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强华之子李兴团悼念文章

唐古拉

艰难时世忆父亲

父亲李强华的人生，如同一本厚重的教科书。常常吸引人们去品味、咀嚼。尤其是文革十年，那个疯狂无比, 人妖颠倒的年月，让人久久难以忘却……

文革初期，人们以狂热的激情，投入到揪党内“走资派”、“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那时我们虽小，但抄家、掘墓、挨整、打死致残随处可见。“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被游街示众。满目大字报、大幅标语仍记忆犹新。今天批斗人，明天被人批，造成群众互斗的场面比比皆是。父亲生性耿直不仅自己不占公家的便宜, 遇损害集体利益的事，和偷鸡摸狗之举都恨之入骨总要批评几句。这伙人现在终于逮到报复的机会，和社会渣滓一起，大字报攻击，诋毁父亲曾加入三青团组织，是刘、邓黑线人物。他们抓住所谓的把柄不放，时时敲打，使之站在运动的边缘，给父亲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时父亲只能把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央领导合影中刘少奇面部用纸糊上。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在西郊三队马房大院，一个漆黑的夜晚，母亲刚刚记完工，好心人将母亲唤到一边：“亚兰工记咧，快回去，操心娃们着”。父亲一个无辜的好人，又被推上生产队的批判会场，会议中的情景可想而知，有人声言厉色歪理诡辩，有人凭空捏造。父亲除了愤怒地去承受，又有什么法儿？此时走入人生少有的尴尬时期。多少次深夜难眠，想到凌辱、玩弄，莫须有的罪名。无奈、焦虑，心中的苦涩和寂寞又能对谁说。现在已无法知晓父亲当时是如何检讨过关的。一些人前后总想把我家原小土地出租的成份升为地主，一榜已名列其中。屋漏偏逢连阴雨，长安县冯党村老家二伯公出证，解放前种我家地曾出过租，子真乃忘恩负义，尽是不实之词。政治上的压力逐渐加重，好在主持正义的人总多，补定成份二榜公布时，升成份终胎死腹中。那时地主低人一等，批判的靶子。每次运动的运动员，接受改造和劳动监督，受人歧视，时时屁股上都得长眼。老家的“证明”，无疑雪上加霜，父亲见后一直想不通，社会咋能把人变成这样子，从此疏远了和老家的往来，父亲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年，各村班子都被闹派搞得瘫痪。在一片狂热的夺权后，村内又分成几派互不相让，纠缠不休且水血不通，影响到了农业生产。为稳定局势和工作的需要，政府出面协调，派工作组或驻队干部。父亲常常被调去纠偏，充当灭火员到各村蹲点驻队，帮助解决问题。城郊公社（现甘亭镇）大部分村、队他都去过，尤其是在六老庵、北河头、木家庄和户县剧团等地方呆的时间都很长。在那问题成堆的地方，各户轮流管饭。父亲白天参加劳动，晚间会议一开就是半宿，甚至通宵，扯不完的理，理不清的事。苦费心机，磨破嘴皮去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往往这里按下葫芦，那里又上来个瓢，想尽了法儿，用自己的真诚和执着，促使问题的解决，艰辛地付出也收到了理想的结果。

那是父亲最忙碌，最苦涩的时期。

1970年的腊月里，大地白茫茫一片雪，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祖母的病越来越重，像狂风雨中的残灯，终耗尽了最后的一滴油。父亲闻讯急冲冲从六老庵赶回家中。已是半夜时分，见到了儿子，祖母总算合上双眼。父亲悲愤不已放声痛哭，哭祖母一世辛劳自己未能床前尽孝的愧疚；哭自己一腔的苦楚又能对谁倾诉？思亲的日子渡日如年，在痛苦中煎熬着。谁知在那贫穷与愚昧的年代，仅隔两年一次意外事故十七岁的长子无疾而终。在父亲受伤的心灵上又捅了一刀，痛伤无处发泄泪往心里流。这位倔强汉子没有倒下擦干了眼泪，把精力依然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只有忙碌，才能充实自己，忘却失去亲人的痛伤。

记得那时农业学大寨，庞光乡化中村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热火朝天，是全县的先进典型，父亲和省作协鲁盟等人组成创作组，被借调去，在修建梯田工地上一面参加劳动，一面为农民画配诗。连环画《终南山下大寨花》一书，曾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父亲李强华、校园诗人赵昌济和教师孙向农三同志，经常被户县文化馆调去为农民画配诗文、作注角。他们三位可以说是真正的护花使者，是户县农民画早期的吹鼓手和小喇叭。

1973年前后，父亲曾两度调往城郊公社（现甘亭镇）冤错假案的平反工作，他不分白天黑夜的接待群众来访，有人来家一坐半宿。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收集证据，为弄清原委，他连跑数次不含糊，本着认真负责的求实精神，促使政策的落实，也使很大一部分人卸下沉重的“政治包袱”扬眉吐气。父亲的辛劳，时隔多年，不少人常怀感激之情，但父亲很少提过。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1974~1975）两冬的农闲时节，户县人民政府投入万名劳力治理害河。不管是先前太河河滩，还是后续的涝河工地。可谓人山人海、比学赶帮、彩旗飘扬，醒目的标语，嘹亮的喇叭传喜讯。尽管寒风凛冽，脸上似刀刮，但民工们以极大的热情，干得热火朝天，头上冒着热气，光着膀子，手上磨出血泡。车轮滚滚、洋镐飞舞，打眼放炮，简陋的工具，凭人力移动巨石，整修河坝、清理河淤，河道截弯取直，造出万亩良田。民工晨起鸡未鸣，夜归月东升。吃住在工地，苦干加巧干，做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重新安排山河的伟大壮举。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治太英雄”“治涝英雄”。父亲作为西郊村的领头人，就是这英雄团队的一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于父亲忙村指挥部的事，又在小队参加劳动，吃饭没有准时，而灶在小队，遭到某些人的嫉妒和刁难，吃冰饭甚至没饭吃，以至于外队党员提出强烈批评，某些人的做法才有所收敛，他们艰辛的付出，功勋留在历史的长河里。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生存，人们成群结队进秦岭北路的南山打柴，浅山已无柴可取，只能到80里外的涝峪八里坪，那里海拔近3000米。进山都是上坡路、急拐弯，上山凭力气靠脚板一步步去丈量。父亲拉着架子车，叫上伙伴天没亮就上路，带上所谓的“干粮”，渴了喝口山泉，困了路边一小憩，在坡坎间，忙碌着砍树枝、拣枯柴、装车。顾不得休息，干到日偏西才收工回转。回程路更难走坡陡弯急、羊肠小道只能小心翼翼，加上一天劳累，早已饥饿碌碌。而重车下山，惯性的冲力，风险更大，稍不慎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驾辕确需极好功夫和眼力，路途翻车的事时有发生。车途劳顿自不必说，等回到家里早已夜深人静。这种惊险、疲倦，要过多天才能缓过来。父亲已到中年，体力远不及年轻时，偏与年青人结伴，因此吃了很多苦头，南山砍柴父亲去过好多趟，其中的艰辛只有他自己知晓。

父亲是村干部，既要出勤挣工分又要养家糊口，还要参加会议活动、学习班、赛诗会，可他坚持文学创作的事一天也没有耽搁过。口袋里常装着几片纸和铅笔头，一有灵感马上记下来，那是他的材料库。夜深人静，别人的梦乡，才是父亲的创作时机，唯有进入写作，才能忘却一切人间烦恼。为写作，他放弃许多爱好和休息。以油灯为伴、刻苦钻研推敲词句，修改诗作。光创作初稿用草绳捆了几大捆，保存许多年后遗弃了。父亲一生写过多少诗歌，他自己也说不清，为诗歌可谓锲而不舍、废寝忘食，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激情和志向。文革十年，也是父亲创作的高峰期，受左倾思想禁锢，让人琢磨不定的风向标。父亲经常听广播，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力图跟上形势发展的步伐，从未停止手中的笔，呕心沥血写了大量激情、迎合潮流的诗歌作品，和创作组成员共同修订文稿，忙至半夜刻板，油印小刊物广为传播。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识分子只要创作，就不可能跳出当时的政治，不可能摆脱被政治利用，成为政治装饰品的命运。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的羁绊，父亲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饱尝了政治生活的种种滋味，也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我们不能对他求全责备，更不应忘记那段政治统帅一切，政治绑架艺术的残酷历史。粉碎“四人帮“后，一切强加在父亲头上的不实之词最终从档案中清除。文革后期，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在县政协会上县委书记安生高会前问“强华老李来了没？”一句真诚的问候，驱散了多年的不快。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气候影响着父亲的为人处事，他深知“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教诲我们日后小心翼翼地做人，不惹事。不给父亲添麻烦，并一直保留这种习惯。

父亲虽然声名远播，但仍低调不张扬。很注意群众关系，对乡党的红白喜事，经常主动帮忙。而自己的事，他对别人的到与不到都不在意，出力不图回报。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把方便让与他人。记得我参加民办教师考试、参军入伍都符合条件，皆因父亲的不肯疏通而未去成。父亲苦苦等待终于迎来文艺创作的春天，想到再苦再累，一路熬过来的不易，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夕阳下，望着孙女的牧羊图，思路顿开，《牧归》孕育而生，也正是牧归奠定了父亲在陕西文学界的不朽位置。

2008年春天，户县县委宣传部的“感动户县”钟楼展览，用一个整版介绍父亲的事迹，堪称“中华奇人”，那是给父亲的最佳定位。

说起父亲，曾任户县文化馆30年馆长的谢志安老师讲：解放初按县委要求，他一手抓农民画的创作，一手抓诗歌创作。李强华作为一位农民诗人1960年进京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户县农民画1973年赴京展出，那是谢老师的精心栽培，也是他人生的荣耀。他说：强华比农民画早进京十年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是了不起的事。

李强华这个不朽的名字，他的人格魅力和诗作在户县乃至陕西文学界都将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我辈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资本。我想，崇拜父亲该做些什么？低调行事，人生无悔，这样也算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吧！

二零一二.六.十五        

西郊村李兴团         

代总统

致敬。鞠躬。问好。李老师千古，户县文化界第一人。

代总统

李老师德高望重，堪为户县文化巨人。

老农民

李老先生千古！向兴团问好。{:soso_e163:}{:soso_e183:}

关中子

往事如风........李老师，我想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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