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 【工作扎记】李元杰历史反革命案平反记

                                                                                                                  文/靳应禄

                                                            一  临阵授命

        1984年，时我在兵器部845厂党委组织部从事党员教育、落实政策和信访工作。

          一天，党委办公室卫茂轩主任搬来近尺厚一摞资料让我看，说和我们部长讲好了，本周内不给我安排别的工作。

        卫主任这个人，沉着、稳重，是我们机关有名的“高节奏”，加之文学功底厚，我对其甚是崇拜，其虽不是我的直接领导，却负责着全厂的落实政策工作，再说，都是党委的工作，我便颌首领受。

         由于没提任何具体要求，所以我就像看故事一样浏览了一遍。三天后送回时，卫主任微笑着问我看完了有什么看法？我说有三个疑问：   

         1、李元杰是山东人，给其定历史反革命，为什么不在山东定，却在陕西定？  

         2、既然是历史反革命，为什么不在“镇反”时定，却要在“四清”时才定？

         3、“镇反”时，受害人的亲属为什么不向同住一个村而且当时并未离开的凶手李元杰讨还血债？

我的话刚落点，卫主任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说：太好了，省公安厅的电话谈的也是这三条。说着，拿出电话记录给我看。

        在分析案情时我说：极有可能是买回了我们自己的产品……

        卫主任迫不及待地问：此话怎讲？

        我说：咱们厂中心理化室那一年千里迢迢从上海购回的玻璃仪器，启封后才发现是咱户县秦川玻璃仪器厂的产品——受此启迪，我分析前面复查几次皆维持原结论极有可能是把我们厂送出的处理结论又取回来了。

       卫主任大笑说：有道理，有道理——看来，这个案子让你来办算是把人选对了。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让我看这摞材料的用意所在。其所以事前不露任何声色，是不想给我一个先入为主的束缚，是在考核我对案件的认识能力再决定是否委派——卫主任的行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二  迷雾疑云

        李元杰，山东省东平县人，供职惠安（845厂第二厂名）化工厂，“四清”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谴送回原籍。给其定性的理由是曾在原籍杀害过我地下党员。其不服，上访。已复查了几次，都维持了原结论。其仍然不服，继续上访。

       时值盛暑，我以正患肠炎为由，不想领命。其实，除了出差辛苦外，我还有不愿说出口的想法，那就是我在工厂是单身，平时可以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农忙时节得回家顾紧。卫主任不知我是托辞，说：不急，先看医生。

      人常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这话一点不假。我不领命，无论从那个角度都能说得通。但卫主任的真诚感动了我，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托，便一边就诊，一边做准备。我是想，既同意去，就早去早回。原估计三、四十天可以回来，没想到一下去了九十多天。此是后话。

      本来，党委借我出差，知道的人不多，可是那几天，却有人朝我吹风，劝我别去——说明此事有人关注。初，我尚未在意，后来，有一位主任两次和我“恳谈”，一句“定性的结论，几次都没有动，你动它干啥”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尚未出征，并且还完全说不准外调会是个什么结果，何以有说客上门？

       其所以用决战这个词，一是因为在鹤岗所要找的外调对象李元祥是本案的关键所在。二是我们采取了类似于侦察的手段才达到了目的。

为了抢时间，我和熟悉路径的搭挡刘继华获准乘飞机。我们的计划是先东北，后山东，由北往南，可以少带衣服。由于出发前因顺路又让我们捎了几个外调任务，我们在吉林转了几个圈，三次路过长春，到鹤岗已是初冬时节。

       李元祥，曾当伪军，与李元杰同乡，“镇反”时被关押，服刑期间其妻改嫁并携子女随后夫移居鹤岗。李元祥出狱后，在山东举目无亲，亦赴鹤岗与亲人团聚。正是他的一页书面证词成为给李元杰定性的惟一根据——找到李元祥是本案的重中之重。

       先一年，我们单位选派两位优秀的政工干部李文祥和龙连乾专程赴鹤岗找李元祥，怎奈李元祥躲而不见——这更反衬出找到李元祥的必要性。

       接受先一年来调查扑空的教训，我们便按予先的计划迳直奔其家，想堵他个出其不意。在其家，未见李元祥，其儿媳说她公公半个月前搬到煤矿上去了。我们问具体什么地方？回答不知道，说他们谁都没有去过。正当我们感到有点失望时，其儿媳又补了一句说明天肯定回来——老爷子前几天把孙子接去了，小孩后天开学。

      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边走边聊，还认为此行运气不错。孰料一见面，其儿媳就笑着说你们昨天刚走，人就回来了……

       李元祥的儿子给其使了个眼色，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冷冰冰地说：老爷子不是不想见你们嘛！

       这不但是个逐客令，而且是个橙色信号。本想趁其不备，没承想却打草惊蛇。为了避免弄僵，也为了给后边的工作留有余地，我们彬彬有礼地告辞。

       既然公开了，我们也就没有悄悄行动的必要了。我们与村（生产大队）党支部联系，支部书记的话验证了李元祥的儿子和儿媳所言完全属实——李元祥去年和我们的同志玩捉迷藏的事在他们村更是众所周知。

       在矿区公安分局，局长听罢我们的来意后，一句话也没说，将我们领到门外，指着四周的山峦说：这儿是边境地区，没户口的人员有三万多，漫山遍野都是，再说，这个人又是新搬来的，在这儿没熟人，你们又不认识，实在不好找。局长的话很中肯，焉有不听之理。我们只好先回鹤岗再说。

      接下来，我们又是到李元祥家，又是找书记，又是在村里探听，已经十一天了，还是无收获。难道又要无功而返吗？我们当然不甘心。我们俩用《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台词“往往有这种情况，有利形势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其实，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语录）互相鼓励，从新分析，寻找突破口。实在没有辙了，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李元祥读小学五年级的的宝贝孙子。

       说“再一次”，是因为我们已向孩子的父母提出过让其带路的要求遭拒。再提起是考虑我们能不能绕开家庭，通过学校再争取一回。

       小学校长是个原则性非常强的人，尽管和我们聊的很投机，但对我们的要求却始终不松口。不过，说心里话，我们是临时抱佛脚，换位思考，我若是校长，也是不敢贸然同意的。再说，附近山梁上前不久还出过黑熊伤人事件呢！

       是夜，我们作总结，想方略，觉着还有两招半可用，一招是通过党支部做工作；一招是“瞎子爬山”，去摸；半招呢？就是请书记帮忙继续找校长。

        在书记家里，我们一边帮其辫蒜一边聊，其欣然同意，说他写个条子就行。为了把握性更大一些，我们商定将我们的介绍信留下，以村党支部的名义给学校另出一张。

        这一次，校长极其爽快——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我们商定：我们上午将小孩领走，下午直接送到书记家，再由书记送回家。

        小孩毕竟是小孩，听说去见爷爷，十分高兴，其尽管说不出爷爷住什么地方，但我们分析只要到了居住区，其一定能找得到。果然，下了火车，小孩一路小跑，我们紧随其后，顺顺地就找到了。瞅着门上挂锁，小孩自然很失望。我们兑现诺言，买了些食品将其哄高兴，按原计划由我原路送回，刘继华则留下守侯，乘夜班通勤车回返。

       凌晨一点，刘继华回到招待所，说谈的很好，他俩约定明天我们一块谈正题——这是外调纪律。原来，李元祥也一直在暗中窥视着我们，见我们铁了心要找到他，也有点过意不去。要不然，他早躲了。

       谢天谢地，我们尽责尽力，功夫总算没有白费。

       李元祥老人很守信，当我们如约赶到时，他已经沏好了茶。和我们一样，他也是一夜未合眼——年届七旬的他，感慨多啊！

       我们先交心。谈起人生，李元祥痛心疾首。其曾是张学良的部下，驻在咸阳，参加了西安事变。事变后，部队出现分裂，形势不明朗，他厌倦了，回到山东老家。本想逃避现实，但根本逃不了，无奈当了伪军，追悔莫及。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战友有的当了军、师长，自己却成了人民的罪人。说到伤心处，眼泪哗哗。

       谈到命运，李元祥唏嘘不已，说很感谢伪县长徐贯一。同牢房四个死刑犯中，枪毖了仨，惟他一个被释放——是逃到陕西长安县的徐贯一被抓后的供词中涉及杀害我地下革命工作者的凶手中没有他……

       李元祥出狱后不久，有几个人来让他为李元杰杀害地下党员做假证。说实在话，李元杰杀没杀过地下党员，身为同乡的李元祥压根儿就不知道。但惊魂甫定的他，不敢有违，只得签字。他说对不起李元杰。去年单位来人调查，他心里很矛盾，顾虑很大，所以避了。现在他想通了，要说实话。

我问：你敢不敢作证？

       李元祥胸口一拍：敢！上法庭去讲也行。我再也不能违背良心了。

                                          四  神秘的档案

        徐贯一是东平县伪县长，掌握着全县的生杀大权，其在供词中对屠杀地下党员的行动都有详细交待。

        李元杰是徐贯一的勤务兵，其是否有血债？徐贯一的供词可起相当重要的印证作用。可徐贯一的档案似乎是个谜，我们一直未见到，以致成为我们党委领导和卫主任他们心中的一个结。

        找到徐贯一的档案是我们此行的任务之一。因为有一封回函说徐贯一的挡案在延边，我们便奔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估计这儿有国家挡案馆。

       在延吉，毫无结果的查档仅用了两天时间，却因汇款未到，无法起身——边走边汇款是我们出发前的约定，可是银行的汇票忘了写收款人的姓名，邮局无法汇出又不退回。害得我们在延吉滞留了两个礼拜，实在可惜。

       我们从延吉出发，经大连、烟台，直赴济南，在山东省档案馆查徐档，依然无果。不过，此次配合很好，事办完，款汇到，一天也未耽误。

东平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先到县城找徐档。我们用排查的方式造访了几个部门，一点线索也没有。

         正当我们打算转向下一步工作的时侯，我猛然想起：徐贯一不是被枪决的吗？法院当是他的最后一站……刘继华连呼有道理。

出发前分析案情时扯了许多，惟独漏了这一点。

         东平县公安局只说他们那儿没见徐档，而他们最清楚应当在法院但却忘记或者懒得告诉一声——当然，我们无权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错，主 要是我们经验不足。

         东平县法院档案管理员是个老同志，扑实、热情。他一边用电炉子煮挂面，一边翻档案。我不好意思说在档案室用电炉子不安全的话，我担心他心无二用把徐档滑掉了，岂不遗憾！于是，我向其建议说：咱们都是同行，干脆，你照看你的挂面锅，哀俩来翻，怎么样？老同志很乐意。

        我俩仔细地翻着，睁大眼睛瞅着，总觉得下一卷应该就是。可是，全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徐贯一”三个字。

管理员端着碗说：没有吧？我压根儿就没有印像嘛！

        我们不好意思马上告辞——细一想我们还是有点恋恋不舍，虽陪着管理员聊天，我心里却还在琢磨着徐档：难道飞了不成？此念一冒出，我忽然来了灵感。我问别处还有没有档案？

       一句话提醒了管理员，其急忙说：有，有，有，你不提，还忘了，有两袋子准备送纸厂销毁，在小库房……

什么小库房？车库旁一个堆放杂物的雨搭子而已。

       只翻了一下，便找到了徐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按出发前领导的吩咐，我们先发了个“徐档已找到”的电报回去，共享成功的快乐。后来听卫主任讲，张书记看到电报后，高兴得一夜未睡着觉——其实卫主任和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徐贯一对他当伪县长的罪恶交待的很细，派某几个人去杀某一个都交待的很明白，始终没见提及李元杰。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给李元杰定历史反革命是一个错案。

       在李元杰的村，党支部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其对介绍信只瞥了一眼，便让文书给我们写证明。文书问也不问，竟一气呵成，盖了公章。我接过一看，与前两次内容一样。原来驾轻就熟啊！

       我笑了笑说我们想看看原始根据。

       文书麻利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档案袋。

       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你们村的档案管理挺正规嘛！

       书记解释说：你们不是来了几回了嘛！我们特意装了个袋子。

       果然如此——袋子里装的是我们厂将李元杰谴送回去时送去的处理决定。

       我对书记说：这是我们厂的文件，我们有，我们要看在这个之前的文件。

       书记摇摇头说：没有了，这是最早的。

       真相终于大白，李元杰历史反革命案，我们厂是始作俑者——至此，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出发前有人频繁地给我吹风。

（作者简介：靳应禄，兵器部惠安史志编辑。现为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被聘为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员、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民俗文化研究员、香港中民影业文学顾问。法律工作者。电话 13991180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