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邮票的得失》发《西安晚报》

一枚邮票的得失

赵 丰

一九六九年，我十三岁时，祖父在老家逝去了。记得是个多雨的秋天，我随父母亲从户县庞光镇回河南温县大金香村奔丧。丧事办完后，我和父母亲在老家小住了几天，有机会认识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一群孩子。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老家那些日子没有下雨。在阳光下，我们玩得很快活。临走时，他们拉着我的衣角，叮咛着：“回到陕西来封信啊。”

一回来，我就写了封信回去，他们也很快回了信。是一个叫晴兰的女孩子执笔的。清晰的记得，那个中午，她牵着我的手，带我进了她家的后院。她脱了鞋子，弓着身子，上树我为摘取知了壳。那双赤脚在我的眼前晃来荡去，弓起的身躯，显露出不同于男孩的某种神秘曲线，让我浮想联翩。我一遍遍地看着她的字迹。稚嫩、秀丽的笔迹撩拨起我混沌未开的情感。我的心里涌起一种叫做幸福的感觉。

信封上，贴着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它的图案为一个工人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是一面面的红旗以及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的场面。画面上方为一幅中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外全部绘成大红色，印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金字。

我小心翼翼地把那枚邮票揭下来，夹在语文课本里，上课时看，睡觉前看。仿佛，上面附着她的呼吸，以及内心的隐秘。

那枚邮票在语文课本里珍藏了整整一年。一九七零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那时，每个同学都买一个笔记本，让即将分别的同学在上面留言。于是，我把那枚邮票夹在了那个笔记本里。那个笔记本被我装在了一个黑色的木箱子里。那个黑箱子，是我少年的保险柜，里面有我喜欢的小人书，祖母送给我的一个铜钱，我从小学到初中的“三好学生“的奖状，当然还有晴兰的来信。

那年九月，我们全家下放到了庞光公社南正村。搬家时，我自然不会忘记那个黑木箱。村上把我家安置在村子的一个旧碾房里。碾房是两间，我们和一户姓陈的下放居民都住在其中，中间隔了道土墙。地方小，我就把那个黑木箱放进土墙一个洞里。那洞，乡下人叫“窑窝儿”。一个人在家时，我就打开黑木箱，看着晴兰的信，端详着那枚邮票。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家在村外盖了两间土屋。从碾房朝新房搬家时，村子许多人来帮忙。我那天上学没在家，下午放学后一回去就在新房里寻找我的黑木箱。新房里很零乱，母亲还没有来得及整理。黑箱子还在，只是里边的东西都没影了。我问母亲，她想了半天说父亲把没用的东西拉到庞光镇的废品收购站了。我朝母亲吼道：“我那箱子里装的东西是废品么？”母亲说你吼什么吼，你那些东西能当饭吃？我顾不上埋怨母亲了，急忙朝镇上跑去。路上，碰到了拉着架子车往回走的父亲。父亲一看我焦急的样子，就回头跟着我又去了庞光镇。到了收购站，门锁着。父亲说人家怕是吃饭去了。等了好长时间，收购站的人（父亲叫他老杨）来了。老杨一听我要找一个笔记本和一封信，就说库房里黑咕隆咚的，明天来吧。我却执意不肯，父亲就在镇上的一个朋友家找了只手电筒。老杨打开库房，我和父亲就进去找。里边一股霉气，我翻着翻着就想呕吐。翻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笔记本找到了，那封晴兰的信却无影无踪。我有点悲伤，也有点欣喜，就和父亲离开了废品收购站。回到家，我把那个笔记本重新放在黑木箱里。

一九七九年春天，我们全家落实了政策，回到了庞光镇。那时，我在乾县师范上学。暑假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那个黑木箱。母亲说知道你那个箱子珍贵，在楼上放着哩。我爬上楼，找到了黑木箱。可是打开一看，笔记本不见了。我下楼问母亲，母亲说我没有打开过箱子啊。我又问了父亲，父亲挠着头发说，你想我还敢扔你那个本本么？他上了楼，打开黑木箱，发了半天愣。“怪事，怪事。”父亲一脸的疑问和沮丧。

一枚珍贵的邮票，就这样不翼而飞了。我的少年，乃至青春，生命的意义因了一枚邮票而弥足珍贵。尽管，它不属于爱情，然而它却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多少年过去了，我静下来时，就在脑海里搜索着一个少女的倩影，那双小辫，那双眯起来的眼睛，那张甜蜜的笑脸，依然清晰可见。她的影像，燎挠在我不断成长的心灵里。

近日浏览网页，看到了一条信息：那枚面值仅八分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发行，发行时间不到半天。一位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发现这枚邮票上的中国地图没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便向邮电部反映。邮电部急令全国各地邮局停售，邮票悉数退回。但一些地方邮局已经售出了这枚邮票，致使有少量邮票流出。“一片红”因存世数量极少，而成为新中国邮票中著名的珍邮，并名列世界珍邮。二零零九年在香港，它以天价拍卖成交，以368万港元刷新单枚中国邮票拍卖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

一生中，我从未有过收藏的经历。可是，一枚无意中收藏过的邮票，竟然如此珍贵，令我无比惋惜。而更重要的是，它曾经充当着一个幸福使者的角色，令我的心灵无比温馨。

（字数1898）

（载《西安晚报》201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