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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自周公起就开始鼓吹圣人，连历史学家司马迁都相信治乱兴衰是由于有没有圣人贤人造成的。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可谓圣人贤人辈出，可结果又如何哪？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乃一部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
吴晗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的历史。
鲁迅先生说的更透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然而说的最精辟、最有预见性的，还是先秦哲人庄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何以见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还要从中华民族历史说起。
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流域，受海洋和大陆气候的影响，雨量充沛，土质肥沃，自然环境优越，因而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社会，用文明比较学的观点，叫做文明早熟。然而，面对周期性的黄河泛滥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持续入侵，中华民族在治理水患和抵御外族入侵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以克己复礼、崇尚奉献和维护集体利益为核心的的儒家文化和圣人思想。这种儒家文化和圣人思想又经西汉董仲舒、汉武帝、南宋理学、朱元璋和满族统治者等历代儒生和统治阶级的一步步强化，最终成为桎梏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精神枷锁。
儒家崇尚奉献的圣人思想有自然环境、治理水患和抵御侵略的客观要求，但更多地还是基于对原始社会圣人统治的向往，以及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判断。对远古传说尧舜大禹的真伪，我们难以辨别，但人类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在剩余财产和私有制出现以前，似乎应该有这种圣人存在。然而，一旦出现了剩余财产、出现了私有制，那么这种圣人是否还会再有，看来就要大打折扣了。
儒家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对人性善恶的判断。儒家开山鼻祖孔子说：“性相近，而习相远也”。这大抵未对人性作善恶分类，生出来都差不多，好坏基本是后天形成的。到了孟子则明确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基本就确定人性善了，以至后来儒家蒙学《三字经》开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几个字把孔孟的观点综合了，而且还把亚圣的观点排在前头。
到儒家另一位继承人荀子那里，则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但荀子还是主张“忍性情、慎积习”，最后还是要“规之以礼义”的圣人王制。韩非子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法家学说，他主张重性情之“自为”，最后范之以当世的法度。法家人物如吴起、商鞅和李斯等的命运都很悲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以法术之士的资格和贵族斗争，但另一方面又以接近权势者的资格，和贵族妥协。这种法术平行不废的政策，到了汉代便转变成酷吏“惟术是用”的统治政策，法家的优良传统在“内法外儒”的形式之下被斩断了。
与法家人性假定类似的是西方原罪思想。基督教文化认为，因为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所以人生出来就是有罪的，于是便有了人性恶的假定。在此基础上，与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和宗教等共同发展，最终形成“把统治者装进笼子”的现代西方法制社会。说到底，中国法家未转变成真正意义的法制，虽然有经济、科学、文化和宗教发展落后等一系列原因，但中华文明的早熟和儒家文化的强大无疑是很重要的原因。
儒家文化崇尚奉献精神和圣人思想，是在治理水患和抵御外侮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几千年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治水，到汉代的苏武牧羊，从宋代的岳飞、文天祥，到清末谭嗣同、徐锡麟，几乎让我们相信儒家文化和圣人思想是真实可靠的。然而翻开二十四史，对比那些满纸的阴谋狡诈、杀兄弑父、贪得无厌和荒淫无耻，我们不得不惊叹于人性的丑恶！而依赖满口仁义道德的儒家文化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够不最终走向失败和倾覆哪？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1748年出版的著作《论法的精神》里，对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详尽而深刻的描述：
中国人生活得不稳定，使得他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和过分获利的欲望……
……中国的立法者走得更远，他们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都用在学习这些礼教上，并用终生来实践这些礼教。文人用之于育人，官吏用之于说教，生活中的一切细小的举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里边……这些礼教之所以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深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的文字书写极为繁杂，必须通过大量读书学习来掌握它，而读书的内容就是礼教，因此中国人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没有什么涉及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是一些普通的实用规则而已，所以比精神上的东西更容易使人信服，更容易感动人。
……一个国民，由于丧失了应有的道德，违犯了法律，酷刑可以将他从这个社会里清除掉。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应有的道德风尚……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急剧的变革就会出现……然而中国并没有因为被征服而丢掉它的法律。在中国，礼仪、道德、法律、宗教是一回事。人们不能一下子把这些东西都改变。要由征服者或被征服者适当地去改变它……征服者逐步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这要比他们同化被征服的人民容易。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提出这个命题是出于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出于对小国寡民的憧憬以及对草菅人命、诸侯战乱现实的逃避。然而不幸的是，这句谵语竟被其身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不幸言中了。
对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有谁提出来反对过？恐怕蒲松龄要算是第一人。在《聊斋志异》里，他揭露了清初康熙朝所谓封建社会盛世下的种种黑暗弊端。但是他还没触及制度，只认为社会弊误了人才、荼毒了百姓。吴敬梓比蒲松龄前进了一步，在《儒林外史》一开头，他就说这个制度定不行。吴敬梓也有才，但他看破了，无意于功名，所以走得远。曹雪芹就比他走得更远，认为凡热衷于功名者，皆为“国赋禄鬼之流”，还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叫“禄蠹”，彻底看穿了那个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已经到了末世，因而大有悬崖撒手的气魄，所谓不如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神六飞天、嫦娥探月，中华民族即将全面实现小康，实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梦想，真可谓到处莺歌燕舞，谈笑凯歌还。儒家文化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似乎已经实现，似乎2000多年前道家哲人庄子的这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谵语就没有现实意义了？然而事实怎么样哪？
我们先来看看圣人。每天打开电视或是浏览网页，我们总能看见这样那样的感动××、以德××、卖身救×、××风采、××楷模、××丰碑，宣传他们干什么？说到底就是在宣扬圣人思想和儒家文化，就是告诉你圣人、贤人是存在的。如果我们都来做圣人，那天下就太平了。如果有圣人贤人来治理我们这个国家，那大盗就再不会出现了。
有这样一种选拔制度，它鼓励你奉献。年轻的时候，你没日没夜地工作，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积累政治资本。于是乎大家相信你德才兼备，于是委以重任，层层提拔，把很大很大的权力加在你手上，权大得连你自己都惊讶！没关系，放心大胆用吧，我们相信你，因为你德才兼备，你是圣人，你是贤人。
我们再来看看大盗，哪一个不是德才兼备、一步步从基层选拔上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国家为拉动经济，大举国债，修建高速，真可谓前仆后继、赴汤蹈火，以至于有位大连懒老虎先生竟调侃说：“其勇烈堪比明崇祯之三日一屠兵部者，某总兵云“兵部司马三日及遭屠戮，不可为，若是一月方杀，到是可以做做！”。那就不胜枚举了。
真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啊！
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不是攻击圣人，只是为了消灭大盗。为了消灭大盗，我们宁可不要圣人。或许总有那么一天，大家都不是圣人了，谁会再不靠圣人治理，上至总统如克林顿者，也能演绎出个拉链门事件，大盗也就真的止住了，天下也许就真的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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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10 08: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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