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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31 1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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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县图书馆原馆长刘高明先生的怀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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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仝德普先生
刘高 明
2008年12月10日是一个悲哀的日子，肝癌夺去了人品、文品堪为人范的仝德普先生的生命，户县的天空陨落了一颗文曲星。南山默默，涝水呜咽，前往悼念的县文联主席赵丰、县作协主席杨涛等一干文友心情沉重。我是夹坐在县作协的车上前往甘河白云村悼念的，一路上飞车疾驰，车后扬起一缕缕黄尘，我的心随着黄尘向田野上飘去，有一种难以言述的失落感。
我与仝德普先生的结识缘于农民思想家——杨伟名。青少年时期我就对县城北街的杨伟名、赵振离、贾生财三位农民党员向中央上书颇多耳闻，上世纪九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从县委组织部刘志寿表兄那里得到了仝先生所著的《乡村哲人》一书，从中详细了解了上书的主心骨人物——杨伟名的家世、思想及真知灼见，从而对杨伟名及仝先生就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2000年自己在图书馆工作，大约是早春季节，与仝德普先生、县工商局的李百灵先生一同参加了定舟村张兴民先生的三周年纪念活动，借大家都在张先生的小儿子家中观看尚未发行的《赵寿山将军》电视片之机，我们三人在其北侧小屋商量了清明节给杨伟名扫墓、祭奠先贤一事。这是我与仝先生先相知、后相识、再开始合作的初始。当然，由于我们三人在县城均缺少足够的影响力，也没有做宽范围的拓展工作，清明节祭祀杨伟名一事没有成行，但是，我们三人之手从此却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一直到前期仝先生下世。
一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应当是这个地方的文化资料中心和信息集散地。这里重要的是其中的“地方”二字，要求图书馆有区别于其它地方图书馆的显著个性特征，个性特征越显著，图书馆在全国公共图书馆中的地位就越鲜亮，故特色图书馆建设也是国家指导地方图书馆建设的基本方针。户县怎么办呢？能不能以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内聚实力，外塑形象，让户县图书馆在全国各大公共图书馆之林中迅速高大起来？就这个问题我首先征询仝德普先生的意见，先生非常赞成。且从仝先生处获得了《大国寡民》的作者、北京《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对当代中国国情颇多研究、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颇感迫切的卢跃刚先生的联系方法。在征求仝先生意见后的第三天，我与文化局王福来局长、图书馆闫飞会同志即启程前往北京，在北京我们去了文化部社图司，在《中国青年报》社拜访了卢跃刚。卢跃刚先生对杨伟名的认识非常深刻，他就户县三个农民党员上书《当前形势怀感》叹言：“这是1962年！这是中国农民经过灾难后的肺腑之言！他们指出了中国问题的要害！陈述之坦率，暴露之大胆，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理论之深刻，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如果不加说明，简直不敢相信出自农民之手！其时，能与之比肩者几何？……我们在《一叶知秋》中可以看到他们生存的环境，可以看到他们探索真理，坚持真理的勇气。站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土地上，直面现实，毫不躲闪，毫不隐讳地揭示重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其真知灼见，足以与顾准交相辉映……陕西60年代产生了杨伟名，应该是陕西的一个安慰！这还不够，应该是中国人的一个安慰……整个民族应该向杨伟名致敬。”《当前形势怀感》从“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过’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十三个层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初期”党在农村应当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里“社会主义初期”概念在当时的提出，可谓是总揽全局。其实这时北京对杨伟名的其它遗著的原件尚未见到，也还尚未能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一文，其中的“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的范围收缩到应有的程度，同时相应的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的论述，这也是杨伟名思想的精华。且是我们国家今天改革开放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政策。后来我们回到户县，很快把杨伟名的《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案的修正意见》《谈谈小麦播种量》《评单式记帐法》《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等数篇文稿复印件寄往北京，故《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1日第九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卢跃刚先生的《不平常的悼念》一文，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卢跃刚先生对建设杨伟名图书馆120分赞成，鉴于此，在北京时王福来局长即将这一情况通过电话通报给了县委宣传部及主管文化工作的副县长刘博。当时县委王云翔副书记即赶往北京，与跃刚先生会面，确认了在户县启动杨伟名图书馆建设工程事宜。我们离开北京时，卢跃刚先生送给了我们一份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机关报——《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7月31日重新刊登的《当前形势怀感》复印件及所配发的历史学家雷颐的《令人震撼的〈一叶知秋〉》文章，这是北京1998年时对杨伟名的认识。
由于杨伟名思想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建设上的重大意义，户县县委宣传部2002年7月10日组织了一个户县各界人士参加的18人座谈会，我和仝先生、李百灵先生均是参会人员。会议形成了成立杨伟名思想研究会、出版杨伟名文集、撰写论文、组织杨伟名思想理论研讨等多项意向，但紧接着在地方被封冻，且斥责宣传部：“工作部门搞啥理论研究？搞好你的宣传就行了！”前边已经提及，北京对杨伟名的认识远胜于地方，8月21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纪念杨伟名的文章之后，由于文中提到了杨伟名的几篇遗著，遗著的完整面世又是必须向社会交待的工作，所幸李百灵先生在这方面早有研究，经重新整理后寄往北京，先拟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已经付印装订，但没发行了。几经周折，先是县图书馆以内部资料印刷满足社会所需，不久国家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将其正式出版，才让这段工作勉强画上了简单句号。
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在这“勉强画上句号”的前前后后，县宣传部部长武君离开了户县，丢掉县委常委，到周至担任末位副县长；我离开了图书馆，且意外的遭遇了一次车祸，摩托车从后边突然撞上来，我翻了几个跟头，在地上把尾巴骨摔成了三节，幸无大碍；仝先生的儿子也意外遭遇了酒醉者驾车的一次车祸，在医院昏迷20多天，肇事者不缺钱，医生硬是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挽救了回来，但仝先生却心力憔悴，一时间苍老了许多，一步一步挪到今天，撒手西去了。在仝先生的灵前，向遗像鞠躬，段景礼先生热泪长流，好几天眼睛都是红肿的，我却哭不出眼泪。
杨伟名是浸润着户县这块厚土上的地脉文脉成长起来的一位思想巨人，户县人不能不祀。2004年清明节，与仝先生、李百灵先生共同倡议，以原县政协主席赵学民先生为旗帜，我们在县城西桥头给杨伟名扫墓，燃烛焚香，三鞠躬行礼，寄托对先贤的哀思。之后，我们均觉得需要再做些工作，经几年努力，李百灵先生最为突出，完成了20余万字的《农情吁天录》，从事物的侧后面，真实清晰的再现了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地方社会发展史；仝先生追记当代与杨伟名相关的事态变故，完成了6万余字的《杨伟名工程》；我缺少见解，三易其稿，仅初步整理出了3万余字的《杨伟名年谱》。此期间，大约是2005年9月，北京蕴酿十七大的文件起草，《人民日报》副总编梁琪（衡）在省、市宣传部理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程来揭杨伟名故居，座谈中我们简述了杨伟名理论文章构成及无奈，梁琪（衡）离开时说：今后逐渐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杨伟名。时隔不到10个月，2006年6月份，陕西省委宣传部将杨伟名确定为37个“三秦丰碑”人物之一，陕西主流媒体均以专栏形式向社会介绍了杨伟名的基本情况。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作报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报告的脊梁。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仝先生都很疲惫，但还是和李百灵先生共同倡议，与县作协合作，举办了对杨伟名的第二次社会公祭。一切就序，在公祭的前一天晚上，我因母亲卧病在床，打电话给仝先生，让他多操心，耽心自己到时间到不了现场。仝先生说他身体也不好，也怕去不了现场。但是，后来我们两人都参加了公祭，见仝先生精神还不错，当时对他的身体也没有在意。但后来听说仝先生每日清晨跑步锻炼身体，一边跑一边象出操一样小声喊口号：“活旺些！死快些！”我心底深处就产生出一丝悲哀。
今年10月份仝先生在森工医院住院，我不知情，李百灵先生打电话给我：老伙计在森工住院呢！赶紧去看一看，肝上有癌细胞病变，有事要给你交待呢。我闻言就懵了，在木凳子上呆坐了好长时间。第二天上午我就去医院，在病房见到仝先生，却并不象想象的那么严重，精神还不错。我俩闲扯了一上午，谈他的病情，他讲医生说初有癌细胞病变，我俩都说不要紧，心态放好，配合医生，控制住癌细胞病变就行了。他谈他青少年时期的艰辛，衣难遮体，居住在村外生产队碾麦场的场房。我开玩笑说是一种历炼，他笑出了声。他谈他读书时的奋进，白德全老师的关爱，他至今感激。谈他第一篇文章在《咸阳报》上发表，得到4元钱稿费，他激动喜悦，在病房中溢于言表。他说：那时一个劳动日工值才两毛多一点，4元钱相当干半个月农活。当然，他当时的喜悦主要还是来自社会对他文化水平的认可。从他爷爷的爷爷到他父亲，都是和黄土圪塔打交道的庄稼人，他在这个柴草堆里能写出文章，当然值得骄傲和兴奋。他说他当时一个多礼拜都难以掩捺住兴奋的心情。此后，他常有作品在地方报刊上发表，因此白德全校长也把他安排进甘河二中从事教育工作。当谈到他的子女、孙女时，他说当好父亲、爷爷很不容易，他中年丧偶后曾经重新组合了一个家庭，与孩子们分开来居住，但对孩子们总是放心不下，有时更深夜静幻觉中似乎总能听到孩子们在吵架，孙女在啼哭，于是就坐起来抽支烟。但烟抽完还是睡不着，没办法就穿好衣服，从南街到北街，回家去看一看。当在家门口静静听一会儿孩子们熟睡的鼾声后，才又悄悄的回到新居，躺下才能睡着觉。我问他为什么能如此，他说：可能是太疼爱孙女了，孙女太娇嫩，也太招人喜欢。儿子、儿媳工作都很忙，没时间管小孩，有时还在娃跟前发脾气。孙女没有在他跟前，他总怕孙女受委屈。他二次组合的家庭后来又分开了，可能这也是主观上的原因之一。12点10分他女婿给他送来午饭，我离开病房，他本打算把他写的《杨伟名工程》材料要交给我看一看，话说得太多，材料在他家也没有取成，就成憾事了。
后来他出院住回家中，我又买了些营养补品，与他电话相约，准备再聊聊闲话。但是刚放下电话，办公室来了客人，当天没有去成。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他家门锁着，门卫说他和女儿出去了，我给门卫处留了一本《镐京文化》杂志，让转交给他解闷。11月20日县政协召开文史资料审稿定稿会，会上郑义林告诉我仝先生又住院了，18日他和仝先生闲聊了一个上午。我是26日上午专门去看望仝先生的，此次他体质虚弱得多了，闲聊中气力明显不支，但上厕所依然是自己行走，不用搀扶，我只是给他举着吊瓶。闲话中我向他汇报了此次参加十七届三中全会宣讲团在甘亭镇东马营村的调研，当他知道全村有土地不到1100亩，人口接近1100人，村民日常以外出务工经商为主，村子年总收入约600万元，农业收入只占十分之一。他对东马营村村民自觉主动先一步实施劳动力转移很高兴。但是，当知道其村东边的近百亩水田荒芜多年，有人想进行养虾等高产值农业开发，又因经营权一小块一小块分到了各家各户，承包受阻而叹息。我谈到东马营村的土地，产出最高的一块是办工业，其中一个家庭占地5亩，办了一个化工厂，年效益50万元；效益最差的是刚才说到的100亩水地，多年荒芜。他认为这是国家农业政策的尴尬。我告诉他，国家的土地承包政策是30年不变，但东马营村是5年一调整，村民手中没有我们国家其他地方村民手中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使用证，村民对土地没有长时间段的使用权，因而在承包地上既不能种植长效的果树苗木，也不能修建养猪圈舍及养鸡圈舍。他对地方上的土政策也感到无奈。我告诉他，我曾和村支书长谈，询问他：对国家的富民政策有哪些要求？支书没有思想准备，一时说不出所以然。急得一位镇上的干部说：政策是中央制订呢，管那么多干啥？他对我们基层干部的麻木感到悲哀。当然，我们两人还是说了些过去说过的老话：东边不亮西边亮，活人不会让尿憋死。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致富，他们就走出去，尽管背井离乡，为了生存，吃些苦也莫啥！经几年努力，他们在城市的夹缝里总能创出一片天地来。比如说，东马营村就有30户左右人家在县城、西安等地有商铺或饭馆，有人还办有公司，效益很不错。但是，毕竟现行政策制约下不正常中的正常是一种社会现实。话说到最后，我们还是认为：农村新政策中的确保土地在经营农业情况下的允许流转，实际上还很不够，应该允许农民拿出一定量的土地从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不然，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捆绑在第一产业上，经济会永远翻不了身。仝先生让我就东马营村的调研写成材料，我说写也是白写，没人愿意看。他说白写也要写。我不好执拗，他是重症病人，生命奄奄一息。现在他下世了，纪念他，我把这些话写在这里，以示对他的纪念。
人从生下来就是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仝先生的逝世本来也没有什么，只是舍不得他离开而己。仝先生，安息吧！
2008年12月27日
[ 本帖最后由 夏兰秋菊 于 2008-12-31 11:09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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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夏兰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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