谀辞

涝河濯缨

谀辞

序和跋这种东西，推荐和引领的意思浓的很，得找才大名高的人来写。记得30多年前，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挚友，分配到一个文化部门的挚友，把在学校里写的一些诗结集出版，让我写个序，我当时就笑了。自己也刚步入社会，还在现实生活这个巨大无比的迷魂阵里徜徉磕碰呢，还有本事给人写序？朋友说，再不济，你不妨肉麻肉麻，写点谀辞吧，我只是大笑。好在朋友也不是小器的人，没在意。后来诗集出版了，作序的是他单位一位管思想的上司，粗通文墨，业内还有些名头。朋友说，这家伙尽管写了些“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出来，不料与文绉绉的诗篇相映成趣，效果居然出奇的好。事过多年，依然打心眼里喜欢朋友的诗集，特别是关于海子的章节。夜深人静的时候，窗前皓月当空，书桌上茶杯里清香缕缕，一卷在手，细细品读，青春岁月甜蜜辛辣的记忆如海潮翻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种阳光明媚令人心醉，丝丝温暖萦绕于怀，喝了好酒一般。青春岁月的美好，也许就美好在这里了；自己当时要能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就算是随喜一下，多好啊，哪怕写点不着边际的谀辞，又不昧良心，又有什么啊。

然后时光接着流逝，不忘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其中就有不少很有才华的家伙。接着就又有朋友的文章结了集，要我捧个场子。这二年，说真话朋友不爱听，说假话良心不答应，怎么办呢，那就写点谀辞吧，再挟裹点不能治病也吃不死人的“心灵鸡汤”，于是也就有了几篇非驴非马的“序”，于是乎宾主尽欢。

书序要有谀辞，碑文更要如此。少年时代在一所远离县城的乡村中学读书，有幸读过不少乡贤野老碑文，记忆尤深。乡村的学校大约都有差不多的前身，不是废弃了的村社庙宇，就是旧家大族的祠堂，旁边紧邻的大体都是村人的墓地。快要高考的时候，总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背书，“意映卿卿如晤”咧，“江州司马春衫湿”咧，反正很多。背得头昏脑涨了，就沿着着坟头中的小路散步，遐想。

乡村的墓地大约都是一样的，安静，祥和。初春时节，暖风和煦，白杨垂柳咋绿还黄，草丛枝头的鸟雀也不似在村落里那样喧哗，叫声孤单而清越；兔子和狐狸在草丛中黄烟一样往来翕忽，梦境一般。赏心悦目的是坟头上茎秆蓝绿的迎春，开着黄蜡蜡的花，汪洋恣肆的样子。墓地里少不了墓碑，于是就忍不住模仿周树人先生“钞古碑”。解放几十年，期间又有破四旧的文革，古碑是没有了，能见到的全是新碑，混凝土的居多，粗制滥造的样子，一般镌有“某某大人之墓”等字样，“考妣”一类的古语十分罕见。极个别也有碑文，生卒年月外，“流芳百代、光前裕后”等语多了去了，却难看到墓主的生平与个性。那时候正值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年龄，脑子里总是要冒出《聊斋》里的一些章节片段来，但从来没有魅鬼艳狐“分花拂柳而来”，殊为可叹。一首七言诗算是记下来了，也十分契合当时的心境：

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帷。

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

说到《聊斋》，就要提到我的中学老师叶茂逊先生，他还真是个“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我们很能谈得来。一天我问叶老师，蒲松龄那么大的学问，怎么就没考得个功名，穷愁终生？叶老师半真半假地笑着说：这属于人才标准问题。科举取士，选的是善于领会上级旨意，用大官的想法管理僚属百姓的人，有没有学问是不要紧的。做大官的再有学问，常用的也不过 “杀”、“赏”俩字；做小官的哪怕是个白丁，只要会说“圣上英明”，也就能混个肚肚儿圆。当然，要是还有些水平，能写点“青词”什么的，那就了不起了，混个吃香喝辣不说还能照个汗青，不是大家是什么呢？蒲松龄什么人啊，咋可能对这一套感兴趣？可悲的是，他总想着照着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行事，还要让当时的主流社会认可他的冰雪聪明，异想天开吧？后来我特意找词典查了，所谓“青词”，无非就是谀辞。

时光继续流逝，成年了，成家了，两鬓如霜了，对少年时代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有了清晰的认知，或者找到了答案。比如，在我背课文兼徜徉遐想的那个墓地，能埋骨桑梓，算是享了太平福的人；还能有墓碑，说明家道还算殷实，更是福中之福了，子孙每年要前来点上香烛化点纸钱寄托哀思，立个石碑与其他墓主相区分，顺便刻点吉祥话装饰一下，人之常情而已，怎能看作是谀辞呢。这些墓主固然与纵横捭阖、经天纬地、丰功伟绩等等青词无缘，但想必生前终日家长里短、菜米油盐，丧葬嫁娶，儿女情长，其中人间烟火的滋味，也要更浓更长，用世间任何优美动听的词句来溢美他们，无疑都显得苍白乏味。

终南山北麓风景秀丽，自然有不少墓园，墓主中不乏后人在县上干了洋事或发了大财的。每逢清明祭日，总有人要大操大办，在墓园架起大功率音响，朗诵歌功颂德的祭文，甚至叫一班吹鼓手外加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做道场谀墓，引得周围祭祖的人们个个长脖鸭子一样围观咋舌。某年清明扫墓，刚好碰到这样的场子，人头攒动中一个油馕馕的中年男人拿了“至诚民俗理事会总干事”的名片，见人齐发。发到我跟前，仔细一看，竟是高中同学冯至诚。寒暄过后至诚说，多亏了这些有钱人的照应，眼下公司的生意还不错。就说这清明祭祖吧，立碑要花岗岩的，祭文碑文要名家的，摄像要县电视台的，音响乐队要县剧院的，和尚道士更要大寺院道观的----反正事主也不在乎真假，于是这钱就好挣了。最挣钱的莫过于给富人编家谱，编传记，同样也是生编乱造，咋样生猛咋样整，每年差不多能挖个十万八万的，不错了。我说，有钱人就那么好骗吗？至诚耸了耸眉毛：哥哥，这不是骗，是创造。愿意出身高贵门第显赫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给自己创造一个高人一等的出身，上不伤君下不损民的，有何不可？对咱而言，这个行当和办红白喜事的乐人受聘吹唢呐是一个道理，有钱赚不犯法，怎么能说是骗呢？况且，这个行当讲究扛文化旗子吃智慧饭，比吹唢呐要复杂得多，赚的多一点，也是应该的。

高中时候的冯至诚就是个才子，能套着《茶花赋》写歌颂贫下中农美好生活的《菊花赋》；模仿《虎吼雷鸣马萧萧》编生产队饲养室阶级斗争故事的《牛吼马嘶风雷动》。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家伙居然成了谀墓的专业人士，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连声称是。至诚也笑了，伸出长舌头舔舔干燥肥厚嘴唇，萌哒哒的，超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