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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靳应禄07 于 2018-11-23 16:58 编辑
【户县人物】 农民哲人靳乔兴 文/靳应禄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有幸当过三年农民。说有幸，是因为那一段生活对我来说受益匪浅。不过，这“有幸”二字只能现在说，也只值现在说，因为我当年弃学务农实在是出于无奈。 1961年，16岁的我虽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高中，奈家父有病，大哥在外工作，二哥在读大学，我们10口之家，不敢奢望多劳多得，就连基本的劳作譬如磨面、务自留地等都很困难。就这样，我高中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忍痛割爱，含泪休学了。 初回农村，我虽然样样新鲜，然而却十分的不适应，甚至到处碰壁。当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调整”时期，（后来才知道那时恰值庐山会议打退“彭德怀向党进攻”之后严批“三自一包”的微妙阶段），农村实行“三七开”的分配制度，不时传说“xx地区分田到户了”，过一向（方言。一段时间）又传言“把分田者法办了”；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留地，分给了各户，却又收回，不久又分了下去等等。说明政策的极其不稳定，也折射出农村干部如履薄冰的艰难处境。那几年，我是生产队的会计，和我朝夕相处的队长叫靳乔兴，我们习惯呼之为乔队长——乔者，巧、窍、俏的谐音也。其长我一辈，名字又带个乔字，我自然呼乔叔了。在这儿我须作些说明，依我们的村谱仕、乔、树、吉、孝、悌……我应呼其为爷，但本人不让，又不是本家，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尽管降了一辈，我们队成年人中的大多数，论辈分仍应将其叫叔。 说起乔叔，熟悉他的人一定会竖大拇指，他的出名首先是因为维修轧棉花机（简称轧花车）。轧花车在当时的农村可谓是比较神秘的机器——投入籽棉，瞬间就变为皮棉。我们周围大队(村)有几架轧花车，故障最少、出花最好的当属我们队这一架——乔叔经常被请去修机子。想当年，我们队的棉花总比其他队验的级别高，因为烂籽少，轧的辄耶（方言。均匀、不生硬）、蓬松的缘故。 乔叔虽然没有读过一天书，但说话、办事、考虑问题却很有哲理。譬如他给我传授割麦技巧的口诀是（镰刀）抡圆、摊窄、撸扎、平削、茬扫低，速度快，还省劲儿;又如拉架子车，他告诉我一个窍门：重车拉慢些人不累，轻车跑快些抢时间。再如打胡基（方言。土坯），他嘱我上打头（硾柄的高度），下打毬（硾子的高度），先中间，后四角，打活（硾）不打死，硾到不硾多（多了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以及搬（启）胡基的诀窍。乔叔喜欢养母猪，这在我们那一带是出了名的，他总是在仔猪大跌价时买母猪，一年半载后，市场变了，仔猪火爆，母猪亦吃香，最多生两窝，他便将仔猪和母猪一块儿卖掉——用他的话说，就是赶茨不赶葳，不能没足劲（方言。满足）——他的这种市场经济理念多年来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 我事农三年，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乔叔，他是队长，我是会计兼记工，我们配合很是默契。当然，这种默契是在公开、公正、透明的前提下的，离开了这个前提，默契就变了味儿。譬如他领着我们一行人去卖西瓜，我负责收钱，我们绝对是当场点钱记账；他所经手的经济手续，从不一个人去结，总要和我一同去并要我再核一遍等。“社教”时，队干部集中在公社开会，叫做“洗手洗澡”，并宣布大家都“上楼”，没有什么问题的干部，由大家举手通过，就叫“下楼”。我是我们大队第一个“下楼”干部——大家对我们队财务制度的赞许就是从一个侧面对我们乔队长领导有方的肯定。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把俚语叫“扎子”。我跟乔叔还学了不少扎子呢——这些扎子，实实在在是非常经典的实践经验。如：牛犊跟马跑/紧跑不一半；骡子架辕牛拽稍/不拽倒绊；当家的打了瓮/片片都有用；猪朝前攻，鸡朝后刨/各有各的道；鸡不尿尿/自有去处；和尚不吃肉/拿鼓出气；和尚不结婚/x的是出家人；夏天穿皮袄/说明人家（富）有；磨扇硾胡基/实打实；夹的唢呐丢盹/把祀没当事；胶多不黏，蜜多不甜；老鸦笑猪黑；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不能老跟在别人后边拾鞋带；媳妇生娃吃香，女子（姑娘）生娃挨打；拿大X吓瓜女子；牛吃刺篱图扎呢！人吃辣椒图辣呢！男人在外边受了气回家打老婆，xx没老婆，回家打他妈……这些扎子，或在闲聊中说出，或在辩论中带出，或在操作中引出，都是些实在话，简练，形象，很辨证，又不无幽默。 在我的印象中，乔叔算得上个哲人。 那几年，我们那一片有个说法：康中穷，五队不穷——这是对我们队的肯定，是对我们乔队长的肯定。不过，人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现象，很少有人知道“奥秘”，也就是我们队的一些具体做法。 合作化时期农民的计酬方法是出勤计工分。以劳动日值的多少来衡量生产队的穷富。那时，人们普遍有怕富的思想。不是不想富，而是不愿意露富，担心今年分配高，来年会加税、加公粮。所以就想方设法瞒产、“私分”。为了杜绝“作弊”，各级组织想了多种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各队互派监督员——农民分自己的劳动果实反倒受监视，这是合作化时期的一大特点。 如何巧妙地掩盖多分？考验着每一个生产队长的“智慧”。多分指的是不上帐，一经查出，受批评、撤职、法办皆有可能。此其一；其二，还有个内部的平衡问题，百人百心，很难统一，一旦产生意见，便有可能露马脚；其三，还有对队干部们的信任问题，既然是“偷分”，分了多少？会不会有人给自己多分？乔叔的办法是提高出勤日的工分标准，将约定俗成的出勤一天计10分工改为每天计15分工——他的口头禅，亦可以说他的逻辑理论是“船高码头高”、“大家驴儿大家骑”，一点也不偏颇。实际上，我们合理地分给了社员，又完全透明，谁也不会有意见。而没有意见的根本原因是这中间谁也没有额外多分。具体的做法是报表中我们堂而皇之地以10分工为一个劳动日的惯例作为计算单位填报，譬如：报表上若填1元/劳动日（指10分工），而实际则是1.5元，因为我们每天的标准是15分工。尽管如此，我们报表上的劳动日值（起码有两年）仍然是全公社最高的。 我们队的劳动日值为什么会比较高？客观原因是劳动力少，而产量并不少。主观原因是我们偷偷（说偷偷是因为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我们的叫法是“包工”，大大地提高了效率。具体内容有：拉一车粪x分工（依远近而定）；打一摞胡基（500块）30分工；盘一个炕20分工；铡1000斤草20分工；拉土的定额10车/天等，在龙口夺食的季节譬如割麦，为了将一大片麦子在一天内收割完，免得晚上派人看守，又能为播种争取时间。乔叔便别出心裁，按实际出勤劳力分成等份。 事实是变相动员家庭成员参与夏收——因为平时，那些老、幼，还有在外工作的职工是没有资格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的。这样做，没有一家完不成，无非是有的人家慢一些，熬会儿夜而已。其结果，当然加快了进度，打、种都抢了先，争取了农时，为下一料打下了基础。一步早，步步早，自然是“优胜红旗”高悬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队人口增长速度慢，以1964-1970为例，是零增长。 出嫁的姑娘多，娶回的（到本队落户）的媳妇少——不是本队小伙少，而是本队在外工作人员多。和有些队长有意给考生等设置阻力的做法完全相反的是乔叔极力主张并积极支持本队青年的升学、应征和招工，显现了他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单算口粮，我们队缴售的公购粮还不够我们队在外职工的口粮呢！ 乔叔虽已作古，但每当我回到村里，与健在的老人们谈起往事时，大家对其仍赞不绝口，夸其“是个能人”、“窍大（方言。有技巧，方法多）”、“干啥成啥”。说“五队多亏了他。”
（作者简介：靳应禄，兵器部西安惠安公司史志编辑，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上林苑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被聘为户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员、香港中民影业文学顾问、西安市“非遗保护中心”民俗文化研究员。系陕西省老法协法律工作者。微信1399118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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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3 16: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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