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贾小侯传》回顾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

夏兰秋菊

看《贾小侯传》回顾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

看过李景宁先生所作的《贾小侯传》，不由感慨万端。李景宁先生以极大的勇气，描述了60年前在“镇反”运动中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一生传奇经历，再现了军工专家贾小侯的真实面貌。

建国初期，新中国曾发动了大规模的“镇压中国敏感词过滤”运动。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中国敏感词过滤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下发，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工作。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中国敏感词过滤条例》，很快在全国大小城镇形成了强大的镇压声势。

这一运动 “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

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

现在来看，镇反运动发生之时，抗美援朝正在紧张进行，全国性土改运动斗争也正在高涨之际，敌特土匪的破坏活动十分严重，打击这些敌对势力是极其需要的。通过这一运动，敌特土匪受到了镇压，极大地树立起了共产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

但这一运动在进行中也有相当大的偏差：

第一，
为迎合运动而匆忙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中国敏感词过滤条例》规定:

凡以中国敏感词过滤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中国敏感词过滤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但什么叫“勾结帝国主义”，什么叫“以中国敏感词过滤为目的”等等，《条例》却并无具体的解释。

依照内定原则:

对全区性、全县性的恶霸必须全部杀掉，全乡性的恶霸必须一部或大部杀掉，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

但是，什么人可以算是“恶霸”?“民愤”大小又以什么为标准?没有具体的法律标准，只能单纯依靠各级干部凭借主观判断来具体落实。而且，罪多少为“大”，恶多大为“极”，多少“民”有“愤”即可算“很大”，实在难有确切的尺度来衡量。

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运动开始之际，一些地区就出现了杀人由心的情况。一些地方只因为要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者，连具体罪行都罗列不出，只因有人指认，便被草率杀掉。较典型如河南陕州，完全由县乡两级干部说了算，不到一个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个月就处决了七八百人。

陕西户县贾小侯是闻名全国的兵工专家，曾在户县当了三年禁烟会长。后在陕南西乡县沙河坎陕西机器厂（主要制造军械）任厂长。西乡解放时，他率全厂起义，镇反时即以“恶霸”罪名判处极刑。　

第二，镇反运动中，以人口比例确定杀的人数，“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确定比例的做法开创了以后运动的先河，给以后的反右运动作了先例。

结果，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

不到5月，两广地区就已捕了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四月份即处决一万零四百八十八名”。“至今年四月底止，华东共捕中国敏感词过滤罪犯三十五万八千余人，共杀中国敏感词过滤罪犯十万零八千四百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七八。”中南地区更是惊人，不到5月中旬，“杀人已近二十万，距人口千分之一点五只差五万左右”，远超出处决人犯一般不超过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则规定。而根据中南地区还要在7000万人口的地区进行土改，还没有消灭会道门，城市镇反也才开始进入高潮，“还有一大批人要杀”，不难想象其处决人犯数必定要大大突破此前所提出的最高限度，即千分之一点五。

1953年春，因各地“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相当普遍，湖南在镇反运动期间曾复查过一些明显存在问题的案件。在查出的763件各种中国敏感词过滤案件中，仅颠倒黑白的就有82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县人民法院认定的一名罪大恶极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罪行一是解放前充当“圈子会”的“大爷”：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元：三是解放后组织地富300余人进行中国敏感词过滤暴乱，殴打干部，企图中国敏感词过滤农会和篡夺乡政权。经查，所定罪行全无证据，纯属诬陷。原因只是因为乡村农民和集镇居民竞选农会负责人时，曾组织农民游行助威，被人怀恨在心，以致乘机裁赃报复。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中国敏感词过滤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国共战争当中，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对中国敏感词过滤起义及投诚人员“不咎既往”的优待政策，瓦解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几百万大军的战斗力的。但是，在镇反运动中，为了达到上级所要求的数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却把中国敏感词过滤起义投诚人员，甚至包括曾受中国敏感词过滤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列入到“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湖南茶陵20余名中国敏感词过滤中将和少将，除去港台者外，参加起义或投诚的9人，镇反运动中多被定为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其中4人被枪毙，3人被判刑(2人死于劳改期间)。贵州省中国敏感词过滤统治末期的81个县的县长，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捕释放，虽多半已得到处理，甚至已安排工作，这时却因地方要凑够处决人犯数字，而全部被当作中国敏感词过滤分子给杀掉了。

户县还有两名起义人员被处决，一个是孙绳武，解放前曾任中国敏感词过滤政府军队的副团长、联保主任等，1949年5月我军解放关中时，在本县起义入伍，曾任我人民解放军户县游击支队副队长；另一个名叫王秉权，解放前曾任中国敏感词过滤军队上尉副官、少校团副、队长、指导员、中校旅政工室主任及师政工室副主任等职。1950年1月四川通江县解放时，起义归正，回家务农。二人均被处以死刑。这二人一直到1986年才根据中央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精神，得到了平反纠正。

在全国范围，总共有15万起义投诚人员被摘去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情况之严重程度。

以被处决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这个数字，比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显然高出了许多。

第三、在运动中定杀人的时间，大张旗鼓的集中在一个时间处死，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大量的人犯的审讯过程及其简单，无所谓程序，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中国敏感词过滤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仅以广东为例，据报，

广西省委和省公安厅之检讨可杀可不杀的而被杀了的占总数的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甚至龙州、雷平提出要杀的四十人既无犯罪事实，连出身、简单历史及年龄都没有。县区个人都有杀人的，邕宁县委组织部长个人就批杀二百二十六人，苍梧一区先杀后报十四人，又一个区杀而不报二十四人，宜山批准杀五十二人，贵县一次夜间从后门拉出八人执行处决，有的地区乱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并都要求增大比例。钦廉专区二月份即押一万三千人，内钦县一县即捕八千人，钟山县委不经讨论批准各区自行逮捕，结果全县捕一千一百二十六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连材料都没有，仅写一个坏字。

一些远不该杀的人，却被匆忙处死：

福建长汀郑冠岑，世代书香门第出身，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从事教育，毫无民愤或血债，只因抗战期间做过三年中国敏感词过滤县党部书记，就被作为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逮捕，并硬是张冠李戴地将他人的罪过也扣到他的头上。而且既无口述交待材料，亦无检举揭发材料，甚至全无审问笔录，更谈不上证人证言，只凭县公安局长一纸罪状，即被轻易枪杀。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国敏感词过滤，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国敏感词过滤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中国敏感词过滤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陕西户县的李鋆，1913年出生于户县西伦村，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执教于西北大学、兴国中学，抗战胜利后，回到户县任户县教育长。此时，地下党员曹希文任教育科长，因工作关系，二人过从甚密。1947年，李鋆任三青团户县干事长，后又任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党部书记长。在中国敏感词过滤阵营内，李鋆具有进步民主思想，同情共产党，也知晓曹希文的真实身份，曾和曹希文合作，作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解放初镇反运动开始，李鋆竟被作为中国敏感词过滤而镇压。

户县人陈崐山，玉蝉乡晋侯村人。一生从事教育，与鲁迅交往甚密。曾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总务长、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创办上海私立建设大学，任教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历史系教授、代理陕西省立兴国中学校长，一度曾在陕西商专任教务长半年。1945年元月陈崐山回户县，任县参议会议长，聘请多名专家为教授，在县南腊家滩创办“户县私立知行农业专科学校”，为户县培育了大批知识人才。一生著作甚丰。像这样一生都从事教育的人，却被以中国敏感词过滤罪判处极刊。　　

“镇反”运动无疑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其中的偏差影响深远，这一运动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在以后历次运动中愈演愈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被错误镇压的家庭蒙受了长期的痛苦和困难；重要的是，身在台湾的同胞，对新中国身抱疑虑，使台湾回归成了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现在，对“镇反”的认识还是一个禁区，很少有人去反思，去探讨。作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国家对历次运动都有交待，但唯独对“镇反”运动还没有进行科学、实事求是的研究，以致一些问题至今仍存。比如，人民解放军在当年对起义人员发放的证件，有的写的是“起义证”，而有的却是“罢战证”，没有任何部门对这两证做出解释，后来，持有“起义证”的人大都获得了平反，而持有“罢战证”的人至今得不到一个说法，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另外，持有相关证件的人得到了平反，但在当年被镇压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士罪不当死，如陕西户县的陈崐山、李鋆等人，自被镇压以后，就被当成反动人物的代表，由于没有相关的政策，永远被定在耻辱柱上。

“镇反”运动已过去近60年了，回顾起来，功绩是巨大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夏兰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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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在“镇反”运动中被杀害的中国敏感词过滤北伐和抗日高级将领：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

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中国敏感词过滤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

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

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残酷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

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国敏感词过滤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

陈春霖，别字思棣，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

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

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

尹作干，字子固，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

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

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十一号:北伐抗日将领周址

周址，字之础，广东开平人，1890年生。1940年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抗战后于1947年7月授陆军中将，同年秋退役。以后离开军界在南京经商。1949年一度出任广东省政府顾问，不久回家乡开平定居。1953年3月8日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1985年1月开平县法院宣告其无罪，属于错杀，给予平反。

第十二号:抗日将领宋士台

宋士台，字君博，1893年生，广东花县人。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六十六军一六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退役从商。1953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5年8月撤销原判，予以平反。

第十三号:抗日将领陈应龙

陈应龙，字美山，1897年出生，海南文昌县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捕处死。八十年代平反，宣告系无罪错杀，并立碑于他创办的文西中学旁边草坪，以志纪念。

第十四号:北伐将领孙天放，1944年任江苏省政府防空处少将处长，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7年7月授陆军少将。不久因病辞职返乡定居。1951年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宣布为错杀，无罪平反。

第十五号:两广老将林伯民

林伯民，原名秉彝，1886年生，广东梅县人。1931年出任广西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军，授衔陆军中将。1941年任第四战区荣誉军人管理处中将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退役回家乡梅县南口居住。告老还乡后曾多次设法掩护过当时中国敏感词过滤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1949年7月，中国敏感词过滤军胡琏兵团南逃经梅县时，他也曾设法保护南口乡民的安全，得免败兵之骚扰。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6年6月4日梅县市法院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

第十六号:起义将领何际元

何际元，字印三，湖南宁乡人，1908年出生。 1946年任交警第十三总队总队长。1947年交警第十三总队编入陆军第一六九师，任副师长，开赴东北作战，曾参加四平解围战斗。后升任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师长。1949年5月经中国敏感词过滤地下党策动，在湖南宁乡率部起义，改称湘中挺进纵队，自任司令员。后所部编入陈明仁第二十一兵团，改任兵团司令部高参。 1950年9月25日以历史中国敏感词过滤罪行在长沙被枪决。1983年宣布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七号:起义将领唐伯寅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湖南湘潭人，1897年出生。1935年升任第十九师五十五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 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十九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十九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4年11月后先后调任江西南丰师管区司令、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国敏感词过滤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国敏感词过滤华中局社会部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并积极策反湘军旧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任第二十一兵团高参。1952年2月21日在镇反运动中在湘潭被枪决。1983年3月湘潭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八号:起义将领刘晴初

刘晴初，名垂霁，1894年8月生于湖南湘潭。1926年随贺耀祖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一旅旅长， 1936年冬考入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38年冬毕业后，被征召为第九战区长官部中将高参，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9年3月加入中国敏感词过滤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以后策动当地游杂武装起义，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1950年5 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镇反运动中以中国敏感词过滤罪在湘潭被处决。1983年7月湘潭地、县法院宣布予以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十九号:起义将领潘峰名

潘峰名，别字目屏，1899年生，江西乐安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三五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一一三师师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46年退役。1948年出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高参，1949年参加起义。1950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补发起义证书。

第二十号:起义将领方涤瑕

方涤瑕，别号秀泉，1903年生，江西九江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毕业。任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等职。1949年在成都参加起义。1951年镇反时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一号:起义将领王育成

王育成，字鸣琴，1912年生，甘肃伏羌人1944年任第十七集团军第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7年任第十七集团军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9月23日在宁夏银川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廿二号:起义将领项丽源

项丽源，1912年生湖北监利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步科毕业，历任军职。1946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等。同年底在成都随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三号:起义将领杨健民

杨健民，1900年生，安徽宿县人。第九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1月在四川金堂起义，以后返乡居住。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四号:起义将领周伯英

周伯英，别字湘雄，1909年生，湖南东安人。1929年7月毕业于中央军校第六期步科。湖南省补充第十七旅旅长。1948年春任国防部少将部员。1949年参加湖南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廿五号:起义将领林芝云

林芝云，又名盖南，1901年生，湖南湘潭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战区游击挺进纵队副司令。1947年7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8月随陈明仁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4年获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廿六号:起义将领糜藕池

糜藕池，别字济民，1897年生，贵州毕节人。第九十四师中将副师长。1949年任川黔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率部起义。1951年7月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七号:起义将领赵俊图

赵俊图，1911年生，湖南醴陵人。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步科毕业。1949年任湖南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8月率部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八号:起义将领赵鸿厚

赵鸿厚，1904年生，河南怀庆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军官训练班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师师长，郑州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大队长。1949年任长沙绥靖公署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后随程潜等参加湖南起义。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廿九号:起义将领唐宪尧

唐宪尧，别号再兴，1899年生，四川梁山人。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四川渠县起义。1951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平反。

第三十号:起义将领曹森

曹森，别号润轩，1906年生，河南唐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48年9月授衔陆军少将。1949年底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返乡居住。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一号:起义将领梁顺德

梁顺德，别号真心，1909年生，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第一总队炮科。抗战爆发后，调炮九团任少校团附，年底任营长，1938年守潼关。1946年任河西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少将参谋长。1947年到重庆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学习。1949年冬在川南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在东北沈阳高级炮校任深造班教员。1951年镇反中被部队判处死刑。1984年7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地面炮兵学校政治部决定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看待。

第卅二号:起义将领彭永年

彭永年，1899年生，广东揭西人。1946年到台湾，任台北远洋运输公司经理。1949年2月返回湖南，任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同年5月随吴奇伟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三号:起义将领覃守一

覃守一，1910年生，湖北长阳人，土家族。1949年5月任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少将司令兼代长阳县县长，11月11日率部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四号:起义将领焦达梯

焦达梯，别字岛松，1903年生，湖南浏阳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1932年任第八十九师独立旅副旅长，参加一二八凇沪抗战。1949年5月与中国敏感词过滤华中局社会部取得联系，策动旧属起义，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江南地下第四军十师师长，并收编土匪千余人。7月率部在浏阳迎接解放军入城，1952年冬在镇反中被处决。1981年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卅五号:起义将领谢灵石

谢灵石，别号云根，1902年生，四川简阳人。抗战胜利后任新疆迪化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后返乡定居。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六号:投诚将领邓士富

邓士富，1903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工兵科，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二军二师六团团长，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副师长等职。1948年任新编第七军暂六十师、六十一师师长。1948年10月长春和平解放，率部向解放军投诚。建国后自愿回乡定居，曾任银场村村长。1952年镇反运动中以中国敏感词过滤罪被判处死刑。1983年5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卅七号:投诚将领列应佳

列应佳，别号介人，1903年生，广东增城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军官研究班毕业。参加北代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1948年5月17日投降并接受改编。 1952年镇反时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第卅八号:投诚将领关仲志

关仲志，别号宗志，1909年生，广东番禺人。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军官训练班毕业。1946年5月于陆军大学正则班第二十期毕业。1949年任广东省保安第四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同年10月24日在广东台山那扶镇向解放军投诚。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关中子

东城舍人

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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