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原创）

户县苦果_JBIF

   
        我是一个既没有上过幼儿园，又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所以我的老师不是太多，小学和中学的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二十名。对我影响最大、印象最深的老师有四位。
        一九七三年农历正月十六日，十岁的我被父亲送进生产队里的教学点。只所以到了这年龄才就近入学，是因为当时学校的奇缺。在办理完所有的入学手续后，父亲特意把我叫到老师跟前，要我深深的给老师鞠了一躬。然后说了许多我上学太迟，耽误不起，要把我抓紧之类的话。我这才注意到，我的这位老师五短身材，身体超胖，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上下。父亲走后，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的开场白很简单，就几句话，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变成了小学生，上学要有上学的样儿，要遵守纪律，不交头接耳，不迟到早退。接着老师开始发问，他问我们为什么上学，我随口回答，为革命上学，需要强调的是那不是我聪明，是那些年流行的口号，诸如工人为革命做工、农民为革命种田、解放军为革命保卫祖国。接着，老师拿起一个红语录本儿，给我们逐字逐句的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来又领着我们朗读。在以后的日子里，老师就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我们的准则。老师的生活很简朴，一件黄军便装把他发胖的身体裹得更胖。他每天自己做饭，玉米面烙的饼很生硬，但他吃得很香。老师很会讲故事，尤其是红军长征的故事。他讲得最多的一个故事，是长征途中，一位姓谢的红军战士把自己的干粮让给了伤员，自己因为身体虚弱，在过草地的时候陷进泥潭，壮烈牺牲，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现在想来，老师讲的这些故事是很受用的，对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让我迄今难忘的是，老师领我们垒灶台，在黄泥中伴以麦糠，然后搓成条，一圈一圈的垒，直到垒成锅台 。以今天的观点看，老师培养了我们的劳动兴趣。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假后，老师破例没有赶回学校，几天后，就传出老师病逝的消息。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老师姓，叫杨水龙，家住山外一个边远村庄。
         一位姓张的姑娘，做了我的第二任老师，她叫张晓花，户县北街人，标准的城里人。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蓄着两条齐腰的长辫。她活泼开朗，尤其她爽朗的笑声，至今都让人回味悠长。她一改杨老师的古板与庄重，上课时气氛很轻松，下课时和我们一起做游戏，俨然一位活泼开朗的大姐姐。更多的时候，她给我们教唱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如果说杨老师塑造了我热爱劳动、艰苦朴素的品质，那么夸张一点说，张老师绝对算得上我的诗歌导师。由于那些戏词朗朗上口，极易背诵，所以我就背得滚瓜烂熟。当时全国正大规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知是哪来的兴趣，我也瞎驺了一首《林彪是个大坏蛋》，大概有十几行吧，除了第一句“林彪是个大坏蛋”，是我把课文中“刘少奇大坏蛋”改变而来之外，其余大都是原封不动的照搬样板戏的戏词，例如《智取威虎山》中“粉身碎骨也心甘”等等，总共照搬了十多句。虽然乌七八糟、杂乱无章，但从现在的眼光看，其实是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韵脚比较整齐，基本押“安”韵。当时流行办黑板报，张老师把我的这首所谓的“诗”经过修改后，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二零零七年四月，我在接受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秋月的访谈时，把我最初的诗歌启蒙，归结于一九七五年“七一”，大队组织的一次群众诗歌朗诵会，一位普通的农村大妈和一位知青姐姐的诗歌朗诵，是她们启发了我，外加样板戏的戏词熏陶，让我对诗歌发生了浓厚兴趣。其实应该追溯到一九七四年秋季，得益于这位张老师把我的涂鸦之“作”搬上了学校的黑板报。说张老师是我诗歌的领路人一点都不言过其实。
         我的第三任老师名叫刘存义，他瘦高个，一张微黑的长方脸上总是洋溢着青春的笑容。他性格腼腆，说话奶声奶气，一副女人做派。尽管如此，他做事却是严肃认真，在课堂上更是不苟言笑。他是我上初中时的第一任老师，当班主任，教我们语文。每周有两次作文课，我最得意的是上作文课。每次布置作文之前，刘老师都要给我们读大量的范文，有的甚至是他的下水之作 ，作文课一般分成两个步骤，周初下午第一节课是作文布置，周末下午第一节课是作文讲评。当时作文的评价标准分优良差三等，我可以骄傲的说，每次作文都被刘老师在结尾处赘个“优”字，然后是诸如“重点突出，主题鲜明”之类的评语。最让我风光的是，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被刘老师当场宣读。虽然因为家庭条件差，穿得破烂，但作文的特长照样让我在同学面前扬眉吐气 。
         我的第四任老师叫刘兆林，他时年五十多岁，中等身材，身体偏胖，说话慢条斯理。嘴里时常叼一支斯大林烟锅。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他同时兼着初三和高二两个年级的语文课。他是继刘存义老师后，我的第二任初中语文老师。我感激他的是，他在关键时刻给了我向前的勇气，和向上的动力。话题得回到两年前，那时候，我在村里的学校读初一，事情发生在初一的下半学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凭一时的兴趣偷偷摸摸的写诗， 有一天，当我把诗稿拿给校长，希望能刊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被严词拒绝。后来我干脆向《人民文学》等投稿，除第一次被原封不动退回外，其余均石沉大海。今天进了乡中学，幸遇这位刘老师，他不但多才多艺，还同时兼任初中和高中语文。随即拿出我所谓的“作品”。希望刘老师能把个脉。他看过后，先是热情鼓励，继而给我指出不足，还提出过具体的修改意见。末了，还鼓励我继续投稿，但不要好高骛远的投大报刊，有时候小报也行。还提醒我多读一些文学名著，多浏览学校报栏里的报纸。更加让我感激的是，刘老师还把我的小诗拿去给高二学生朗读，说我有唐人的诗味儿。这是对我莫大的激励。遵照刘老师的指示，我开始浏览学校报栏里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陕西日报》等报刊。还借阅了学校图书室《中外文学家的故事》《写作知识》等书籍。我本来是想让刘老师给我把把脉，看我能不能走文学创作这条路子 。他只需简单的回答我“行”或“否”即可。他却春风化雨般帮助我实现理想。一九八四年，我的诗歌处女作《山乡速写》在《长安》杂志发表。这首诗还是三年前刘老师给修改的。
        去年教师节前，习总在同北师大师生座谈时说，遇见一位好老师，是一个人一生的幸运。我遇见了至少四位好老师，我：应该幸运至极。他们用人格魅力影响我，启迪我，指引我实现梦想。记得在我出版第一部诗集《不了的乡情》时，我曾在距户县县城二十公里的一所乡镇初中找到第三任的刘老师，说要寻找当年在学校里的照片，准备出版诗集放在书中。刘老师感到非常诧异，当然也不乏怀疑。次年，当我把诗集亲自送到刘老师手，而且告诉他，我已经被陕西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可以明正言顺的称为作家时，刘老师高兴得声音发抖。他说他很自豪，他的学生中居然还有作家。写到这里，我忽然生出一种联想，我的四位老师，他们分别姓杨、姓张、姓刘，把他们的姓串联在一起，岂不是让我张扬个性、追赶潮流吗？谢谢你们——我的老师，在教师节到来之际，我向你们深鞠一躬。我的耳畔响起了宋祖英那首著名的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A^_^刘珺

文革还是耽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