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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佛在兜率天观降生地时,中国也是选择之一,但最后还是选择降生在古代印度的一个小国——伽罗毗卫国的刹帝利种姓,并作为一名王子。其实,这都是佛陀的无上方便智慧和大慈大悲的体现。我们不妨对当时中印两国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对比便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论从那一个方面来说,古代印度的恒河文明,特别是在对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究竟真理的探究与思索方面,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几乎全社会都崇尚和尊重为探究真理而修道的人以及他们为此做出的各种尝试和努力的行为,甚至某些行为在普通然看来是极其怪诞和荒谬的,但是从社会总体来说,却是对此显得格外的宽容和理解,就好比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和鼓励一样【在古印度时代,单纯对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探究,忽视生命本身存在基础,及其和被感知的客观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哲学观点,是一种标准的“心外取法”的外道,佛预言,这种外道在末法时期,将会大行其道】。
这从当时处于印度社会相当森严的种姓制度之首位的,专业司掌祭祀神明职责,并向社会阐述世界观和生命观知识的“婆罗门”种姓阶级的本身就可以看出:社会普遍敬畏神明,普遍崇尚心灵和思想修道,尊重知识。即便是处于世俗社会统治地位的君王,也要服从这样的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专业的神权和精神代理阶级,并获得他们的认可,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而位于种姓制度第二位的帝王统治阶级,也就是“刹帝利”种姓,在那时仅仅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管理者,这一点在印度历史和佛经里都有记载。【当然,这种看法是出于过于迷恋精神世界的笔者自己,对那样社会的一点无明执着和怀念。各方面也会有其他不同的见解,笔者也都愿意接受,毕竟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并无常变化的。】这样的社会固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但从另一方面,却又为那些真正探索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终极真理的人,以及他们的学习和修道生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社会环境。
据佛经记载,当时的印度除了占据正统地位的“婆罗门”教,包括佛教在内,就已达100多种教派之多【有说96种、有说110种】。从这点上就充分看出,那时的印度社会对精神和思想方面修养的追求,对道的追求是何等的鼓励与宽容,这些学者、教派对各自的道的主张与其他各派进行大规模的辩论,这样的辩论是空前壮观的,历史都有记载,佛陀就是通过无上辩才智慧降伏了诸多外道,特别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精神领导阶级的辩论的胜利,最终确立了佛法的地位,得到社会的认可,温良而且好辩论的印度人有着他们自己独到的民族智慧。后来中国的玄奘大师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印度赢得了上至宗教领袖和国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无比敬仰和全面认可。
这种人文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据研究,印度社会从古至今所崇拜的神灵,大大小小无以计数,有说1万多的,也有说10万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小族群团体,就可以创造并崇拜一个神灵,在印度,各式各样的,古灵精怪的神灵和寺庙,神迹,到处都是,恐怕10万种神灵也打不住的,因为没有办法统计其数量,街头各类苦修的僧侣随处可见,并且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样蔚为壮观的神明图腾膜拜文化,足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多么崇尚精神境界,崇尚思想升华和修道的智慧民族。没有这样的丰饶的社会和人文条件作为悟道土壤和外缘条件和基础,很难孕育出伟大的佛陀和佛陀的教法。
据说,即便是很低的种姓,一旦决定摆脱尘世的劳烦,去深山苦修,一样会得到那时已经相当森严的种姓制度社会的宽容对待。特别是佛陀在创建他的僧团之后,无量大慈大悲,抵挡住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和阻挠,吸纳了最底层的“不可接触者”【“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是处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四个等级之外的一个阶层,约占20世纪初叶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最早的“不可接触者”,是第四等级首陀罗中那些从事屠宰、制革、埋葬、清扫等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人,因此他们也就被视为不洁者,不能与非贱民住在一个村里,不能去公共水井汲水,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不能仰头正视非贱民。】,这其中有妓女,掏粪工人,和即将被处死的罪犯作为教化的对象,使之成为获得大解脱成就的“阿罗汉”。
每当想到这些,就无比感动,在近代圣雄甘地的时期,他为了反抗和废除这种“种姓制度”,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可想而知,佛陀在那样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种姓制度社会的黑暗年代,付出了何等不可思议的超凡努力,承受了何等不可思议的巨大压力。这一切固然是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广大智慧和慈悲所致,但也是有当时的社会崇尚和尊敬修道僧团的某些人文基础,佛的出世也是依“一大事因缘”来此“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随缘度化众生的。这样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条件的因缘,也使得佛在证悟后,能较为顺利地发大雄大力大慈悲,宣说佛法,创立僧伽(僧团),初转法-轮,再转法-轮,直至佛陀的生命最后时期依然不辞劳顿,三转法-轮......所以说,古代印度对佛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好的社会人文条件和基础的。
这同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大不相同,如此大规模、多元化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公开活动,在以帝王强权和集权统治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中国历代历朝的统治者和帝王,都被称为“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超级我执”自认为就是“天”,至少是代表“天”,他们就是“道”,至少约等于“道”,并历来把结党集社视为忤逆犯上之举,很难容忍。“结党营私”提出政治主张,对中国人来说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春秋战国的历代诸侯大王,虽各自有众多的门客、谋士,有的国君竟然拥有门客上千人之多,但不要忘了,这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另一个称谓被叫做“食客”,这是一个带有十分轻蔑而不平等意思的贬义词汇。好像是在豢养着看家狗一般。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很实用的工具,而这“门客”的“门”字,就大有文章,也就是说,你是站在哪一个队伍里的,哪一条政治权力路线上的,属于哪一个权力人物门下的。你的研究和修炼的思想体系,是绝对不可以作为独立精神思想存在于正统集权统治之外的,因为那是帝王和统治者的事,正如那个渔翁训斥孔子一样——“你太多事,不是自找麻烦么?”【庄子.渔父】。
其实中国对人王权力的崇拜并不是说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但信神,而且还是多神信仰,不同的是:如果说印度人是为了求道和探索精神世界而设立种种神明加以膜拜供奉的话,那么中国人恰恰相反,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现实欲望和现实利益而供奉和膜拜这些按照自己的个性和需要造就出来各类“世俗之神”。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民间传统独有的大规模的“财神信仰”,中国春节拜年时,人们彼此之间说的最多的美言问候语就是“恭喜发财”。每逢婚丧嫁娶,节庆假日,生辰纪念等等来临之际,人们都相互送收送现金红包,不可不说是现实到极点的人文劣根性。
除各类财神之外,世俗中还有门神、灶神、花神、狐黄蛇仙等等崇拜,据说茅厕都有一个神。此外,还有打鬼的钟馗、八仙过海、关公、秦琼等等从历史名人和英雄演变过来的各路神仙,就连一个忠义的关公,也被冠以“武财神”的称号,统统都是应人们对钱财,功名利禄的现实欲望和追求而创造出来的。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至于观音菩萨都要被中国人特别冠一个新职位“送子观音”。还比如,用以祭奉圣哲孔子的文庙、孔庙等等这些本来使用以教化民众的圣殿场所,思想的发散地,多年来每奉中考高考,甚至公务员招考,职称晋级的时候,香火超级旺盛,而平时空空如也,门可罗雀。假使有一个神要是对中国人说:这个世界是苦的、空的、无常、幻影等等,那恐怕就没人会来参拜了。只要你的欲望有多少种,在中国就有多少种相应的神,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没有欲望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