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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养民
夏启二年，爆发我县甘河之滨的甘之战，是中国进入奴隶制时代的首场战争。《尚书·甘誓》使户县历史有了四千多年的确切记载，这在全国也极罕见。有扈氏维护禅让制，反对夏启杀益夺位，惨遭杀身灭国，几千年来，是是非非，鲜有公道。
夏启剿灭有扈氏，理由是他“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也就是说他违背规律，倒行逆施。据先秦古书《竹书纪年》载：夏启“杀益夺位”，大禹将帝位已禅让于伯益，夏启的作为难道合乎常理。再说按照世袭次序，有扈氏为兄，夏启为弟，大禹真的传子也仍然轮不到启。有夏启杀一儆百，有《甘誓》血腥警世，夏朝诸侯及夏朝后世帝王无人对有扈氏公正评论自在情理之中。
按照常规，后朝与前朝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商朝对有扈氏不置可否？这是因为商朝政权的取得既非禅让，也非世袭，而是武力夺取。这一点商汤与夏启相似，所不同的是夏启还有父亲大禹旺盛的人气，而商汤则毫无背景可言。幸亏尹伊想出了天命转移的论断，才使商汤跳出了行同夏启的阴影，而他的吊民伐罪由非法变成合法，由非正义变成正义，当然这也是取决于夏桀暴虐失去民心。商汤名正言顺当了商王，为了避免他的儿子重蹈有扈氏的覆辙，采取了兄终弟继的传位方式。商汤不为有扈氏平反，实在是底气不足。商汤勤政抗旱使他深得民心拥护，政权进一步巩固。
有商汤的榜样在前，周武王用同样的方式结束了殷商纣王的统治，依靠“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理论使他的王朝合法化。周朝又恢复夏朝嫡子继位方式，为避免老臣对幼王的不敬，创立周礼，通过习礼行礼，形成等级，节制非分妄想，巩固统治地位。为了强调礼制的重要性，周朝对有扈氏的评价是：“有夏之方兴也，有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有扈氏尽管仍是教育诸候的反面教员，但已是内部矛盾，真是时间可以淡化一切。
春秋战国时代，礼乐崩坏，诸候争雄，诸子争鸣，一切处于动荡中，东周君王偏又没有大的作为。人们看到世袭制很难扭转天下败局，又不希望爆发武力革命导致生灵涂炭，便期望恢复禅让制，一方面推选出明君，另一方面保证政权和平更迭。在这种思潮风行中，有扈氏维护禅让制的行为自然得到推崇，于是乎《容成氏》、《韩非子》、《战国策》、《竹书纪年》等委婉批评大禹私心怂恿启自取或直书启“杀益夺位”体现高度民主的自由气氛。这种思潮绵延秦朝，直到汉朝初期，仍为时尚。“禹受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以启为不足于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韩非子·外储说下》这样记载，《战国策·燕王哙既位》也有类似说法。汉朝淮安王门客集体著《淮南子》认为：“有扈氏知义而不知宜也。”可见直至汉初，有扈氏仍被认定为义士，抗启也被看作义举。这是对有扈氏最公允的评价。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巩固了中央集权制理论基础，但也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司马迁《史记·夏本纪》写启登极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司马迁尽管思想比较开明，仍用春秋笔法“伐”否定了有扈氏抗启义举。东汉时，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将有扈氏列为九等人的下下等，和蚩尤、舜弟象等一样列为最下等，称为“愚人”。从这时起，可谓一锤定音，这种评价一直象黑锅一样笼罩着有扈氏，以至“飞扬跋扈”这样的成语都带了贬意。最近几十年，虽有些文章有扈氏鸣冤，反响仍不强烈。
有扈氏以他的性命、他的氏族、他的声誉殉原始社会禅让制之道，四千年来不时被人提及，他也算得禅让之道的高人。对有扈氏的毁和誉，正是一个社会类型民主进程的晴雨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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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8 16: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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