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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leiyi5684@vip.sina.com
雷颐
三
从1960年起，杨伟名陆续将这些文章寄往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并得到了各上级机构正面的、肯定的反应。
这些无疑鼓舞了杨伟名。当寄给县委的《六十条修正草案》一直未得到回复时，他竟然去信，不客气地质问县委：“不知收到没有？若收到了，是否阅过？研究过？意见如何？我们正殷切地期望着较为详尽而满意的回复！进而据此做进一步的学习研究，并认为这个‘较为详尽而满意的回复’将对我们的学习研究有所帮助和提高。”他进一步将此提高到党的高层与基层关系的政治层面：“我们还认为：党的领导机构者，‘脑’也；散布在广大地区的基层组织者，‘耳目’也。尽管‘脑’能保持高度的清醒，如果少了 ‘视四处之目’、‘听八方之耳’，仍将归于无用。只有充分发挥‘耳目’的视听作用，这个高度清醒的 ‘脑’才能够成竹在胸地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反之，如果有‘目’不能使其‘视’，有‘耳’不能使其‘听’，那就虽非‘盲聋’，实乃‘盲聋’也。”(《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67页)一个普通的农民党员，对“领导”没有丝毫的卑躬屈膝，反而毫不客气地指出“领导”也有成为“盲聋”的可能，确实难能可贵。
杨伟名的《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建议信，终于引起了时任咸阳地委常委兼行署专员的王世俊的特殊兴趣。王世俊是1937年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大跃进”时期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大跃进”给农村造成的灾难和持续的困难使他感触很深，也引起了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王世俊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咸阳专署小组会上多次提出“集体耕种，包产到户，任务归队，超产归己”的农业政策调整建议。回到咸阳不久，他就读到了杨伟名的来信建议，这与他主张开放集市贸易的想法不谋而合，在3月20日立即回信：“我很高兴地读完了你的来信——建议‘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我深深感到你对国家大事是多么关心，这种刻苦钻研国家经济的精神，是可佩的，值得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向你学习。”并建议他继续研究，及时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很大益处的”(同上，第96页)。
或许，正是王世俊的高度赞扬促使杨伟名将自己的零星思考 “全面整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当前形势怀感》一文，寄给各级领导。读完此文，王世俊感到非常惊讶和兴奋，在6月23日提笔回信道：“最近又接到你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你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第98页)他还将杨伟名的文章直接送到中共咸阳地委几位负责人手中，并特聘杨为咸阳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由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常用“吴慎”的笔名在《陕西日报》发表文章，所以不知实情的杨伟名也给吴慎寄去此文，征求意见。吴刚也在7月2日以个人名义给杨伟名回信。他表示来信中 “单干”的布点是不对的，而关于价格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有关收购中的烦琐哲学等是对的。但他强调：“不管它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当然要按党章办事，党的既定方针、政策、决议要执行，但有意见，一定要提出来。我同意你们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意见的做法。更希望以后有什么情况和意见给我们寄来。”因此，“我把你们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乃至中央如实做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98页)
吴刚绝不会想到，自己认为是党员责任、权利因此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做法，会引起一场最高领袖亲自发话的轩然大波。
1962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7月28日，《宣教动态》第73期又刊登了《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1962年8月初，中共中央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先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包产到户，所以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重提阶级斗争的导火线。8月6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 “户县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伯平在省委三届五次(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其中严厉批评了这篇“怀感”：“主席批评了户县城关公社三个党员的来信。信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主席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310页)
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从西北局一直到公社一级机构紧急行动起来，组成了由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四级工作组，于9月初进驻七一大队，查他们三人的历史、思想根源和写信情况。最后，有关几方做出了结论：“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而且，“他们乱发信件，广为散播，在组织上也是有原则错误的，是违反党的纪律的。”从西北局、陕西省委、省委宣传部、省监委、咸阳地委、户县县委你来我往的有关报告、批复中，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政治”是怎样运作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00-129页)。
在巨大的压力下，杨伟名等三人承认“错误”、做出“深刻检查”，因此有关方面决定把他们的来信作为全省干部的反面教材，但并未对只是农民的他们做进一步的“组织处理”，甚至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应当说，“定性”虽严，但具体处理在当时并不算严。
“文革”中，杨伟名从一开始就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但经过一场风波，他分外谨慎，格外沉默。不过，最终他还是噩运难逃。原来，1967年秋，西安冶金建筑工程学院25岁的大学生、属于“造反派”积极分子的刘景华，读到一份红卫兵小报作为“反面材料”刊登的《当前形势怀感》，这位农家子一下子反被文中的 “反动观点”“击中”，立即来到户县杨伟名的家中拜访。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杨伟名自然非常警惕，经过一番试探后，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是真心求教，于是畅开心扉，两人彻夜长谈，从农村政策一直谈到对“文革”的看法。杨对“文革”的分析、批判，使刘大为震动，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刘景华回到西安后，二人书信不断，杨伟名在信中进一步探讨、批判“文革”，甚至有对毛泽东1957年以后“左”的做法、一些不民主作风的直接批评……刘景华毕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还是“红得发紫”的造反派，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贴出大字报，公开质疑、批评“文革”。立刻，他被打成“现行中国敏感词过滤”，被捕入狱。从刘处搜出了杨伟名的信件，这一下，新账旧账一起算，杨伟名开始被一次次严厉批斗，备受折磨。最后，他在1968年5月6日，与妻子刘淑贞双双服毒身亡(《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51-180页)。
1979年6月，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终于为杨伟名平反昭雪，这个“平反昭雪的通知”深具时代特点，特录如下：“杨伟名等三同志写的 《当前形势怀感》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则是错误的。如否定三大改造，否定合作化运动，把整个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等，都是不客观的。作为共产党员向党的各级组织反映情况是正当的，但向一些人乱发材料是不对的，1962年七八月里，县委会对杨伟名同志的帮助教育是正确的。”“经查1968年杨伟名与刘景华确有书信往来多次，且交谈的多是对当时形势、方针政策等国家大事的看法。其观点有对的方面，亦有错误的方面，但均属认识上的片面性。”
四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正如详细采访知情人、细查档案资料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所说：“杨伟名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以及预见力、洞察力令人叹为观止。他的预见在90年代全部兑现。”(《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12页)杨伟名的文章虽然没有各种高深的理论术语，但在平实的论述中却透露出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洞察力，他们的理论完全是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教条，足使当时的许多 “理论家”、“思想家”汗颜。
遗憾的是，杨伟名在中国当代思想图谱中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在一方面强调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性，但另一方面没有被“国际学术前沿”学术术语包装、甚至没有“翻译体”的原创性文章，恰恰又最不被那些强调“中国主体”的学者所重视。
我们不是总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吗？但实际是对不合己意的群众意见不仅根本不考虑，甚至还要扣上种种罪名；甚至正常的 “党员来信”都成为罪状，人为阻断了下情上达的渠道。不是总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吗？面对“卑贱者”杨伟名，却又不承认他是“最聪明”。据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其实“严重的问题”应当是“被农民教育”。因为当整个思维方式完全被一种错误、教条的理论笼罩之后，对现实的认识、把握反远不如农民。因为农民虽然没有“理论”，但却有起码的常识。缺乏常识，往往是那些“莫测高深”的理论家们的通病和致命弱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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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25 19: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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