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县周边] 陕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新区要从开发土地转向“开发人”

显而易见，新区的命运——它们如今遍布中国东西南北，寄托着所在城市的希望——正面临严峻的考验，这些考验来自于各个层面，比如投资速度和意愿的整体衰减，比如城市的过剩，再比如包括成本、体制等各方面竞争力的减退。在经济观察报2014年11月3日《开发区模式的出路》一文中，本报记者有过详细论述。
    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共鸣，本报记者也因此收获了很多交流。乐观者有之，但更多的还是悲观和忧患。那些个人命运与新区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因为对于许多城市来说，新区的命运其实就是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它所牵动的不是简单的GDP，而是社会。
    尽管看法莫衷一是，但真正谈起对于这个话题的判断和考量，感受最深切的无疑还是那些当事者。中国的政商环境中有大量的明规则和暗规则，制度摆在台面，但整套机制运行下来，千头万绪，一言难尽，这其中的次序、轻重、磨合、收与放、缓与急、实然与应然，实则非当事人难以体会。

    那些考验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致，然而交流者给出的答案和对策则五花八门。有人讲新区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应该退回看似更稳妥的行政区模式；也有激进者认为新区应该全面复制上海自贸区经验。在众多的交流中，西咸新区（中国首个以创新城市发展方式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给出了颇为与众不同的答案。
    他的看法，虽说有忧患，但并不是悲观。比如在谈到开发区和新区的当下，王军的观点几乎是斩截而出的：“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和开放最重要的产物，是有生命力的，但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他特别强调说，“开发区既是改革的，也是开放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那些挑战在王军看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经济进入新常态，该怎么走”——这是整体投资放缓的问题；“二是城市营销环境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这是城市过剩的问题。至于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开发区该怎样走？走向哪里？他说，创新是唯一的出路，要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

    当然，创新仍是个相对务虚而且涵义多变的词，它适用于各种语境，可以空泛，也可以被当事者赋予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解释。对王军来说，创新这个简单的词语，则意味着一系列的转变——从整体的理念到具体的做法。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理念的重大转折——“说来说去，其实过去的开发区都是在开发土地，在这样一个理念的指导下运行。未来真正决定城市命运的将是人口的流入和人才的流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流指数’，开发区的理念要从开发土地，向开发人转变”。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经济观察报：怎样看待新区目前所处的外部环境？

    王军：这要从新区的发展谈起，你认为开发区模式走到了末路，这个我也赞成，但要说明的是，走到末路的不是开发区，而是过去的开发区模式。

    我有一个基本看法，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最重要产物，它不是改革或开放一个词——我必须要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中国的很多现象，有的是改革的产物，也有的是开放的产物，而开发区既是改革的，也是开放的，有的甚至走出去了，比如我们跟莫斯科合作的中俄产业园，开发区一定是有生命力的。

    当然开发区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基本判断。一是新常态下如何走；二是买方市场出现了，已经告别了卖方市场。过去在城市的快速扩张中，只要修路和基础设施建设到位，就会带来土地大幅度升值。而目前，以房地产、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了买方市场，市场风险在加大，如果发展理念不转变，就可能陷入“空城”、“鬼城”的陷阱。

    经济观察报：放缓的似乎不仅是房地产，我们观察到很多行业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社会的整体投资意愿都在下降，对你们影响大不大？

    王军：过去认为新区开发就是搞招商引资，招大投资大项目，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很多行业都过剩了，第一波是跟房地产相关的原材料，比如钢材，现在汽车产能也过剩了，或者说进入稳定状态，维持着相对平稳的保有量。

    新区建设有自身规律，西咸新区经过三年多的开发建设，三年多来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达2500多亿元，进入了投资高速增长期。2014年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了36%，但在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国范围的开发区、新区建设有过剩的倾向，这对西咸新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人流指数”决定城市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怎样应对挑战？出路在哪里？

    王军：创新是开发区的唯一出路。首先要实现的是理念的转变，我们要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发展，要关注“人流指数”——要研究怎么样引导人口的流入，以及人才（精英人群）的流入，实现从开发土地向开发人的理念转变。

    “人流指数”才是决定城市未来的关键。这里面包括两个层面的数据，一个是人口的净流出还是净流入，另一个是精英人群，也就是人才是净流出还是净流入。这两个数据有一致性，但未必是统一的，比如一个地方人口是净流入，但人才弄不好是净流出的。西安是产出人才的地方，但人才弄不好就跑到外地去了。现在中国真正能吸引人才的地方，无非是北京、深圳和杭州这几个城市。

    在具体做法上，我们新区要变的，就是从过去的园区建设，转向新的城市平台建设。城市平台建设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硬件——硬件固然重要，比如良好的居住环境，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的聚集和融资环境的便利，我们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产、学、研、投形成生态链的城市平台。

    要做好软、硬两个环境，硬环境是基本的条件，要不断提高配套水平，打造适合人才、适合年轻人生活的社区环境、网络条件；软环境就是氛围，既有政策、制度、服务等环境，也有创业氛围、适合青年人生活的氛围。

    比如我们花很大力气引入三大运营商、引入微软创新中心项目，最大的意义不是将来能够创造多少GDP，而是创造了潜力无限的软环境，提供服务、软件以及微软的创业教育培训体系，进而利用微软品牌，促进风险投资人大量入驻。

    引入“互联网思维”

    经济观察报：转型有没有阻力？比如很多人还是在以传统的、短期的GDP来考量？

    王军：囿于传统思维，好多人说我们引入微软是图虚名，实际上他们不了解互联网思维，不了解互联网产业的特点。引入微软我们是互相提供服务，它提供它的软件、教育体系，这是平台的一个重要支撑。有人说我们的联通项目，高新科技效应不明显，搞个汽车工厂每年产值就几百亿，但联通项目营造的软硬环境实际上是超出GDP的。
   过去企业都是竞争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法则。但现在互联网产业是一个互相依存的系统，企业之间是开放、合作、共享的关系，必须一起互联统筹，我们首先要树立这种思维，另外，产（产业）、学（培训）、研（研发）、投（风险投资）要形成生态体系，形成企业生态链。

    经济观察报：这些转型是不是已经开始做了？有哪些具体的计划？

    王军：我们要做的不是建厂房、生产线的问题，而是要着眼于怎么营造环境，或者叫生态体系、生态系统。

    关于创新推动和平台建设，西咸新区最近的计划包括沣西信息产业园、交大科技创新港、西工大科技产业园、空港新城民航科技企业孵化器、协同创新港孵化器、惠普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泾河新城生产力促进中心等一批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平台建设。

    我们通过互联网思维，为创业企业提供垂直化产业服务，建设产、学、研、投一体的科技园区；联合金融机构及城市综合开发商，吸引天使投资、股权投资和社会资本，通过众筹方式，推动大学生创业、就业。

    比如在沣西信息产业园，我们已经通过引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搭建起IT基础层；2013年12月西咸新区又与微软（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引入微软（中国）在国内规模最大、涵盖内容最多、产业链最完善的陕西微软创新中心、微软区域加速器、智慧城市建设、微软软件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微软IT学院等5大项目，解决孵化的问题；另外，还有一批文化综合体项目即将落户，解决生活娱乐的问题。通过这些，解决青年人才的“5分钟生活工作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我们要做的平台，要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人才进来。这个生态系统承载的不是一事一物，而是创新思维，生产的不是工业产品，而是优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