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 户县文化名人崔乃谦先生逝世

崔乃谦1924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户县。1946年肄业于陕西省立第二高级中学，1957到1958年在西北政法干校（今西北政法学院）学习结业。曾任户县民政局副局长、户县农林局副局长、户县农办副主任、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户县志》总编辑。著作有：《户县志》（总编，110万字，西安地图出版社1987年出版。为陕西省第一部新编县志）、《杂汇两言》（户县文化馆1994年出版）。《流年笔记》主要论文有：《读五部县志的心得与意见》（合撰，《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4·5期）；《关于＜户县志＞初稿的编纂经过》（《陕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6期）；《陕西省（户县志）初稿编纂简介》（《黑龙江史志》1984年全国北方十三省、市“县志稿”评议会专辑）等。1990年2月，被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新编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发给了荣誉证和奖章。1989年应邀义务性地参加了《中国敏感词过滤户县组织史资料》编纂。1990年后，应邀义务参与了《户县教育志》、《户县水利志》、《户县统计志》、《户县档案志》、《户县第一中学校志》等专业志的审稿和定稿研讨工作。1994年，被录入西安史志馆组织编纂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方志学者辞典》。1996年春，被户县政协文史委员会聘为文史资料征集员，先后为《户县文史资料》撰稿十余篇，为《户县文史资料》第一辑撰写的《户县的自然概况和建置沿革》一文，被作为代发刊词刊在卷首。

崔老的一部原创《流年笔记》更有价值。在这部书中，崔老真实而详细的记录了解放初的一些事如水寨错杀案，就因公安局长的失误，几名无辜的农民被错判、错杀！这本书真实记录了大跃进过程中的荒唐事例，令人扼腕叹息！

此书披露当时的县委书记对大跃进的检查，看看那些年月究竟作了什么：

1958年以来，人的口粮、牲口饲料逐年下降，1960年低于1953年统购统销以来的任何一年，看来今年还要低。国家、集体、个人家底都空虚了，吃饭成了第一件大事。

生产力遭到破坏，农村出现了人困马乏。地力薄，小农具质量差量少，供不应求。人口出生尽管还是盲目无控制生育，但自然增长率由1957年的3.3%降到1960年的2.4%，低了0.9%。农村劳动力比1950年减少了4.32%。去冬（1960年）今春（1961年）患浮肿病、干瘦病的人占全县人口的0.36%(注:户县1961年人口为32.11万人，按此比例，患上述病症的人数达1，100多人)。劳动力体质弱，劳动效率降低了30%左右。1960年全县耕畜比高级社合作化前的1955年减少了16%，比1957年减少了8.3%。现有能使役的耕畜只占到总耕畜的83%，比1957年下降10%。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车，个别地方还出现了人拉犁现象。由于缺乏精料，耕畜减少，肥猪减少，肥料质量降低，耕地复种指数却逐年扩大，1957年为125.4%，1958年为144%，1961年为167.1%，致使土地肥力减弱，单产下降，形成恶性循环。1958年全县粮食亩产为239斤，1960年为233斤。基本建设占地过多，1960年比1957年耕地减少31，997亩，减少5.03%。

上述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特别是1959年以来连年干旱造成的，三类社队封建***复辟也是造成困难的一个因素，但实事求是的讲，关键还是人为的，是我们工作造成的。

1958年夏天，县委向人民发出了“苦战三年，改变全县面貌的20条奋斗目标”，提出粮、棉产量翻一番，是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1958年初夏又不适当地提出扩大3万亩稻田的决定，批判了个别同志逐步试验的正确意见，结果事与愿违，扩大的稻田（大多在渭河滩旱地）几乎颗粒无收，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58年7月县委提出1959年在主要粮食作物产区搞5个亩产1000斤的大方，人均实现2500斤的指标。1958年夏季宣布小麦亩产413斤，最后核实为271.5斤。1958年秋季，向陕西日报写材料，报道实现玉米“千斤县”，实际亩产仅400来斤。由于批判了不相信粮食产量会这么高的同志，阻塞了如实反映情况的言路，滋长了浮夸风。1958年秋播县委在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对1959年夏粮计划指标一提再提，技术措施不适当地加番，小麦亩产计划提高到600斤、1000斤，一直到亩产3000斤，争取4000斤。对卫星田指标订的高得惊人，要求亩产5000斤的8万亩；5000斤以上到1万斤的6万亩；1万斤以上的1万亩。小麦下种量由每亩15斤提高到25斤、40斤、45斤，一直到55斤。卫星田要求下种80斤（县委试验田下到120斤）。上行下效，县委的这些脱离实际的决定，助长了基层盲目乱干，据说有的小块卫星田下种竟达200斤。同时还提出三不下种（无肥、不深翻、不密植）；在养猪上要求1958年底达到10万头，1959年又提出要在1960年保证养猪20万头，力争每人1头猪，实际上1960年底全县生猪存栏仅4.1万头。

在工具改革方面，要求苦战一天实现滚珠轴承化，苦战半天实现土化肥化，最后仅是一相情愿。

1958年冬到1959年春，在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中，由于提出的任务不切实际的过大，加之对政策界限交待不清，控制不严，在全县范围内又刮了阵“共产风”，再次助长了浮夸风、瞎指挥风。1959年下半年，脑子又发热，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大办养猪场时，又刮起了“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大协作”等名目繁多的“共产风”。由于1959年反右倾的结果，使得人不敢说实话，看领导的眼色行事，因而情况不明，方法不对，但“决心”很大，从而犯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和错误。

1960年春，在县委召开的5级干部会上，我们要求在一年内使社有经济分别占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经济的25——50%，规划8个公社分别在1962年到1964年分期分批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在壮大社有经济上，一方面强调发展社有经济不能采取“挖肉补疮”的办法，一方面又具体提出时间、比例等要求，实在自相矛盾，不可思议。同时还提出大搞丰产方和公共食堂普遍化要求。1960年秋，我们又搞了一个5万亩的大丰产方，提出“八不下种”，显系脱离实际，以致在全县又刮起“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别令人痛心的是1958年冬、1959年秋、1960年春，这几次共产风，都是犯了剥夺农民性质的荒谬的犯罪性质的错误。由此看来，“平、调、高、大”主要来自县上，不过我们的错误是前进中暂时性的错误。

1959年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在没有实现农业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又说：“无偿地占用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剥夺了日、德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

公社化以来，曾过急强调壮大社有经济，大搞打破队界的丰产方，削弱大队所有制和部分生产队所有制。全县两次大的“共产风”，据不完全统计，平调总值达508万元（未包括1959年已退赔款）。

所有制迟早要过渡，迟过渡不如早过渡，只有改变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相对稳定，会阻止生产力发展，在这种观点支配下，过急要求全县8个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在1962、1963、1964年分三批全部过渡到社有制，同时还片面强调这是革命的、进步的。

国家乱拿集体，集体乱拿农民，农民也乱拿集体和国家，不仅引起社会混乱，也引起集体所有制瓦解。中央指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决定环节，目前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

公社化后，一风吹了“按劳分配”，实行“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的错误做法。“定额管理，评工计分”吹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赔，超产奖励）流于形式。以致出现了“干不干三顿饭，做活不论瞎好，工分一样多少“的不良现象。

即使实现了基本社有制，甚至象现在的国营工厂一样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仍然还是社会主义，即是说还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央十二条语）。

贯彻阶级路线不细，一些三类社队甚至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借共产主义之名，行封建主义之实”。

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何时种，下多少种，地翻多深，肥施多少车，苗留多少株，水浇几次，什么时候浇，棉花何时种，下种多少，何时打卡，何时打尖封顶，都规定的过死过硬，束缚了农民手脚，造成了瞎指挥，形成了“秋赶夏、夏赶秋，两料不及一料收”的恶性循环。

1960年冬，结合改进三类队，错定地富成份90多户，使中农惶惶不可终日，扰乱了阶级阵线。

购过头粮。农民口粮本来就十分紧张，这时一方面说要保证农民最低限度口粮，一方面强调积极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包括购过头粮）。一度传达上级指示，明确提出压缩农村保城市，结果不少农民拿上土布、被单、衣服等生活用品到北五县、陕北、甘肃等地换粮度日（许多当年外出买粮群众，现在提起过泾阳修石头坡时无不唉声叹气）。

产生上述一系列问题的思想根子是“左”。认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时时事事处处宁“左”勿右，蔚然成风气。造成的局面是“少提意见多通过，小心招大祸”。一时间万马齐喑。群众怕而避干部，干部避领导。干部向上看得多，向下看的少。

书记在最后简略讲了几点纠正错误的意见：

1960年冬整风整社时错定的地主、富农成分要纠正。农民最低口粮要有保证。国家公购粮任务要积极完成。退赔问题，按中央提出的办，即“两年内退赔不完，三年基本解决，三年退赔不完，也必须在五年内完全解决”。

崔老在记述完这一段历史后评论道：

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作为县上的一把手，在狂热的旋风过后，敢这样面对现实进行反思说实话，实属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七品官”的县委书记来讲，没有全国的大气候，他不可能这样去干。

子女致谢词

父亲在走完了他86年的风雨岁月，在本月二十六日凌晨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陷入无比的悲痛中。

在这里要给亲友们告知的是：父亲走的很安详，没有多少牵挂，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们想，这是因为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社会，贡献给了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以及他的至亲至爱的缘故。父亲的一生，勤奋劳作，光明磊落，虽然充满了坎坷，生活得很艰难，但很有尊严。这是我们子女在悲痛之中唯一感到欣慰的。

父亲洁身自好的品格，与人为善、乐助好施的做人准则，好学善思、勤于实践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做为受父亲教养成长起来的子女，我们将坚定的珍惜和继承父亲的这一宝贵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我们牢记父亲的一贯教导，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自强自立，为亲友、为乡亲、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感谢大家来参加父亲的告别仪式，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亲朋好友，大家都曾与父亲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为父亲提供过不同程度的帮助，投入了不同程度的友爱和情感，是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快乐和幸福，特别是在父亲晚年，给他精神上的辅助和慰籍，再此，我们子女向大家——所有与父亲生前有过交往和打过交道的人、乡邻乡党、同事、亲戚、朋友表示感谢，深深的感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