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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梦中竟然见到了我已逝多年的爷爷,他老人家依然是那样,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衣,有些地方还露出了棉花呢。稍驼的背,经管已经八十多了,可是脸上依然是红光满面得。想起爷爷,往事又像门前的小溪,从去我眼前缓缓流过,仿佛昨日。 听爷爷自己说那时家境不错,家里光长工的就好几个。当时的我不懂要那么多长工何用,爷爷告诉我说是帮着种地,家里的地比较多,自己人种不过来。我还曾幼稚地问:“那是不是也像书本里讲的那样占人家的便宜?”这时爷爷很认真的说:“我们家可不是那样的,那叫剥削。我们可是善待家里雇的那几个人的,每年打了粮食有了收入最首要的一件事就是给长工添置衣物,发给他们工钱……”也正是因为多了几亩薄地,后来在定成分的时候才被化为地主,也正是因为是地主的成分,文化大革命中爷爷没少遭罪,也正是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我曾一度觉得在学校抬不起头,也正是因为我家是地主成分,才使本该读高中的大姐差点没进得了高中的大门,也正是因为我家是地主成分,才使我们姊妹几个在学校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我们的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这为我们后来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慢慢的我们习惯了低着头做事。我至今都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是住校的,那是学校做饭用的木柴,用学生自家上交。作为四类分子的爷爷,每年都要和我的姑婆(姑婆嫁给了富农成分的常家)一起为学校义务砍柴,说是劳动改造。每当这时我都觉得很丢脸,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因为成分的原因,我也确实受过人的鄙视),甚至有些恨爷爷,所以爷爷每次砍柴的时候都害怕我知道,但是当爷爷每次把母亲给他准备的干粮省下来背着人带给我,自己默默离去的时候,望着爷爷渐渐远去的微驼的背影的时候,我又觉得爷爷是多么的可怜,自己是多么的自私。因为是地主成分我家可没少遭罪,尤其是母亲。我们家孩子多,当然就得多挣工分,要不然当年的口粮就会不够的,为公分儿,快到冬天了,我们的棉袄还没着落。有一天母亲没去队里干活,队长就来叫了,母亲说孩子还没棉衣呢,今天去不了,还是远房亲戚的队长不但不同情,反倒说:“地主的孩子还穿什么棉衣!”大有地主家的孩子死不足惜的感觉。直到现在每见到当年的队长,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去年听说他的孙子患了白血病,一家人愁得吃不香,睡不下,我就在想,也许是当年造孽了。尽管这种想法是不该有的,但我总算在心里宽恕了他,现在不再那么恨他了。 记得是生产责任承包制的那年,父亲去村上开会,回到家时,一向不沾酒的父亲却要母亲弄几个菜,不明真想的我当时反倒有点害怕,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坐在桌边的父亲叫来一家人,有些哽咽地说:“我的孩子以后也能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样了,也能读高中了,也能参军了。”他不停地重复着那句话,我终于明白,是“唯成分论”的政策变了,从那以后,父亲的脸上多了笑容,。最重要的是我的爷爷再也不觉得愧疚我们了,再也不用出门东躲西藏了,再也不会受人歧视,那么忧郁了。 在那个半工半读的年代,我大哥总是在其他同学“放肆”的时候乖乖读书,才使后来村上挑选民办教师的时候,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做了当时让人羡慕的老师,可惜的是,因收入太低养不起家改了行。也正是因为这样,我的二哥发狠努力读书,是当时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二哥那年去日本进修的时候全队的人都来到我家祝贺,不久我家用上了当时很是让人羡慕的东芝彩电,从此家里天天晚上都是人满为患。 政策好了后,爷爷也变得开朗了许多,他常常给我们讲自己年轻时的事,也是从那时起,我对爷爷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是从那时起,我不再怨恨爷爷,也是从那时起,我敬佩起了我的爷爷。 爷爷年轻时曾是我们那的保长,据说那时的保长权利可大了,有枪,有处决人的权利,可是爷爷一向待人义气,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为此,在他的人士圈里,不乏豪爽之人。曾有一个叫张狂老王的,对我爷爷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张口就是“我阮大哥”之类的。他每年都是雷打不动的准时陪我爷爷过年,我儿时不懂事,曾对他大年三十总呆在我家有些反感,就问他:“你家里没人吗?”每当这时母亲总是连忙接过话茬:“你王大爷家里也是上有小下有老,可是他把你爷爷看得比谁都重,你爷爷在他们那些拜把子兄弟里是老大,每年陪你爷爷过年是对你爷爷的尊重。”看着王大爷毕恭毕敬的给爷爷敬酒,又毕恭毕敬地扶着爷爷坐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正如母亲说的,那是一种尊重,从心里的尊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理解了母亲的话。爷爷去世的时候,王大爷泪流满面,跪在爷爷的灵柩钱不停地叫着“阮大哥”,尽管当时他也是身体不再如当年了。能让人如此敬重,可见爷爷不是平庸之辈。爷爷有三个最大的特点,一是爱劳动,二是爱看书,三是节俭。 当家境慢慢好了的时候,父亲就再也不让爷爷下地了,可是一生勤劳的爷爷怎么也闲不住,总是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去山上捡些干柴,那时不管雨下几天,我家从来不缺就火的干柴。有一次爷爷又背着那被他脊背磨得溜光的背篓准备出去,恰巧被回家取烟袋的父亲看到,父亲是个耿直之人,他总是有好心没好脸,这时好一顿发火,爷爷什么也没说,乖乖地跟着父亲回了家。从此以后那个被爷爷背过无数次的背篓被父亲藏起来了。尽管这样,我感觉柴场的干柴不但没减少,反倒在增加,知道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终于看到了背着干柴的爷爷,才明白了真相,不过不是用背篓,是用绳子困住的。母亲说爷爷闲不住,老是这样会憋出病的,就让他自由点吧,我也就没告诉父亲。 爷爷在当时可以算是有学问的人,老了走不动了,参与不了其他的事了,实在闲的慌就到处找书看,为此当时已是老师的大姐给他订了一份户县报,从那以后每当天气好的时候,爷爷上午都要坐在门墩上,带着他的老花镜很仔细的读报,还经常给院里的人讲报上的内容,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次我让爷爷给我读一段报纸上的新闻,他总是把“记者”读成“记遮”,我说他读错了,他还似乎很认真的说:“记者(遮)就是记者(遮),这个字我怎么能读错呢?”没办法,家乡的口音问题!有时候爷爷还一本正经地教育我们:“人是要读书的,要不然就没出息。”就现在来看这话都是有道理的。 爷爷虽说做过保长,家里雇过长工,可是节俭一直是他的治家之本。假期里,每当母亲不在的时候都是我做饭,我这个人一向是大大咧咧的,做事不那么仔细,每次做饭都要剩下不少,尽管我认为剩饭蛮好吃的,也没糟蹋,可是每次都会被爷爷批评得不知所措,说我糟蹋粮食。这样的情况,母亲从来都是不说什么的,她认为我能替她做好饭就已经不错了。爷爷的那件黑棉袄破的已经不能再补了,可他就是舍不得丢,为他新做的羊皮棉袄也只是偶尔出门才会上身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新的穿在身上不方便,旧的穿着随意,反正又不出远门。”有一次几个同学到我家玩,看到穿着露出棉花的黑棉袄的爷爷,还问我是不是我们对爷爷不好,母亲不孝顺,就此那件黑里透白花的棉袄才彻底不准爷爷上身了。 说到孝顺,母亲可是我们的榜样。爷爷老了,也没了曾经早起的习惯了,更没了爱讲卫生的习惯,总是等到太阳晒到门口的时候才起来,母亲看到爷爷起床急忙端出热在锅里的饭菜,这时的爷爷也不管梳洗的问题,坐在炕边吃完饭,拿起放在枕边的报纸就出门了,太阳暖和的时候,他一晌午都坐在门墩上看那张不知翻了多少边的报纸,直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才去洗脸。有一次我在母亲跟前说到爷爷早上不洗脸就吃饭的事,母亲一再的叮嘱我以后别在爷爷面前说这样的话,因为爷爷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只是人老了就身困了。这话一点都不假,我现在还没老就觉得身困多了。 我一直都觉得爷爷是个有福之人,一生都很刚强,没生过什么大病,直到八十四岁的那年,晚上全队的人都来过他过生日,他很高兴,一直谈笑风生,不知怎么回事,在客人将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从此就再也没下过炕,到闭上眼睛刚好是一个月。 在爷爷病倒的那一个月里,我们村没落下一家来看望的,我记得母亲总是忙着给客人做饭。在那一个月里,我们本族的人晚上都主动的来陪爷爷,母亲把爷爷的炕收拾的干干净净,我放学回家也睡在爷爷的炕上,晚上陪爷爷说说话。这时的爷爷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健谈,有时刚说了几句,就听到了他的鼾声,就这样,一个月后,爷爷在睡在他旁边的人连觉察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走了。 农村有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叫他商量事。当年的爷爷一定是去了天堂和天神商量事去了,因为爷爷一直是含着笑的,脸上始终是安详的。昨晚梦中爷爷的影子是那么清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定是在天堂里的爷爷在怪罪我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去给他老人家上坟了。 下礼拜休假时刚好是端午,回老家看望父母的同时,我一定去给爷爷上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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