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创作初探

烽火连英

您的当前位置:首页 >> 《群众艺术》 >> 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创作初探   文/常 智 奇    中国是一个诗国。陕西，是这个诗国的白菜心地带。历史上这里曾是十三朝文人骚客荟萃的圣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咏叹发自这里;"兼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名句也出自这里，生活在这里的周边农民，自然受到这种浓厚的诗意浸染，唐诗宋词中的无名氏，其中应有农民诗人位列其中。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古风、歌谣。乃至竹枝词等一些诗篇，应是首出普通劳动农民之手，然后经过文人的加工、改造、整理，才臻于完善、定型的。漫漫历史路，滚滚风尘中，多少优秀的农民诗人如珍珠般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陕西农民诗歌创作在中国诗坛出现了-个高潮，一股代表着中国农民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风格的诗歌创作如春浪排空，令人振奋，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农民诗人青史无名的空白。     当代陕西农民诗歌创作，从王老九、李有源、韩起祥、谢茂公、李登峰、贺丙丁、祁守业等人起，经过李强华、蒿文杰、章立、王世民、郭建民、王连生等几代诗人的不懈努力，经过“王老九诗社”、“农二哥诗社”、“民风诗社”、“画乡诗社”、“三秦百花诗社”、 “陕西农民诗歌学会”等诗歌组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诗在鞭花上炸响/诗在犁铧上闪光/诗在田垄上成行/诗石木锨上飞扬/诗在镰刀上吟唱。(屈甲成、屈维民诗句)"终于迎来了陕西农民诗歌创作百花争艳、诗意盎然的春天。                          一      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从延安到西安，到北京，一路踏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进行曲，走来两支队伍:一路是臧克家、郭沫若、艾青、郭小川、贺敬之、柯仲平、玉杲、胡征、沙陵、雷抒雁等人;一路是王老九、李有源、韩起祥、谢茂公、李登峰、祁守业、贺丙丁、李强华、张志民、、刘勇、刘章等人。这两支队伍，汇聚成中国当代诗歌创作的主潮，即中国古典诗歌加民歌的诗歌美学思潮。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在这春潮拍岸的诗学追求中，强调诗格的平民化、大众化、通俗化;诗情的劳动性、质朴性、清澈性;诗意的天成感、沧桑感、率真感;诗品的烟火气、泥土味,、山水色。他们提倡诗歌内容的社会革命性，诗歌形式的单纯、朴素、明快、清新的群众性。这种诗歌的审美追求，代表了当时的审美品格。    王老九，是陕西当代农民诗歌的奠基人。他写于1949年7月1日的“七一颂歌”一出手，就把他推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度。你听:“一颗珍珠土内埋    ，满身光彩难出来，一声炸雷天地动，挤出土来把花开“。全诗四句，自然、流畅、简捷、明快，那种从黑暗的社会中走向阳光明媚新生活的喜悦，那种大革命给诗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带来的历史机遇，使诗人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那种古体诗的节奏和民谣的情绪表达的完美结合，给人以强烈的艺朮冲击力。当时，乃至其后，受王老九农民诗歌创作影响的诗人有:辽宁的霍满生、青海的韩友鹿、安徽的殷光兰、湖南的刘勇、河北的刘章，还有马秉书、李永红等人。在陕西境内，受他诗歌创作影响的有:长安的庞惠农、蓝田的张凤翔，还有周维新、刘玉明、穆志远、何成海等人，陕西境内的这些王老九的追随者，大多分布在渭河南北的广大农村。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农民诗歌创作流派，有人把这个流派叫做“庄稼汉诗派”。这个诗派的命名，大致缘起于:王老九诗社出了-个农民诗歌刊物叫《庄稼汉》;另外，这些写诗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同时，他们的诗象土地里的庄稼一样丰茂、朴野、自然、单纯、朴素。这些诗浸透着农民的聪慧和心血，散发着一股庄稼汉的生命气息。     王老九是“庄稼汉诗派”的创始人，是新中国农民诗歌创作的先行者。他一生写了《洋烟歌》、《打麻将》、《进西安》、《张玉婵》、《伟大的手》、《想起毛主席》等诗篇。他的诗，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歌，是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的颂歌。他的诗，是民间口头文学的革命形式;他的诗，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农民兄弟的立场上，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以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热爱。他的诗风，是从广大农民兄弟的爱好、情趣、欣赏习惯出发，广泛吸收中国民间文学特长和活在人民群众之间的口头语言，在此基础上，也适当吸取新诗作者同行们的一些优点和长处，形成自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他说:“写诗怎样押韵，怎样能顺口，我都是从戏本的唱词里学来的。”秦腔英雄悲剧主义的粗犷和豪放，眉户、道情、小曲的清丽和婉约，有机地融化在王老九的诗风里，形成了高亢激昂、欢乐明快、清新朴实、富于音乐性、节奏性的诗歌形式。他著有《东方飞起一巨龙》、《王老九诗选》等诗集。     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作家、理论家，大多对“庄稼汉”这个诗派的领军人物--王老九有过高度的评价。艾青曾说:“五四以来，全国共有三百三十四个诗人，王老九就是其中之一。”胡采称王老九为“我们的农民诗人”、“公认的优秀的农民诗人”。徐迟说:“如果说，以前我们只有一个王老九，现在刘勇、刘章等许多农民诗人的声名已越出了本村、本县、本省，成为全国著名的诗人”。田间说:“在农村涌现的诗人有王老九、刘勇、马秉书、李永鸿。王老九写作的历史更早些。《王老九诗选》给我们带来了人民群众自己的声音，闪耀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天才。”柯仲平认为:“庄稼汉派是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文学潮流。好个诗人王老九，劳动作诗一把手，黄河一带打红旗，打着唱着飞着走。 中国多少王老九，满天唱的王老九”。魏钢焰认为:“王老九的诗风像榴花似火一样片片笼秦州”。张志民认为:“王老九的歌声不仅已化作秦岭的春花，延河的波浪，而且已汇做我们新长征的激流”。王老九走的是一条“中国气魄和中国作风”、“民族的、大众的”诗歌创作的路子。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日、朝等国家的文字，流传在国外。     李有源是-位敏感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一首(东方红)，就把陕西农民诗歌创作与社会革命、时代精神、领袖人物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他的(千年铁树开了花)、(人民江千万万岁)等诗篇，都是歌颂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革命领袖;歌颂人民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和自豪。他的诗，简捷、明快，节奏性强，朴素、通俗，韵律感好。他一生写的诗不多，但民歌的味道很纯正，情感很饱满，革命性强。 韩起祥是一位叙事诗人，杰出的表演曲艺家。他曾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他创作了《四岔捎书》、《反巫神》、《红鞋女妖精》、《刘巧团圆》、《张家庄祈雨》、《-只老母鸡》、《喜相逄》、《张玉兰参加选举》、《宜川大胜利》、《翻身记》、《我给毛主席去说书》等五百多部新书，近三百万字。在他之后，有张俊功、韩应莲、薛怀光、王占社、解明生、张和平、曹伯炎、贺治财、高小青、何小平、高尔峰、陈玉印、牡彩云、贺改明、白明理、韩学斌、张启发、曹伯植等人。     谢茂公的诗与王老九是一个路子，他的人生经历象许多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农民一样，灾难深重。他与王老九一样了解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他的文化程度略好一些。他创作的《解放西安》、《说土改》、《赴朝慰问记》、《秀女结婚》、《王老汉入社》等作品，深受当时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反响很好。解放后，他曾任西北曲艺促进会执委、陕西省文联候补委员，曾以农民诗人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谢茂公用口语化表达，以叙事的方式说史，以直抒胸臆的独白形式抒情，整个作品流畅、通达，充满着一种激情。它是一种快板诗的形式表达。同样是进北京见到毛泽东，他写的《老谢见了毛主席》与王老九的《伟大的手》和《想起毛主席》相比，王老九的诗明显靠近古典诗歌加民歌的形式。谢茂公的诗社会革命的成份多了一些，王老九的诗更靠近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     李登峰与前两位相比，文化程度更高一些。解放前，他上过四年蒙学，能拿起笔来，以诗歌的形式记日记。他写了二百多万字的日记歌谣，真实地记录了关中农村的历史变迁，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的诗是以口语化、顺口溜、排比、递进的形式，表情达意，写人记事。他著有《钉锅匠李登峰日记歌谣选》。     祁守业是临潼县“王老九诗社”的顾问。他比王老九小十三岁，解放后与王老九一起担任乡宣传员，编诗写快板。他更多的继承了王老九的诗风。他的诗，境界开阔，气魄大，站得高。他的诗风刚健豪放，被誉为“人民歌者”。著有《祁守业诗选》。 贺丙丁是“王老九诗社”的掌门人。主要作品有《歌唱党和毛主席》、《贺丙丁认字》、《天安门前万年春》、《十六大精神是仙丹》等，出版了《贺丙丁诗选》、《贺丙丁文选》。《贺丙丁认字》表现了文化权利的平等享受，一种平民对文化的炽热追求。他是在文化与文学的层面上，思考着人的生活、人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作品是中国农民在精神文化生活上自觉追求的诗歌形式。     这些人的诗作，因其应时而作，抒发了一种时代革命的感情，表现了社会底层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语言质朴，琅琅上口，节奏感强，通俗易懂，生活气息浓，情感真挚，深得群众喜爱。正是这股开风气之先的滚滚诗潮，影响和滋润着这块风高土厚的黄土地，这里民歌体的诗歌创作才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例如:阮章竞的(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贺敬之的(回延安)，脍灸人口的反映大规模兴修水利的(一把镢头二斤半)和(我来了)等优秀的诗歌，都产生在这里。 二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陕西的农民诗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李强华得春风、春雨，诗歌创作如喷泉般蓬勃而发，成为新一代界碑式的人物。李强华1956年发表处女作《姐姐遨娘家》，他与王老九、谢茂公、李登峰等老一辈诗人的诗风拉开了距离。著名词作家党永庵说:"王老九是欢庆的唢呐，李强华是激扬的刽锣鼓，"李强华延续了老一代诗人歌颂新时代、歌颂新生活、歌颂翻身农民得解放的欢乐。他的诗更多的是抒情。他在个人的感情与人民大众的情感结合处写诗。他是王老九的紧密追随者，曾拜王老九学诗。但，他又是王老九的超越者。1960年，他因诗歌创作成绩突出，出席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他又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1989年在(南国诗报)举办的"中国刘三姐诗歌大赛"中，他的诗(唱歌要学刘三姐)获一等奖。1993年他的组诗(故乡诗话)获"西北五省区505杯农民诗歌大奖赛"一等奖。30多年来，他坚持写作，从不间断，先后获奖30多次，发表诗作近千首。创作诗歌3000多首，出版(锄头底下开诗花)等诗集三部。(想起毛主席)一诗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他是户县“画乡诗社”的社长，初红、章立、石侃之、王连生、苦果等人是这个社的骨干成员。李强华的诗构思奇特，形象生动，比喻贴切，大都不太长。他注重生活画面的捕捉和组接，强调节奏的工整和对仗，注重情感与形象的诗意结合，强调诗意向时代精神的深度开掘。     李强华是陕西农民诗歌创作队伍中一位界碑式的人物。他的诗曾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延河》等报刊发表过。他从王老九、谢茂公、李登峰、祁守业、贺丙丁等老一代诗人那种民间口语化、快板诗的形式中挣脱出来，洗去了叙事的非诗化的东西，摆脱了老一代诗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局限性。他自觉地在抒情性的沃土上，播种属于自己文学品格的诗花。他的诗与前面几位诗人相比，显得纯净了一些，更有诗味了一些，更现代了一些。他在生活性、人民性、时代性的基础上开掘民歌的趣味性、抒情性、意象性，但农民的诗质、诗品、诗风没有变。    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创作，真正意义上的诗学自觉，是从李强华开始的，在此之前，陕西农民诗歌叙事成分太多，说唱味道太重，快板曲艺情调太浓，政治革命痕迹太重。在李强华之后，形成了一个在诗意、诗情、诗境、诗品、诗美层面上，在民歌创作的沃土上，多元并存的群体。在这里，“农二哥诗社”的蒿文杰、“民风诗社”的王世民， “画乡诗社”的章立、王连生，“三秦百花诗社”的郭建民，以及散落在陕西大地上的惠致勇、马和平、屈发金、宋睿、田健、、潜仁、柴玲俐、张公显、毕林飞、郭兴军、文广平、渭之流、王淑慧、李晓茹、苏有明等人，都应是从这里接替出发，一路走来的。     在这支队伍中，初红是以专门研究陕西农民诗歌的评论家的姿态出现的。他是陕西农民诗歌学会发起人之一，曾任学会秘书长，主编会刊《黄土地》。他勤奋、睿智，慧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独擎陕西农民诗歌评论的大旗。他密切关注陕西农民诗歌创作的新动向、新问题，及时发表有见地的意见。他广泛联络胡采、李若冰、毛绮、党永庵等各方文艺评论家，共同关注陕西农民诗歌创作的现状。应该说，陕西农民诗歌创作阵营的形成，与初红执农民诗歌评论之牛耳，有一定的关糸。     目前，陕西省农村拥有农民诗歌作者300余人，其中骨干作者600佘人，一批80后、90后的诗歌新苗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也加入到农民诗歌阵营中来。 三     如果说，李强华是陕西农民诗歌创作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那么，第三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人物就是郭建民。     郭建民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作，出版诗集《乡恋》、《乡情》、《热土》、《乡村诗草》、《田野的歌》、《耀州风情》，诗文集《心泉》、《郭建民诗文选》等。他的诗歌创作路子比较宽，时而在民歌与现代诗的中轴线上波动，时而在古体诗与民歌之间跳跃，时而在朗颂诗与楼梯诗中寻觅。他获得陕西省第二届农民诗歌大赛一等奖的《耀州锣鼓》写得很有激情，很自由.洒脱.豪放。其中有土地与庄稼的情感，又有朗颂诗、自由诗、楼梯诗的表达成份。他写的《红盖头》，在生活的纵深感中，挖掘民族精神深层的东西，在民谣的艺术形式中，表现现代人的一种生活观。而《山河祭英魂》，又有古体诗与民歌相融的追求。郭建民是在广泛的吸纳各种艺术营养的追求中，寻找新时代、新农民诗歌创作的新突破。他是继章立之后，陕西农民诗歌学会的掌门人。他自觉地带领大家，走出单纯写民歌、民谣的局限。李延、丁鹏、焦启民、王盛才、穆黎、白春娥、何文朝、李双霖、薛文德、叶志俊、赵战劳、何琼、赵蓉、魏巧燕、王亚兰、袁余良、盛云霞、张中兴、马嘶、王璐等人，都是与郭建民并肩同行的新农民诗人，他们都应属于新时代、新时期、陕西新农民诗人的优秀成员。他们与王老九、李强华、章立、蒿文杰等非常民间化、民情化、民趣化的农民诗歌创作拉开了-定的距离。    (一)他们在坚持民歌民谣的审美风格、品位、兴趣的基础上，大胆吸收中外新诗歌创作的优秀成果，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着陕西农民诗歌创作的未来发展。例如王连生的《乡村》，那复调叠唱的板眼，那词语对位的情感递进，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西出阳关》中，那漂流者无归的感情，那大漠孤烟里、入夜寒风中孤独的相思之恋，悲剧气氛的营造中有一丝黎明前希望的星光。他的诗境宽阔而灵动，朴素而淡雅。王盛才在农耕文明的薪火传承中，用现代意识炼狱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提纯现代农民的生存观念。他站在历史的废墟上，思考着农耕文明的足迹，民族前进的诗意表达，诗意好，境界高，给人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李晓茹在土地与灵魂的血泪交融中，寻找晶莹剔透的诗魂，把英雄的颂歌植于生活的大地之上。在这里，历史的印象与诗歌的意象融入了“生长蓝田玉的土地”。何文朝吸取西方现代楼梯诗的节奏，在《黄土地的儿子》里，在土地与我的关系思考中，表达-种忧思、感伤，激越的情感在明快、简捷的节奏中得到充分的表达。郭建民在生命本体的激情喷发中，寻找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在生活现象的重复中，挖掘历史进步的文明精神。穆黎的《四十岁的女人》，构思新颖，描写了中年女人如“四月的槐花、五月的麦浪”一样美丽的风采，展示了她们“有泪也哭、有歌还唱”的丰富的内心世界。郭兴军追求诗歌意象的纯洁度，诗情对象化的形式。正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寻找、探索，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                 (二)他们在继承中国古典诗歌意境、韵律的道路上，思考着新诗反映时代内容的现代形式。在中国传统的古典诗歌中，古风、乐府、竹枝词、民谣等形式早已存在，田园牧歌式的诗情渗透、弥漫、充盈在古典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在陕西当代新农民诗歌的创作中，有相当一些人坚持走清新、简约、直接、朴素、明快的民歌诗意美的路子。在这条艺术道路上，他们自觉地追求传统的古典诗歌与新民歌相融合的诗情方式，他们培育一种既承袭古典诗歌的血脉，又反映现实生活中时代精神的新诗品。例如王世民的《银锄落地歌出喉》: “烧下砖头盖新楼，打下芝麻榨香油，农民走上致富路，银锄落地歌出喉。”更多地继承了王老九的《七·一颂歌》、祁守业的《田头短歌》、贺丙丁的《责任制是仙丹》等诗格、诗情、诗意。但他的民歌意味更纯，意境更美。他很好地吸收了古典诗歌中七言、七律对仗、押韵的传统，又立足现代人的新观念.新视角、新意境，竭力经营新农民诗的新形式。丁鹏的《田园即景》，继承了农民诗质朴、清纯、言简、意远的本质，吸收了中国古代田园诗、边塞诗中自然、清新、流畅、明快的东西，他的诗比较靠近传统的古典美，但反映的情感、思想、观念，完全是现代的。林宏的(总书记来到咱身边)，清新、爽朗，在律、绝的形式中灌注-种民歌的情调、意味、语境。这是一条在古典中追求现代、在传统中追求创新的艰难之途。从这一条道路上走过来的诗人，往往是民情、民意、民风与桂冠诗人、主流诗人的诗情、诗意、诗风融合的诗神天使。    (三)他们站在社会底层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生命体验中，努力寻找从生活的情感到艺术的情感与诗神沟通的审美方式。王淑惠的《漏屋诗人》，通过生存环境的艰苦，映现诗人用诗的形式表达自己诗美感受的虔诚和执着。诗的意象巧妙、准确、形象，给人一种身居破旧茅屋，心内充满诗意的旷达和乐观。薛文德的《秋意如歌》，在大野的自然时序中，通过庄稼成熟的画面，流露出劳动者“醉态的芬芳”。马嘶的《行走江湖》，抒发了一个独步世俗社会的流浪者纯洁、善良、思考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想感情。现代漂泊者的孤独、寂寞、失落、酸楚、感伤，而又对光明追求的信念不灭，充盈在诗篇之中。赵战劳的《农民的假日》，从农民的辛劳出发，开掘诗意美的富矿。穷而愈工写新诗，珍视人生的苦难，历炼诗歌的精神，这永远是诗神附体的重要条件。     总之，这些新时代的农民诗人，是一批与中国当代诗坛的主流诗人自觉接轨的农民诗人。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已经加入到中国当代诗坛的主流诗人之列。他们的新作，不断被中国作协、《诗刊》杂志社等单位和部门一年一度选编的优秀作品集所收录。他们的诗，不断地在各种主流媒体主办的诗歌大赛中获奖。他们在诗神的统一感召下，与来自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阶层的诗友在一起，辛勤地耕耘。他们在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创作的影响下，陕西诗坛的著名诗人毛琦、党永庵、雷乐长、闻频、刁永泉、张宣强、刘成章、峭石、张郁、朱文洲、曹谷溪、刘阳河、李汉荣、宁有志、马林帆、霍竹山、·····乃至在陕西下乡插队的叶延滨、梅绍静、高红十等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个诗派的影响。包括陕西“现代诗派”的一些年轻人，他们高举“口语化”的写作旗帜，向诗歌“贵族化”反击，也不同程度的从“庄稼汉诗派”中汲取了语言方面的营养。                       四     中国诗歌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两种样态:一种是李商隐、李贺、王勃等诗人们所追求的，讲用典的高深，讲修辞的华丽，讲诗意的铺陈，讲诗境的高古;另一种是王维、杨万里，杜牧、李清照等诗人们写的，靠近民风、民情、民歌、民谣等形式。这后一条道路，追求自然、清新、流畅、质朴、真挚、明快、简练、轻淡、明了中的诗味、诗意、诗境、诗趣、诗心的审美表达。前者雍容华贵，仪态万方;后者清丽淡雅，楚楚动人。其实，这后一条道路是中国传统诗学所追求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情趣。这是一种虚中有实、以虚写实、以实显虚、无中藏有、有中蕴无，以淡映浓、用简写繁，以半两拨千斤，在有限中求无限的艺术表达。这是在自然天籁中谛听宇宙的律动，在天、地、人的沟通中，表现人生、社会的节奏。这是一种大诗境、大诗格、大诗品。    有出息、有理想、有抱负、有作为的民族诗人，总是从第二条道路上走过来的诗歌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例如刘禹锡、王昌龄、秦观、范成大等人，都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创作过带有民歌、民谣风味的诗歌，千古流传。陕西当代农民诗歌的绝大多数诗人，走的是这条路子，特别是今天活跃在诗坛的陕西农民诗人，更是这样。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积淀深厚的国家，民歌、民谣是农耕文明的天然形式。这里蕴藏着诗学的富矿。曾以(司马祠漫想)荣获全国诗歌大奖的毛琦说:"在我的心灵天平上，农民诗人的分量，比那些时尚诗人重得多。诗歌的根在民间。我写诗，就是从民歌中吸取营养、起根发苗的。"     当然，今天的新农民诗人已与解放初期的王老九、谢茂公、贺丙丁等人不同了。今天的新农民诗人，站在贫困、破败、血污、肮脏、钢筋、水泥、瓷砖之上，遥望人类精神文明的灿烂星空;他们伸出茧花累累的双手，编织着田园牧歌走向现代化的憧憬;他们用墩实有力的脚丫，踩平小农经济的田垅小径;他们用肌肉隆起的胸脯，盛满对人民的忠诚;他们挺起坚强不屈的脊梁，扛起一个时代的诗歌在民族精神重构中的重任。他们坐在田间地头的锄把上，在思考:     (-)树立新的农民观，建立新农民诗人的民族自信心，努力表现时代赋予诗歌创作的历史使命。今天的中国农民，是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的新一代农民。有人把他们叫"新生代农民"。今天活跃在中国诗坛的农民诗人，他们是两代人，即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在这两代人中，有始终在土地上的耕种者和离开土地的进城打工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到来，千百万农村人口潮水般地涌向城市。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怀揣追求文明，追求平等，追求社会共享，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美好愿望来到现代化的都市。他们亦工亦农，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时回乡务农。工农的严格界限被打破了。村办工厂、村办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进步的标志。在这些企业、工厂中，就是本村本户的地道农民，他们同样也享受着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们按照国家企业管理的工作模式生活着。他们完全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象农民诗人丹文所写的:"哥俩好呀五魁首/麻利端起杯中酒――/不说仓里溢/不说囤里流/也不说新砖新瓦造新楼;"只说咱庄稼汉过起了城里人的好光景，"葡萄酿美酒/芝麻柞香油/称心的日子千言万语说不够/来来来/喝它个底朝天/一切都在酒里头"。他们陶醉在新生活的幸福之中。然而，他们没有忘记肩上的重任。他们骨子里流着农民的血。他们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积淀下的灿烂文化的天然继承人。今天。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了这种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站在“天人合一”的农耕文化审美价值观念的高地上，思考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思考着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途径。他们在寻找着自然哲学、伦理哲学与人类审美文化的结合点。他们在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交叉点，思考着土地、自然、宇宙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出路。这是一个时代的严峻命题。只有对农耕文明有彻骨之爱，对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的审美理想的执着追求者，才有可能担当其重任，只有把握了农耕文化的本质，站在现代工业文化、文明的审美基座上，才能看清农耕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精华与糟粕。也只有这样，这一代新的农民诗人，才有能力、有气魄、有气度，实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诗学观念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转变。     这种转变中的农民诗歌创作，要表现与农村浙行渐远，却又融不进城市的苦恼;要表现选择职业上，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要表现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却往往受到社会歧视的刺激;要表现交往愿望强烈、但交往范围狭小的情感落差;要表现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给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以公正、公平的国民待遇的要求;要表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和郁结情绪;要表现他们背井离乡，客居都市的孤独与酸楚;要表现他们失去土地后的情感阵痛，土地与农民的血缘关系发生变化后的种种可能;要表现现代工业文明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农耕文明如何长治久安;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的得失与优劣，在失与得的文化精神重构和再造中建立新的核心价值观;要表现农耕文明在城市化、现代工业化的进程中，“天人合一”审美观念、价值理想的蝉变的痛苦和获得新生的欢乐;要表现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融合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的可能。"农民/背弯成一张弓/总想把一些种子/射到远离庄稼的地方。(河北省耿湘春诗句)"。 这是一个表现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表现思想深度的时代; 这是一个表现思想深度和广度的时代。    (二)今天的农民诗歌，应是一个艺术审美价值判断的概念。这里的农民，虽然延用了过去的概念，但实质发生了变化。大学生毕业后去农村当村官;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父母亲在城市打工出生或成长在城市;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乡镇企业、工厂、车间上班;从农业大学、技校毕业的专业人员，在山野、农村一呆就是几十年，等等。这些现象，令今天的农民诗歌研究者思考。今天中国新农民诗歌中的农民，应是一种文化心态、审美心理、精神旨归、情感崇尚;应是-种对土地割不断、理还乱、千丝万缕联系的情感意绪。有的人一生靠耕种土地生活;有的人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生活过;有的人中途驻扎在农村;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对农村、农民的生存、生活很关注，很同情，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类人在长知识、长身体，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把自己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乡民、村民的生活之中，乡村生活，乡村记忆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象。这印象，随着他们对农民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生活现状的不断加深和全面了解，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就逐渐形成了与特定历史时期农村生活方式相匹配的、理想的审美心理图式。这种心理图式，成为其进行审美判断的潜在标尺。今天的农民诗歌，自然是这种心理图式、心里定势，文化审美价值判断的诗歌形式。这种诗歌的审美情趣、价值观、理想观，完全是从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从中国的农耕文明走向世界工业明文的先进性出发。     今天的新农民诗歌创作，应是一个对中国农民精神、文化、心理、观念进行分析、透视、重构的艺术实践。在这里，分析者也可能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大都市培养出的诗人，他们可能一天也没有去过农村，但他们通过读书、看电影电视、艺术欣赏等形式，对现代农村、农民的精神现状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他们站在现代工业文明孕育出的心理图式的基点上，对中国农村、农民精神、文化现象进行一种科学的、理性的、艺术的、审美的表达。我认为，这也应划归中国农民诗歌创作的范畴之内。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史上出现过"新农民诗人"的思潮和流派，代表人物有克留耶夫、叶赛宁、克雷奇科夫、奥列申和希里亚耶维茨等人，他们没有宣言，以一种诗学姿态、诗学追求，出现在俄国的诗坛上。今天的中国新农民诗歌中的"农民"概念的界定，应借鉴当时俄国诗坛对新农民诗人认识的态度。     (三)今天的农民诗歌，应是一个民族精神薪火承传、民族文化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代性的话题。     农耕文明薪火承传的问题，在中国的今天，己被提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工业文明进步的隆隆步伐，震荡着中华民族田园牧歌式的诗境。中国新一代的农民诗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既保留田园牧歌的精髓，又吸取现代工业文明的精华，建构新时代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民族文化艺术的大厦。在这里，民族文化的传统血脉如何溶入现代工业文明的躯体之中，成为时代的困惑。诗，是人类追求心灵安居的审美之所。如何使人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永远是诗歌的永恒主题。诗意地栖居，必然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一定是"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然而，现实的困惑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一种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水乳般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生存模式。我们看到的都是以损害和牺牲农耕文明为代价，换取工业文明的进步。这种历史的悖论令人困惑。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重要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目前在社会中处于非常尴尬和艰难的生存境遇之中。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他们创造着农耕文明，推进着社会的进步，他们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失去了土地，心头充满着-种酸楚和失落;他们携家带口进城打工，为城市建造房子，他们却买不起房;他们是美化城市的环保工，他们的子女在城里读书却要交高昂的借读费·····诸多的社会问题，都使新-代农民工生活在一个受挤压、受歧视、受冷落的边缘化地带。关注这个群体，是历史赋予一切有才华、有抱负、有理想的诗人的时代性的课题。凡是有民族责任感、，有良知的作家、诗人，不能不关注今天农民的生存方式、生活状态、文化精神的去向。生活在城市的新一代农民诗人，也有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前途、理想，充满信心，努力去表现自己心中真实的生活体验，表现时代的困惑和喜悦、表现民族复兴大业中的艰难与险阻，这是新-代农民诗人应该担负起的历史责任。     《陕西农民诗歌六十年》诗歌集，是一部有历史思考、有历史份量、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书。它让我看到了陕西当代新农民诗人的胸怀和襟抱，这里充满着-股忧国忧民的情思;这里叩响着时代的疑问;这里渗透着心灵的彻痛。这是一本很有水平、很有质量，能代表陕西当代农民诗歌创作实力的诗集。其中收录的诗人、诗作，都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衷心地祝愿这些诗人，莫负大好春先，创作出更新更美的农民诗歌来。     这是一个时代呼唤伟大诗人出现的时代，这是一个伟大诗人一定会出现的时代。伟大时代的伟大诗人一定出现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历史思考、历史担当之中。                                                                                                                      (作者为著名文艺评论家、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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