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李崇善

跟在驴后面跑

好人李崇善

   李崇善在赵家庄也算是个识字的人，当年他爹勒紧腰带，咬紧牙让他上了三年私塾，十几岁开始就在县城的一家中药铺里当学徒。一次随掌柜的去南方进药材，回来路过中原某地时，碰上解放军宣传队在动员大家报名参军。热血的他给掌柜的打了声招呼就踊跃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掌柜的回来后，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他家，把他的事情就告诉了他的父母，为此事老两口没少掉眼泪。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回到了家里，父母才喜笑颜开，赶忙托人给他张罗着找媳妇。

   他参军后，随后跟着部队参加过淮海和渡江战役。共和国建政后，他随所在的野战部队驻防中原。

   部队有一座弹药库设在人烟稀少的山区，离军部比较远。团长曾先后选派过好几个人去看守弹药库，他们有的不是找各种借口推辞不去，就是去了几个月后就以家庭生活困难申请转业到了地方，为此事团长没少发愁。正在这时有人向团长推荐了李崇善，他什么话都没说，啥要求也没提就去了，这一去就快二十年。

   李崇善为人忠厚，生活也很坦荡。他不喜欢搞歪门邪道，坚信党和他选的人是能够秉公行事的。一个人能否被提拔，只能靠自己踏踏实实的干出成绩才行。如果不被领导发现和提拔，那就是自己工作做的还不够出色，再或许就是命运没安排自己当官。

   随着各类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和身边一个又一个人的被提拔，李崇善也从狂热、迷惘、彷徨中慢慢陷入了沉思。他的学识和思想境界不可能让他想的有多么的哲学或多么的有理性，仅从常人的基本道德和生存层面，让他认为这个社会已经是个悲剧的社会了。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是写在纸上的谎言罢了！说这话的人不知道他想过没想过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制造出这样的人？在多长时间内能制造出这样的人？俗话说：“百年树人”，在这样的人没有被制造出来前，又如何来保证社会的公平公正，人和人之间的平等？靠大脑发热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而人们的盲从更加剧了这个悲剧的进程。远离它也许是一个良善的选择！

   自从当上弹药库保管员被提拔为营参谋作为对他的奖励外，后来的近二十年他一直没有再得到提升。在村子人眼里，它是属于没本事的人。和闫厚德家的“热闹”比起来，他家基本属于“被党和人民遗忘在角落”的家庭了。用他在H县商业局工作的表嫂的话：“他这个人除了诚实和磑板外，再就没有啥其他本事了”。

   每次探亲回来，他都是劝爱人和孩子少参与村里的事，念好自己的书。“书到用时方恨少”只要现在多积攒，总有你发光的地方和时机。为了让孩子们有书看，他带着女儿上县图书馆给孩子办了一张借书卡。

   爱人邓慧娴，做人也跟她的名字一样贤慧，从不给丈夫惹事。孝敬公婆、任劳任怨。

   李家兄弟俩分家时，分完了家产，主持分家的大舅最后说到看父母跟着谁过时，弟兄俩都不吭声。闹分家是大嫂挑起来的，她想自个过清闲日子，不要父母。他哥怕媳妇，坐在那不敢吭声。李崇善知道，他哥能找个媳妇过日子已经就很不容易了。从亲情上讲他应该替他哥分担些困难，心里想说让父母跟着自己过，但是他事先没征求过媳妇邓慧娴的意见，心里正想着他要是把话说出去了，媳妇邓慧娴若不同意，那局面就尴尬了。只见他坐在那嘴不停在呜咽、呜咽地嘟囔着，就是没发出声音来。

   院子里静的几乎都能听到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大舅有点急了，正准备站起来训斥这俩不孝的外甥。就在此刻，只见邓慧娴来到二老的面前，拉着婆婆的手说道：“爸、妈两位老人我要了，从今往后，不管刮风下雨，有我在就不会让他们二老受委曲”。见此情景，李崇善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就连大舅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邓慧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从不掺和村里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对四个孩子管束的也很严。在她的影响下，一家人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外，很少注意和参与村里那些无聊的闲事情。

   尽管在外面工作，李崇善一直都想着为村里的发展和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全民皆兵的年代，为了支持村子的民兵建设，李崇善每逢探亲回来，都会带上好多子弹，供村里民兵射击训练。在每年的西柳公社举行的民兵比武中，赵家庄民兵的射击水平年年排第一。

   民兵连长霍山民，每次射击训练，他总想匿藏点子弹以便闲时用来打猎，他的行为遭到李崇善的反对和制止。部队有规定：出了库的子弹没用完也必须现场全部销毁，严防流入社会。子弹是他利用职务便利搞出来的，他得亲眼看着所有子弹被用完。带子弹回来时尽管他给上级领导做过请示，但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符合规定。他不能一错再错，万一出了事那是会连带好多人的。因这事李崇善就得罪了霍山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霍山民把对李崇善的怨恨全报在了他儿子李文喜身上。

   李文喜上中学时，小学都没毕业的霍山民成了西柳公社第二初级中学的体育教师，兼管学校刚重新恢复活动的少先队和团组织工作，取代了学校在文革中兴起的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

   团组织刚恢复，需要人员来充实。校长在大会小会上要求和鼓励适龄的学生积极向组织靠拢，申请加入团组织。李文喜是班上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带头响应学校号召向霍三民代表的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第一批团员名单里没有李文喜。而学习不好、经常不遵守学校纪律、言谈举止很没礼貌的胡跃进却成了共青团员，并且刚一宣布他成为团员，就安排当上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李文喜没能加入进团组织，这事在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好强的他也觉得有些委屈。为了平息这件事引起的风波，霍山民就在同学中间散布说，李文喜入团的动机不纯，想加入团组织，曾哭着去求过他。再说了他母亲还是个偷棉花的贼，贼的儿子咋能不经过考验就随便让他入团呢？

   风波过后，积极上进的李文喜还连续向组织写过两次申请，可直到他高中毕业也没能加入了团组织。

   这件事给李文喜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后来在首都大学上学期间，政治辅导员多次动员他给党组织写申请，辅导员甚至拿了别人写好了申请让他照抄一遍，并说像他这种条件和表现，只要申请递交上去，肯定啥问题没有就百分之百是党员了，但是李文喜还是拒绝加入任何组织。

   李文喜的母亲是贼的说法，那纯粹是胡跃进他爹胡树理当生产队长时诬陷的。

   母亲邓慧娴是个很守妇道的良家妇女，人长的有姿色，这就成了村里一些好色之徒经常骚扰的对象。尽管当时破环军婚罪是要判三到五年监禁的，但是还有人甘愿冒险，以身试法！

   生产队在秋天安排妇女摘棉花，为防止社员私藏棉花回家，每次交完棉花，妇女队长都要搜一下每个人的身。

   地里摘棉花时通常是一人管两行，谁摘完自己行的，可以帮着别人摘，也可以收工回去交棉花。这一天邓慧娴完成任务比较晚，她回来交棉花时，库房就只剩下生产队长胡树理在。交完棉花，胡树理不怀好意地说按规定得搜身。邓慧娴说搜身可以，那得由妇女队长过来搜。胡树理淫笑着就动手去要强行搜查邓慧娴的身，遭到了她强烈的抵抗，并趁着反抗的机会狠狠的抽了他几个耳光。

   事情过后，邓慧娴觉得自己也没受到啥实质性的伤害，为了不影响孩子，不给丈夫添乱，就忍下了这口气。可是恶人先告状，胡树理将邓慧娴的忍让当成了她的软弱可欺，到处散布她偷了生产队的棉花，让他给抓住了，她便借口说他欺负她。鉴于她爱人是军人，这事就原谅了她。她要是理不亏，那她为啥不敢继续向上级反映呢？从此在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心里，邓慧娴就是个贼。

   盛夏的一天傍晚，吃罢晚饭，邓慧娴刚准备洗碗收拾锅灶，李文喜大姐的小学同学杜淑贞急匆匆地来到了家里。一见面就问他姐和母亲是否知道省印染厂要在村里招工的事？大姐和母亲都瞪大眼睛说不知道这事。他们家也从来没想过村里会把这样的好事情落在他们家头上。

   一听二人说不知道此事，杜淑贞拉着李家母女进了里屋，把整个事情的经过一口气说给了她们：

   省印染厂这次来H县招工，西柳公社分配给赵家庄一个招女工的名额，就赵家庄目前的情况，无论是按家庭成份、对革命的忠诚度、个人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劳动的时间及劳动表现等，这个人选首先应该是李文喜大姐的，可是大队革委会（特别是文书张二贵）却悄无声息地把这个名额给了村西头的王凤英，而且她已经把政审表从文书张二贵那领走了。王凤英的爹是土匪，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杜淑贞过来告诉李家这个消息，看起来有点抱打不平的感觉。她鼓动和希望李家人去问问此事，她相信按李家大姐的条件，在赵家庄里是无人可争的，只要李家去找，那王凤英就不可能被招工。

   那是个农村人梦寐以求，想方设法要跳“农门”的年代。一听有这个机会，邓慧娴也有点激动了。经过一番争论，邓慧娴决定要听一听丈夫的意见。她叫过来儿子李文喜，叮咛让他连夜给父亲写信汇报这件事，让他尽快给拿个主意，能请假回来一趟最好。

   躺在炕上心静下来了再一想，等收到丈夫的信，最快也得一个星期以后。可是时间不等人，王凤英已经把政审表拿去填了，等她填好表送到公社定下来了后，那一切就迟了。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为了女儿的幸福，邓慧娴第一次大胆的拿定主意，天一亮就去找大队革委会主任问问这事。

   早上六点多，邓慧娴就来到了村革委会主任的家门口，坐在他家门口的土台上等着主任起床出门。

   大概过了快一个小时，主任的媳妇才把门打开，一见门开了，邓慧娴就径直往里闯，边进门边问主任媳妇：“主任呢？主任人呢？”

   主任媳妇急忙拦着邓慧娴，“你…你…等着，我给你叫人”。她怕邓慧娴闯进里屋难堪，主任还在被窝里呢。

   过了一会，主任披着上衣、打着呵欠从里屋出来了。

   “这么早，是失火了还是遭贼了，急呼呼地找我啥事？”

   “主任，听说村子里有个城里招女工的名额，不知道村里是咋安排的？凡是符合条件的人先报名，然后由村里评比选拔，还是由村革委会直接指定呢？要是直接指定，那村上又是按啥标准来指定呢？贫下中农困难户、军烈属，还是去的人必需是党团员，还是只要人长的顺你的眼就行？”

   邓慧娴的话像机关炮一样，一口气说完了，连气都没喘。说到军烈属时，还故意提高了嗓门。

   “哦，你…你…你说招工那事，我记得好像有…有…这回事，张二贵在我面前提过这事，我说过让他负责办，具体啥情况我还不知道”。一听母亲问招工的事，主任说话有点结巴了。

   “听说要被招工的人都开始填表了”邓慧娴说到。

   “噢，有这事？那我得找张二贵问问，问清楚了我再答复你，行不？”

   那个岁月的干部，虽然私心很重，借权谋私，但是遇到讲理的，他们心里还是有点紧张。不像现在的人干坏事肆无忌惮！

   权力的拥有者选择干坏事还是干好事，是环境和时间的产物。一位哲人说的好：“有怎样的政府，就会有怎样的官吏，必然会有怎样的人民”。

   大概是过了三天，快吃午饭的时候，张二贵送来了一张招工政审表。笑嘻嘻的对邓慧娴道：“嫂子，恭喜你了，你家大女子和村西头的王凤英，经村里研究被推荐为这次省印染厂招工的候选人，这是政审表，让孩子抓紧时间填了交给我，估计这几天就会到公社去面试，经公社考评小组和厂里综合考评，最后决定谁去合适。让孩子准备准备，等我通知。”

   说话间张二贵把《招工政审表》往炕沿上一放，也不等邓慧娴回话，拧过身就走了。

   实际上，招工考评只是张二贵设下的一个幌子。大队主任问过他招工的事后，他如实向大队主任作了汇报，包括和王凤英的事。主任听完汇报后很生气，可是他转眼一想，这次招工和他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没关系，谁去都一样。要是把这事认真了，最后最倒霉的就是张二贵了，古人云：“穷寇勿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不定啥时候也就用到这小子了。想到这，主任的气也就慢慢的消了下来。

   “这事你得给我处理好，邓慧娴已经找上门来问这事了，要是出了啥乱子，看我咋收拾你。”主任装作很严肃的样子对张二贵命令着。

   张二贵原以为这事做的天衣无缝，连村里最好的朋友的面子都没给，说明他办事大公无私。他正得意洋洋的回味着和王凤英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经主任一问，他也有点坐不住了。

   主任一走，他立马跑到公社找办公室秘书商量解决的办法，经过一番商讨，最后定下了这给李家演一场假面试的戏的对策。政审表秘书那里多的是，考评就是公社秘书随便拉上几个朋友坐在那儿装个样子。李家的大姐最终没能进城当工人，理由是时政知识不如王凤英。

   招工这事对邓慧娴来说，根本就没往心里放，当时只是脑热，想着争取到了女儿能进城也是件好事。尽管王李两家人没为这事直接有过接触、发生过任何口角。但有了这次的争执，每见到王凤英家的人，邓慧娴的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的感觉。

   王凤英进了印染厂工作了半年后被工厂开除，过后整个招工的真相才大概有了一个完整的轮廓。

   杜淑贞有个舅舅在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当放映员，一天路过办公室时无意间听到了这次招工的信息，他就想到了外甥女杜淑贞。中午饭后，利用去邻村通知晚上安排放电影的机会，顺路过来告诉了她们这个信息，并让盘算一下看他外甥女被招工的可能性有多大。

   一家人经过仔细盘算，在赵家庄里除了李家大姐外，再没其它人能争过她。名额要是下到了村里，跑腿办事的一般是张二贵。利用她父亲杜智慧和张二贵的关系，很容易就能拿到这张表，悄悄把表填了让张二贵盖上大队的章子送到公社，这个工作很有把握就是杜淑贞的。于是杜淑贞的舅舅这才去活动公社办公室秘书，专门把招收女工的名额留给了赵家庄。

   认为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杜智慧马上找张二贵说了这事。因俩人关系铁，说话时就不太注意周围环境，他们的谈话全让张二贵的媳妇王玉英听到了。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王玉英把杜智慧和张二贵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倒给了王凤英。

   听到村里有招工名额，而且指定是招女工，王凤英动起了心思。王凤英比杜淑贞大一岁，人长的比杜淑贞漂亮，但气质稍逊些。俩人无论在政治上、生活中一直是竞争对手。她决定要和杜淑贞争这个名额，她想到了她的身体。

   决定要争这个招工名额后，王凤英把自己认真的收拾了一下，专门去公社供销社买了盒雪花膏把该搽的地方都搽了搽，没事找事的去大队找张二贵聊天，想尽一切办法贴近他。

   进了大队部，看见张二贵躺在炕上休息。她就爬上炕，装作取张二贵放在里面的书。横过他的身体，故意在他的眼前暴露点乳沟出来，惹的张二贵心猿意马。

   坐在桌前闲聊，看见张二贵衣服领子有点不整齐，就主动上前帮他仔细收拾。看见张二贵眼角上有点眼屎，用她粉嫩的手轻轻地帮他拿掉。

   这一来二去的两天下来，张二贵失控了，满脑子都是王凤英的影子。夜很深了也不想离开大队部，没事就抬眼往门口看，希望着王凤英能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个星期时间不到，俩人突破了男女界限。这是一个雷电交加、风狂雨暴的傍晚，村里的男女社员都被张二贵用高音喇叭吆喝到麦场上，忙着抢苫麦积、收拾晒着的麦子。

   赵家庄大队部里，王凤英穿好了衣服，眼里含着泪花对着张二贵道：“我把一切都给你了，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你可不能负我，不要提起裤子就把我给忘了，以后有啥好事要想着我。”

   “一定的，我咋能忘了你妹子呢，你看哥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嘛”。

   “有哥这句话，我这就值了，妹子这身体今后一半就是你的了，想了你就找我。”王凤英妩媚的对着张二贵微笑说。

   “谢谢好妹子”，张二贵把王凤英搂在怀里，嘴对嘴深深地亲了一下王凤英。

   王凤英推开张二贵，带点撒娇的口气说到：“我该走了，时间长了让别人发现就麻烦了，我今后还要靠哥你呢”。说着就准备出门。

   走到门口，王凤英像刚想起什么事的样子，回过头问张二贵：“听嫂子说村里有个招工名额，还专门招女工，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有的话我也想去，哥你可得帮我”说完这话，王凤英拉开房门走了。

   看着王凤英离去的背影，张二贵傻了。一边是好哥们，一边是心爱的，得罪了那个都够他喝一壶的。回家后把媳妇王玉英狠狠的捶了一顿。挨了打，王玉英也不知道丈夫为了啥事打的她。

   张二贵经过再三的权衡，还是决定把这个名额给了王凤英。杜智慧和张二贵翻了脸，从此两人见面是仇人。杜淑贞在绝望的情况下，想到了李家的大姐，她是想让李家大姐给她报仇的，“我去不成，你也别想去！”。李家是被仇恨给搅了进去的。

   就和张二贵那么一次，王凤英就怀上了。知道自己怀孕后，王凤英愁坏了。这件事要是传出去，那肯定是很丢人的，她还没有婆家呢。

   她抽空去医院咨询，人工流产得要单位证明，还得由爱人陪着来医院才能做手术。她想过这个证明可以找张二贵开，但村里开的证明只能在县医院用，不能在厂里指定的医院用。陪她去医院的男人也不好找。无奈，她想起了土办法：用带子勒、跳跃、干重力气活，这样就会把孩子弄掉。

   折腾了几个月，孩子还是没掉。好在肚子被带子勒得让别人从外面看不出她怀孕的样子。孩子在里面长大一点，她就把带子抽紧一点。肚子不显形让她看到了一点希望，如果再不掉，那就只能到生的时候再想办法。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时候，秋天的青纱帐里，沟道的草丛中她见过不少弃婴。

   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一天车间组长要她去帮忙抬箱子。平时一百多斤重的箱子都是四、五个人抬，她到跟前时算她刚好三个人。为了表现，有人主动吆喝着要抬箱子走，王凤英不好说啥，只能去试着抬。她弯腰下去抓住箱底，使劲往上起身的瞬间，就觉得一股热流从两腿间流出，一阵疼痛，她坐在了地上。血、水湿了她的裤子，顺着腿流在了地上。

   看到这个场景，旁边两个姐妹吓坏了，喊来人把她送到了厂卫生所。不出一个时辰，全厂几乎都知道了王凤英的事。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出院那天车间主任来了，当她的面宣读了厂里开除她的决定书。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后，她悄悄的又回到了赵家庄。第二年她随一个常年在赵家庄一带砖瓦窑上打工的河南人去了河南，从此再没了音信。

   就在张二贵送来政审表的第三天，邓慧娴也收到了李崇善的回信。谈到关于大女招工的事，李崇善在信上是这样说的：

……。

   “凡事顺其自然，以不争为最好。人只要静下心来，无论从事啥职业，都能会很好生存下去的。能进城市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农村生活比起城市来说是苦点，大部分在农村生活的人还不是照常活下来了吗？

   为了利益和人争执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失败了，我们心里可能会堵得更慌。这就叫自找麻烦。儿孙自有儿孙福，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只要安心守命，勤劳、肯干、善良，老天爷是不会亏她们的。

   就算是亲兄弟，有时也会为利益争得六亲不认，老死不相往来，更何况这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请记住：按规则办事是应该的，人家要不按理数和规则办事也是正常的。生气和争执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你有很大的心脏和超常的耐力，否则伤害的只能是自己。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算了卿卿性命”就是这个道理。

   “有付出，才会有回报”，但是有些回报是要不得的！因为你须得付出伤天害理、欺师灭祖，猪狗不如的代价。其实那就是遭报应，而不是回报了。

   不要以为谁得了好处和利益那都是上帝给的回报。有些事可能上帝也被隐瞒了！只不过是人家付出的代价我们不知道罢了。要是知道了，有了比较，那可能也就不再争执了，也就相信上帝了。这个社会上没有强人！比人强大的只有魔鬼！但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让孩子多静心思考问题，有时间了多读些书。建议孩子去县图书馆借书时要有选择，像《居里夫人》、《堂吉诃德》、《艳阳天》、《鲁迅小说选》、《十万个为什么？》和一些农业科技方面的书都可以看，尽量少看或者不要看那些饱含政治内容的书。村里的政治活动尽量不要参与，参与进去了，人就会变成魔鬼！

   几十年过去了，李崇善和邓慧娴现在都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和大女儿一起生活在城里。

   大女儿一九七二年和邻村一个老三届的高中生结婚了，日子过的和睦。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女婿考上了省城的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九十年代初，评上副教授的女婿按政策把妻子和孩子全部接进了城。老两口原来一直在村里生活，女婿的父母相继去世后，为了弥补缺憾，女儿和女婿硬把他们老两口拉过来一起住，照顾孝敬他们。

   李文喜八十年代首都大学毕业，经济学博士，现在一家人侨居美国。

   小儿子和小女儿也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每逢春节，他们兄妹三人都会带上一家人来到省城和父母团聚。孙子、孙女个个出息。

   那个年代，那一个脱离农村的人身后没有一把辛酸泪？特别像七十年代初的推荐上大学的没有后台的农民的孩子。

跟在驴后面跑

哎！

   唐代曹松的“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说的是一个将军的成功，靠的是千万将士的骨头堆成的。

   其实，在一个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社会里，现在舞台上指点江山的人，有几个人脚下没有几块垫脚石？

   农民的儿子贾平洼，1952年2月21日生人。按照中国人受教育的正常年龄计算，文革开始时他刚好基本上完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如果他妈生他是个神童，不跳级他最大也只能是初中毕业或者上完高中一年级，那他得三到四岁就上小学！

   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人，1971年第一批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如果没有他父母的在背后的默默奉献，他何德何能就被“伯乐”发现,而上了大学？

   凡是经历过那个被推荐上才能上高中、上大学年代的人，哪个人心里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你的家庭如果没有人在外当官、或挣工资的（而且还要能惠济乡里）、在学校和校长或者有“能力”的老师没有一点关系的、你爸不是村官且和村官关系又不铁的、你妈长的难看而且还守身如玉的，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即使学习再好，再有能力都会被扼杀在推荐上而被拒之于学校门外。

   当然还包括那些高中毕业回乡后，不久被选拔到公社当通讯员、以工代干的、或者被国家召工了的那些人。

   对年轻人比较公平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段时间！他们基本上只要靠自己努力，就能在社会上获得不错的社会地位和回报。

   金钱至上以后，一切又变了！权利与金钱的勾结让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再一次走向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