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 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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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我被教育部选派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SU）进修学习，为此我艰苦奋斗了8年。我是乘坐中国民航的飞机从北京出发，飞机在上海停留搭乘旅客后就直飞美国旧金山。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心情当然不能平静，从飞机的窗户向外望去，除了一片茫茫云海，什么也看不到。中间有空姐告诉我们现在飞机正在日本上空，窗外却是一片漆黑，想到自己正在飞越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不久就会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里生活和学习，这是一个全靠个人奋斗的自由社会，不知我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心里忐忑不安中夹杂着期望和憧憬。机舱里放映着电影，看了不一会就兴趣索然全无，思绪如脱缰的野马在自由驰骋，在兴奋与困倦之中，不知何时就浑然入睡了，等到梦醒，却听到旁边的人们说旧金山快要到了。飞机是在太阳正在落山时下降的，青天，白云，红霞，蓝海，绿地，灰楼，银机，映在眼帘里的景色是如此的绚丽多彩，精神自然为之一振，心中不禁喝道：“美国，我终于来了”。




待到飞机落地，办理完入关手续，天气已经全黑了。旧金山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出口处打着写有我的名字的纸牌等着接我和另一位出国人员，接机人员驱车送我们去旧金山留学生服务中心。汽车奔驰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看见两边迎面而来的万家灯火，飞快的向车后掠过，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好奇。高速公路上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向前飞奔，车后的尾灯形成一长条红色的火龙在向前蠕动，这种奇特而令人振奋的景观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是几乎看不到的，谁知不到20年的发展，中国大陆高速公路的延伸和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使得这种原来只能在发达国家可以看到的景象在我国也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进入市区后，灯火辉煌的摩天大楼接二连三的扑面而来而又迅速向车后倒下，高架公路和立交桥使你犹如进入神话中的迷宫，难道这就是平日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在浮想联翩之中很快就到了旧金山留学生服务中心。
    旧金山留学生服务中心中心是专门为接待出国留学人员而成立的，服务人员也是在旧金山留学的学生和访问学者，那天接待我的服务人员名字叫王秀，竟然是西安黄河机械厂派出来的，说话就显得格外亲切。他告诉我由于第二天是周末，没有去尤金的航班，我必须在旧金山住两个晚上才能乘周一的飞机去尤金。我要去进修学习的俄勒冈州立大学在一个叫做科瓦利斯的小城，距离科瓦利斯最近的飞机场就是尤金机场了。旧金山领事馆已经为我买好了周一飞往尤金的机票，周一服务中心会帮我找好出租汽车送我去旧金山飞机场。我想这样也好，给了我一个在旧金山旅游的机会。
    第二天上午，我还没有倒过时差，正在迷离迷糊的睡觉，服务中心的值班人告诉我去接听领事馆打来的电话。对方讲话的人说他姓高，叫高登瀛。我这时猛然想起来在北京出发时教育部一位女同志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到了旧金山交给接我的领事馆的人，接机人会把信件交给收信人高登瀛，并且说高是他的丈夫，我想也许是高打电话感谢我给他带来家信。但是在谈话中高却只字不提送信的事情，却不断地询问我的工作所在地咸阳和我的老家户县的情况，继续交谈中我才知道高的老家在户县王寨，解放初在咸阳专员公署工作，后来调到教育部工作。高说他在教育部负责选派留学生，文革前主要向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送留学生，文革后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派送留学生。高说他派送了一辈子留学生，却没有遇到一个老家户县的学生，今天能知道我是户县人，心里十分高兴。原来高现在是负责美国西部留学生事务的领事。他问我到了尤金之后有没有人来接我去科瓦利斯，我说没有。他又问我知道不知道我的美国导师有没有中国学生，这些学生的名字叫什么，我说有一位山东工业大学来的许明诚是我的导师的学生。高说他通知许到尤金机场接我。我对他表示了谢意。后来我一直在想，地球现在变得真是太小了，“It’s a small world.”，我竟然在异国他乡遇到这位老乡，虽然我们当时还未能谋面，只是在电话里交谈，却竟然一听如故了。古时候人们认为“千里他乡遇故知”就是最高兴的事情了，我现在却能在万里之外的异域能遇到老乡，也真是我的万幸了。
    后来的两天，我在服务中心借了一张旧金山地图，一个人按图索骥去浏览参观旧金山的一些景点。我为了去看旧金山金门大桥，却一直走到了桥头堡脚下的一个兵营城堡。我迷恋于艺术宫的希腊式建筑，在其面前流连忘返。我参观了旧金山科技馆，在里看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金门大桥的三维图像，用手拨动一个圆球，就可以看到不同视角的金门大桥图像。我一步一步的丈量着忽高忽低的旧金山街道；欣赏着路两边奇特的西式建筑和叮当而过的有轨电车。我进入了旧金山的唐人街，就仿佛就到了中国的广州。哪里居住着早期中国南方移民华工的后裔，他们除了讲英语，还讲各种广东方言。唐人街里商店的商品也大都是中国人常用的日用品。
    到了周一早晨，服务中心帮我要了一个出租车，送我去旧金山机场。我虽然踏入美国已经是第三天了，但是前两天接触的人基本都是中国人，讲话还是用母语，感觉和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当墨西哥籍出租车司机帮我取下行李，收了小费说了一声“Good Luck，Bye bye”就开车离开了我后，我感觉到现在我才进入了美国，讲话必须用英语，一切事情都必须由我独立处理。我找到了我所乘坐飞机的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了Check in（登机手续）和交付了行李托运后，时间还不到8点，距离登机起飞时间9点半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就安心的坐在长凳上等待登机。半个小时以后，机场的广播里通知旅客说我乘坐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被推迟到10点，我想那就只好多等半个小时了。但是有过了一会，广播通知说这个航班被取消了。我不敢相信我的听力，赶快去看航班出港信息的电视屏幕，屏幕里清楚的显示着我乘坐的航班被取消了。我急忙去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询问，他们告诉我可以转乘他们飞机公司的其他航班到波特兰降落，我用蹩脚的英语说：“I must go to Eugene. today”，好在我的结结巴巴的英语他们大都能听懂，最后他们让我转乘另外一个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机去尤金，起飞时间是下午3点。这样我就又到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办理好所有手续，我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由于着急冒出的汗水。休息片刻，我忽然想到我原来乘坐的航班是上午到达尤金，高领事已经电话通知许明诚去机场接我，而现在我转乘的航班是下午到达尤金，必需通过高领事告诉许明诚改在下午去机场接我，当时还没有移动电话，只有通过公用电话和高领事联系。打公用电话需要Coin，但是我身上只有一个Quarter（25美分），所以首先要解决兑换硬币的问题，我终于在机场的一个地方找到了兑换硬币的地方，一次就兑换了20美元的硬币，全部是Quarter，沉甸甸的装在口袋里。接通领事馆的电话后，高领事不在领事馆，接电话的人说可以向高领事转达我的意思。我便说明了情况，他说一定会在高领事回来后向他转告，让高领事通知许明诚下午去尤金接我，并安慰我说安心的上路吧。
下午登上飞机，终于松了一口气，不再担心下午的航班被推迟或者被取消了。飞机是个较小的支线飞机，乘客不到百人，空姐的年龄显然比中国民航的小姐老，涂抹着胭脂和口红，脸上流露着商业性微笑，肤浅得还达不到“皮笑肉不笑”，最多是半个皮肤在笑。途中供应的只有可乐，Jiuce之类的饮料，没有食品。飞机到达尤金大约是下午5点多，飞机场没有高大的候机楼，只有一个矮小的两层楼房，乘客是通过舷梯走下机场跑道的。我四周望去，天苍苍，野茫茫，犹如到了蒙古草原。走下飞机的乘客很快就乘坐自己的汽车或者打的离开了机场，机场顿时变得空空如也，只剩下我和几个地勤人员。我正在寻思着如何联系许明诚或者打的去科瓦利斯的时候，从机场楼房后面走出一位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看上去就是中国人，他向我走来并问我是不是大陆来的，他就是来接我的许明诚。不一会又来了一个青年，姓刘，是从上海交大来的，他们都是我的美国导师的学生。许说他们上午已经来机场接我一次了，后来高领事告诉他们下午再来接我。他们把我的行李装上汽车后就一起去科瓦利斯。在路上许问我在大陆工作的学校里担任什么职务，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他们不相信。许说高领事两次打电话通知一定要去机场接我，我肯定是个副校长或者系主任角色。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我和高不过是没有见过面的老乡关系，他们也就会心的笑了。他们告诉我高领事的孩子高鹏也在科瓦利斯上学。我们乘车后一个小时就到了科瓦利斯，在许明诚家里吃了晚饭，是许明诚和他的妻子于华做的饺子。他们安排我暂时住在刘的家里，刘和他的妻子住在一个两卧室的公寓里，他们家距离学校很远，他们开车去学校，我骑他们借给我的自行车去学校。一周以后，我就搬到距离学校不远的西北 第十二街（NW 12th  Street）上一个叫做China town 的Townhouse里，在哪里安定了下来，过着紧张孤独而新奇的洋插队生活。
    我到科瓦利斯几个月之后，高来科瓦利斯视察，和在OSU上学的中国留学生开会见面交流感情，并带来一部中国电影的拷贝给留学生放映。就在那次联谊会上，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这位老乡，两人相见甚欢，谈了许多关于老家户县的事情，看来高虽然离开老家多年，还有着一腔怀念故乡的浓浓之情。不过谁能料想到我和高的这次唯一的会见竟然是我们两人的诀别，在1989年我回国后不久，就听说他病故了，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却一直不能忘怀。
2010/4/25

hmz

太子33

没事看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