业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补课。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资本)特权模式也在中西部乡镇和农村开始推行，国家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营企业)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普遍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政府将帮助农民致富的责任委托给了资本家。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几乎无偿送给了极少数“能人”和私有“龙头企业”，“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农民只能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农民被无情的排斥在农村经济的加工业、运输业、储藏业、营销服务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业、土地开发和交易等等之外了。农村经济GDP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资本家所拥有，占农村人口95％的农民只占有农村GDP的30％。中国农民的经济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补资本主义课”的过程中被资本特权给彻底剥夺了。中国农民再一次被“殖民”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从此开始了外资特权化的时代，很快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
从1992年以来的16年间，中国GDP确实高速增长了，中国以价值100美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社保代价，生产出低端产品以此换来价值60美圆的纸币，中国为这个过程中创造的80美圆GDP而自豪。如果“GDP－国民财富消耗－环境社会成本代价”之后的成果(价值)就不值得骄傲了，甚至是悲哀的。今天的中国，各种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和生态状况越来越严峻、全民社会保障越来越遥远、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地区矛盾和民族冲突越来越激化、精英和底层对立越来越尖锐……30年的现代化，中国农民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中国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巨大的环境生态成本、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低粮食价格和低农民收入等为代价，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美圆贬值、石油价格暴涨和次级债危机中不断蒸发。世界上有哪个主权国家，高速发展了数十年后，资源快消耗完了，人口要老龄化了，农民还占绝大多数(有9亿多)，并且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还遥遥无期？！只有殖民地国家才会这样，甚至连殖民地国家都不会这样！
也正是中国的自我殖民化，才帮助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度过了90年代的经济危机。全世界发达国家享受廉价中国产品、优美的生态环境、高福利等等，都有中国自我殖民化的贡献。最近20年，中国农民在丧失自主性后的“东南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按照邓小平最初的想法，“让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先富起来”只是短期的策略(2000年实现“翻两番”)，但邓小平去世十多年了，他期待的“共同富裕”似乎越来越遥远了！这和毛泽东当初想通过“以农补工”实现“以工补农”多么相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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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邓小平对南巡讲话还是有所担心的，邓小平晚年也曾警告过：(改革)如果两极分化了、城乡差距扩大了、东西部差距扩大了、民族和地区矛盾扩大了……，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六、中国在WTO体系中仅仅只是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买肥料，肥料大涨；中国农民买柴油，柴油大涨；中国农民买农药，农药大涨；中国农民需要建房子，建材大涨；一句话，中国农民买什么，什么都会大涨！
中国农民卖粮食，粮食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土地(被征用)，征地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劳力，劳动力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减少大豆生产，大豆价格暴涨；中国农民减少生猪生产，生猪价格暴涨。
中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失业保障、没有金融保障……
为什么？因为中国农民没有自主性或自主权。中国的农民，由于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在中国体系中成为了俎上之肉。
在WTO体系中，中国其实就类似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中国是铁矿石进口大国，中国是钾肥进口大国、中国是木材进口大国、中国是飞机进口大国、中国是大豆进口大国……，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翻番涨价；
中国是打火机出口大国、中国是服装出来大国、中国是玩具出口大国、中国是鞋帽出口大国……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
中国投资美圆，美圆大跌；中国投资次级债，次级债危机……中国投资什么，什么就大跌！
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的是外向依附型经济，在WTO体系中，中国已经失去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是WTO体系中的俎上之肉！
七、中国的危机是丧失自主性和自主权的危机
受美圆贬值、石油和铁矿石涨价、次级债危机等多种国际因素影响，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企业亏损倒闭和银行坏帐、股市和楼市大跌、学生失业等经济乱像。中国确实面临很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面临的危机和中国农民面临的危机其实是一样的，是自主性和自主权丧失的危机。中国的公民主权、生态主权、价格主权、税收主权、金融主权、货币主权、市场主权、甚至制度创新主权、教育主权、话语主权等等，都正在丧失之中。这是自我殖民化的必然结果。
面对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应对办法是什么？
中国的办法很简单，几十年没有变。
在经济方面，会进一步向农民和农民工转嫁危机，进一步压低中国农民工工资，进一步压低中国粮农的粮价，由中国农民工和农民承接全球经济危机后果，尽管中国农民工工资和粮食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与此同时，中国会进一步加大补贴出口企业的力度，维持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经济增长，以期度过阶段性(自欺欺人的判断)的经济危机。这样做，实际上是用“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低粮价”为代价补贴全世界，尽管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和工人还没有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中国发展经济，依然会继续“以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的，继续牺牲本国底层人民的利益补贴外国人民和中国极少数富裕人群。这样做的结果是本国绝大多数国民的创造力不足和需求更加萎缩(内需不足)，外向依附度会更加严重，贸易损失会更加巨大。这是无法走出经济危机恶性循环的！
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新政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减免农业会、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和粮食补贴等惠农政策，确实是在朝着恢复中国自主性和农民自主性的方向在推进，但90年代以来形成的制度化“自我殖民”政策体系和外向依附型发展模式，已经结构化，目前还没有“触底反弹”的迹象。
在经济上，中国现在的危机和中国农民70年代的危机是一样的，是丧失自主性和自主权导致的危机，只有靠争取自主性和自主权——创造增量和有效内需才能化解危机。8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是对的。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经验！中国当前不着手解决自我殖民化的问题，什么加息还是降息、收紧还是放松流动性、CPI高还是低、减税还是加税、财政政策是积极还是稳健等等，统统都是不着边际的！这就好比：一个人的动脉上有一个洞，在不断向外输血，医生不给他将这个洞补上，而是取其卖器官换血浆给他输血，同时做各种各样的“理疗”。这样做是非常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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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由于再次逐步丧失自主性或自主权，才导致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凋敝，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剥夺了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加速了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在WTO体系中已经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才面临经济危机。中国沿海的外向型企业的倒闭潮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当务之急要做的不是去救外向依附型企业(只有发达国家愿意帮助救，才可以救)，而是要增加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和收入，以增强国民的创造性和扩大有效内需，建立起有效的内循环，中国才能度过经济危机。只有在内循环正常的基础上，寻求平等、公平对外贸易，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强国。中国不是不要对外贸易，中国需要的是自主的平等贸易和公平贸易。任何一个国家都只需要自主的、公平的对外贸易！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要全面检讨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一套“自我殖民化”的经济政策，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恢复经济自主性和自主权。
中国政府当下最要好紧的是大幅提高粮食价格和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同时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补贴和社会保障。如果该做的不做，而是继续给外向依附型企业更多的出口退税补贴，只会更加“自我殖民化”，陷入更深的危机！
在政治上，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要沿着“既定方针”深化改革，而是要来一场类似“真理标准讨论” 和“反两个凡是”的思想运动，消解体制内的“自我殖民化”力量！
中国现在最大的政治是：为国家独立自主和公民自由民主而奋斗！ 这是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谢谢各位。
主持人：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李老师，接下来是问答环节。
问：首先非常感谢李昌平老师，您提到一个“殖民”概念，我觉得很新颖，您很明确的指出了中国的农民是被殖民者，那么谁是殖民者？你把它归结为工业化的过程和对外开放，是我们城市人、还是外国的企业，我觉得都不是，您最后都归结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我的问题就是，谁是殖民者？
李昌平：你的问题也很尖锐，我不反对工业化、也不反对城市化、也不反对改革开放，但是工业化、城市化、改革开放并不一定要以牺牲农民的代价去实现，这个路径是可以选择的，比如80年代同样是搞改革开放、同样是搞工业化、同样是搞城市化、现代化，但是搞得好，全国人都收益。现在我提的是自我殖民化，跟外国人没关系，我们的理论可能发生了错误，我们不强调自主性、不强调主权。因为从哲学意义上讲你获得了自主性，你才会发展。一个国家无论有什么崇高的目的，放弃了自主性，那你就是一个殖民地，所以我觉得自主性问题应该是我们今后改革开放的原则，我们要检验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是不是完善了自主性。现在农村的文化已经被消解掉了、农村的社会已经被消解掉了，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社会问题，很多方面我们都不强调自主性的问题。就像我们过去搞革命一样，如果你不坚持自主性，你的改革开放可能是种破坏，是一种新的革命话语，只是表述不一样，我今天讲的是这个意思。

问：谢谢李老师，我讲三句话，第一句是很高兴见到李老师；第二个句是03、04年的时候我去过一趟农村，当时农业税取消之后农民都是很高兴。有很多人会想起农民。第三句话，现在很多农民不爱种地，失地的农民表现出一种很高兴，但是这种高兴又让人觉得困惑，因为他们并不是马上得到收益，反正就是高兴。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像阿Q当年闹革命那么高兴。

李昌平：今天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土地问题，很多人都认为中国要把土地权力给农民。其实今天的土地制度已经不是集体所有制了，因为两方面：第一，农地农用权不是集体所有了，实际上农用地的所有者是国家；而且，因为种地的成本很高了，劳动力价格越高、种地的收益就越低，所以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并不是那么痛苦，因为这个土地又不是他的。被征地，他至少得到了钱。那些有地没有被征的农民心里很郁闷，他觉得30年没有被征地，这个地就会被封了。我觉得集体所有制也是对的、国有制也是对的，集体所有制也可以发展股份制经济，是国家的土地也可以发展私人经济；私人的土地也可以发展集体经济或者是股份制经济。问题是今天政府为什么手上有这么大权力，获得了土地。只要你否定了集体所有制，政府的征地制度才会成立。
我们这些学者谁都想帮农民，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帮了倒忙。我认为现在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要落实集体所有制，把它搞明确，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里面，由农民来决定，到底是承包还是怎样，这是农民自己的问题。只要乡长不腐败，镇长和村长是绝对不会腐败的。
第二个事情，我是主张土地征用减半的政策，这个土地三年以后变为非农用地，政府得一半、农民得一半。政府得到的修马路、修学校；农民搞个超市也行、建个厂也行。但是现在的土地所有制不知道是什么所有制了，我也经常想怎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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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工作的地方，都是一个村几百万的债务，是不是先把债还了再说，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设计不出很好的方案，但是不能用“私有化”三个字来概括，中国这么大不可能有某个教授、专家说三个字就可能把这个复杂的问题搞定了。更何况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种金子也不能富裕，别说私有化，不管什么化对农民都不重要了，今天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土地问题了。就业问题和社保问题是农民的核心问题，你千万不要以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可以解决农民问题。当然，如果能设计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技术含量很高的方案，我觉得是可以的。

问：我是今年农学专业的应届本科生，您说的都是一些宏观的问题，我说一件我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村的土地风景很好，周边是影视城还有一条河，被村长400块钱一亩买断了，在村里建了一个高尔夫球场，他们村民有优先权，可以去那打工；身边还有一个方便面厂，农民也成了农民工。我想问，现在农村土地越来越少能养得起中国13亿人民吗？
李昌平：农民就业的问题对农民很重要，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像华西村这样的村集体力量很强大，谁也不能欺负他们，共同体已经不存在了，名义上所谓的法人谋的是自己的利益。另外关于今天的粮食安全问题，我认为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维持现有的土地制度不会有粮食问题，我认为中国只要提高粮食价格，不说达到国际水平，比国际水平低一点，中国粮食的产量增加20%都没有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占农民的地，每年几百万亩，我觉得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有合理的制度把村庄的用地开发出来，也可以节约几亿亩。在北方一个大棚里蔬菜的生产量就相当于自然生产量的几十倍，所以只要是种地变得有效率，所谓的“自然公斤”是一样的，可以把海滩变成田、可以用闲置的地。
问：我有两个问题想问老师，您刚才一直提到80年代的时候乡镇企业做得比较活，为什么现在的乡镇企业会这样。当时我知道您给总理写信以后，遭到了很多打击，包括您家里很多人被当地的政府打击，我跟朋友谈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李昌平这个人挺有种的，您当时做这件事的时候考虑过后果吗？
李昌平：第一个问题80年代乡镇企业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占地比较多，但是占地比较多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当时乡镇企业垮的原因，我觉得是东西部不平等竞争；第二个是当时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以后，乡领导都没有钱了，他们拼命的加重农民的负担，农民没有收入了以后，消费就下降了，乡镇企业市场的产品就萎缩了，银行又不给它贷款，所以乡镇企业就垮掉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政策的变化呢？一个是我们始终认为中国要搞所谓的国家工业化，80年代乡镇企业发生问题以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法不行，我觉得主要是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
第二个问题，那封信很多年了，如果你们今天要给总理写信就没有必要了，腾讯网直接一帖就出来了，总理上网看到就好了。

问：首先谢谢腾讯网和中国政法大学，在整个讲座过程中李老师表达的是中国自我殖民化和中国农民被殖民化的状况，其实主要还是受国家的战略影响，我觉得占80%人口的中国农民，在战略上也是应该受到重视的。李老师也提了很多如何去殖民化、如何制定下一步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那么，该如何让农民发挥一些自主的力量？
李昌平：根本的问题是权力的问题，我在农村这么多年，归根到底讲究的是权力的问题。比如我们不扶持蒙牛、不扶持伊利，我们扶持农民的合作社，现在农民的合作社是要交税的，全世界有这样的国家吗？
比如山上有一个老人死了，不能入土为安，必须要火化，但是你要有火葬场的车、火葬场的棺材，你必须买火葬场的骨灰盒、花圈，还要花入土费，这叫殡葬改革，所以死人都死不起。农民养猪还不能自己宰猪，这是屠宰改革。养殖、运输等等过去农民是全包了，现在除了养殖的部分全部剥夺掉了，农民在整个生猪上来没有收益了，农民还怎么发财？是农民不会干吗，不是的，是你不让他干的。前年全国农民的总医药费用1600个亿，这点钱拿不出来吗，为什么不干？归根到底还是权力问题。农民对享受的要求是很低的，你给他发展的机会就行了，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压粮价、压工资他不造反，不给他搞义务教育，他上小学几百块、高中几千块、大学几万块还是得交，正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农民，所以国家才这么稳定。很多人说中国的事情不好搞，我看中国的事情是最好搞的，问题是你搞不搞。

问：我在“三农论坛”的QQ群里面和大家讨论过，很多地方农民没有土地经营的证书，但是国家规定是要把证书给农民的，但是不知道给谁了，到哪就被截掉了，不知道您当书记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丛林里的海藻

李昌平：不只是承包中的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是由经联社给农民发证书，到了90年代是由镇里面发，村里面没有权力发了，这是一个演变。97年提出来30年不变，到2003年3月份新的土地承包法生效，说要给农民发土地证，那你要确保30年不变。但是没有人执行，所以这证就发不了，即使是县里强制性的发下去了，村子里也不敢发到户，因为发到户就会打架，所以这是中央的政策。农村里面又没有派出所、又没有法院，最后解决不了。
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土地产权登记条例，是土地部和农业部联合形成的，要给集体土地发所有权证，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法律条例下去了，但了没有人落实。

问：今天这个讲座给了我们很多的信息，我觉得每一个问题要去细究的话，都是非常大的考题。您说从大的经济发展战略方向，出现了自我殖民，是因为国内的经济在WTO体系当中是非常被动的，我们失去了自主性，然后压制农民，使农民也失去了自主性。那我们还是以发展经济这个眼光来看，听您讲到了扩大内需，包括乡镇企业，我不知道当时乡镇企业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市场消费主要是在哪一块？
第二个问题是自主性缺失的问题，解决农民的问题，我们大家很自然的想，农民就是土地问题。虽然是农民他们种地，但同时他们也是消费者，他们也需要吃喝拉撒，下一步在研究农民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同时把农民界定的群体，他的消费能力也做一些深入研究呢？
李昌平：80年代乡镇企业的产品当时主要是满族农村消费，也有一些服装用于城市。市场是可以细分的，乡镇企业是可以有乡镇企业的市场，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政策，不是说我要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给内资企业很重的税，并且我要把农民搞得都没有钱、搞得乡镇企业没有市场，当时我们没有考虑自主性的问题。一般国家内需是70%、出口是30%；中国是出口70%、内需30%。我并不是说不应该改革开放，但是不应该给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给他几年是可以的，但不能给他几十年，甚至到现在还是超国民待遇，现在国际粮价涨了那么多，现在还要压低农民的粮价。我觉得这没有战略可言，只有利益可言。

主持人：今天燕山大讲堂自主性--中国和中国农民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李昌平老师。


此稿是根据李昌平2008年9月20日在燕山大讲堂演讲整理

丛林里的海藻

无论是摆事实，还是讲道理，都反反复复地证明一点：农村的日子不好过。

“农村凋敝依旧是趋势；更多的人，已经悄俏地爬上开往城市的火车……”

一年前，这群看透的人登上了火车，一年后的冬天，金融海啸比98年的金融危机来得更猛一些。

新闻中说——金融风暴卷走900万农民工。以珠三角为例，可能会有四分之一港企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引起500人失业计……

一搏云天

农民的出路在那里:'( :'(

那啥

顶！

丰哥

《多收了三五斗》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不断上演，悲哀   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